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讽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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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讽喻诗

作者：任婧瑶

来源：《西部论丛》2017年第06期

摘要：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诗歌作品保存最为完整的诗人，这不仅与他珍视自己的作品

善用多种途径保存有关，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诗歌本身接受度高，受众广。他的诗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诗歌通俗易懂，晓易明畅，另一方面则是其诗歌的现实批判精神总能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其中很重要的便是他诗歌中的讽喻精神。本篇将结合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探讨白居易的讽喻诗。

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

白居易最主要的著作为《白氏长庆集》，他本人在《与元九书》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点，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伤感诗、杂律诗四类，而他本人着重强调的便是讽喻诗，而且也确实讽喻诗影响最深远。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的比较系统的文学论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讽喻诗学理论，其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方面，“文章合为时而著”，体现对“时”的关注，“为时而作”其意不仅是诗歌应该反映时代，而且应该作用于并有益于时代。白居易认为，让诗歌有益于时代的方式就是用诗歌来“泄导人情”“补察时政”，体现在创作中便是运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点。“补察时政”这一出发点体现了他作为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不仅强调诗歌要体现时代特征，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诗歌创作实现其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另一方面，“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了诗歌的历史纪实作用。我们都知道杜甫将叙事诗作为创作的一大重点，并且这些叙事诗大都生动详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白居易大大地继承并发扬了叙事诗歌的创作，他所说的“事”主要指当时社会现实中关系国运民生的重大事件，如《白氏长庆集》中讽喻诗第一卷的《贺雨》便记录了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元和三年冬至元和四年春暮，大旱无雨，白居易上书宪宗建议豁免大旱地区的赋税，并且要求多放出些宫女希望以此获得上天的宽恕降雨，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按此实行后真的天降甘霖。于是作者便作此诗记录整个事件，希望以此勉励皇帝坚持爱民的政策。此外，白居易叙事诗的题材中还有许多可以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的小事情。即他在《秦中吟》序言中所说的“见闻之间，有足悲者。”例如《买花》中：“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多么鲜明的对比，仅仅是为了买深色花，那些达官贵人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而借田舍翁却只能“低头”与“长叹”，诗人从集市上的鲜花交易入手，反映出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尖锐的矛盾，揭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社会状况。

二、上以诗补察时政，下以歌泄导人情。白居易强调诗歌的现实作用，尤其是其政治批评和泄导人情的作用，认为诗歌对政治的功用不可忽视。一方面，上层统治者可以利用其知晓民

白居易讽喻诗中体现的传播思想

白居易讽喻诗中体现的传播思想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导语：白居易是“讽喻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也是讽喻诗创作的积极践行者。他的讽喻诗中流露出的诗论主张与现当代的传播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而衰。在危机与革新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诗人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以提倡和创作新乐府为己任,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是这次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不但积极投身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而且不断发展完善新乐府诗的创作理论,引领新乐府运动走向了成熟和繁荣。特别是其中的讽喻诗《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更是被誉为新乐府发展史上的典范之作。白居易是“讽喻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所谓讽喻诗,主要是指那些以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以警戒当权者、教化民众为主要目的的诗篇。白居易讽喻诗篇中流露出的诗论主张与现当代传播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诗文与现当代新闻作品不论是从宏观的历史传承角度,还是从微观的现实创作角度,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新乐府运动积极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取向也无疑与现当代传播的指导思想更为贴近。

一、从传播功能看,白居易的讽喻诗强调诗歌的现实批判功能,这与当代新闻传播具有的社会监视功能相契合。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认为,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监视功能。作为“社会雷达”的新闻传播机构,一方面为政府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依据,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行动;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代言人”,代表民众及时向政府反映社情民意。新乐府运动兴起以前,诗坛虚美之风极为盛行。白居易认为,自《诗经》后,现实主义的诗风在诗坛沉寂已久,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诗作极为匮乏。在他看来,前代诗人借诗文或抒发怀才不遇的抑郁之情,或纵情于山水田园之间,或附庸风雅吟咏风花雪月之物,就连被誉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杜甫,其反映批判现实社会的诗篇也不过三四十首。因此,白居易积极倡导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现实主义诗风。(见《新乐府》五十首序)他的讽喻诗取材十分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希望他的讽喻诗通过反映人民疾苦,起到“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社会作用,(见《策林》六十九《采诗》)给最高统治者和当朝权臣以警戒,引起对社会弊端的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补救,进而达到“上流下通上下泰”的局面。(见《采诗官》) 同当代传播思想相比,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更加鲜明地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白居易希望协助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固然有其思想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但这种维护绝非盲目地“助纣为虐”,他期望通过对朝廷内上至天子、下至小

浅析白居易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主题矛盾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中唐时期最有名的诗人之一。白居易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一生诗作众多，其中有不乏佳作，加上他的诗语言通俗易懂，甚至达到“老妪能解”的程度，因此他的诗在当时广为流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但是，最能够代表白居易诗作的艺术巅峰的是他的两首长叙事诗《琵琶行》和《长恨歌》。从唐宣宗李忱写给白居易的悼亡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中可以看出这两首诗有多么珍贵的文学价值。长叙事诗《长恨歌》是白居易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白居易在自评其《长恨歌》时曾说：“一篇长恨有风情。”，由此看来，长恨歌的主题就是”长恨“二字，这是整个故事发展的主线，长恨歌就是一篇歌“长恨”的诗篇。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古代作品中，“恨”有“遗憾”的意思，在《长恨歌》中亦是如此，“长恨”就是“绵绵不绝的遗憾”，为什么会有这种遗憾呢？这究竟是诗中主人公的的遗憾还是作者本人的遗憾呢？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首诗的主题。白居易早年写了很多讽喻诗，加上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借古喻今，以之警醒当权者，避免重蹈安史之乱的覆辙。《长恨歌》开篇就着力塑造唐玄宗风流君主的形象“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一个好色的封建君主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而荒废朝政的，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极尽权势，“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句更用了夸张手法，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以致当时社会风气都为了君主一人的喜好为之一变。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这样就能说明诗人对于唐玄宗这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做法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唐玄宗的爱情悲剧完全是他个人咎由自取，正是他的耽于逸乐，荒淫无道，导致了国破家亡的最终结局。文中的“恨”，是唐玄宗对于自己以前的种种无道之举及其导致的个人悲剧的“恨”，是这个国家人民对于统治者不作为导致的悲剧的“恨“，同时也是诗人对于这一件由于统治者的错误而导致整个唐皇朝衰落的历史事件感到的“恨”。总的来说，作者在诗中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他认为国家的灾难以及唐玄宗的个人爱情悲剧都是由于唐玄宗作为统治者追求享受，疏于理政导致的，诗人希望以此警醒现今的当权者，以免踏上他们老祖宗的旧路，导致新的“恨”的出现。但是，《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多来源于其对李杨二人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悲剧的表现上。每个人第一次读这首诗，着眼点不会是唐玄宗有多么的昏庸，也不会是杨贵妃有多么的妖媚，而是他们两人的爱情是多么的纯洁美好，令人动容。“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句句都是款款深情，表达了诗人对这段爱情悲剧是寄予了充分同情的。从前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白居易对于作为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的李杨二人是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总的看来，白居易的讽喻诗具有如下艺术特点：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但是白居易的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白居易的后期创作下面我们再看看白居易的后期创作。白居易在后期诗歌创作中，闲适生活成了他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

白居易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赏析翻译

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唐代我为江司马，君为荆判司。俱当愁悴日，始识虚舟师。师年三十馀，白皙好容仪。专心在铅汞，馀力工琴棋。静弹弦数声，闲饮酒一卮。因指尘土下，蜉蝣良可悲。不闻姑射上，千岁冰雪肌。不见辽城外，古今冢累累。嗟我天地间，有术人莫知。得可逃死籍，不唯走三尸。授我参同契，其辞妙且微。六一閟扃鐍，子午守雄雌。我读随日悟，心中了无疑。黄芽与紫车，谓其坐致之。自负因自叹，人生号男儿。若不佩金印，即合翳玉芝。高谢人间世，深结山中期。泥坛方合矩，铸鼎圆中规。炉橐一以动，瑞气红辉辉。斋心独叹拜，中夜偷一窥。二物正訢合，厥状何怪奇。绸缪夫妇体，狎猎鱼龙姿。简寂馆钟后，紫霄峰晓时。心尘未净洁，火候遂参差。万寿觊刀圭，千功失毫厘。先生弹指起，姹女随烟飞。始知缘会间，阴骘不可移。药灶今夕罢，诏书明日追。追我复追君，次第承恩私。官虽小大殊，同立白玉墀。我直紫微闼，手进赏罚词。君侍玉皇座，口含生杀机。直躬易媒孽，浮俗我瑕疵。转徙今安在，越峤吴江湄。一提支郡印，一建连帅旗。何言四百里，不见如天涯。秋风旦夕来，白日西南驰。雪霜各满鬓，朱紫徒为衣。师从庐山洞，访旧来于斯。寻君又觅我，风驭纷逶迤。帔裾曳黄绢，须发垂青丝。逢人但敛手，问道亦颔颐。孤云难久留，十日告将归。款曲话平昔，殷勤勉衰羸。后会杳何许，前心日磷缁。俗家无异物，何以充别资。素笺一百句，题附元家诗。朱顶鹤一只，与师云间骑。云间鹤背上，故情若相思。时时摘一句，唱作步虚辞。这是一首关于：的诗翻译赏析

个人作品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宋人周必大指出：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总的看来，白居易的讽喻诗具有如下艺术特点：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但是白居易的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白居易的后期创作下面我们再看看白居易的后期创作。白居易在后期诗歌创作中，闲适生活成了他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又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

白居易全面介绍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个人作品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

论白居易“感伤诗”特色

论白居易“感伤诗”特色摘要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白居易在有生之年，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纵观白居易的诗作，最感人心扉，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当属其感伤诗。感伤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故不少学者都对白居易感伤诗独特的时代意义及形象作了分析,从艺术成就的角度分析，感伤诗达到了白居易诗歌艺术成就的高峰关键词：白居易感伤诗艺术价值情感价值高峰

目录一、白居易感伤诗的溯源（一）自古以来的感伤渊源（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二、白居易感伤诗的创作年代特征（一）少年时代多感慨颠沛流离之作（二入仕期间多哀伤宦海沉浮之作（三）晚年时期多悲叹物是人非之作；三、白居易感伤诗主要特色（一）景物抒情（二）现实主义（三）平实语言（四）超越抒情模式

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又一位杰出诗人，他用毕生精力创作了3000多首诗歌，也是唐代诗人中诗歌创作最多的一位，虽然在他本人认为自己作品中价值最高最认可的是讽喻诗，但是后人在千年之后对他诗歌的评价中，感伤诗脱颖而出，这其中既有历史变迁的缘故，也有审美情趣变化因素，本文通过对白居易创作感伤诗的时代背景，年代特色以及人生轨迹，来探寻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在感伤诗这类诗歌中的艺术特色和成就。一、白居易感伤诗的溯源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感伤诗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要研究感伤诗就不得不从感伤诗的渊源说起，探寻诗人因何而感，因何而伤，只有了解了诗人创作感伤诗的一些时代和人文背景，才能更好的解读其感伤诗。（一）自古以来的感伤渊源感伤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情愫，也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的标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弥漫着感伤的情绪，屈原的《离骚》，东汉的《古诗19首》，曹丕的《悼夭赋》都是感伤情怀宣泄的佳作。通过对当时人们普遍心理的细腻描写，，把人类内在的情感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白居易的感伤诗也恰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这种固有的感伤情调，所以说，白居易的感伤诗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感伤文风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白居易把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的感伤情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诗论

论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实践的得失白居易以其讽喻诗论和创作，曾被誉为与杜甫并称的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讽喻诗论强调诗歌创作要关系时事，“兴寄”、“美刺”。讽喻诗作也的确揭示了中唐时期的社会弊端，具有充分的真实性，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讽喻理论与创作实践反差，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背离，又显示出其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分析白居易讽喻诗论与创作的缺陷，探讨其形成原因，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知和评价白居易讽喻诗论和创作，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把握诗歌创作的自身规律。因而，本文重在谈论其不足之处。一、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论，白居易最为人们看重的是其讽喻诗诗论。诸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即要求诗歌创作立足社会现实，表现民生疾苦，直陈社会弊端，以求“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此类观点，白居易诗作中也多有表述。可以说，“为时为事”是白居易讽喻诗论的总纲，“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是其讽喻诗创作的目的。 “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的诗歌批评原则。他批评自屈原到李白等历代诗人作品不是“为时为事”，不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认为“诗道崩坏”，“六义尽失”。即使是杜甫，“撮其《新安吏》、《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因而，他自觉地创作讽喻诗，想以此超越杜甫，振兴诗道。白居易的讽喻诗论继承先秦儒家的“兴寄”，“美刺”诗论传统，首次提出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过于强调诗歌“为时为事”、“补察时政”的原则和作用，难免会忽略诗歌的其他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诗歌表现生活的范围非常广阔，诗人感受生活的角度也很独特，既可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抒发具有一定概括意义的情感倾向，也可表现诗人在特定环境氛围中某一瞬间独特的情绪感觉。意境才是诗歌创作成败优劣的关键。读者更乐意欣赏具有美学价值的诗篇。如果狭隘地限定诗歌“为时为事”，容易淡化诗歌的审美特性，有碍于诗歌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有害于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同样，白居易以此为原则评论历代诗人诗作，结论也有偏颇。屈原、苏武确为“不遇者”，但他们的“伤别”、“怨思”决非一已私怨，而是社会大环境与个人独特遭遇结合的情感体验，仍具有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陶潜首创“田园诗”，二谢开拓山水诗，对诗歌发展均有贡献，却均遭到白的指责。漠视盛唐诗歌，指责“诗史”杜甫尤甚。由《诗经》到盛唐诗歌，从诗歌内容到艺术形式，本为逐渐发展，走向辉煌的上升轨迹，在白居易看来却成了逐渐衰败的下降曲线。公允地说，白居易并非艺术修养不高，并非不领悟历代诗人的艺术造诣，问题在于，他对诗歌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强调讽喻，不及其余，自然失于偏颇，又极易导致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单纯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为时为事”、“美刺”比兴的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精选.)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白居易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试述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

白居易的诗歌包括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等，各种类别的诗各具特点，大体反映了白诗的基本面貌。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讽喻诗是最具价值、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讽喻诗内容上主要是反映国事民生，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符合儒家的比兴传统，能够为民请命在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白居易这样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农民的痛苦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说，杜甫因其经历遭遇和时代特征主要关心人们的战乱流离之苦，那么白居易却看到了唐代社会平静外表下掩盖着的深刻矛盾。从早年面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光天”的农夫，到《观刈麦》所写的“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以及《轻肥》中所描写的因为大旱导致衢州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些都表现出了诗人对民生和百姓的关注和同情。其次，讽喻诗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们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诗人进一步在诗中揭示导致农民痛苦的原因主要是苛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贪暴，以及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各种巧取豪夺，如在《杜陵叟》中诗人对于九重天子不关心农民疾苦的进行强烈反讽。表达了诗人对残暴统治者的极大愤怒。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是首句标其目的，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轻，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代表作有《新乐府》《秦中吟》。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白居易写闲适诗，是为了“独善”，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诗风浅近平淡。如《问刘十九》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为有名，代表着白诗的最高成就。是诗人为外界事物所感，情理动于内而做出的感叹。它在《长恨歌》中描绘了一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对男女真挚爱情的赞美肯定。

白居易诗三首赏析

白居易诗三首赏析白居易简介白居易：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土。祖籍太原。至曾祖白温移居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北）。祖父白鍠、父白季庚都是明经出身，宦游各地，做过县令、州别驾一类小官。白鍠长于五言诗，有诗集传世；白季庚为官清廉，多有政绩。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今属河南省）。母陈夫人粗通诗书，"亲执诗书，昼夜教导"。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从祖弟白敏中都及进士第。白居易的幼年是跟随父亲在中原一带度过的，正遇上叛军作乱，十一、二岁以后避居越中。十六岁北返长安，曾以诗文投谒当时名土顾况，很受赞扬。大约十七、八岁时，就写出《赋得古原草送别》那样的名篇。二十九岁在长安进士及第，三十岁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及第后授周至（今陕西）县尉。在那里写了《长恨歌》和《观刈麦》等名作。三十六岁入朝为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这一时期，他意气风发，赋诗撰文，上书献策，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新乐府》五十首和十首《秦中吟》中的某些诗篇作于此时。他积极参与朝政，直言不讳，得罪了一些权贵。元和十年（815），他44岁时被贬为江州司马。次年秋写出了著名的《琵琶行》。以后又相继出任忠州（四川）、杭州刺史。长庆四年（824），他被授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这年冬天，自己编定了《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凡2191首作品（诗与文），并制序。敬宗宝历元年（825），54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此时他体弱多病，遂告假休官，56岁回到洛阳。此后虽一度入朝作秘书监（官职较高，但只管理国家图书），但他一因年老多病，二因当时牛、李党争激烈，他不愿介入，就请求退休，终于在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闲官）分司东都，回到洛阳。七十一岁以刑部尚书致仕。七十五岁病逝于洛阳，追赠尚书左仆射。白居易生前多次编集自己的诗文。会昌五年（845），即他逝世前一年，他作《白氏长庆集序》云："白氏前集《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由于五本分藏，他的诗文基本得以保存。今存白诗二千八百多首，文八百多篇。南宋绍兴年间刻印的七十一卷本《白香山诗集》是现存最早的白集刻本。今人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是近年来较重要的笺校本。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释杂糅的。四十二岁贬江州前，以儒家为主导，积极入世，有"兼善天下"之志；此后道、释为主导，"知足"，信"命定"，求适意，"独善其身"成为生活信条。后半生做官信奉两条原则：不作京官（不介入朝廷党争）；无为而治（半官半隐）。最终皈依佛门。他前半生的文学主张很著名。《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寄唐生》诗云："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文学要吟咏性情，愉悦心意。他第一次编《白氏长庆集》时，把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类：讽喻诗（如《新乐府》、《秦中吟》等）、闲适诗（如）、感伤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杂律诗。前三类皆古体，近体皆入第四类。《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诗题“轻肥”，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诗歌表现

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诗歌表现本文是关于白居易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导语：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是其诗歌的一大特色，而讽喻诗中所表达的“兼济”之志又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深刻情怀。白居易在前期集中创作大量的讽喻诗，目的就是为了通达上听，裨补时阙，从而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志向。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其思想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学界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卸任左拾遗之际，任杭州刺史时和被贬江州司马时。其中，“江州司马时期”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也是集中在以“兼济”情怀为主导的被贬江州之前的这段时期。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之前的前期，“兼济”思想占据主导，“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贞元十八年，白居易正式踏入官场，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此时的白居易青年得志，满怀壮志;当时的宪宗皇帝也很器重他，这大大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期间，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共172首;此后，则是兼济与独善的矛盾阶段，直到最后的行独善，中后期大部分作品则是以闲逸和感伤为主调。《新乐府》五十首作于任左拾遗时期，“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秦中

吟》共有十首，作者在自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白居易的讽喻诗有一个共同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诗歌的形式，采用讽喻的手段表现出来，为的是通达上听，补察时政。白居易的讽喻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创作倾向：第一，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不论是沉重的赋税徭役，还是纷乱的战事。在《新乐府》组诗中，有接近二十首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这类诗歌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农人形象：《观刈麦》中的贫妇人，《采地黄者》中的受灾者，《卖炭翁》中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中的折臂老者……他们饱受着社会上的各种不公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观刈麦》作于元和二年，写割麦者与拾麦者夏收时那种辛勤劳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这种对民众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自己深深的内疚之情跃然纸上。《采地黄者》作于元和七年，诗人当时在下渭村见到农民遭到春旱秋霜之灾后，一入冬就断了口粮，被迫采地黄换取粮食来维持生计，“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而富贵人家却用粮食来喂马，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以采地黄者的不幸遭遇为题材的诗歌，表达的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第二，是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堕落、无节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百姓无情的欺压恶行的尖锐控诉和揭露，以此来讽刺和规劝皇上和上

白居易讽喻诗特点

亲：当个睡前故事看吧！！！加油！！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但是白居易的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白居易的后期创作下面我们再看看白居易的后期创作。白居易在后期诗歌创作中，闲适生活成了他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 1

白居易讽喻诗中以植物为题诗

白居易讽喻诗中以植物为题诗摘要：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在他的一百七十三首讽喻诗中，有一些是以植物为题材的诗歌。它们或借植物来讽喻社会现状；或借植物喻古讽今；较多的则是以植物比喻一类人。这些诗就艺术成就而言不算是上乘佳作，但它们给我们刻画了当时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植物一、概述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他给自己的讽喻诗所下的概念，见于《与元九书》中：“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中国论文联盟编辑。在白居易的一百七十三首讽喻诗中，有一部分是以植物为题目的。这一类诗一共有二十三首。它们分别是：《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栽莲》、《白牡丹》、《紫藤》、《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答<桐花>》、《和<松树>》、《有木诗八首》、《涧底松》、《牡丹芳》、《隋堤柳》、《草茫茫》。其中，《草茫茫》虽以植物为题，但只是以“草茫茫” 起兴，并非以之为题材。所以，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以植物为题材的诗共有二十二首。在这二十二首诗中，以树为题材的有《云居寺孤桐》、《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和<松树>》、《有木诗八首》、《涧底松》、《隋堤柳》等十六首。剩下的六首则是以花藤为题。二、分类这二十二首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植物来讽喻一种社会现状；另一类则是以植物来比喻一类人。

（一）以植物讽喻社会现状以植物来讽喻社会现状的有两首——《牡丹芳》和《隋堤柳》。《牡丹芳》从诗的开头到“浓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都是描写牡丹的国色天香；正因为如此，“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而这种现象，“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作者所讽刺的，正是这种“重华不重实”的社会现状，他期望的是“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但是当时的上层社会却偏爱牡丹这种名贵花卉，且互相攀比；对于农作物却毫不关心。诗中虽然有“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岐，君心独喜无人知”，但若不是皇室也对牡丹情有独钟，怎会有如此的社会影响。作者如此说，也只是为了能委婉地提出谏言，不要触了皇帝的逆鳞罢了。《隋堤柳》和《牡丹芳》有所不同，与其说它是讽刺社会现状，不如说是借古讽今。诗的最末句“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也说明了这首诗的写作目的是借隋炀帝荒淫误国的旧事来告诫当朝皇帝不要重蹈覆辙。试想，若是当时的皇帝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作者又何必写下这首讽喻诗。所以说，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与《牡丹芳》放在一类。（二）以植物喻人以植物来比喻人的则有二十首。根据这些植物所比喻的人的特征：贤者、小人和介于二者之间才干较为平庸的人，这些诗又可以分为三部分。 1.以植物喻贤者以植物比喻贤者的诗有十一首：《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栽莲》、《白牡丹》、《杏园中枣树》、《文柏床》、《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答<桐花>》、《和<松树>》、《涧底松》。

浅谈白居易的讽喻诗

浅谈白居易的讽喻诗作者：王悬济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思想艺术正文：1444字时间：2016/3/14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讽谕诗。这些讽谕诗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以及对社会较深刻的了解，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尤其讽谕诗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运用外貌和心理等细节塑造人物形象、鲜明的对比、叙事和议论的结合、通俗化的语言是他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他的诗歌不但影响了同时代的诗人，而且影响了以后的诗人，流传千古。他著名的讽喻诗，便是家喻户晓的《长恨歌》。唐宪宗元和元年，白居易正任盩厔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一同游览马嵬的仙游寺游玩，谈到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之事。王质夫认为这样的机会，应该用大手笔来记叙下来，于是白居易便起兴作了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再来看这首诗。《长恨歌》可以算是七言歌行体中篇幅较长的一首诗，本人认为大致可以这样来看整首诗，这样理解“长恨”。全篇分为三部分：开篇至“惊破霓裳羽衣曲”是第一部分，诗人用三十二句的篇幅来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并讲述了由此带来的荒政乱国的情形及安史之乱的爆发；第二部分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写杨贵妃在马嵬驿兵变中被杀，以及此后唐玄宗对她的思念；“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结尾，是全诗的最后一部分，讲道士帮唐玄宗到仙山寻找杨贵妃。诗人开篇便写“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七个字看似只是统领全文，其实也是在揭示了祸乱的根源，交代了故事悲剧结局的因素，此后多局都紧扣这一主题，最后也表明唐玄宗的迷色误国，是悲剧的根本原因。

浅谈白乐天的讽喻诗

本科生课程论文 ( 2010级 ) 题目：浅谈白乐天的讽喻诗学院：人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学生姓名：黄赛骞学号：10010411 任课教师：陈玉兰成绩：完成时间：2011-11-24

浅谈白乐天的讽喻诗一．摘要中国唐代诗歌多不胜数，颇有个性者亦为数不少，乐天居士白居易即为其中之一。他的讽喻诗可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亮丽之处。在公，他著有《新乐府》，向天子表明世事，为民为国；在私，他写有《秦中吟》，激烈地抨击了官吏贵族的骄奢腐败，讽刺了权贵横暴。如此优秀的作品群自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它是如何兴起的，之后又经历过什么变故。二．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秦中吟》；《新乐府》。三．正文白居易，字乐天，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任左前江州司马。在这一年里，他日夜煎熬，精选自己的诗作，将其编成诗五卷诗集，他将八百余首诗歌分为四类，即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以及杂诗。其中讽喻诗和闲适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相对而言，讽喻诗是具有浓厚时代风潮特点的儒教政治文学。所以，我在此将对讽喻诗做较深入的了解。乐天对于自己的讽喻诗的评价要远高于其他三类诗作。而讽喻诗也正生动地显示出了乐天的诗人面目，是他真真正正的自信之作。首先我们先要了解“讽喻”。“讽喻”的原意是像一阵风吹过而草木皆伏，以自然的比喻表示教化。《文选》卷一所收的后汉班固的《两都赋》序中曾写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叙述下民心情诗歌，得入天子之耳，并传后世，这就是讽喻，这也属“雅颂之亚”。乐天大半是在传统诗歌的观念影响下，给自己的这类诗作定位为“讽喻诗”。讽喻诗采用的表现样式并未脱离《诗经》的“赋、比、兴”，乐天在对现实社会的各个事件与现象做了充分地观察，赞美讽恶，即使是吟咏一草一木，也往往将其作为某种时事的比喻而具有寓意。所以说在某一程度上讽喻诗继承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