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前后期思想创作的不同

一、白居易前后期诗风对比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大诗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两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这两类诗其实也是他前后期作品的代表。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大异，也就是说白居易晚期诗风较之前期发生了巨大改变。

他的前期作品为劳动人民的痛苦而呼吁，同时对于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予以谴责。其诗歌目的只有一个，即“补察时政”。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他创作了大量反映民众疾苦的讽喻诗。但晚期他把写作重点转移到身边琐事上，写下了大量吟咏个人闲适情怀，甚至表现自己沉缅酒色的诗作。其时之诗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之又浅、俗之又俗。苏轼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白之俗，主要就表现在这里。

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他在青年时代刻苦读书，终于靠科举走上仕途。元和三年与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这一时期是他政治热情最高时，“有翎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讽喻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也正因为此，他招来权贵的仇恨、皇帝的疏远，几经贬谪。元和六年，因母丧而回乡守制，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余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心中早就存在着的佛老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元和十年，因为所谓的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被贬让他痛彻心扉，并成为他诗风明显转变的契机。他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从元和十三年起，他开始平步青云，节节高升。武宗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

二、晚期诗风形成与时代的关系

要谈白居易晚期诗风的形成，必须要联系当时的整个时代。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日见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各霸一方。宦官掌握禁军大权，无恶不作。统治阶级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我们知道，白居易本是希望通过讽谏来改革弊政的，但无论是谏书还是谏诗，都不仅不能奏效，反而招来罪责。他的寄希望于皇帝纳谏以革弊政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幻灭了。白居易的诗歌讽喻说夭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淡泊平和、闲逸悠然情调的闲适诗。这就是白居易晚期诗风的代表作了。

三、白居易的士大夫情结

白居易出身于地主阶级，而后服务于封建统治者。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衷心是无庸质疑的。他在做谏官时确实颇为刚直，可谓“谏纸盈箱”。而等到元和六年四月以后他不再做谏官，他的讽喻诗就减少下来。推究原因，大约是因为讽喻诗只是变象的一种谏书，他既然不做谏官，讽喻诗也就可写可不写了。可见他只是对统治阶级负责，并不是真正地为人民负责。而且他身上本身就有士大夫情结，那就是对安逸生活的向往以及具有各种各样的闲情雅致和因袭的审美情趣，同时又从时代的演进中学会一种可进可退、从容机智的人生哲学。不论是身处逆境，抑或身处顺境，他始终以“适”作为向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以“适”调整心理平衡。这种精神追求在他放弃早期政治理想时更显突出，于是“闲适诗”充斥其晚期创作。

长庆元年以后，他官运日益亨通，地主阶级的庸俗满足感越来越强烈，与早年那个“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白谏官简直判若两人，他再也不讳言自己的世俗，并视之为理所当然。

他晚年的诗中，差不多处处提到高官厚禄的满足与得意。他沉酒于酒色之中，万事不关心，惟逸乐是寻。经常出现在他诗中的是一种满足和炫耀的情绪。有多少钱，有什么妓妾，拿这些对比其早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的讽喻诗，真让人怀疑此白非彼白了!这与他晚年崇信佛老有密切联系，但更可见出他具有地主阶级的封建腐朽人生观，庸俗且自私。这可能跟他晚年在杭州、苏州、洛阳等几个当时的商业大都市长期做官，而且所到之处，寻欢作乐不无关系。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是非常中肯的。在白居易的晚年，他果真俗得彻底。

四、白居肠人生信仰的转变

唐代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可以并行不悖，白居易这位诗界的“广大教化主”就是三教融合的典型。他在早年无疑是孺家教义的奉行者，他积极人世，关注民情，确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心。但人人晚年，所经世事沧桑，人生变化无常，他的信仰发生变化，由孺者蜕变为一位居士，一位道家门人，实为明哲保身之举。当然这种变化也可被他粉饰为儒家的处世之道—“穷则独善其身”，但他的身上确实被打下了佛老的深深烙印。

1.白居易的道缘

白居易在青年时代过着顺沛流离的生活，贫穷不仅使他接近人民，而且导致他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所以在前期，他对神仙道教的宜传持怀疑态度，就此他写下《海漫漫》、《梦仙》等“戒求仙”诗;同时他也创作了《读(老子>》及《读<庄子)》来对老庄进行质疑。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一信仰坚持到底。由于仕途的坎坷，他对道家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也就是在其被贬江州，开始“独善其身”之后，他不仅“面上灭除优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而且开始从道家的殿堂寻找安慰良方。

他认真研读老庄道经，与道士结交，也常到道教名山名观里去体验闲适的生活，写了不少感悟诗。他甚至还亲身体验道教的服食方术，写下《早服云母散》。让人意外的事，在《梦仙》中他对服食云母散的道士抱讥笑态度，在晚年竟转变为对这些“修炼之士”的羡慕之情。我们还可以从众多虽没直接提到但言语中饱含道家思想—“知足保和”、“无为”的诗句中窥见白居易的祟道之心。

2.白居易的佛缘

较之白与道教的关系，应该说佛教对其影响更是巨大。他与之在接触时间、范围、深度和最后的归依方面，佛教无疑排行第一。白居易躲过了不少仕途风险，说到底大部分都是他的这种处世哲学起的作用。

白居易的人生典范是《维摩请经》中的维摩诘居士。维摩诘游戏人间，享尽富贵，但他又谙熟禅理，以世间为出世间，是大乘佛教在家信徒的理想形象。白居易以此为榜样，他礼佛、敬僧、习经、参禅，而又始终热衷于世俗的生活享受，并在诗文中大肆宜传。

白居易的佛教思想完全是一团大杂烩，他早年习南宗禅，在洛阳时结交的惟宽，在江州时结交的智常，都出于马祖道一的门下。晚年结交的和尚也多为南宗弟子。然而他又大肆宜扬西方净土思想，讲渐修、净心和禅定，都不符合南宗教义。除此之外，他也接受了律宗的思想，晚年常常吃斋、持戒，试图断绝一切人间杂念。

其实白居易早年这种佛教思想就已经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佛家的无竞争、消烦恼、求解脱的思想对他深有影响。虽然他在早年因为政治的需要，写了类似《策林》—《议释教》的反佛诗，但与此同时他也作了一些真正表现他对佛家思想态度的诗歌。《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以及《白发》就是他早年所作的这类诗的代表。他在三十多岁时就曾云:“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客路感秋寄明淮上人》)，向禅师讨教除烦恼之方。特别在其丧母丧女之后，白诗中屡屡可见以佛说澄净心性的解脱语。

晚年，他在总结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之后得出以后决定奉行的人生哲学，写下《不二门》:“……亦曾登玉陛，举错多纸漏，至今金阅籍，名姓独遗漏。……坐春老病通，须得医王救，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由于仕途挫折让他心力交瘁，他终于感悟佛理，确实按照“不二门”达到了无僧无爱的境界。可谓“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事实上他人虽在官场，已不过问官场上的事了，过着“仕隐”生活。

他爱香山寺的清幽，又和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他把元稹死后留给自己的价值六七十万的礼物用在重修香山寺上，还希望来生在此山为僧:“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人香山。”“爱风岩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

可以说他信佛越深，感情越无波动，对一切是非善恶无思无知，无见无问。试问到了无所爱僧的地步，他还会有早年动人心魄之诗吗?有的也只能是写身边琐事的闲适之诗了。

五、白居肠闲适诗的影晌

白居易晚期的闲适诗同他早期的讽喻诗一样对后代影响巨大，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境悄趣屡展被人称道。如《采莲曲》、《杭州春望》都是闲适诗中的佳作。但在他更多的闲适诗中，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贪图享乐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的生活态度是不值得提倡的。然而正是这种思想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深远。如宋人就多羡慕白居易的闲适之道，将其易形咏于诗的那种闲情逸乐移人词中。单以东坡词为例，有案可查的与歌妓、酒筵有关的词就有《减字木兰花》(郑庄好客)、《玉楼春?次马中玉韵)、(戚氏)(玉龟山)等等数十朗之多。凡此种种，都展示了白居易及其闲适诗的影响。

“白居易早年的积极从政，原想和杜甫一样”，“走儒家?仁政…的老路。后来碰了几个钉子，只好祭起老子?知足不辱…的法宝，置身闲散”，“以求适应当时朋党斗争的复杂政治环境”。“他中年以后的炼服丹药，晚年的归心梵乘，都是这二重性思想斗争暂时妥协的结果，可以说他到死都在矛盾徘徊中过生活的。”他还总结道：“白居易的思想和性格：从政方面，出于儒家的?政为不忍之寄…的观点；生活方面，近于道家的放任自然；修养方面，早岁炼丹，晚年参禅，幻灭后只好醉吟自遣了。”他最后也认为，“我们对于白居易身为封建社会的官僚，而能够在他的行动和诗歌中到处流露着对人民的高度关心、同情和热爱，已是难能可贵，自然不能对他作过高的超历史的要求了。”这实际上也是当时大多数学者对白居易思想的共同态度。

纵观白氏一生，他“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其思想的主干的。只不过他的前期思想更多地反映了?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的积极面；而在后期，他虽然说过?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的门面话，但实?上他既不佞佛，也不信道，而是以?执西用中…的儒家中庸之道，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杠杆的”。作者还指出，作为白氏后期处世哲学的中庸主义，是他“应付一切现实矛盾的万应灵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在思想领域里，对待儒释道三教持调和平衡、兼包并容的官方立场；在出处进退的问题上，持?似出复似处…的?中隐…观念；在朋党之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蹇长春后文则通过对白居易早期思想资料百道判的分析，指出白氏早期思想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鲜明的儒家正统观念；二是自觉的庶族地主的立场；三是热衷于仕进的积极用世的态度。

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他十一岁时就离家避难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贫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这对他的诗歌创作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他的一生，大体上即可依此分为前后两期，而以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

(一)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以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幸至尉，不久入为翰林学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所以诗人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

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非常积极、勇敢，也不怕牺牲自己：“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为了了解人民的“心”，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象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们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诗人却是“不惧权豪怒”!

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书籍以来未有的“国辱”，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白居易时为赞善大夫)，造谣中伤，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得罪的原因还是在于那些讽谕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二)后期——即自贬江州到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江州之贬是对诗人一个沉重的打击，“换尽旧心肠”，诗人虽未免言之过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显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某些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在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这时也就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了：“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下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苏州刺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最后的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所以刘禹锡称道他说：“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其实是可悲的。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

但也应指出：白居易的消极毕竟不同于王维的“万事不关心”。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时的筑堤浚井。人民对他也很有好感：“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只是老百姓“饥冻”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会昌六年八月，诗人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