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的回归——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之三
真知的回归——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之三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如今、已经没有太多的争议，总体来说，她的三个主要来源是：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程王心学（这里的王，就是王阳明）；二是马列主义；三是西方现代思想。
年轻时代，尚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受他的恩师、《心学》大师杨昌济的影响，成为王阳明最忠实的信徒，他曾以一篇《心之力》震撼了长沙第一师范。即使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王阳明的《心学》的思想方法，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他，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篇光辉著作的副标题，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命名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已经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三个中心思想。
这种思想方法，影响了中国明清时代、近代和现代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其中包括：明朝的铁腕首辅张居正、清朝的中兴大臣曾国藩、戊戌变法的君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统治的孙中山，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蒋介石，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甚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第三代领袖江泽民、胡锦涛。
至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依然毫不含糊地倡导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他的著名的《把当前的创新理论变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武器》一文中，号召全党的领导干部坚持知行合一、内外如一,把德与行统一起来,把学习与改造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
毫无异议，传承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认识论，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包含那些内容呢？
在这里、首先要明白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与他以前的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
宋儒论“知”、“行”多主“知先行后”说。
如程颐曰：“不致知，怎生行得？免强行者，安能持久？”
陆九渊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
朱熹亦明谓：“论先后，知为先”。
王阳明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他尤以其“心即理”说为理认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而如果人们“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则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则造成“终身不行，
亦遂终身不知”的流弊。
所以，王阳明针锋相对地提出“知行合一”说，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一，“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在他看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
王阳明所说的“知”，主要指对“良知”本体的内在体认和感悟，而“行”则主要指对这“良知”的实践，或指“良知”本体外在的显露。
他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
他又具体言道：“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精粗知温清定省之仪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可见，“知行合一”注重的乃是“行”，所谓“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换言之，王阳明要求人们通过“知行合一”的功夫，加深对“心即理”、“良知”的认识，并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认识外化为具体行动。
在范畴的使用上，宋儒所说的“知”与“行”既有知识同实践的区别，又分别指求知与躬行两种不同的行为，而王阳明所说的“知”仅指主观形态的“知”，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小；王阳明所说的“行”，则包括着人的实践行为与心理行为，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大。就此而言，由于对“知”、“行”的了解和使用有别，王阳明对宋儒的批评在学理上显得并不太有力。但宋儒所主张的“知先行后”说又确易造成崇尚空论、不重践行之弊。这种流弊反映于社会生活之中，便形成了人格虚伪、道德水平下降的习尚。
王阳明竖起“知行合一”的旗帜，乃是“吃紧救弊而发”，“正是对病的药”，是要扭转当时浅薄的士风，要人们“克服不善的念”，从思想、言论到行为，尤其是行为都符合封建道德的规范，从而使“圣贤之学”真正大明于天下。
王阳明进而指出，“知行合一”虽是针对时弊而发，但绝非只是一种权宜性的说法。他说：“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休段亦本来如是”。又说：“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也”。
他以为人们之所以会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而并不依照这种准则去行动、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而仍然违背禁令去做，这乃是由于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行观的错误引导。
他说：“今天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凭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有一个。若不会偷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又强调指出：“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
此补偏救弊之言。”
显然，王阳明更为注重的是通过对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先行后”说的理论批判，使人们真正知晓“知行本体之宗旨，从而纠正知而不行之弊。
对于王阳明来说，他既注重“知”、“行”概念本身的联结，但更重视“知行合一”内涵的实践精神。他反复指出：“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并不是说“知”与“行”是一回事，而是为了强调“不行不足谓之知”。换言之，所谓“一个工夫”，就是要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毫不间断地进行有意识的道德修养、从事从伦理活动的实践，从而北朝鲜意向的道德性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性。这样，道德要求与实际行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生便沟通了起来。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正由于有了王阳明的这种“知行合一”说，儒家伦理才真正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在“知行合一”立场上，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行动的开始，绝非善的完成，甚而言之，不付诸实践而仅有善的意向，就不是真正的善。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行”。
据此，统治者就应将其“良知”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如在“簿书讼狱”中，不可由一己之私念而有喜怒之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而应禀从“良知”执法，一出于公。所以，王阳明认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他不仅将参与君主政治的具体活动视为体认、实践“天理”和“良知”的理想途径，而且还以一生之力“事上磨炼”，以其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训练民兵及“行十家牌法”、颁布“乡约”，兴办乡学等事功将维护君主政治的道德原则融贯于实践之中。至于对下层民众来说，“知行合一”则意味着要求人们时时处处自觉遵行封建道德规范，“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不甘落后中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然而、现实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知”和“行”严重脱离的事情比比皆是！
试想一下，我们党内那些腐败的处级以上干部，哪一个不是经过市委党校、省委党校、甚至于中央党校培训的？又有哪一个不懂得马列主义，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又有哪一个不晓得贪污受贿是党纪国法锁不容的？甚至、这些被关进大牢的腐败干部，其中何尝没有资历高深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家？他们何尝缺少“知”,而他们“行”的却都是些什么玩意？！
“知”与“行”的分割，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依然是所有
人、甚至于整个社会，最危险的悬崖！
学习王阳明和毛泽东知行合一的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切忌一切的理论的夸夸其谈！切忌一切生硬、死板的教条主义！切忌一切的空洞的、浮夸的作风！把我们理论的学习、良知的修炼、工作能力磨练，在实践中验证、在实践中提升！
一切的“真知”、只会、也只能在“行”的实践中回归！
自然的回归——读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一
王阳明的《心学》，是他成为圣人理论依据，哲学家们将他的《心学》归纳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直接的根据，就是《心学》中三大中心思想的“心外无理”。
王阳明《心学》中的三大中心思想是：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为了这个理论的完整和系统，王阳明将抽象的心和显见的理柔和在一起。
什么是心？
王阳明依据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观点，指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也就是说：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块血肉”，即非人体内的心脏，是“人之主宰”、“人之知觉”，是支配、控制、统率人的感官及运动器官的中枢，是人的各种知觉的综合。“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体。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万物就都可以解释了。
什么是理？
王阳明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来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有忠孝之理，无忠孝之心就没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无论多少，天下的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无非是一个道理，是事物本来的客观规律。人心只要归于自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世界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又是其发展变化的归宿。天地间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乃至花草树木，万事万物无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
“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核心地位。但他强调物、事、理、义皆归宗于吾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对于王阳明来说，其目的乃是要确立“心”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并无限扩大“心”、“物”的同一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外部世界与人之与世界的差别。
根据这个道理，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说，他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
这样，凭藉着“人心一点灵明”或“人的良知”的沟通，天地万物便与人融为一体，同出一源，殊无区别。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哲学家们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他们认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
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批判，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在人类不能客观地解释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时代，追求主观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别无他求的唯一出路。
王阳明的伟大，就在于他开辟并指引着这条道路！
王阳明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论都是为政治、军事、教育服务的。毫无例外，作为《心学》的理论基础，“心即理”的学说，自然，有他鲜明的政治目的。
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学说，政治目的何在呢？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会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的恶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的"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就因为“万物一体”、所以、做万物中有“一点灵明”的人，要亲近自然；做天子的君，分担君的人物的臣子，要亲民。
于是、就有了“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正是将“心即理”的理论认识实践于社会，形成了王阳明“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以“明明德”为体而以“亲民”为用。
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这是一个由己及人的过程，亦即孟子所谓“推仁”以及于四海的过程。王阳明对此有很详尽的解释：“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
将这一方法广施于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和自然关系之中，是“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依照这种方法明其“明德”，推广吾心良知，就能形成人人相亲，各安其分、各勤其业的理想社会。这正如王阳明所描绘的：“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
显然，他所提出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乃是在明代中叶特定社会条件下对儒家传统的“仁政”理想的重构。
王阳明的这种理想政治模式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对当时官僚争权倾轧、鱼肉百姓的现象极为不满，希望当权者遵行圣人训典，“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推行仁政，怜惜小民，真正感悟到“生民之困苦荼毒熟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从而实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安定政治局面。
王阳明明白，他所处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天下大同，因此、他设计的这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并非政治平等的蓝图，而是以贯通于自然与社会的亲疏等级为前提。
王阳明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
也就是说：
我们珍爱自然，爱草木却不能不以草木来饲养禽兽！
我们珍爱自然，爱禽兽却不能不以禽兽来祭祀、燕宾客！
我们珍爱他人，在生死关头却不能不先救亲人再救路人！
这、就是自然的道理。
可见，严格亲疏等级规定是他理想政治的基础，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达成其理想政治的根本原则只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农工商贾”只能各安其分、“各勤其业”，而不能有丝毫“希高慕外之心”，更不能“作乱犯上”。换言之，作为“朝廷赤子”的普通百姓只能“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倘有违逆之举，必将受到严惩。
这样，我们透过王阳明一再标榜的“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的外象，仍可看到其所理想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专制主义实质。
王阳明“心即理”的学说是伟大的！
她的伟大在于：
她从“心即理”的论证，引申出“尊重自然”、“万物一体”的进步思想！
她从“万物一体”归结为“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
她严格亲疏等级，使“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在封建社会有了实现的可能！
她“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造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使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她、是一个人类认识自己、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里程碑！
从王阳明始，人类开始了自然的回归！
立志的思考——王阳明《心学》读后感四
中国、励志的格言很多，随手拈来，就有下面几条：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有志者，事竟成。
志当存高远。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小已。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因此，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
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文人能带兵打仗的，有三个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曾国藩，还有一个，是毛泽东。
王阳明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为一体的伟大人物，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中国、日本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王阳明有如此之高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从小就不是一个甘心平庸的人，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使他在坎坷的人生中，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最终、达到了人生的峰巅！
王阳明志向的高远，在他十二岁那一年，就展示出来。
他问自己曾经考上状元的父亲龙山公：“读书有何用？”
龙山公说：“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
王阳明问：“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么?”
龙山公：“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
王阳明笑着对父亲说：“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
有些迷茫的他，向私塾的老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
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
阳明的天性和个性使他直言不讳的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认为：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
当然，王阳明的“第一等事”还只是蒙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现，尔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
他崇拜明朝的忠臣于谦，学生时代的他，在于谦的祠堂前题下这样一联: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馀姚人。因晚年爱越城东南二十里之会稽山阳明洞，筑室以居，自号阳明子，学者乃称阳明先生。
阳明的一生，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二十八岁以前，是他憧憬圣学，追求做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萌芽时期，他本著自己对社会，对政治上的热血和执著，以及凭著他那股自傲和自我扩张的理想，他坚持要做对国家及社会人民有所帮助的建树。思想上，这还是他的摸索阶段。
二、二十八岁举进士以後到四十四岁，期中经过贬谪至龙场，这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阳明极端困厄，思想上抑塞沉郁，这则是印证的时期，也是他事业和学说成功的开始。
三、四十五岁到五十七岁病逝军中，是他建立事功和学术成熟时期，也是他讲学立教的极盛时期。这是第三阶段。
十二岁时，阳明正式就学塾师；十三岁，母亲郑氏卒，幼年失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十五岁便与祖父出游居庸关，那时已有经略四方之志。二十一岁参加乡试，中了之后赴京师，他遍求朱熹遗书以读之，读著读著，便兴起一个念头：何不实验一下？於是他便真的“格”起竹子来，格了七天，道理没领悟出来，反而生了一场病。於是他从此转为研究辞章之学。他的思想起了一次变迁。
二十二岁时参加会试失败，这是他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到了第二次会试依然落榜，这对自信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挫败，但他坦然面对，从此他的个性和向上之促成他伟大的成就和事功。
二十六岁的他开始学习兵法。他对於政府只得射骑抟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感到可惜，所以他开始留意武事，尽读兵家的秘书。这对於日後他往绥靖南赣，平定宸濠，以及敉平匪乱，有相当深远的影响。阳明二十八岁在京师举进士，观政工部，这是他进入仕宦之途的开始。
但自从他担任官职开始，他的职务便都是低琐的、小而繁琐的工作。在这样抑郁不得志的状况下，他寄情於山水之中。
三十五岁时，武宗新登基，大家都对新皇帝新政绩怀抱著新希望，但是刘瑾等宦官乱政，以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武宗，武宗便镇日沉迷於酒色，废弃万机，害得众忠臣被奸臣所害，当然包括王阳明。王阳明因上疏替戴铣求情，又痛陈刘瑾等罪行，这让刘瑾非常生气，於是想办法将阳明贬至贵州龙场，作龙场驿的驿臣。那是个蛮荒偏远的地方，他凭著自己的意志力在那种蛇虺蚊蚋，充满瘴疠之气的地方生存下来，并且他教育那儿的蛮人，开导他们，教他们架木开棘以居。在这种环境下，阳明反而悟出了「心即理」之说，後来的致良知也是由此发出。从种种蔽障陷溺中超脱以後，他的心境慢慢转坦。
三十八岁则在贵阳主讲贵阳书院，从这一年他才开始论知行合一之学。由是贵州学风大盛，至今若到贵州仍随处可见「阳明洞」、「阳明祠」。这三年的谪居，使他超脱了一切障碍，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之论都是此时确立的。
到了四十五岁，也就是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便开始一路升迁，替国家立下不少功劳。
第一，他巡抚南赣〈江西〉汀、漳〈今福建之长汀、龙溪〉等地〈四十五到四十七岁〉，剿平了四省边境多年扰民的顽寇。
第二，他平定了叛藩宸壕之变〈四十八岁〉，使东南半壁免於涂炭。
第三，他征服思田〈广西〉土酋〈五十六到五十七岁〉、开拓南疆，绥靖了边陲。
他在这期间仍不停地上疏谏皇帝，以及请求返家，经过多次终於得到世宗的首肯，在阳明五十岁到五十五岁这个六年家居的生活，他在家讲学，这段时间是他思想的成熟期，多方求学问的人也愈来愈多。
五十六岁又再度奉政府之命到两广以及江西、湖广地区征讨，而这次的征讨，是因为政府在无计可施的状况下又再度想起立下许多汗马功劳的王阳明。但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艰巨的担子和任务，它却成功地征服了。
嘉靖十一月二十九日〈西历一五二八〉卒於回程的舟上。家人问遗言，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从此长眠。
王阳明从自己思想的确立过程，深刻地体验到“立志”的重要。
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关于“立志”的重要，大概没有谁有什么异议。
然而、立什么样的“志”？如何“立志”？人与人却有极大的差异。
在我曾经工作的单位中，有一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的“立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位长的很帅的大学生，在大学时有一个谈了很久的、很漂亮的女朋友，为这位女朋友，他牵肠挂肚、倾其所能，从其所欲。
然而、毕业后分配工作不久，他的女朋友提出和他分手，理由只有一个：你太穷，我要找一个有钱的。
女朋友丢下这句话，扬长而去。
我的这位同事，受到极深的刺激，那天，他喝醉了，醉的人事不省。
第二天醒来，他找到我要求辞职。
政府公务员虽然清贫，但很稳定，想进来的人很多，工作得来不易，我劝他别走这条路。
他果决地说：“我想好了，现在的工资，连女朋友都保不住，我如果挣不到大钱，让她后悔，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我问：“挣钱就是你的志向？”
他说：“对！从现在起，挣钱就是我的志向，挣钱、挣大钱就是我唯一的生活目标。”
百般劝阻无功，他果决地辞去了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席卷了父母、亲戚朋友所有的存款，一头扎进了期货交易所，做起了期货生意。
后来的事，就不很清楚了，有人说，他不仅赔光了自己的钱，赔光了亲戚朋友的钱，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务，如丧家之犬，到处躲债。
这、是一个现代青年可悲的“立志”过程。
我经常在想，换一个结果，假如他真的在期货上发了横财，他会干什么呢？
找到甩掉他的女朋友，把几万，几十万的人民币摔在她的脸上？
或是用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民币，把甩掉他的女朋友从他现在的老公身边勾引回来？
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意思？
立这样的“志”，算什么“立志”？
王阳明说的不错：“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象我上面曾经的那位同事那样，不圣不贤的志，不立也罢！
伦理态度是一种准信仰的态度，信与不信关键看怎样起信，起什么样的信。
王阳明提倡立的志，是圣人之志，贤人之志，志士之志。
所谓圣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所谓贤人、道德和才能上不同于常人的普通人谓之贤人。
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贞天下之大节。承担纲常之重，"节"是根本。会天德之全，仰赖"气"之正大发用。
古人们常说的“立大志”，就是这样的志！
有人说：我的志向是做科学家！
但是、科学家也有专门研究毁灭人类的原子弹、生化武器的科学家，既是在网络世界里，也有专门制造病毒的黑客！
有人说：我的志向是做一个企业家！
但是、企业家也有靠坑蒙拐骗，制假贩假成功的，象三鹿奶粉那样坑害消费者的上市公司！
有人说：我的志向是做一个政治家！
但是、政治家也有象蔡京、秦桧、汪精卫这样的奸邪，卖国贼，更有发动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的天皇！
因此、“立志”不在于立志做什么，而在于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正像王阳明所说：立成圣之志，就是愚夫妇也可以悟道，若不立圣贤之志，则再饱学亦无济于事。
“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因为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只要能诚，便是圣人。
近世儒者的病根在于无必为圣人之志。这又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物，不得清脱。所以必须去掉心中之物，才能摆脱经验世界加给人的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
王阳明说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立志是个由知善走向行善的过程。
用最土的话说，起码，要立志做个善良的好人。
可见成圣、成贤、成志士的志不立，人，就像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泊奔逸，何处是个头。
那么，如何“立志”呢？
王阳明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
王阳明断言：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存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
他说：气浮者，其志不确；心粗者，其造不深；外夸者，其中日陋。
王阳明让我们从“克己”做起，从我心做起，“反身而诚”，明心见性，这样就可以不依赖外界就能改善自己的德性水平，主体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
他说，天下事虽万变，我们的反应不外乎喜怒哀乐这四种心态，练出好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总目的，为政的艺术也在其中。自得，自得，就是在千变万化的境遇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自己能找到良好的心态，自己能听从灵魂的指令，保持虚灵不昧的状态。
有人说，王阳明的立志观，是唯心主义的。
我承认！但是，这种唯心主义其实是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总等待外界改善，那差不多是河清无日、却守株待兔。
人，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意志，则外在的磨难便成了玉成的磨练。
追求完美的主管意志，是每一个有志向做个好人的人，都能够做到的。
通过教育，实践，当每一个人的主观意志都趋向于完美时，这个世界，就自然地近乎完美了。
对心学来说，全部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要认识到在人本身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于人的心灵，又是独立的能超越主观个体的、能与宇宙真理相联结的。人的义务和特权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
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简易的“致良知”法门。
"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
“关键是立志。志立得时，千事万为只是一事。”
“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
“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
“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说完这些话，王阳明浩叹一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要想快乐，就得忘我，忘我才能成我。
总之、王阳明立志的核心出发点就是一个：立志成圣，自我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