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与韩少功爸爸爸讲义

“寻根文学”与韩少功小说及《爸爸爸》讲义

【教学目的与要求】掌握寻根小说的鲜明特征，强调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革新、改造。理解《爸爸爸》中所体现出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辨。

【阅读书目】《月兰》（中短篇小说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飞过蓝天》（中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诱惑》（中短篇小说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马桥词典》（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1996年

《面对神秘而空阔的世界》（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思考与练习】作为文化寻根小说的代表作之一，《爸爸爸》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寻根倾向？

一、“寻根文学”与韩少功的“寻根意识”

“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虽然也出现了汪曾祺等作家所开辟的民间世界的空间，但毕竟是个别人的创作，没有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人”的自觉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在作品中力图解放“人”的生命与价值，但一些作家却发觉即使抛开暂时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化”。许多作家希望能够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把握本民族成员“理解事物的方式”，从而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全民动乱乃至中国自盛唐以来国势为何衰落的疑问。

一些作家认为中国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出现了长时间的“传统文化断裂”时期，于是希望以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带”。阿城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

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

郑义也认为，只有“跨越文化断裂带”，我们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跨越文化断裂带》）其他文章还有：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

在他们的讲述中，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

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所谓“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

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

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但这三个方面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地表达了寻根的意义。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

说》等，这些作品或者在对历史遗迹的吟赞中探询历史的深层内涵，或者借用民俗题材歌颂远古文明的生命力，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来构筑人生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理念世界。

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为后来的寻根文学开了先河。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王安忆的创作此时完成了她的“三级跳”，发表了将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与封建文化积淀奇特地糅为一体的《小鲍庄》。而郑义的《老井》、张宇的《活鬼》、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小说、郑万隆的《异乡趣闻》等，都对文化“寻根”群起响应。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桑塬》，铁凝的《麦秸垛》及李锐的《厚土——吕梁山印象》也当属于此类。此外，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并未推出过“寻根”口号，却以实际行动在民族文化层面上作了深入开拓。

认为文化涵盖着社会，文化制约着人类的阿城，在作品创作出寻找到的是以庄禅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他的《棋王》阐述的是人道、棋道、食道在“道”上的统一。王一生作为一名下放知青，在那个混乱的世道中，痴迷于“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的棋。他对“棋”的态度，其实正是他人生的态度。他以棋来排遣人生痛苦，追求心灵的清净和精神的自由。这样就达到了对喧嚣尘世的超越、对人生苦闷的超越。也许，他对现实的态度不无消极，“无为的”。但他对棋的一种精神寄托其实也是对当时丑恶现实的一种抗争，因而又是“无为无不为的”。而“无不为”中潜藏有儒家文化中的进取精神。在这里，《棋王》就表现出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深认识。这就使此作成为文化“寻根”的一个颇为成功的范例。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文化又积淀深厚、因袭沉重。当文化“寻根”文学直面正视、挚着追寻这一传统文化时，势必使这类作品在整体上具有一种深邃的意境，许多意象都具有一种象征性的特点。这一文学一般分为两种倾向：一是对优良民族文化传统的颂扬，呼吁将这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一是批判民族文化中的不良痼疾，强调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革新、改造。这两种态度的并存，很容易使我们从作品所营造的深邃意境中感受到一种不无困惑、矛盾复杂的心态。文化“寻根”文学将文学溶解在文化之中，或者说将文化弥漫在文学中，这使其具有一种十分独特的美学蕴味。当它恰巧选中“文化”来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对峙时，这一美学蕴味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

二、《爸爸爸》：文化反思与批判

韩少功，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韩少功是以“知青文学”名世的。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

韩少功的“寻根文学”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思维，即对人类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的关怀。

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小说都带有这方面的探索意义，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在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探寻、反思的同时，十分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不断向现代派小说吸取有益的营养，特点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技法进行移植、借鉴，小说语言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和地域特点。这些，使他成为人们公认的有成就的“寻根”作家。

《爸爸爸》是韩少功“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他主张文学创作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辨，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之迷的具体实践。在《爸爸爸》中，作者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一个原始部落里的生存方式，用象征的方法描绘出个体生命、种族生命以至人类整体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存的艰难过程

爸爸爸(梗概)

在那重峦叠嶂、白雾茫茫的深山老峪里，有人叫鸡头寨的村子。村名叫鸡头寨，是因为它背靠鸡公岭的头部。寨子里有个叫丙崽的人，他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别人也说不清谁是他的父亲，他娘对此又讳莫如深。这丙崽是个永远长不大的怪人，谁也不晓得他究竟有多少岁了。他一无所能，永远是孩子式的身影，儿童般的智能。他只会说两句表示相反感情的话，一是“爸爸”，二是“×妈妈”。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

鸡头寨有个仲裁缝，非常受人尊敬。仲裁缝的儿子叫仁宝，常常到山外去闯荡，知道许多山里人不懂的东西。这使得他很有身份，寨子里的人都敬他几分。只有丙崽娘对他不以为然，因为她曾看见仁宝对母牛探究过点什么，又曾对此着实张扬了一番。这使仁宝极为恼火，于是就时常去拿永远长不大的丙崽出气，还骂出外来的丙崽娘是妖怪，生下丙崽这个小怪物。

这一年，天时不顾，年成不好，寨子里的人们决定要祭谷神以祈年丰。祭品就是永远长大不的怪物丙崽的头颅。当刽子手举起大刀，正要砍向丙崽时，天空突然响起一声霹坜。人们都惊呆了，以为这是天意，丙崽这才活了下来。但事情总不能不了了之，于是人们又请来一位巫师指点迷津。巫师郑重地相看了鸡头寨的风水，断然指出，鸡头寨年成不好，原因是鸡精作怪。只有炸鸡公岭上鸡头，才能够获得大丰收。

要炸鸡头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这必然要惹怒岭下的鸡尾寨。鸡尾寨是富庶的山庄，人杰地灵，出过一些读书人和带兵的官。人们说，这全靠鸡屁股拉屎养肥了块土。听到鸡头寨要炸掉鸡头的消息，鸡尾寨人十分愤怒，坚决不同意他们这么干。为此，两个寨子就吵起架来，动起了手脚。

为了预测事变的前途，人们牵来一头牛，一个强壮的大汉脱光上衣，喝了一大碗酒，手起刀落，无头的牛向前倒下去了。人们欢呼起来，因为这预示着将诸事顺遂。丙崽也来看热闹，被溅了一身一脸的牛血。丙崽娘拼命往家拉他，他只是翻着白眼，望着祠堂那边，咕哝着那句老话：“×妈妈。”

同占卜的结果相反，鸡头寨和鸡尾寨打冤家又失败了，被对方杀得尸横遍野。为了鼓舞士气，大家聚集在祠堂里，按照古老的仪式，分吃牛和鸡尾寨人的肉。仁宝这时忽然回来了。目睹此情此景，他总觉得像要开始什么似的。于是，他见人就作心情深重的嘱托或者告别，可又总不见他走。寨子里的人们决心去打官司申冤，仁宝又是“既然”、“因此”、“所以”了一番，仍然没有任何结论。这时，人们忽然想起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觉得丙崽十分神秘：他只会说“爸爸”和“×妈妈”两句话，莫非就是阴阳二卦?大家决定打一打这活卦。然而丙崽却只会翻白眼，最后用手指定了一个方向，咕哝了一句“爸爸”他指的方向是祠堂的一个檐角，有人认定这意思是要用火攻，打冤家的仇杀又开始了。但一仗下来，鸡头寨又少了许多人头。寨子里的狗兴奋起来了，这遍地尸体足够它们啃的。它们甚至啃红了眼睛，有时睡熟了的人也会被啃上一口。

粉米越来越少了，人们陷于空前的饥馑之中。丙崽娘上山去一直没有回来。丙崽等不到娘，就毁坏了家里的一切，出去找他娘。鸡头寨人在惨败之后不得不迁移远方了。按照祖训，寨子只能留下青壮男女和几头牛接传香火，所有的老弱一概不留。丙崽回到寨子后就被仲裁缝灌了半碗毒汁，仲裁缝自己也悲壮地死去，整个寨子的老弱没有留下一个。

留下的人烧毁了寨子，唱起古歌，告别故土，要走向那茫茫的远方。丙崽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他没有死。他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对异寨的胜利者咕哝：“爸爸爸爸爸爸”

（一）象征与寓言：文化反思精神的呈现

《爸爸爸》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批评家认为这个中篇继承了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笔中带泪的讽刺谴责小说的传统，把丙崽看成是阿Q以后的一个“丑陋的中国人”的化身。把民族文化里的愚昧、闭塞、保守、安于现状落后和野蛮等成分，以及“打冤”、“吃枪头肉”、“向丙崽打活卦”、“杀牛头占卜战情”、“老小残弱集体殉古道”等情节，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因此，小说是凝聚了作者“对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命运和当前阻碍四化的民族心理因素的思考”。

作品中的鸡头寨即是总体象征物。鸡头寨虽然没有彻底隔绝于世，但还昏睡在历史的迷梦之中。

不管山外大时代的风雨如何迷漫，这里依然是风雨不动安如山。人们说话操着古音，使用古代的一些语词，过着靠天吃饭、靠人恩赐的自然状态的生活。人们笃信泛神论，有无穷无尽的禁忌……

小说写到了鸡头寨的四种生活习俗和观念：一是特殊的传说以及与传说相关的特殊的行为方式，如蛇好淫之说与奇特的取蛇胆的方法，挑生虫毒人之说与杀牛喝血的解毒方法，追求女人的“花咒”之术。“花咒”--后生看中了哪位女子，只要取她一根头发，系在门前一片树叶上，当微风轻拂的时候，口念咒语七十二遍，就能把那女子迷住。仁宝也试过，没有效果。二是传统禁忌，如禁止女人与小孩上窑，后生担泥坯时禁出恶言秽语；三是普遍的征兆心态：对仪式是征兆思维，正要杀丙崽祭谷神，突然天上一声雷，大家就不敢杀了；对重大事件是征兆思维，听巫师之言就引起寨际战争；对日常小事也是征兆思维，仲裁缝看见一只老鼠，就断定是妖怪；四是野蛮仪式，杀人祭神，杀牛来卜战争的胜负：汉子已经喝完酒了，啪地一声，随手把酒碗摔碎。拔起刀走过来，一跺脚，一声嘿，手起刀落，牛头就在地动山摇之间离开了牛身，像一块泥土慢慢垮下来。牛角戳地，戳出一个小土块。牛颈处像一个西瓜的剖面，皮层裹着鲜鲜的红肉。但没有头的牛身还稳稳地站了片刻。

娃崽们吓了一跳，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战前的预测。当年马伏波将军南征时，每次战斗前都要砍牛头，如牛进，则预示胜利，否则是失败。"赢!" "赢了!" "杀他的鸡巴寨!"

牛往前倒了，汉子们欢呼起来。这突然的声音太响亮了，太有酒气了，丙崽吓得半边嘴唇向上跳了一下，咕咕哝哝。

甚至是煮敌人的尸体让全寨人吃；为保存族种，毒死全寨老弱。

显然，鸡头寨象征着自我封闭、封建割据的“夜郎国”。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湘西的古老山寨，描写了似乎是化外之地的山乡，那种怵目惊心的原始洪荒和愚味闭塞。那山、那寨、那人、那事，都很难用现代化眼光去观照，很难用现代意识去评断。

由此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一个寓言式的故事，性质就和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一样。戈尔丁借一群小孩在空难后流落在荒岛上的所作所为，暴露人性中丑恶的成分，警告人类不要对目前过着的所谓文明生活感到自满，而要对文明背后所蕴藏着的危机有所警惕。同样地，《爸爸爸》也是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对中国这国家的前途，发出严厉的警告。鸡头寨和鸡头寨的村民就是中国这国家和她的人民的缩影——落后、封闭，并且被古老的传统和源远流长曾经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所缚束着，形成了一种超稳定型的社会、超稳定型的保守思维方式，使任何改革的努力，也是徒然；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就如鸡头寨的人一样黯淡，年轻的和有能力的被迫“过山”，留下的只是丙崽一样的“小老头”。

作品独到之处就是刻划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侏儒和白痴——丙崽的形象。

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们吓坏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能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就被寨子里的人逗来逗去，学着怎样做人。很快学会了两句话，一是“爸爸”，二是“×妈妈”。

三五年过去了，七八年也过去了，他还是只能说这两句话，而且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吃饱了的时候，他嘴角沾着一两颗残饭，胸前油水光光的一片，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冲他瞪一眼，他也懂，朝你头顶上的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妈妈”，掉头颠颠地跑开去。他轮眼皮是很费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颈脖的充分准备，才能翻上一个白眼。掉头也很费力，软软的颈脖上，脑袋像个胡椒碾锤晃来晃去，须沿着一个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头稳稳地旋过去。跑起来更费力，深一脚浅一脚找不到重心，靠头和上身尽量前倾才能划开步子，目光扛着眉毛尽量往上顶，才能看清方向。一步步跨度很大，像在赛跑中慢慢地做最后冲线。

人都需要一个名字，上红帖或墓碑。于是他就成了“丙崽”。

这是个永远处于童稚状态、退化返祖、兽性大于人性的怪胎，却被人明奉为神明，尊称为“丙相公”、“丙相爷”、“丙仙”。无疑，它是集一切肮脏、愚昧、粗鄙等历史积垢于一身的民族劣根象征

体。一个只会嘟哝“爸爸爸”和“Ⅹ妈妈”这两句话的白痴，他的存在无疑是象征了人类生存中的丑恶、顽固和浑浑噩噩的一面。

但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物竟然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尊称其为“丙大爷”，成为指点迷津的神灵。在此，缺少正常理性的丙崽也揭示出其他人的精神病态：理性迷失之后的愚昧与残忍。这也就难怪村人们为什么祭告神灵要杀人，且与鸡尾寨发生了你死我活的争战，做出种种从现代文明角度看来是毫无人性的事情。

鸡头寨确乎象一块活化石，时间似乎在这里凝冻住了，似乎世世代代这里的一切都毫无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情感，民风俚俗，包括极其低下的耕作方式，寨子之间无休无止的打冤家，鬼神崇拜，占卜仪式，禁忌法规，从远古到如今，好象从来如此，代代相传。就连人也是一样，那个一辈子只能发出两种声音（高兴时是“爸爸”，不高兴是“X妈妈”）的丙崽。

爸爸爸三个字，从字面意思上讲是父亲，爸、爸、爸——一个父系的传统，一个父系的文化；从语音上看，是口吃，说不出，说不好——一个说不好的传统。这个说不好的传统体现在主要人物丙崽身上，他没有见过真实的爸爸，他爸爸在干什么，是否还存在，只有传闻，不得确证。他只会说两句话，高兴时叫：爸爸；不高兴时叫：X妈妈。这两句话在丙崽并不具备意义，足可以用于一切事情上的两种最基本和本能情感（好与恶）的表达，但在深层意义上，却呈现出一种悖论反讽，他到处叫爸爸，却没有爸爸，唯一对他好的人是妈妈，却用“X妈妈”来表达憎恶。丙崽从小到大都只能说两句话，那他是失语者，他失去了文化的两个最基本的东西：血缘与语言。与这二者一致的就是他的身体就永远长不大。

小说以丙崽吃毒药而不死作结，让人惊奇的是部落里经过一次生死劫难之后，独独丙崽不死，依然喊着“爸爸爸爸爸”，依然顽固地生存下去。这里面所含的象征意义，更不能不使人震惊。丙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显然意味着传统与当代现实之间的某种联系，丙崽死不了，也就表明了那些古老文化的丑陋之处是难以根除掉的。

《爸爸爸》着重写了两家人，丙崽一家，不算回忆中出现的父亲，只有母子两人，一个畸形而又无父亲的家庭，这里写出传统本身的颓败。

丙崽娘带来的些许文明的消失，及至后来她本人也杳无音信：书上是这样描写丙崽他娘：

丙崽他娘种菜喂鸡，还是个接生婆。常有些妇女上门来，叽叽咕咕一阵，然后她带上剪刀什么的，跟着来人交头接耳地出门去。那把剪刀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她剪下了不少活脱脱的生命，自己身上落下的这团肉却长不成个人样。她遍访草医，求神拜佛，对着木人或泥人磕头，还是没有使儿子学会第三句话。有人悄悄传说，多年前，有一次她在灶房里码柴，弄死了一只蜘蛛。蜘蛛绿眼赤身，有瓦罐大，织的网如一匹布，拿到火塘里一烧，臭满一山，三日不绝。那当然是蜘蛛精了，冒犯神明，现世报应，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知她听说过这些没有，反正她发过一次疯病，被人灌了一嘴大粪。病好了，还胖了些，胖得像个禾场滚子，腰间一轮轮肉往下垂。只是像儿子一样，间或也翻一个白眼。

而仁宝一家，只有父子俩，意在写出传统与现在的关系。父亲仲裁缝代表对“传统”的固守，他精通文墨，“读了几本六叔留下来的没头没尾的线装书，知道了不少似真似假的旧事。晋公子重耳，吕洞宾，马伏波，还有他最崇拜的诸葛亮。能向后生们讲古，就成了寨子中的“有话份”的人物。

这个人物是对鲁迅的《风波》的模仿，仲裁缝的言谈就是九斤老太的口气：“汽车算个卵，卧龙先生造了木牛流马，只怪后人蠢了，就失传了”，“先人一个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哪像现在，生出那号小杂种”，一会觉得先前没那么热，一会恨现今的椅子不合意，“想来想去，觉得没了卧龙先生，世道怕是要败了，这鸡头寨怕是要绝了”。

儿子仁宝代表了对现代的接受，他常常下山去，回来时既带回新东西，如玻璃杯子、马灯、能长能短的松紧带、旧报纸、小照片、皮鞋……还带回了新名词、新句式：保守、报告、因为、既然、所以等这样新名词。

山下女崽多，他常下山，说是去会朋友，有时一连几天不见他的影子。不知他什么时候走的，

什么时候回来的。菜园子都快荒了，草深得可以藏一头猪。从山下回来，他总带回一些新鲜玩意儿，一个玻璃瓶子，一盏破马灯，一条能长能短的松紧带子，一张旧报纸或一张不知是什么人的小照片。他踏着一双很不合脚的大皮鞋壳子，在石板路上嘎嘎咯咯地响，更有新派人物的气象。

他把新东西、新事物介绍进寨子，他常怨这里太保守，很多时候俨然像一个新党，然而他的心理却仍然是旧的。

石仁外号仁宝，算是老后生了，还没有婚娶。他常躲到林子里去，偷看女崽们笑笑闹闹地在溪边洗澡，被那些白色的影子弄得快快活活地心痛。但他眼睛不好，看不大清楚，作为补偿，就常常去看小女崽撒尿，看母狗和母牛的某个部位。有一次，他用木棍对一头母牛进行探究，被丙崽娘看见了。这婆娘爱好是非，回头就找这个嘀咕几句，找那个嘀咕几句，眉头跳跳的，见仁宝来了才镇定自若地走开。后来仁宝上山挖个笋子，刮点松膏，或是到牛栏房去加点草料，也总看见那婆娘探头探脑，装着在寻草药什么的，死鱼般的眼睛充满信心地往这边瞥一瞥。仁宝冒着火，却没理由发作，骂了阵无名娘，还是不解恨，只好在丙崽身上出气。见到他，见他娘不在面前，也没什么旁人，就狠狠地在他脸上扇耳光。

他的自视、卖弄、想女人，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进过城的阿Q，只是没演像阿Q的悲剧，只现了阿Q的喜剧，成了一个被取笑的对象。《爸爸爸》与《风波》和《阿Q正传》的联系，使寻根文学有一个“五四”思潮背景，从而强化了寻根文学反传统的倾向。

作品描写了一个个革新者“离经叛道”的失败。仁宝想按照山外的风习搞些改革，得到的却是其父响亮的耳光。这些，都深刻地表现了民族自审、文化反思的主题。韩少功自己说：“《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显然，通过一个山寨的衰微，反思全民族发展的途径，是作者的初衷。

小说体现出强烈的主体理性批判精神，对这种文化状态的各种劣根性内容给予深刻的揭露，《爸爸爸》里的文化批判精神特别体现在小说对于民族文化形态中理性迷失的可怕揭示。

鸡头寨由于打冤家（以及其他无尽的天灾人祸的自然为害和自我找毁）直接引发的威胁整个寨子生存的危机，于是人们“赶着牛、带上犁耙、棉花、锅盆、木鼓，错错落落，筐筐篓篓”的“过山”了。唱着这支流传久远的满含民族痛苦的歌，这属于“凤的传人”的一支就这样从“东海”到“西山”，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向更深远的山林里去了”。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行行叉行行兮开坳口，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男女们都认真地唱，或者说是卖力地喊。声音不太整齐，很干，很直，很尖厉，没有颤音，一直喊得引颈塌腰，气绝了才留下一个向下的小小滑音，落下音来，再接下一句。这种歌能使你联想到山中险壁，林间大竹，还有毫无必要那样粗重的门槛。这种水土才会渗出这种声音。还加花，还加“嘿哟嘿”。当然是一首明亮灿烂的歌，像他们的眼睛。像女人的耳环和赤脚，像赤脚边笑眯眯的小花。毫无对战争和灾害的记叙，一丝血腥气也没有。一丝也没有。

这也是一个象征，表现了一种文化逐渐衰蔽、退化和销匿的行程。这使人想起本世纪人类学考古中的那些惊奇的发现：隐匿在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崇山峻岭、热带雨林和蛮荒海岛中的稀罕的部落，自然地理环境保护了它们，却又限制、封闭了它们，隔断了它们文化交流和进步的道路。不过，由于在小说屡次出现的图腾——凤凰——这里突出了民族性里面那种久经忧患而精神不屈的特征，而叙述者又多次引用开天辟地的上古神话传说，以及有关民族迁徙、孕育繁衍的民间故事和古歌，但我们也不会忘记，生存下来的，还有迁到别处的家庭成员。贯穿小说的神话、古歌、民间传说和图腾使小说洋溢着一股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使人感到民族本身那种坚韧的生命力和面对困境时那种不屈的斗志。

（二）多重主题的确立：寻根与失根

这是一部有意识把主题掩藏起来的作品，或者说它的主题比较隐晦。它呈现给读者的，首先是其奇特的美学风貌：神秘、悲壮，而又有一层淡淡的喜剧色彩。这种美学风貌使小说具有了无穷的

魅力。

首先是作者有意淡化故事的背景，把鸡头寨放在白云缭绕的深山里。从小说提及的汽车、报纸看，故事是发生在不久以前，而从人物原始、愚昧的生存方式看，故事又似乎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于是故事的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都有些游移不定。

其次是写出人物、事物的怪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小说主人公、永远长不大的小老头丙崽。他含意不明的两句话、怪异的外貌乃至喝完毒汁而未死的结局，都难以理解。那用公鸡血引各种毒虫干制成粉，藏于指甲中弹到别人茶杯中致人死命的妇人，山里那鸟触即死、兽遇则僵的毒草，都具有神异色彩。

其三是有意识写出人物活动的不确定性。比如关于丙崽爹德龙的去向就有好几种说法，于是德龙这个人物也变得晃晃忽忽、难以捉摸了。

其四，神话传说的引入直接给作品造成神秘色彩。比如关于刑天的传说、关于五支奶和六支祖跟着凤凰西行的传说。上述诸种手段造成的神秘色彩是这部中篇小说的基本美学风格。

小说的悲壮美主要来源于对鸡头寨人们惨烈的死亡与凶悍的“打冤”的描写。在鸡头寨人的意识中，坐到削得尖尖的树桩上去死最慷慨、最惨烈，是君子的死相，所以仲裁缝要去坐桩。他们认为为了宗族的生存而死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老小弱残那样认真、坦然、自豪地去喝毒汁，让青壮年男女无牵无挂地去寻找新天地、创造新生活。“打冤”中的砍牛头占卜、杀个男人和牛一起煮了分给大家吃，已经不仅仅是悲壮，甚至散发着一股原始、野蛮的气息。

小说的喜剧色彩主要来源于仲裁缝的儿子仁宝这个人物。他的故弄玄虚、不新不旧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因与其生存的环境不和谐而显得可笑。在准备“打冤”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和许多人告别，好像马上就要去赴汤蹈火，但告别之后却什么也没干，依旧穿着大皮鞋壳子在寨子里晃来晃去。这个带些喜剧性的人物缓解了小说的神秘气息和悲壮色彩给人的压抑感。

应当注意：小说富于象征意味的表象世界为多种解释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小说的思想蕴含必然是丰富的。但从总体上看，它表现的是一个生命群体（鸡头寨的人们）从愚昧、衰败到走向新生的艰难历程。在这个意义上，丙崽和鸡头寨的人们具有某种一致性，虽然鸡头寨的人们厌恶、羞辱丙崽，但在愚昧这一点上他们和丙崽没有区别。在他们眼里，丙崽一会儿是可以随意羞辱的白痴。一会儿又成了被顶礼膜拜的大仙。他们不理解丙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自己。丙崽的永远长不大，暗示着生命与时间的停滞。鸡头寨的人们也同样陷于这种停滞中。他们祖祖辈辈重复着同样的生存方式，就像丙崽永远是同一副面孔一样。

小说对鸡头寨大迁徙时的焚烧房舍、毒杀老小弱残的描写，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新生命只能诞生在火的洗礼与去腐生肌的蜕变中。

故事发生在鸡头寨这边缘村落，显然属于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蛮荒之地或世外桃源。它有久远的历史，秦代设过“黔中郡”，汉时建过“武陵郡”等。

我们还得知，散落在这里的村村寨寨尽管不知来源何处，其语言与山下千家坪的明显不同（如称父亲为“叔叔”、叔叔为“爹爹”等），但总是通过“唱古”即吟唱死去先人的故事而与自己的原初之“根”取得联系。在这样的村落里，代代相传的宗教故事就是历史。这祖宗与历史的传播，一靠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唱歌”“摆古”，二靠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的唱古，吟唱祖宗，从而代代相传。德龙，这个被称为似乎是丙崽的爸爸的人，出走之前，是村子里最好的唱歌和摆古者，因为他，鸡头寨的人知道了自己的历史。

德龙最会唱歌了。他没有胡子，眉毛也淡，平时极风流，妇女们一提起他就含笑切齿咒骂。天生的娘娘腔，嗓音尖而细，憋住鼻孔一起调，一句句像刀子在你脑门顶里剜着，刮着，使你一身皮肉发紧。大家对他十分佩服：德龙的喉咙真是个喉咙啊!

如果寨里有红白喜事，或是逢年过节，那么照规矩，大家就得唱"简"，即唱古，唱死去的人。

人们通过唱古这样的的形式知道了自己的祖先刑天的故事。按唱古中的叙述，鸡头寨人的祖先谱系是：姜凉→府方→火牛→优耐→刑天。这刑天便是陶潜诗里那位“猛志固常在”的原始英雄。

刑天刚生下来时天像白泥，地像黑泥，叠在一起，连老鼠也住不下，他举斧猛一砍，天地才分开。可是他用劲用得太猛了，把自己的头也砍掉了，于是以后以乳头为眼，以肚脐为嘴。他笑得地动山摇，还是舞着大斧，向上敲了三年，天才升上去；向下敲了三年，地才降下来。

就这样，刑天继续奋战六年，终于完成“开天辟地”这一壮举。刑天的后代原来住在“东海”边，由于人口增多，才在凤凰的提议下，欢笑着全族西迁至稻米江畔。有这样的原初“圣人”和光荣的过去作依托，鸡头寨的一切该是让人神往的。

然而，叙述者本人却自己起来消解这一企图。他让一位史官揭露说，唱古中的故事不是事实而是虚构：刑天的头原是争夺帝位时被黄帝砍掉的。这就消解了这位千古英雄形象。同时，此地彭、李、麻、莫四大姓，原来并不住在所谓“东海”边，而是住在云梦泽一带；他们西迁，不是“胜利”转移，而是被黄帝“战败”后的逃亡。显然，唱古与史官叙述构成相互解构的力量。那么，哪一种更真实呢？读者是相信唱古者德龙还是相信史官？

叙述者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环顾左右而言他地说：“鸡头寨的人不相信史官，更相信德龙”。德龙唱了十几年，带着那条小青蛇出山去了。他似乎就是丙崽的父亲。

丙崽有很多“爸爸”，却没见过真实的爸爸。据说父亲不满意婆娘的丑陋，不满意她生下了这个孽障，很早就贩鸦片出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已经被土匪“裁”掉了，有人说他在岳州开了个豆腐坊，有人则说他沾花惹草，把几个钱都嫖光了，曾看见他在辰州街上讨饭。他是否存在，说不清楚，成了个不太重要的谜。

让寨子里的人相信德龙而不相信史官。但丙崽的爸爸是否德龙，德龙还存在与否，这一切都不清楚。那么德龙所唱的历史真实与否，这一切都有疑问。这里虽然以鸡头寨人的态度间接作答，但并未消除不了我们心头的对这真实性的疑虑。

《爸爸爸》本是从丙崽开始讲了一个失根的故事，寻根于是变成了对根的询问。

可见，小说本文本身从内部颠覆着作家原有的“寻根”意图。生活在这个存在裂缝、虚实难辨的神话语境中的主人公丙崽，出生时就一脸死人相，沉睡两天两夜，不吃不喝，直到第三天才哭出声来，只会说两句话：“爸爸”和“X妈妈”，而且以后就一直只会这两句了。他“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象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这实在是一个没有正常思维、缺乏语言能力的人间“怪物”。他使人想起卡夫卡笔下变形为巨大甲虫的格里高尔，又带有弗洛依德所谓“失语症”患者的特征。总之，丙崽是一位畸形儿，呆子。试想，这样一位畸形人怎能承担复活“刑天精神”的大业呢？这一事实本身显然就又一次拆解了寻根意旨。丙崽的形象本身既象征了对根的询问，又是对根象征性的回答。这样一来，借“传统性”寻找“民族的自我”的企图，就不得不趋于瓦解了。

作为“寻根”意旨的中心象征的丙崽既已如此，那整个寻根精神就实际上已从内部瓦解了。人们不无道理地带着寻根意念去寻觅，想不到却理所当然地发现：向往中的原始生命之根早已衰朽了。确实，在整篇本文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寄托作者的寻根理想的人物。《爸爸爸》没有提供能实现作家的“寻根”理论宣言的人物和氛围，所以，它瓦解了寻根的理论。

结语

韩少功有一句话：“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就是这么一位仰望者，一位在文化批判领域里执着的星空仰望者。韩少功所谓的“寻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批判，一种对现实的批判，一种对文化的批判，一种对人性的批判。这种批判的进一步延伸就使韩少功走上了艰难而迷茫的“寻根”道路。韩少功“寻根文学”的代表作《爸爸爸》就是一种对落后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以“丙崽”为代表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