试述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

白居易的诗歌包括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等，各种类别的诗各具特点，大体反映了白诗的基本面貌。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讽喻诗是最具价值、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讽喻诗内容上主要是反映国事民生，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符合儒家的比兴传统，能够为民请命在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白居易这样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农民的痛苦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说，杜甫因其经历遭遇和时代特征主要关心人们的战乱流离之苦，那么白居易却看到了唐代社会平静外表下掩盖着的深刻矛盾。从早年面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光天”的农夫，到《观刈麦》所写的“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以及《轻肥》中所描写的因为大旱导致衢州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些都表现出了诗人对民生和百姓的关注和同情。其次，讽喻诗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们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诗人进一步在诗中揭示导致农民痛苦的原因主要是苛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贪暴，以及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各种巧取豪夺，如在《杜陵叟》中诗人对于九重天子不关心农民疾苦的进行强烈反讽。表达了诗人对残暴统治者的极大愤怒。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是首句标其目的，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轻，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代表作有《新乐府》《秦中吟》。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白居易写闲适诗，是为了“独善”，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诗风浅近平淡。如《问刘十九》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为有名，代表着白诗的最高成就。是诗人为外界事物所感，情理动于内而做出的感叹。它在《长恨歌》中描绘了一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对男女真挚爱情的赞美肯定。

白居易的名诗

白居易的名诗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1、《大林寺桃花》描写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2、《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3、《忆江南·江南好》描写春天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1]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2]... 4、《赋得古原草送别》送别诗

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 5、《琵琶行》唐诗三百首唐·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6、《钱塘湖春行》描写春天唐·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7、《观刈麦》描写夏天唐·白居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 8、《忆江南·江南忆》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9、《采莲曲》爱情诗唐·白居易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舟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

白居易讽喻诗中体现的传播思想

白居易讽喻诗中体现的传播思想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导语：白居易是“讽喻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也是讽喻诗创作的积极践行者。他的讽喻诗中流露出的诗论主张与现当代的传播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而衰。在危机与革新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诗人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以提倡和创作新乐府为己任,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是这次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不但积极投身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而且不断发展完善新乐府诗的创作理论,引领新乐府运动走向了成熟和繁荣。特别是其中的讽喻诗《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更是被誉为新乐府发展史上的典范之作。白居易是“讽喻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所谓讽喻诗,主要是指那些以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以警戒当权者、教化民众为主要目的的诗篇。白居易讽喻诗篇中流露出的诗论主张与现当代传播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诗文与现当代新闻作品不论是从宏观的历史传承角度,还是从微观的现实创作角度,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新乐府运动积极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也无疑与现当代传播的指导思想更为贴近。

一、从传播功能看,白居易的讽喻诗强调诗歌的现实批判功能,这与当代新闻传播具有的社会监视功能相契合。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监视功能。作为“社会雷达”的新闻传播机构,一方面为政府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依据,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行动;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代言人”,代表民众及时向政府反映社情民意。新乐府运动兴起以前,诗坛虚美之风极为盛行。白居易认为,自《诗经》后,现实主义的诗风在诗坛沉寂已久,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诗作极为匮乏。在他看来,前代诗人借诗文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抑郁之情,或纵情于山水田园之间,或附庸风雅吟咏风花雪月之物,就连被誉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杜甫,其反映批判现实社会的诗篇也不过三四十首。因此,白居易积极倡导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现实主义诗风。(见《新乐府》五十首序)他的讽喻诗取材十分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希望他的讽喻诗通过反映人民疾苦,起到“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社会作用,(见《策林》六十九《采诗》)给最高统治者和当朝权臣以警戒,引起对社会弊端的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补救,进而达到“上流下通上下泰”的局面。(见《采诗官》) 同当代传播思想相比,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更加鲜明地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白居易希望协助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固然有其思想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但这种维护绝非盲目地“助纣为虐”,他期望通过对朝廷内上至天子、下至小

浅析白居易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主题矛盾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中唐时期最有名的诗人之一。白居易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一生诗作众多，其中有不乏佳作，加上他的诗语言通俗易懂，甚至达到“老妪能解”的程度，因此他的诗在当时广为流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但是，最能够代表白居易诗作的艺术巅峰的是他的两首长叙事诗《琵琶行》和《长恨歌》。从唐宣宗李忱写给白居易的悼亡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中可以看出这两首诗有多么珍贵的文学价值。长叙事诗《长恨歌》是白居易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白居易在自评其《长恨歌》时曾说：“一篇长恨有风情。”，由此看来，长恨歌的主题就是”长恨“二字，这是整个故事发展的主线，长恨歌就是一篇歌“长恨”的诗篇。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古代作品中，“恨”有“遗憾”的意思，在《长恨歌》中亦是如此，“长恨”就是“绵绵不绝的遗憾”，为什么会有这种遗憾呢？这究竟是诗中主人公的的遗憾还是作者本人的遗憾呢？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首诗的主题。白居易早年写了很多讽喻诗，加上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借古喻今，以之警醒当权者，避免重蹈安史之乱的覆辙。《长恨歌》开篇就着力塑造唐玄宗风流君主的形象“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一个好色的封建君主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而荒废朝政的，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极尽权势，“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句更用了夸张手法，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以致当时社会风气都为了君主一人的喜好为之一变。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这样就能说明诗人对于唐玄宗这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做法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唐玄宗的爱情悲剧完全是他个人咎由自取，正是他的耽于逸乐，荒淫无道，导致了国破家亡的最终结局。文中的“恨”，是唐玄宗对于自己以前的种种无道之举及其导致的个人悲剧的“恨”，是这个国家人民对于统治者不作为导致的悲剧的“恨“，同时也是诗人对于这一件由于统治者的错误而导致整个唐皇朝衰落的历史事件感到的“恨”。总的来说，作者在诗中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他认为国家的灾难以及唐玄宗的个人爱情悲剧都是由于唐玄宗作为统治者追求享受，疏于理政导致的，诗人希望以此警醒现今的当权者，以免踏上他们老祖宗的旧路，导致新的“恨”的出现。但是，《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多来源于其对李杨二人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悲剧的表现上。每个人第一次读这首诗，着眼点不会是唐玄宗有多么的昏庸，也不会是杨贵妃有多么的妖媚，而是他们两人的爱情是多么的纯洁美好，令人动容。“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句句都是款款深情，表达了诗人对这段爱情悲剧是寄予了充分同情的。从前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白居易对于作为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的李杨二人是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总的看来，白居易的讽喻诗具有如下艺术特点：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但是白居易的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白居易的后期创作下面我们再看看白居易的后期创作。白居易在后期诗歌创作中，闲适生活成了他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

白居易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赏析翻译

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唐代我为江司马，君为荆判司。俱当愁悴日，始识虚舟师。师年三十馀，白皙好容仪。专心在铅汞，馀力工琴棋。静弹弦数声，闲饮酒一卮。因指尘土下，蜉蝣良可悲。不闻姑射上，千岁冰雪肌。不见辽城外，古今冢累累。嗟我天地间，有术人莫知。得可逃死籍，不唯走三尸。授我参同契，其辞妙且微。六一閟扃鐍，子午守雄雌。我读随日悟，心中了无疑。黄芽与紫车，谓其坐致之。自负因自叹，人生号男儿。若不佩金印，即合翳玉芝。高谢人间世，深结山中期。泥坛方合矩，铸鼎圆中规。炉橐一以动，瑞气红辉辉。斋心独叹拜，中夜偷一窥。二物正訢合，厥状何怪奇。绸缪夫妇体，狎猎鱼龙姿。简寂馆钟后，紫霄峰晓时。心尘未净洁，火候遂参差。万寿觊刀圭，千功失毫厘。先生弹指起，姹女随烟飞。始知缘会间，阴骘不可移。药灶今夕罢，诏书明日追。追我复追君，次第承恩私。官虽小大殊，同立白玉墀。我直紫微闼，手进赏罚词。君侍玉皇座，口含生杀机。直躬易媒孽，浮俗我瑕疵。转徙今安在，越峤吴江湄。一提支郡印，一建连帅旗。何言四百里，不见如天涯。秋风旦夕来，白日西南驰。雪霜各满鬓，朱紫徒为衣。师从庐山洞，访旧来于斯。寻君又觅我，风驭纷逶迤。帔裾曳黄绢，须发垂青丝。逢人但敛手，问道亦颔颐。孤云难久留，十日告将归。款曲话平昔，殷勤勉衰羸。后会杳何许，前心日磷缁。俗家无异物，何以充别资。素笺一百句，题附元家诗。朱顶鹤一只，与师云间骑。云间鹤背上，故情若相思。时时摘一句，唱作步虚辞。这是一首关于：的诗翻译赏析

个人作品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宋人周必大指出：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摘要：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带着他们的诗进入了唐代的第二次高潮。白居易则无疑是中唐诗坛一颗璀璨的明星。从白居易的生活遭遇起，个人的经历使他的作品的风格先由讽喻再到后来的闲适。无论从个人的遭遇抒发不平之鸣，或是关注社会反映人民的苦难，大都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其观察与体验更为深刻，题材内容更为广阔。他的诗作只要分四类，有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及杂侓诗。其中著名的就属讽喻诗和闲适诗，这两类诗充分体现了白居易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因此他的诗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闲适诗影响正文：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这是白居易在写给东华帝君的《与元九书》中写到的，也因此他的一生都秉承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一、他的兼济之志白居易在为官期间由于不满官场的黑暗，创作了很多的讽喻诗。如《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就是最具代表的作品。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秦中吟》10首，内容主要暴露官场的黑暗，权贵的骄纵、对百姓的欺压。如《议婚》：约作于元和五年（810）。作者对当时崇尚的婚姻观作了一番评论，对当时受封建门第观念影响重财轻人，攀高结富的恶俗做出揭露与批判，并对难于出嫁的贫家女寄予了同情。《重赋》：当时皇帝除国库外，另设私库，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以供自己享乐之用。地方官员借机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聚敛，以“羡余”（即赋税之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贡，从而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广大劳动人民则在重税压迫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困苦不堪。作者对此现象大为不满，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没有或不敢把矛头指向皇帝，只得对贪官污吏作出强烈批评。但诗的后半部分对重赋产生的后果的大力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对“本意在忧人”而实“夺我身上暖”的最高统治者的仇恨。评论者以之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伤宅》：唐代中叶，达官贵人奢侈成性，动辄大兴土木，营造园第。这种行径对百姓造成了灾难。作者对此进行了讽刺，认为兴建豪宅的钱最好用于救济贫民，宅地与荣耀的不朽是不可能的：“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总的看来，白居易的讽喻诗具有如下艺术特点：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但是白居易的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白居易的后期创作下面我们再看看白居易的后期创作。白居易在后期诗歌创作中，闲适生活成了他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又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

白居易全面介绍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个人作品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

试述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

白居易的诗歌包括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等，各种类别的诗各具特点，大体反映了白诗的基本面貌。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讽喻诗是最具价值、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讽喻诗内容上主要是反映国事民生，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符合儒家的比兴传统，能够为民请命在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白居易这样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农民的痛苦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说，杜甫因其经历遭遇和时代特征主要关心人们的战乱流离之苦，那么白居易却看到了唐代社会平静外表下掩盖着的深刻矛盾。从早年面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光天”的农夫，到《观刈麦》所写的“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以及《轻肥》中所描写的因为大旱导致衢州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些都表现出了诗人对民生和百姓的关注和同情。其次，讽喻诗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们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诗人进一步在诗中揭示导致农民痛苦的原因主要是苛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贪暴，以及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各种巧取豪夺，如在《杜陵叟》中诗人对于九重天子不关心农民疾苦的进行强烈反讽。表达了诗人对残暴统治者的极大愤怒。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是首句标其目的，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轻，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代表作有《新乐府》《秦中吟》。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白居易写闲适诗，是为了“独善”，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诗风浅近平淡。如《问刘十九》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为有名，代表着白诗的最高成就。是诗人为外界事物所感，情理动于内而做出的感叹。它在《长恨歌》中描绘了一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对男女真挚爱情的赞美肯定。

论白居易“感伤诗”特色

论白居易“感伤诗”特色摘要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白居易在有生之年，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纵观白居易的诗作，最感人心扉，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当属其感伤诗。感伤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故不少学者都对白居易感伤诗独特的时代意义及形象作了分析,从艺术成就的角度分析，感伤诗达到了白居易诗歌艺术成就的高峰关键词：白居易感伤诗艺术价值情感价值高峰

目录一、白居易感伤诗的溯源（一）自古以来的感伤渊源（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二、白居易感伤诗的创作年代特征（一）少年时代多感慨颠沛流离之作（二入仕期间多哀伤宦海沉浮之作（三）晚年时期多悲叹物是人非之作；三、白居易感伤诗主要特色（一）景物抒情（二）现实主义（三）平实语言（四）超越抒情模式

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又一位杰出诗人，他用毕生精力创作了3000多首诗歌，也是唐代诗人中诗歌创作最多的一位，虽然在他本人认为自己作品中价值最高最认可的是讽喻诗，但是后人在千年之后对他诗歌的评价中，感伤诗脱颖而出，这其中既有历史变迁的缘故，也有审美情趣变化因素，本文通过对白居易创作感伤诗的时代背景，年代特色以及人生轨迹，来探寻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在感伤诗这类诗歌中的艺术特色和成就。一、白居易感伤诗的溯源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感伤诗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要研究感伤诗就不得不从感伤诗的渊源说起，探寻诗人因何而感，因何而伤，只有了解了诗人创作感伤诗的一些时代和人文背景，才能更好的解读其感伤诗。（一）自古以来的感伤渊源感伤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情愫，也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的标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弥漫着感伤的情绪，屈原的《离骚》，东汉的《古诗19首》，曹丕的《悼夭赋》都是感伤情怀宣泄的佳作。通过对当时人们普遍心理的细腻描写，，把人类内在的情感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白居易的感伤诗也恰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这种固有的感伤情调，所以说，白居易的感伤诗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感伤文风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白居易把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的感伤情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诗论

论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实践的得失白居易以其讽喻诗论和创作，曾被誉为与杜甫并称的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讽喻诗论强调诗歌创作要关系时事，“兴寄”、“美刺”。讽喻诗作也的确揭示了中唐时期的社会弊端，具有充分的真实性，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讽喻理论与创作实践反差，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背离，又显示出其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分析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探讨其形成原因，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知和评价白居易讽喻诗论和创作，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把握诗歌创作的自身规律。因而，本文重在谈论其不足之处。一、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论，白居易最为人们看重的是其讽喻诗诗论。诸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即要求诗歌创作立足社会现实，表现民生疾苦，直陈社会弊端，以求“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此类观点，白居易诗作中也多有表述。可以说，“为时为事”是白居易讽喻诗论的总纲，“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是其讽喻诗创作的目的。 “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的诗歌批评原则。他批评自屈原到李白等历代诗人作品不是“为时为事”，不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认为“诗道崩坏”，“六义尽失”。即使是杜甫，“撮其《新安吏》、《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因而，他自觉地创作讽喻诗，想以此超越杜甫，振兴诗道。白居易的讽喻诗论继承先秦儒家的“兴寄”，“美刺”诗论传统，首次提出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过于强调诗歌“为时为事”、“补察时政”的原则和作用，难免会忽略诗歌的其他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诗歌表现生活的范围非常广阔，诗人感受生活的角度也很独特，既可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抒发具有一定概括意义的情感倾向，也可表现诗人在特定环境氛围中某一瞬间独特的情绪感觉。意境才是诗歌创作成败优劣的关键。读者更乐意欣赏具有美学价值的诗篇。如果狭隘地限定诗歌“为时为事”，容易淡化诗歌的审美特性，有碍于诗歌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有害于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同样，白居易以此为原则评论历代诗人诗作，结论也有偏颇。屈原、苏武确为“不遇者”，但他们的“伤别”、“怨思”决非一已私怨，而是社会大环境与个人独特遭遇结合的情感体验，仍具有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陶潜首创“田园诗”，二谢开拓山水诗，对诗歌发展均有贡献，却均遭到白的指责。漠视盛唐诗歌，指责“诗史”杜甫尤甚。由《诗经》到盛唐诗歌，从诗歌内容到艺术形式，本为逐渐发展，走向辉煌的上升轨迹，在白居易看来却成了逐渐衰败的下降曲线。公允地说，白居易并非艺术修养不高，并非不领悟历代诗人的艺术造诣，问题在于，他对诗歌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强调讽喻，不及其余，自然失于偏颇，又极易导致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单纯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为时为事”、“美刺”比兴的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精选.)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白居易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白居易的诗词《东城桂三首》(其三)

白居易的诗词《东城桂三首》（其三）《东城桂三首》（其三）唐?白居易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赏析】从诗的序文可知，白居易在苏州东城的樵牧场看到一棵桂花，“惜其不得地”，于是赋三绝句以唁之，本诗为第三首。诗表达了对桂花生而不得其地（即生长的不是一个好地方）的怜惜，间接道出对桂花的喜爱之情。白居易晚年曾写过三首的《忆江南》，其中一首写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诗人怀念江南的美好，还把月中寻桂作为一大乐事，表现出豁达的人生态度。可惜当时古人没有数码相机，否则的话，诗人也像现代人那样寻景拍月，悠然自得，岂不更美？ “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亮上只有一棵桂

树，肯定有很多空闲之地，于是诗人大胆地向嫦娥仙人提议，还要不要再多种几棵？作者引用神话故事作为诗的材料，但又不局限于神话故事本身，真是奇思妙想，新颖独特。东城当时是樵牧之场，作者担心桂树的安危，“长忧落在樵人手，卖作苏州一束柴”，害怕它有朝一日落入樵夫之手，被砍作柴薪而卖掉。但又苦于无力顾忌它的安危，才不由得发出奇想：“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嫦娥自然不会回答，这棵桂花也只能生长于人间的樵牧场，诗人幽默诙谐的背后，流露出深深的无奈。扩展阅读：白居易的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

白居易诗三首赏析

白居易诗三首赏析白居易简介白居易：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土。祖籍太原。至曾祖白温移居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北）。祖父白鍠、父白季庚都是明经出身，宦游各地，做过县令、州别驾一类小官。白鍠长于五言诗，有诗集传世；白季庚为官清廉，多有政绩。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今属河南省）。母陈夫人粗通诗书，"亲执诗书，昼夜教导"。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从祖弟白敏中都及进士第。白居易的幼年是跟随父亲在中原一带度过的，正遇上叛军作乱，十一、二岁以后避居越中。十六岁北返长安，曾以诗文投谒当时名土顾况，很受赞扬。大约十七、八岁时，就写出《赋得古原草送别》那样的名篇。二十九岁在长安进士及第，三十岁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及第后授周至（今陕西）县尉。在那里写了《长恨歌》和《观刈麦》等名作。三十六岁入朝为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这一时期，他意气风发，赋诗撰文，上书献策，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新乐府》五十首和十首《秦中吟》中的某些诗篇作于此时。他积极参与朝政，直言不讳，得罪了一些权贵。元和十年（815），他44岁时被贬为江州司马。次年秋写出了著名的《琵琶行》。以后又相继出任忠州（四川）、杭州刺史。长庆四年（824），他被授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这年冬天，自己编定了《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凡2191首作品（诗与文），并制序。敬宗宝历元年（825），54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此时他体弱多病，遂告假休官，56岁回到洛阳。此后虽一度入朝作秘书监（官职较高，但只管理国家图书），但他一因年老多病，二因当时牛、李党争激烈，他不愿介入，就请求退休，终于在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闲官）分司东都，回到洛阳。七十一岁以刑部尚书致仕。七十五岁病逝于洛阳，追赠尚书左仆射。白居易生前多次编集自己的诗文。会昌五年（845），即他逝世前一年，他作《白氏长庆集序》云："白氏前集《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由于五本分藏，他的诗文基本得以保存。今存白诗二千八百多首，文八百多篇。南宋绍兴年间刻印的七十一卷本《白香山诗集》是现存最早的白集刻本。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是近年来较重要的笺校本。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释杂糅的。四十二岁贬江州前，以儒家为主导，积极入世，有"兼善天下"之志；此后道、释为主导，"知足"，信"命定"，求适意，"独善其身"成为生活信条。后半生做官信奉两条原则：不作京官（不介入朝廷党争）；无为而治（半官半隐）。最终皈依佛门。他前半生的文学主张很著名。《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寄唐生》诗云："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文学要吟咏性情，愉悦心意。他第一次编《白氏长庆集》时，把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类：讽喻诗（如《新乐府》、《秦中吟》等）、闲适诗（如）、感伤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杂律诗。前三类皆古体，近体皆入第四类。《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诗题“轻肥”，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如诗人步入仕途不久所作、列在白集“闲适”第一篇的《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一诗，即表现出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现有生活的满足。诗末四句这样写道：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另一首作于盩屋尉时的《官舍小亭闲望》也有类似的诗句：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以淡泊知足之心，对清爽自然之景，境界不算大，格调也不甚高，但自得自适之情却别有一番意趣。这种知足保和的心境，越到晚年表现得越突出：“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尝黄醅新酎忆微之》）闲适生活与诗酒人生、拂道心境全都表现在闲适诗里：“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白居易的知足保和，源于他对政治的厌倦和佛、老思想的影响，他炼丹服药，诵经坐禅，释、道二家在他的人生态度、生活情趣中都留下了甚深的印记。当然，也源于根深柢固的浅俗思想。他的很多闲适诗，都热衰于铺叙身边琐事，将衣食俸禄挂在嘴边，千篇一律，令人生厌。在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他这样说：“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这一时期的诗作，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越翼《瓯北诗话》卷四），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之又浅，俗之又俗。苏轼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白之俗，主要就表现在这里。白居易另有不少记游写景的“闲适”之作，很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如那首长达１３００字、被后人评为可与韩愈《南山》诗“匹敌”（《唐宋诗醇》）的《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叙述游踪条理分明，步骤井然，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摹景写情既形象生动，又自然散朗。写山风是：“风从石下生，薄人而上抟。衣服似羽翮，开张欲飞骞”；写日落月出是：“西北日落时，夕晖红团团。千里翠屏外，走下丹沙丸。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写游山之意是：“我本山中人，误为时网牵。……今来脱簪组，始觉离忧患。及为山水游，弥得纵疏顽。”诗情画意弥漫其间，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他被贬之后写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等诗，都能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观照自然，抒写心愫，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他的《大林寺桃花》虽仅短短四句，却理趣悠长，活泼可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诗歌表现

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诗歌表现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导语：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是其诗歌的一大特色，而讽喻诗中所表达的“兼济”之志又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深刻情怀。白居易在前期集中创作大量的讽喻诗，目的就是为了通达上听，裨补时阙，从而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志向。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其思想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学界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卸任左拾遗之际，任杭州刺史时和被贬江州司马时。其中，“江州司马时期”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也是集中在以“兼济”情怀为主导的被贬江州之前的这段时期。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之前的前期，“兼济”思想占据主导，“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贞元十八年，白居易正式踏入官场，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此时的白居易青年得志，满怀壮志;当时的宪宗皇帝也很器重他，这大大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期间，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共172首;此后，则是兼济与独善的矛盾阶段，直到最后的行独善，中后期大部分作品则是以闲逸和感伤为主调。《新乐府》五十首作于任左拾遗时期，“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秦中

吟》共有十首，作者在自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白居易的讽喻诗有一个共同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诗歌的形式，采用讽喻的手段表现出来，为的是通达上听，补察时政。白居易的讽喻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创作倾向：第一，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不论是沉重的赋税徭役，还是纷乱的战事。在《新乐府》组诗中，有接近二十首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这类诗歌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农人形象：《观刈麦》中的贫妇人，《采地黄者》中的受灾者，《卖炭翁》中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中的折臂老者……他们饱受着社会上的各种不公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观刈麦》作于元和二年，写割麦者与拾麦者夏收时那种辛勤劳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这种对民众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自己深深的内疚之情跃然纸上。《采地黄者》作于元和七年，诗人当时在下渭村见到农民遭到春旱秋霜之灾后，一入冬就断了口粮，被迫采地黄换取粮食来维持生计，“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而富贵人家却用粮食来喂马，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以采地黄者的不幸遭遇为题材的诗歌，表达的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第二，是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堕落、无节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百姓无情的欺压恶行的尖锐控诉和揭露，以此来讽刺和规劝皇上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