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下蒙古族的经济发展

清朝统治下蒙古族的经济发展

清朝统一全国，蒙古地区较为安定，经过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蒙古地区与内地经济有所交往，蒙古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和农业以及手工业、商业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畜牧业

清代，蒙古地区的经济是畜牧业自然经济。饲养的牲畜主要是驼、马、牛、羊。牲畜在牧业经济中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是让会物质财富的主要体现。蒙古劳动牧民过着饥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其皮,驰驱资其用，无一不取自于牲畜的游牧生活。

设旗编佐。划分牧地是清代管理牧业的重要措施。清廷向归附的科尔沁等部落派遣官员，查户口，编牛录，分牧地。通过行政手段设立旗分，劳动牧民被束缚在牧地上，不能越界放牧、畋猎，也不能随意离开所属旗分，来住驻牧，必须会齐方可移动。这是调整蒙古原来牧地的一项经济和政治措施。

天聪八年(1634)十月。清廷派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蒙古牧地疆界。以此划分满洲八旗与内扎萨克蒙古之间的牧地。核定各部落户口。巴林、奈曼、翁牛特、敖汉、四子部落、阿噜科尔沁、扎鲁特等蒙古部落，分定的户口多则二千四百余户，少则八百户，各部落合计有二万五干余户，八旗满洲与蒙古部落有了界限，广大蒙古地区还是通过旗扎萨克管理牧众，因其俗，又加以调整，通过纳实物税的方式，实行对广大劳动牧民的经济剥削。

关于苏鲁克制。苏鲁克，即指畜群。这是由富有的牧户和个体的

劳苦的牧户游牧形式中分化而出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据史料记载，早在顺治初年蒙古土默特左翼旗就已实行苏鲁克制。这种制度由畜群占有者和劳动牧民双方构成。前者称为放苏鲁克一方，后者为接苏鲁克一方，这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关系。其剥削形式是，收取绒毛和奶子、骑用、牛粪等，畜群所繁殖的仔畜归放方。清朝皇室是最大的放苏鲁克者，今辽宁彰武县，在请代即是清王朝的苏鲁克，让牧民为请廷放牧牛羊。苏鲁克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富牧苏鲁克，边商苏鲁克，庙仓苏鲁克，还有各级封建官吏和王公贵族苏鲁克。

苏鲁克制的形成和发展．对蒙古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它虽然是有畜者和无畜者双方建立的剥削性质的租佃关系，但对双方多少有利，无畜或少畜者，可以获得一部分仔畜，接苏鲁克一方对仔畜的部分所有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接方的经济生活条件，对放苏鲁克一方，也能增加牲畜的总头数。苏鲁克制，在蒙古广大牧区占有比重很小，劳动牧民为牧主放牧牲畜还是占多数。

在卫拉特蒙古还有一种分群放牧的形式。卫拉特牧民放牧驼马牛羊，牧主每年从十只母羊中收孳生羊羔三只，驼五年一均齐，十峰驼取孽四峰。马，三年一均齐，三匹取孳一马。牛，四年一均齐，十头牛取孳八头。有多孳者，赏给卫拉特牧人。

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牧场。清廷制定的《清会典》、《清会典事例》和《理藩院则例》等官方文件中，明文规定口内居住的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有些地区虽有开垦，仍有各种规定，或种三年或种五年，

耕种期满．退还原主。如容留民人开垦地亩，照隐匿逃人罪处罚。

对台吉和贫苦牧民实行贩济。无马或少马的台吉，给牝马，八年后如数交回官牧场，其孳生的马驹归台吉所有；在蒙古重要关口和城镇，如张家口、古北口和山海关以及归化城等地，设仓积贮米石，遇天灾时予以贩济。康熙年间蒙古苏尼特、四子部落、阿巴噶、察哈尔、巴林、鄂尔多斯和乌喇特及喀尔喀等部落，不同程度的得到赈济。

清代蒙古畜牧业生产水平是低下的，但是牧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步积累生产经验，生产技术和管理有所改进，有些地区打井、搭棚、筑圈、冬贮牧草。半农半牧地区，农牧业之间，互相接济。随着牧区商业的出现和发展。畜产品有了加工和销售，这都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清朝统治集团在保证其赋税收入的前提下，对各级官吏和王公贵族的横征暴敛稍加限制，客观上有利于牧业生产的发展。

畜牧业有所发展，但牲畜头数并无明确统计数字，史料记载、蒙古草原"马、驼、牛、羊遍满山谷"。在草地行走七、八天，口外牲畜沿途"络绎不绝"。这些描写未免有些夸张，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畜牧业的发展情况。

清代在蒙古地区没有不少官牧场，饲养大量牲畜。以供皇室和军队资用。有养息牧牧厂、上都御马厂、礼部牧厂、太卜寺左右二翼牧厂、大凌河牧厂和达里冈崖牧厂。牧厂辽阔,仅大青山后牧厂,东西宽三百里。南北长二百里。康熙年间．口外马厂牲畜数量马有十万匹，牛六万头，羊二十余万只，雍正初年．太仆寺左右二翼牧厂有马四万匹。据史料记载，喀尔喀蒙古牧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乾隆中叶，哲布

尊丹巴呼图克图及所属沙比纳尔的牲畜有四十三万余头(只);道光16年(1836)库伦办事大臣的统计资料记载。车臣汗部有牲畜43万头(只)；土谢图汗部有20余万头(只)；扎萨克图汁部有8万余头(只)；赛因诺颜部有17万余头(只)。各官办牧厂没有总管或卿、少卿、寺丞和宽达兰、什群长、颁催等满汉官员。负责督察管理牧厂。春季查验骑马驹，稽查孪生、倒毙数目、训练马驹，印烙马匹；秋季验视马匹肥瘠。定有赏罚制度。管理人员对孳生马匹数量多者。分别等分给予奖励。放牧人员多由蒙古贫民负担。

农业的发展

蒙古地区的让会经济主要是畜牧业，农业在这一地区的局部地方早已出现，且有所发展。蒙古广大地域是牧场，农业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地区：内蒙古的西部主要是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即土默川平原，河套地区。内蒙古东部是热河、喀喇沁地区。喀尔喀蒙古主要是屯田，分布于图拉河流域和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地。卫拉特蒙古的农业主要分布在额尔齐斯河流域、乌鲁木齐地区，伊犁地区和巴里坤、珠勒都斯等地。

一是蒙古地区汉族移民增多。"很早以来蒙古地区就有汉民居住，草原辽阔，土旷人稀，早在天命年间，复州盖州等地的蒙古人，已开始学习谙申(女宜人)、汉人的耕作方法耕种土地了。后金天聪年间、察哈尔和喀喇沁人开始农耕；康熙朝几次派人到归化"督耕"。据记载康熙十年(1671)口外始行开垦，此后移民不断涌来，至康熙末年，仅山东一地民人到内蒙古垦地谋生者"多至十万余"，雍正间，实行"借

地养民"政策，乏食汉民可到口外耕种蒙地。到了乾嘉时代，东部的喀喇沁等地。西部的归化城土默特平原，中部古北口外等处，"内地民入前住蒙古耕种者，不下数十万"。据乾隆十七年(1752)调查。来喀喇沁左旗的汉族农民百分之八十多是直隶人。乾隆间喀喇沁中旗有汉佃丁四万二千余人，建成材落一百零三屯。归绥道属丰镇厅和宁远厅的汉民就有七万七千余户。有些地区汉民增多，从事耕作"养育鸡豚。竟成材落，与内地无异"。

二是土地开垦数量增多。汉族农民赖以农业为生，人口较多，土地渐渐被开垦。康熙年间，根据内务府的报告，清廷批准在归化城南浑津、黑河设立庄头地十三户，至乾隆三年(1738)十三官庄垦地已达二十万亩。乾隆八年，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有土地七万五干余顷，其中牧地仅有一万余顷，开垦土地面积达六万余顷。乾隆元年至十八年，宁远一厅开垦土地一百四十一顷，乾隆三十九年，丰镇、宁远二厅垦地已有二万一千五百余顷。据乾隆六十年统计大青山后熟地和荒地已有四千二百三十顷。此外，八旗蒙古庄屯土地就有四十余万垧。

三是农作物种类繁多、产量有所增加。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地区，种植着种类繁多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瓜果。归化城土默特一带农作物有燕麦、糜子、麻、黍、豆和葱、韭菜，喀尔喀蒙古种植大麦和小麦，卫拉特蒙古除大麦、小麦外，还有青稞、稻米、小豆、葱蒜及桃李葡萄，史书记载"百谷园蔬之届。几乎无物不有"。

由于汉族农民的辛勤劳动?耕作技术的改进，加之土地肥沃，水利灌溉，粮食产量增多，除供蒙古地区外，还可向外调运粮食。康熙

年间，北京所食米粮"自口外来者甚多"。同一时期，直隶民众乏食，清廷特开山海关之禁，调运蒙古地区粮食"以济关内"。山西米少价贵，从归化城附近湖滩河朔(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县)运米至山西，予以接济。雍正三年(1725)因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年谷丰收，清廷在归化城、土拉库、喜峰口、大青山和黄河口岸等地建仓贮谷。粮多米贱，归化城一带米粮，由黄河运往内地。乾隆二十七年统计．内蒙古东部三盟，即哲里木盟十旗存谷十七万余石。卓索图盟五旗存谷二十五万五千余石；昭乌达盟十一旗存谷十一万八干余石．三盟合计共存谷四十六万余石。仅归化城所属托克托城存谷就有十三万石。

蒙古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是多种的。首先是社会的安定，蒙古各部落，特别是内蒙古各部落归附清朝后，战乱减少，农业生产有了较稳定的环境，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内地汉族农民因顺治初年圈地和地主压迫剥削造成贫困破产，离乡背井。逃到口外谋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其次，蒙古地区也有人要求耕作，喀喇沁三旗蒙人要求内地汉民到该地耕种；第三，蒙古王公贵族为扩大其剥削收入，满足其奢侈生活欲望，招募汉农承租或雇佣，到本旗耕种土地，收取租银。康熙间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右旗亲王色登敦多布，奏清将克勒和朔等地，给其属下就食人耕地，清廷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少数蒙古牧民开始转牧为农，为农业发展出了力；第四，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挖井、修渠，利用天然河水、雪水。雍乾时期，内蒙河套开凿昌润渠和惠农渠，伊犁地区开通惠渠，八旗的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各设有水利设施，以利农田灌溉；第

五。清廷对边外开垦给予一定重视，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对西部和北部用兵之时，尤为关注。清廷一方面实行禁垦政策，另一方面十分重视边外的粮食储备。康熙帝说过：边外积谷。甚属紧要；他在巡视内蒙古熬汉、奈曼等地时。主张发展农业，可种百谷。雍正帝一即位就指出：边外地方辽阔，开垦田亩甚多，京城无业兵丁移驻彼处。殊为有益。遂选派熟谙农务的八百兵丁，前往热河、喀喇和屯和桦树沟等地开垦。归化城都统丹津，提倡农耕，发展农业。

农业的发展使蒙古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发生变化，汉族贫苦农民移驻蒙古地区从事农耕，带来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力，蒙古贫民学习生产技术，这对蒙汉民族生产技术的交流和民族关系改善是有积极意义的。蒙古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从畜力和肉食以及畜产品等方面，支援农业区，这无疑对农业生产发展是一个促进。农业发展促进蒙古地区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和牧场的开垦，使蒙古地区主要是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结构，清代以来，东到哲盟东部，西达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中部卓索图盟等地，牧场先后被开垦。昭乌达盟的敖汉和乌兰察布盟的乌喇特等部，也都是垦事在先的部落。牧场的缩小和土地的开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蒙古牧民失去他熟悉的牧业生产，而去经营土地耕作，既不懂农耕技术，也不会把握农时和利用自然气候等条件，从一个牧民逐步过渡到一个农民，需要几代甚至更长的历史过程，这中间牧民经历了痛苦、贫穷和辛酸的历程。历史就在这一充满矛盾的过程中，促使在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中，

出现了半农半牧的经济成分。这里边饱含着蒙汉各族人民的创造和劳动，也记载着蒙古牧民失去牧场转而农耕的历史进程。

卓盟喀喇沁地区农耕较早，乾嘉时期经营农业的规模逐步扩大，至道光咸丰时期，已经逐步由牧业转向农业，同治光绪年间可供放牧的牧场为数不多了。清廷允许汉农耕种升科，作为有收之土．只有与牧场毗连的土地仍有禁令。从总的趋势看，土地开垦势难禁止。因此，清廷主张兴地利，收租科，试图做到耕与牧不相碍。但是，在封建剥削制度下。这种想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手工业和商业

蒙古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城镇的出现，使蒙古原有的家庭手工业得以进一步发展。汉商进入蒙古地区和汉族手工业者到蒙古就地生产，出现手工业作坊，特别是与牧民生产和生活相联系的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

手工业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是由生产相生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皮毛加工业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手工业，生产和生活中需要的毛毡、毛绳和皮绳。都是通过对牲畜皮张的加工制造获得的。制革业是对皮张进行加工制作，首先是鞣皮，然后进行加工，制成皮鞋、皮帽、皮衣和皮褥。

由狩措和战争的需求而产生的手工业也相继有所发展，打措和战场上所需的子弹和火药，所用的弓箭、刀矛、盔甲，这些武器和盔甲的制造，推动了冶炼业．提炼硝磺、铜和铁，据《伊犁总统事略》记载，卫拉特蒙古专门管理铁匠铸造器械的鄂拓克就有五千多户，造炮

的包沁有一千余户。伊犁地区惠远城设有撒袋、弓箭、鞍占、铁造等五个局。

车辆的制造在生产和生活中作用很大，草原上行驶的杭盖车(又称勒勒车)，卫拉特蒙古人用的圈车，车大，轮高。制造蒙古包的哈纳、车辆制造，一般农具制造(锄、钟、犁等)推动了伐木生产。

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乳制品加工业、纺织业(织布、呢绒)制硷、熬盐、酿酒(普通酒和阿拉占即马奶酒)等有所发展。

蒙古人信仰黄教，也能生产宗教用品(佛像、香、蜡烛和佛器等)。较晚时期蒙古地区出现造纸业、食品加工业(制粉、酱油)。

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蒙古地区也渐渐兴起。内外蒙古和卫拉特蒙古地下有各种宝藏，蒙古族和汉满维等各族手工工人早已开发和使用。呼伦贝尔、察哈尔、乌珠穆沁、苏尼特、鄂尔多斯、归化城土默特、热河、八沟、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阿拉善和喀尔喀蒙古以及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出产金、银、铜、铁、锡、铅和煤、石青、硫磺、盐硷、木材。能熔炉炼铁，鼓铸制钱。伊犁哈尔海图的铜矿，年开采量达二、三千斤至五、六千斤；归化城周围地区的阿利莫图、哈莫尔、清水河、喀喇乌齐尔图等处有煤矿，乾隆末年煤窑多达二话余座。阿拉善的吉兰泰盐，俗称红盐。味甘产量多．远销内地陕、甘、河北、河南及两淮地区，仅山西一省三十四州县都食用红盐。

蒙古的商业。蒙古人和蒙古地区的商业发展由来已久。早在天命年间。与畜牧业生产相联系的商品交换已经出现，后金王朝规定蒙古

人只能出售自养的牲畜。并缴纳税金。天聪、崇德时期，蒙古地区的商品交换和贸易渐渐发展，这一时期贸易地点主要有张家口、归化城和杀虎口等地。负责和从事与蒙古地区贸易的有后金的苏拜达雅齐和希福等官员。往来贸易的有蒙古部科尔沁、乌珠穆沁和喀喇沁等部。满、蒙、汉等各族官员或商人，或与明朝在张?quot;创议开市"，或"率八家商人"到归化城和杀虎口贸易。

清朝统一蒙古各部，蒙古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产品和商品。蒙古地区早期商业的一种是随军商旅。早在祟德初年，清太宗皇太极率领清军攻打察哈尔部林丹汗和鄂尔多斯部落时，随清军而来的商人便在军营周围安营下寨．与清军和周围的部落王公做买卖，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易，商人有时多达百余人，他们来往于归化城和盛京。这是在内蒙古最早的流动商人，规模虽小，但随清军的移动，沿途路经不少蒙古部落。有的商旅还由后金汗国派人?quot;八家官员"，携带货物往归化城进行贸易，返回盛京的交易人员，皇太极曾命大臣前住迎接。

清入关后，口外与内地经济联系加强，商品交易较前发展，且种类增多，蒙古王公贵族定期到北京或热河等地区朝觐、年班、围班、随队即有通贡、互市以及定时定点的集市贸易，届时携带大批驼马牛羊及蒙古地区所产乳制品、皮毛及其制品，还有其他土特产品，如硇砂、葡萄、羚羊角、石青等。自制的手工业品，如兽皮、锁子甲、厄鲁特鸟枪、康熙年间，卫拉特蒙古一般在张家口和归化城贸易，进京者一二百人，有时多达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到了乾隆朝，一

次携带驼马牛羊达十六万头只(峰)换回边疆地区所需要的茶、布、绸缎、粮食、陶瓷器、佛器等。

随着通商贸易的发展蒙古地原有的城镇有所发展，同时又出现不少的新的集市贸易城镇。诸如归化城、多伦诺尔、张家口、杀虎口、包头、赤峰、小库伦、大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买卖城)、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伊犁和西宁等处，都成为商品贸易的交换中心或集散地、转运站。归化城在康熙间已成为"外藩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货亦毕集，乃扼要之地也"归化城有商行十二家，'商贾丛集"马驼甚多．其价亦贱。著名的大商号大盛魁即是其中之一。大盛魁商号，建于雍正初年，初期总号设在乌里雅苏台．发展迅速，经营商品种类多．后迁至归化城，据记载每年贸易总额达白银一千万两左右，从业和雇佣人员多达六、七千人，除总号之外，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和广东等地、设有分号和小号，并有坐庄人员。北京的小号以卖羊为中心点，汉口是卖马的分庄。蒙古地区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多伦诺尔等处都设有分庄和小号。

喀尔喀蒙古贸易集散地主要是库伦、恰克图(买卖城)以及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茶叶为例，由内地购买的砖茶，又称大茶。运至山西永济县，由永济转运至归化城，再由归化城驼运至乌里雅苏台．一次即运一千块，每块重二斤半，运往科布多一次运八干块。除茶叶外还有代烟、毛布口袋等货，由山西蒲州府发路票。乌鲁木齐是漠西卫拉特蒙古与内地贸易的集散地。向东通内地，向西可达中亚地区。向东

途经甘肃、河套至归化城、张家口直达北京。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已成为"富商大贾聚居"之地，从归化城来的商人皆称"大贾"，又称"北套客"。所运商品不仅有一般日用品．"一切海鲜皆由京贩至归化城，北套客转贩而至。"归化城又是东西贸易的集转站和交易中心。

北京、山西等地商人到内蒙古进行贸易。北京商人主要去东部。山西商人到西部。个体汉族货郎也深入草原经商。

商业的发展．贸易盛行，获利者自然是王公贵族、富商大贾和各级地方官吏。广大蒙古牧民只能从中换得一点日用生活用品，据清代档案记载，穷苦牧民无猎鹰、猎狗、无法获得兽皮换取商品、"只靠几个牲口过活"，只能挪凑牛马羊，交到天朝[清廷]，想换点东西以谋生。

蒙古地区的商业虽然有些发展，但是仍受清廷种种限制，为巩固其统治秩序的稳定，在《清会典事例》和《理藩院则例》中，对商业贸易的限制做了许多明文的规定。随王公贵族年班、朝觐请安的商队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不得随意进京。凡内外扎萨克蒙古等地，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和杀虎口出入贸易者，必须携带部票、照票、印票或小票、大票等，须向守关章京通报入关人数、年令、面貌及携带物品，贸易处所，方可入关；出关时仍由章京验对原数，购买货物者，须上报理藩院，转行兵部，发结"口票"，方可出关。专程来京贸易者，无论是扎萨克王公或闲散贝勒贝子公及管旗章京、副章京等，须十人结队而行,由一章京率领，否则不准进京，管旗王公等要受处罚。在蒙古地区内，扎萨克王公等由草地赴归化城购买驼马者，

仍须报告理藩院，发给印文，方可贸易。同治间又制定《严禁越私贩章程》。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无照奸民"，滋生事端。在商业管理上，清廷在蒙古重要城镇、关口设立税收机构，派驻官员，征收商税、关口税．在户部所属的二十四关中，与蒙古地区有关的关口是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和归化城。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蒙古地区的商业，特别是内蒙古地区的商业。起着沟通蒙古地区与内地物资交流的积极作用。蒙汉等各族人民的物资交流。成为双方经济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内地和蒙古地区少数农业区供应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已经成为蒙古族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和生产需要。蒙古族人民生产的畜产品、各种土特产品及出售的畜力，对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也越来越成为十分习用的消费品和生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畜力。商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对丰富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提高蒙古族的让会生产是有益的。同时也应指出的，这些发展和交流是通过"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在当时自然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广大牧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缺少交换中心和场所，牧民不熟悉商品交换，王公贵族的盘剥和商人的巧取豪夺，加重牧民的剥削。史书记载，商人到牧区做买卖，"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还有到各旗出售商品的商人．卖货不收现钱，以值数钱银的砖茶，赊与蒙古牧民。按双方协议一年偿还。但是商人不肯收取银两。展延年限。按年增利，年复一年，直至索取大马一匹方肯罢休。这种交易对蒙古生计极为有害。甚至发生商人"被蒙古仇恨致毙者"牧民的反抗，说明商人盘剥之厉害。

交通运输

清代蒙古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主要是驿站和黄河运输，还有驼队运输。

驿站，在清代占有重要地位。蒙古地区地处边睡，连接山海关等五关口，释站有传达清廷政令。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负有传送军令的重要作用。驿站同时还要担负押解或押运军响、火药、钱粮、器械、犯人及农具等。

内蒙古没有五路驿站，从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清廷讨论决定，为服务于对准噶尔部的战争，先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设立喜峰口和杀虎口驿站．古北口、独石口和张家口三路释站则设于康熙三十二年，以上五处构成内蒙古五路驿站，并由内蒙古各盟旗到北京必经的长城关口来命名。

喜峰口驿站：从北京到扎赉特旗哈岱罕站，总长二千余里。途经内蒙东部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和哲里木三盟二十旗到达终点站。驿站全程设有十八站，其中蒙古站有十六处。

古北口驿站：从北京到锡盟乌珠穆沁左翼旗，全长一千余里。从古北口经过昭乌达盟、锡林郭勒二盟九旗到达终点站，全程设有十六站，其中蒙古站十处。

独石口驿站：从北京到锡林郭勒盟浩齐特部，全长一千一百余里。经过察哈尔左翼和昭乌达、锡林郭勒二盟七旗到达终点站，全程没有十五站。其中蒙古站六处。

张家口驿站：从北京出发到张家口，然后分两路。

杀虎口驿站：从北京分别到乌兰察布盟乌喇特三旗和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七旗．中途都要经过归化城。北京至伊盟七旗，全程长达二千二百余里，北京到乌盟乌喇特三旗全长一千五百里。设蒙汉共十二站，其中蒙古站十一座。

喀尔喀蒙古的释站的设立是和清廷对准噶尔部的战争相联系的。初期为军事上的需要，传送军情，运输给养．追击噶尔丹，沿途设立军事据点或军粮囤积地。渐渐成为后来交通运输和卡伦台站的设臵据点。喀尔喀蒙古的驿站一般称北路驿站。

北京至库伦的台站：由北京出发，经过张家口和赛尔鸟苏，全长三千余里。库伦至赛尔鸟苏的台站，又称库伦南路台站．这一段全长九百八十里，没有台站十四座。

北京至科布多的台站：这条台站是由北京到外蒙古地区的各条台站道路中最长的一条台站道路。由北京始发经过四子部落、赛尔乌苏。乌里雅苏台至科布多．全长数千里。

乌里雅苏台和恰克图台站卡伦：以乌里雅苏台为中心安设卡伦台站，向西可达新疆塔尔巴哈台，向东到达恰克图西卡伦。恰克图是喀尔喀蒙古贸易交通重镇，东西都分设台站卡伦，向东可连接黑龙江卡伦，向西通新疆卡伦台站。

喀尔喀蒙古南北四条台站：库伦北路台站向北直达恰克图，全长九百里。设有十二站。

乌里雅苏台北路台站，向北连接唐努乌梁海地区。因此又称唐努乌梁海军台．由乌里雅苏台至察罕托罗海，全长六百里，设有台站九

座。

科布多北路台站，这条道路可通达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地区，因此又称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军台。由科布多至博罗布尔噶苏台，全长五百余里，没有八台站。

科布多南路台站，向南通新疆，在喀尔喀境内全长一千余里．设有台站八座。北京到嘉峪关的台站道路：有两条台站道路。一条经过蒙古地区宣化、张家口、内蒙古伊克昭盟到宁夏府，再向甘肃至嘉峪关。全长四干余里，设有军台一百四十八座。

嘉峪关到哈密的台站道路：全程一千四百余里，设有台站十九座。

哈密到伊犁的台塘道路：这条道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又分成乌鲁木齐西和北两路。乌鲁木齐北路，全长一千五百余里，设营塘二十四座。乌鲁木齐西路，俗称红庙大路。全长一千七百里，没有军台、驿站、营塘等五十五座。

辉迈拉呼到伊犁的卡伦道路：这条卡伦道路路经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由此分为塔尔巴哈台南路和北路。由塔尔巴哈台向北至辉迈拉呼六百里，没有八座卡伦；向南到伊犁一干六百余里，设有卡伦十七座。

归化城到巴里坤的大西路：这条路是在原来由杀虎口经过归化城到推河流域的阿尔泰军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商路。大西路俗称蒙古草地，从归化城向北经过大青山到外蒙古和新疆地区，因此这条路也叫后山路。大西路对沟通内外蒙古以及与新疆之间的经济联系起了重要作用，外蒙古西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所需的日用品，甚

至民间用粮都通过这条路和由乌里雅苏台经过科布多到古城的两条商路进行运输。

蒙古地区的驿站交通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战争时期，传达政令，递送军情，为巩固和加强请王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平时驿站道路为蒙古地区之间和蒙古与内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商业贸易也起到一定作用。

驿站在清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与清廷对释站的管理有一整套制度分不开。设官管理，蒙古地区设释初期，因军事需要多由兵部统辖，后渐渐移归理藩院管辖，各路释站设有管释蒙古员外郎一人，掌关防；笔帖式、领催、随关防笔帖式一人或二人。理藩院派有司员，起初是八年更换一次，后改三年一更代。驿站是清代的一般称呼，在蒙古地区除了官设的驿站而外，还有各盟旗内自设的苏木台站。驿站有时叫台站或军台。释站官员下属有释丁，多者七百多人，少者三百人。每驿官给驿马五十匹，有的驿站还没有释车。释丁每人给乳牛五头，羊三十只，以资生活。各级官吏使用驿马和驿车都有明文规定，违者处罚。应差人员凭理藩院或兵部所发勘合的火牌、信牌、兵牌、火票或乌拉票差往蒙古各地。途经之处凭火票和印文等如数供应差马食羊．不得有误。如有应差官员违反规定素乘过冬马匹、宰杀孳生羊只、甚至冒充应差人员，勒索马匹和财帛者，分别给以处罚。该地扎萨克等官员。或将此等违例人"举报到院(理藩院)"，官员系笔帖式革职，系领催送交刑部；或自行"察举"，这样做的免予议处。对冒领者，送交刑部，从重治罪。对违例骚扰驿站者，

是职官降二级调用；无职人员鞭一百"首失滥应释站官员，降一级调用。"扎萨克等官员因公务可乘驿马。私事不得擅用；甚至驻扎口外的将军、大臣等高级官员。除公务可使用释站夫马外，如有私用者，照兵部规定议处。内外扎萨克蒙古，遇有应投蒙古公文，不必派人送京。均就近送往该地将军、都统、大臣衙门投递，接收后由驿径达兵部，移交理藩院力理。

黄河，是沟通内蒙古与内地边疆的重要交通要道，也是蒙古各部落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一条水路。黄河在古代是天然屏障，入清以后有时它是部落之间的区分线，又是农业与牧业的划分点，还有时构成政区划分的标志。对黄河"蒙古人有书言之，甚详"。蒙汉回等各族人民早已利用黄河水进行灌溉。人们又利用皮囊或羊皮筏或牛皮筏做简单的渡河器具，来往于黄河上下游和渡河到对岸，为蒙汉等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服务。

黄河从甘肃、宁夏流人内蒙古地区，从偏关流入山西。内蒙古境内主要渡口有磴口、包头、湖滩河朔、毛岱、河口、喇嘛湾等地。渡口中包头、湖滩河朔和河口是货物的集散和转运中心。蒙古所产主要是河套、阿拉善和牧区所产的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和兔以及木材、畜产品、乳制品、盐硷等。阿拉善吉兰泰的红盐，由陆路运至磴口，再由黄河运往山西、河南、河北及江准地区。内地的茶、布、及绸缎等，逆黄河上行运至内蒙古、宁夏及甘肃等地。包头由于水路运输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逐渐"泊头"(码头)、村落发展成为市镇。河口镇早在乾嘉时期成为盐硷屯积内运之场，每年运百余船，价

值十万余两。道光以后又成为甘草码头，每年运四五百万斤，价值四五十万两；黄河成为历史上蒙汉等各族人民经济和文化联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