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书评

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黄仁宇先生借鉴宏观经济中之Macro-一词，提出大历史的观念。所谓大历史，即是着眼于宏观整体的历史发展走向，而非技术上细枝末节对历史的影响。居高而得窥全豹，是为纲举目张。

据黄仁宇先生言，在其教授历史的经历之中，由于深感中国历史之独特，并不能将一人一事皆处处与西方衔接，比较研究，故而更觉综合研究之必要。而强令西方学子背诵李斯或武则天的生平年表，又似乎并无实际应用之效能。读后深以为然。提出中国大历史观，抛弃细枝末节，放宽视野，似乎更可以掌握中华文明的主线发展脉络。

观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脉络，技术上的改动纷繁复杂，犬牙交错，且时有法先人，因古训的历史回潮。仅以中国的税务制度为例，自先秦以降，便有着种种繁复冗杂的规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在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时，发现明代徭役税收仅以名词计，便包括“里甲”、“均瑶”、“驿传”与“民壮”诸多名头，“毫无体系”，甚至“互相矛盾”。可用综合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则发现看似繁复的税收体系，内中所贯彻之中央体制却始终如一。平时读史，也曾读到吴晗先生总结得出之所谓黄宗羲定律，将看似磕碰往复的中国税务发展归结为一条在原有基础之上，不断加以杂役并不断增加税负负担之主线。提纲挈领，以综合手段加以研究，历史脉络便清晰起来。

以上关于中国税赋制度的研究，仅仅是大历史综合史观在学术应用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运用类似的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之中，类似的历史事件本质上的惊人相似比比皆是。譬如中原王朝曾多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甚至失去中原。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例子看来千差万别，起因各异，但以综合史观的观点加以剖析，无非北方游牧民族自恃强大的兵力，击溃南方柔弱的汉人王朝，而最终自身也完成封建化，转游牧为耕种，从而融入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明当中来。

既本质相同，便可深入探讨其中共性所在。相似的历史反复在一片土地上乐此不疲地上演，究其本源，是巧合？亦或是中原文明的民族性所致？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最终功败垂成，是因其巧合地遇见权臣当道和不思进取的君主，还是因为南方柔弱的汉民族在面对北方的金戈铁马之时，有着根本上的天然弱势？为什么当起于草原的游牧部落在打磨自己的马刀之时，中原王朝仅是在国家的纵深之处历代加固着万里长城？中华文化的发展路途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迥然有异，东西方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分野是在历史的熵系数不

断增加的偶然产物，还是由于双方的生存环境对两种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必然影响？换而言之，如果将两千年前的汉民族与当时亚平宁半岛上的拉丁人对调，此后会不会是西方的汉族人建立了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公国，而东方的拉丁人开始动用统一帝国的力量北筑长城而守藩篱？

历史容不得后来人假设，可后来人却不能放弃学习历史、掌握历史并引为今鉴。诚如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序言中所提及的《资治通鉴》的字面意涵，不正是 “用以资助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鉴”么。二十世纪初期以及八十年代末，也正是在这种以史为鉴的动机之下，中国社会开始了两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反思运动。两次运动的背景不同却殊途同归，最终都引向了对民族本身的激进反思以及批判。在二十世纪初，十九岁少年邹容所著的令一时纸贵的小册子《革命军》中，首次提出了 “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过当时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与今日之理解大相径庭。邹容认为，当时的亚洲各族，日本大和民族为优等，而满洲等少数民族为劣等，汉族只有向大和民族靠拢，摒除满洲等劣等民族之晦暗风气，方可救国。类似的思想在当时风行一时，打开了国门的中国人看到自己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很自然地便开始反思自己的民族性问题。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着手废除古文，废除古礼，解放思想，甚至要废除本国文字改用拉丁字母，以期向强大的西方国家靠拢。而八十年代末的文化反思中，央视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河殇》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影响。片中证实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最终如八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样，将矛头对准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上面来。片中认为，中国之落后，源于中国几千年来赖以发展的黄土，中国幅员辽阔，土壤肥沃，种植业的发展禁锢了人口的流动，也禁锢了中华文明的生机与活力，从根本上限制了整体的发展。这样一个发育于黄土又禁锢于黄土的民族，是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这样的对自身民族性高度概括地进行过激否定，想来不是综合史观的初衷所在。不过从一个高屋建瓴的角度概括而通览地探讨研究一个民族自身的民族性，却应当是大历史观的题中之义。黄仁宇先生自己也曾在第一章《西安与黄土地带》中用了不少的篇幅，讨论了黄土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厚重的黄土为一个民族提供的，并不仅仅是生活中所必须的生产资料，更包括一种生活方式，并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发展轨迹。正如尼罗河每年的泛滥为埃及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黄土之上的环境特征也在汉民族的发展中打下了深刻的

烙印，每年泛滥的黄河和多灾的土地要求东方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应付频发的自然灾害，肥沃的土地令人们安土重迁，减少了社会流动率，也更多地要求人们更多地去着眼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而非技术操作层面的细枝末节。总而言之，东方黄土文明的自身发展，有着其内部必然的规律以及必然性，既已存在其必然性以及合理性，便无需自傲，大约也毋庸自轻。

使用大历史观去看待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冗杂的历史表象，抓住本质，从而更好地审度自身。如此看来，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所用并不限于历史学科上的综合研究，宏观手段本来也不应仅仅作为比较史研究或是课堂教授中便于学生理解而提出的工具，更在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反思方面具备其可资参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