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问题汇总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关于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视角的理论奠基人；也是一位始终关注

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学术领袖。1933年11月出生于印度的桑蒂尼喀坦（Santiniketan）。1953年和1955年分别在加尔各答Presidency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曾分别在印度德里大学、德里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任教。1987至1998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至2003年出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2003至今重返哈佛大学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

主要论著:

《技术选择》《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公平》《就业、技术与发展》《贫穷和饥荒》《选择、福利和量度》《资源、价值和发展》《商品和能力》《伦理学与经济学》《生活标准》《饥饿与公共行为》《饥饿政治经济学》《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身份与暴力》

阿玛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桑蒂尼喀坦的一个教育世家。幼年时期，森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并接受了注重启发性教育的初等教育。随后，森进入了印度加尔各答的Presidency学院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本科教育。1953年，森游学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深造，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森曾先后担任印度德里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和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研究员。在1987到1998年期间，森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担任其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森应邀返回母校剑桥大学，出任三一学院院长。2003年，他重返哈佛大学并执教至今。

森的研究跨越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两大重要学术领域。研究重点涉及社会选择、道德伦理、自由与理性、社会公正、福利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课题，包括饥荒、贫困、社会保障、健康、性别、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工业化、集体农业、技术选择、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等。他的大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目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行于世界各地，成为多个领域的标志性成就，并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由于森在福利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的公告，“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

早年经历：对身份与暴力的最初认识

森出生于印度桑迪尼克坦地区由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创建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他的外祖父曾在这所享誉盛名的大学教授梵文以及古代和中世纪印度文化，他的母亲也曾是那里的学生。实际上，森的名字阿玛蒂亚正是泰戈尔为其所取的。

森的教育观念正式成型于泰戈尔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这所学校注重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求知欲，而不是对考试成绩的强调。这为森在日后建立自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热忱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该学校开设的课程既保留了印度自身文化、分析与科学方面的优秀遗产，同时也包容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包括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例如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西亚和非洲国家）的文化。这种对世界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对森在成年后的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森的青少年时期，也即整个20世纪40年代，印度遭受了一场由宗教政治家煽动的大屠杀。人们的身份突然之间从印度人、亚洲人和不同种族转变为印度教徒、穆

斯林教徒和印度锡克教徒，并伴随着大范围的屠杀和非理性行为。这种由种族分裂造成的不安记忆使森对身份的理解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而一位闯入森家中求救的穆斯林男子给年幼的森留下的记忆不仅是惊慌，更有关于身份与暴力的最初的理性思考。

这名穆斯林男子虽然一再受到其妻的告诫，在公众骚乱期间不要去动乱的地方，但是，由于家人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他不得不到印度教徒居住的地区寻找工作以赚取收入，但不幸遇刺并最终身亡。这一深刻的亲身经历使森意识到狭隘定义的身份所具有的危害。极端贫困下的经济不自由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其他形式不自由的无助的牺牲者：如果那名穆斯林男子的家计能够维持的话，他就不必为了寻求收入而在那骚乱的日子去动乱地区。这一幼年时的经历很快成为一种警觉，并进而成为激发森为之思考与探索的生活积淀。

求学历程：在经济学与哲学领域的自由穿行

离开维斯瓦巴拉蒂大学，森于1951年来到加尔各答的Presidency学院求学。这是他进入令其“异常着迷”的经济学领域的第一站，在这之前于三岁到十七岁之间，他先后对梵文、数学和物理产生过极大的兴趣。在Presidency学院，森有幸与一批优秀的老师与同学在一起，并从根本上拓宽了他的视野。虽然森并没有热衷于当时的学生社团政治活动，但是“左翼”激进主义的观点引发了森更深的思考。

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诺贝尔奖项颁于森时，森曾回忆起他一生中最专注的学术工作领域已经在他于加尔各答的本科学习阶段就开始考虑了，这些领域一方面包括福利经济、经济不平等以及贫困（包括饥荒这一极端贫困形式）；另一方面还包括理性、容忍和民主的社会选择的范围与可能性（包括选举过程及对民主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

1953年，在加尔各答Presidency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主修经济学，辅修数学）后，森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深造，并在两年之内迅速攻取了另一个学士学位（理论经济学）。对于森而言，当时的剑桥如同战场。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捍卫与对凯恩斯经济学持怀疑态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是剑桥学术争鸣的一个重要音符。而森则幸运地与两边的经济学家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时，森所在的三一学院因为拥有民主与容忍的社会选择惯例而成为一片远离不和的绿洲。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认识局限，森没有能够在博士学习期间就在这片绿洲上开始对社会选择的研究，而是不得不选择了一个当时看来更具有吸引力的题目“技术选择”。

在博士的第二年，森获得了回印度的两年假期，并幸运地得到了当时在印度贝拿勒斯执教的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学者达斯噶普塔（A.K.Dasgupta）的指导，并深受启发。由于森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三一学院的优秀奖学金，他因此得到了四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在此期间从事他所喜欢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时期，森做出了一个为他后期研究带来重大帮助的决定：选择学习哲学。

森这样阐述学习哲学对他的意义：“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济学中使我感兴趣的主要领域都与哲学联系密切（比如，社会选择理论大量利用数据逻辑，也利用了伦理哲学，对不公平以及剥夺的研究也是如此），另外，我发现哲学研究本身也是很有益的，因此，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

森从经济学领域穿行到哲学领域，并连续发表了很多关于哲学，尤其是方法论、道德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并且，他对经济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兴趣远远胜于对两者交叉点的兴趣。这为许多年之后他与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合作与共事奠定了基础。

学术首选：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开拓性研究

1963年，森离开剑桥回到印度。在这之后到1971年，森一直都在德里经济学院和

德里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这是森的学术生涯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德里大学活跃的研究气氛使森全心投入了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

当意见一致时，社会选择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意见不一致时，将每个人的决策集合到一起就出现了问题。社会选择理论正是关于个人价值与集体选择之间的联系的探讨。其根本问题在于，社会作为整体的偏好是否能够与其成员的偏好相一致，如果能够，那么如何可以实现。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不同社会的排序或评估至关重要，并因此对建立有意义的社会福利指标至关重要。

1970年，得益于在德里的研究，以及在哈佛大学与KennethArrow和JohnRawls共同开设的“社会公正”联合课程，森关于社会选择领域的重要著作《公共选择与社会福利》出版发行，并即刻产生巨大影响，引起了研究者们对基本福利问题的重新认识，并为关于规范性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该书中，森讨论了多数规则、个人权利，以及个人福利的信息可获得性等问题。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决策规则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是“非独裁性的”，也就是它不能反映任何单个人的价值取向。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低要求是集体决策法则必须起码尊重一部分人在某些方面的个人偏好。对此，森指出了一个根本的困境，即没有集体决策能够既实现对个人权利的这一最低要求，同时也满足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中所列的条件。这一发现开启了关于集体决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个人权利相一致的广泛的讨论。

1971年森回到英国，先后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在这个时期，他引导了一批对社会选择理论有浓厚兴趣的优秀学生，包括Siddiq Osmani、Ben Fine、Ravi Kanbur、Carl Hamilton、John Wriglesworth、David Kelsey、Yasumi Matsumoto和Jonathan Riley等。这些学生的博士论文大多是关于经济和社会选择问题的。并且，后期许多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权威理论，最初都是在这些博士论文中出现的。

同一时期，森还与一批研究社会选择问题的学者一起共事、合作，并与大量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充分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观点，打破了“不可能定理”占据的垄断地位。因而，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也许可以被称为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黄金时期。这正是使森大为欣喜的地方。

根本兴趣：社会分配与贫困的研究基线

森的研究贡献跨越社会选择理论、福利、贫困指数，以及对饥荒的经验研究，但是，他们都由一个共同的兴趣所联结，那就是森对分配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社会最贫困群体的分配问题的关注。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Antony Atkinson与Partha Dasgupta等人的启发与激励，以及在妻子的支持下，森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思考进一步向更为“实际”的问题迈进，即用宽泛的社会选择框架来解决一些应用型问题，包括对各种经济和社会的评价，例如衡量经济不平等、判断贫困、评价项目、分析失业、评价性别不平等，以及研究自由和权利的意义及含义，等等。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以及国家内部的分配的变化，需要建立合适的指数来度量福利或收入方面的差异。这样的指数就是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森与Serge Kolm、Anthony Atkinson一起最先得出了这一领域的重要结论。森后来所定义的贫困指数和其他福利指标为该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1年，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问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该书无疑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传统观点中，对饥荒的最重要的解释是粮食匮乏，但是，《贫困与饥荒》对此提出了挑战。基于对印度、孟加拉和撒哈拉非洲的研究，森发现

饥荒曾经发生在粮食供应并不很低的时期，并且，遭受饥荒的地区有时甚至还在出口粮食。因此，森认为，对饥荒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深入研究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中不同群体并决定他们的实际机会的基础上。作为对该研究的延续，森与比利时经济学家Dreze在1989年的合作研究《饥饿与公共行为》进一步探讨了防止饥荒，以及如何缩小饥荒影响的问题。

基础贡献：以可行能力衡量人类福祉

比较不同社会福祉的一个最常使用的指标是收入。与此相对比，森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之上，建立起了以追求人的自由为核心并强调社会公平的新的发展理论范畴，即“可行能力”理论视角。

狭隘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而可行能力视角则雄辩地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本身，是使人更有可行能力去追求他们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故发展的评估焦点在于考察能够允许每个人去追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扩展，其中，最基本的可行能力包括健康与长寿、教育水平，以及体面的生活。

这种从可行能力的视角对发展进行评价的方法重申了经济学学科的本来动机，并再次将人置于经济学分析和评价的中心位置。对于那种流行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森一再强调，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祉服务的。1999年，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发表。该书所传递的以可行能力/实质自由扩展为首要目的的发展观引起了发展理念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

在可行能力视角被系统化提出后，这一分析视角迅速引起了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1990年，在已故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的带领下，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发表了第一个《人类发展报告》，以可行能力视角为指导评价世界各国的发展。此后，沿袭这一重要理论思想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成为最受重视的全球性报告之一，并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情系中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

森的学术生涯还充分展现了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浓厚学术兴趣。森的最初成名作之一就是关于以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为代表的集体农业的研究。此外，森还围绕中国的农业、农村改革进行过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并发表过专门的学术文章《粮食与自由》，论述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以及出现的问题的看法。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一再提到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各种经验与教训，并对中国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给予充分的肯定。

正是出于这种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森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总理的接见。2002年，在森的划时代巨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在中国首度发行时，森再度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严复讲座，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目前，《以自由看待发展》已经成为很多高校关于发展理论的一本重要教科书。

最近，森对即将在中国召开的“健康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北京论坛”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支持。当得到盛情邀请后，森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与早有预约的多个组织进行协调，得到允许推迟了相关预约，最终应允参加两个会议。在他答复“健康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起单位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信函中，森提到，他将“非常高兴地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会议，并从中受益”。森如此谦逊的人生态度让人肃然起敬，也使人们为即将有机会与大师进行交流而感到激动与兴奋！

注：本文关于森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介绍的参考来源为：Les Prix Nobel.The Nobel

Prizes 1998, Editor Tore Frangsmyr,[Nobel Foundation],Stockholm, 1999。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传统上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对此更为普遍的称呼则是「政治经济学」，但应该注意这不可和马克思主义对这词的定义混为一谈）。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公共选择理论也采用许多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包括了研究对效用最大化的局限、博弈论、或决策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式很大一部分是根基于实证分析的方法上（「这是什么」）；但却是将此作为研究规范（「这应该是什么」）的工具，以探索问题的所在点、并研究如何在宪政体制内改善这些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主要公式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假设人们的行为都是出自从有限的可用手段里挑选达成目标的途径。另一个研究目标不同、但却有相同研究公式的学科则是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而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也是一个相关联的研究领域。

一、起源和公式

现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开始于政治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他在1948年提出了一套后来会成为中位选民理论（median voter theory）的概念，他也写下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1958）一书。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将他称为是「公共选择理论之父」（1987, p. 1040）。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以及戈登·图洛克在1962年共同发表了《赞同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一书，这本书被视为是创立公共选择学派的里程碑。尤其因为本书探讨了一个自由社会下的政治结构，然而两人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和概念，在本质上却是「源自于研究一个社会的经济架构的学科」。这本书专注于以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式解读现代立宪民主制政府的运作，但研究的主轴则是聚焦于政府在政策实践上与社会选择间产生的冲突、与原先理想中的资源分配最佳状态的落差。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1951年所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一书也影响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其它重要的作品还包括了公共行政学家Anthony Downs所著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1957）以及Mancur Olson所著的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1965）。

公共选择理论通常与维吉尼亚州的大学相连结，尤其是乔治梅森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和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与戈登·图洛克一同发展了这个理论，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维吉尼亚学派」。

随着公共选择社会（Public Choice Society）组织在1965年于美国成立，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也随之加快。组织的所在地开始发行一份名为公共选择的学术期刊，并且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参与期刊和讨论会的主要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们引入他们以「选择」为基础、架构研究模型的技巧，政治学家们则引入他们对不同政治体制的知识、以及对于政府体制和政治互动之间的研究。其它许多领域的学者，包括了哲学、公共行政学、以及社会学家们也都参与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结果则是产生了一批专精于研究集体决策的学者，在研究上这些学者假设所有的经济人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

二、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经常探讨的议题是：为何个别的政治决策最后会导致违背公众民意的结果。举例而言，许多利益集团和政治分肥推动的政策都会造成与民主政治理念相反的结果。然而，各种政客们却有可能出于自己的私利而支持这些政策。首先这些政策可以在心理上带来满足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掌握权力、而且有重要性。这些政策也可以在财务上给他们带来游说或贿赂所得的大笔收入。这些政策可能是政客替自己选区或家乡争取的利益，企图以此争取地方选票或竞选的募款。由于这些政策都是由中央或联邦政府的公共税款支出的，在享受这些政策带来的利益的同时，政客们并不需要对此付出任何代价。专门游说的利益团体都是理性的采取行动，透过简单的游说途径，他们可以从政府手上获得价值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的补助或优惠。而他们若是不继续进行游说，将会面临被商场上的竞争者淘汰的下场。纳税人们也是理性的采取行动，要废除任何由政府施予政客的利益都是难上加难，而同时个别的纳税人们则很少从这些政治分肥里受益。每项政府施予的政治分肥案都只会花费每个公民几便士、或是几块钱的税款，然而为了终结这些分肥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却要高出好几倍。每个在赛局里的个人都有动机依照他们现有的模式采取行动，虽然他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最初期望却完全不是这样。

要开始一项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简单方式便是去探索政府体制的本身。依据这种程序，最根本的研究来源是政府的起源。虽然一些作品也讨论到无政府状态、独裁政治、革命、甚至战争，但主要的研究则是聚焦于研究在现代民主立宪体制里，集体决策所产生的基本问题。这种研究先假设有一群个人创建了一个政府，接着开始研究这些个人所选出的民意代表或官僚（「政府媒介」）在政策实践上会与原先的理想产生怎样的冲突。

主要的问题在于：（1）要如何雇用有才干而又值得信赖的人来进行每天的政治决策、以及（2）要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系统以监督并管理这些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衡量到如何在政府里建立不同的机构和决策权力、如何建立投票制度以及各种判定选举候选人获胜的方式，也必须衡量到既定法规对于民选或指派的官员的影响，并且衡量宪法的架构、以及为了保护公民而设立的法律权利，尤其是那些与公民监督政府有关的权利，同时还必须避免政府人员对实行监督权利的公民施加迫害。

这些都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议题。在实践上，大多数公共选择领域的著作都只是研究一些特定的议题。例如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探讨不同的投票制度，以及更具体的，要如何将选民们的期望转换为一个完整的「集体偏好」。一些研究则发现即使是在看似简单的状况下，也不可能出现完整的集体偏好，这个理论又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不可能定理是对于投票制度悖论的经济学归纳，主张选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期望民主政治会使每个人拥有相同的选择权利，即使是在进行集体决策的最好方式下也必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误差。

许多研究便是聚焦于探索集体决策在实践上的问题。在人们想象中民主政治的决策彷佛是由全体选民集体做出、而不需付出任何集体决策代价，然而这与实际上由各选区选出立法代表进行表决时的情况却可能有天壤之别。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于立法代表们在实行立法权力时可能采取各种拉拢支持、谈判斡旋的情况，同时政党和利益集团也会影响立法代表们的决策。公共选择理论也因此广泛的研究了这些领域，研究立法代表们在决策上会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以宪法体制约束立法决策便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子领域。

另一个主要的子领域研究是对于官僚的研究。一般的研究模型假设高层的官僚是由政府首脑或立法委员所挑选的，这取决于民主制度是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研究

模型通常假设高层官僚有着固定薪水、必须持续讨好指派他的人（总统或国会）以保住职位，指派他的人则有权力决定继续雇用他或开除他。然而，数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层官僚都是一些被政府制度所雇用并保护的小公务员，每当新上任的高层官僚人员要进行重大改革时必然会面临这些小公务员的反弹和排斥。这样的尴尬情况与在私人企业里，商人必须替自己公司的产品生产和销售成败负起完全责任（同时也会享受到完全的利润）产生鲜明对比，而且老板还可以弹性的雇用或开除任何员工。

还有一个接近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领域是「竞租」，这个领域结合了对于市场经济和对政府的研究，这也因此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的基本假设是要研究当市场经济与政府共存时，政府人员本身便是许多政治分肥和市场特权的来源。由于政府人员和市场的参与者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市场参与者会争相抢夺要「租下」（透过游说等手段）由政府颁布的垄断特权。当这样的垄断特权被颁布时，市场经济的效率便会被大幅削减甚至毁灭。除此之外，许多本来可以被消费者所享用到的生产资源也被那些竞租者所浪费掉了。

竞租理论的范畴事实上大过了公共选择理论，因为它可以同时套用在独裁制度或民主制度上，也因此它并不完全是针对集体决策的研究。不过，这些竞租者对于立法代表、政府首脑、官僚人员、甚至法官所施加的各种影响，都是公共选择理论在研究集体决策制度时所必须考虑的。而且，那些最初设计了一个政府的集体成员也必须被视为竞租者看待，评估他们在设计体制时与自身利益产生的冲突。

三、观点

在公共选择理论出现前，许多经济学家都以为政府是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的体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与那些经济体制里的活动不同的（不过的确有一些经济学家如帕累托在这之前已将国家和其体制列入研究考虑）。

公共选择理论试着从研究官僚和政客的角度上探索政府带来的影响，并且假设这些人都是根据于自己的私利采取行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增进自己的经济利益（如他们的个人福利）。公共选择理论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式（通常是博弈论和决策论）探索政治上的决策进行过程，以此揭露在政府体制下必然出现的效率低落现象。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进行了类似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包括米塞斯、哈耶克等人），这样的研究模型先假设政客们是真心要造福人民的、然而却无法取得足够的经济信息（这个问题又称为「经济计算问题」），由于他们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无法得知充分的经济信息，这些政策往往就会造成和一般公共选择理论所假设的理性私利行为下相等的悲惨后果。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焦点也有积极的与基准的之别，基准的公共选择理论通常是研究实行怎么样的政策「可以」产生理想的结果，而积极的公共选择研究则是研究政府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在实践上「可能」造成怎样的后果。

四、结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结论之一，便是主张在一个民主政体里，由于选民间有着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现象，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利益最终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每个选民都面临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他所投下的一票对于选举的结果影响微乎其微，然而若要更充分了解选举的候选人和议题便需要花费更多他自己的时间及资源。也因此，选民会理性的选择在政治上保持无知，甚至不参与投票。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者们主张这能解释为何在现代民主政治下大多数的公民都对政治议题保持无知状态，也能解释为何投票率会如此低下。

虽然政府的存在纯粹是为了提供公共利益给广大民众，但却有可能有许多利益团体出于私利而进行游说活动，推动政府实行一些会带给他们利益、但却牺牲了广大民

众的错误政策。举例而言，制糖产业的游说者可能会游说政府补助他们的糖产品，或是施加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结果都会导致效率低落的经济生产。而这些效率低落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则必须由所有民众一同承担，也因此个人并不会特别注意到自己正蒙受其害。在另一方面，这些效率低落的政策所造福的只是一小群分享共同利益的团体，而这些团体也因此会继续进行游说以维持自己的利益。绝大多数的选民则由于理性的无知而忽略了这些政策的后果。也因此，研究者们假设各种特殊利益团体都会企图进行游说以推行各种效率低落的政策。而在公共选择理论里，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政府失灵」这一词是为了对比早期福利经济学所提出的「市场失灵」一词。

也是因为这种结论，公共选择理论经常被视为是反政府管制的理论，例如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本身即为知名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进行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也不一定就会抱持这样的意识形态，例如Mancur Olson便是支持大政府的经济学家。更整体来说，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曾将公共选择理论定义为一种「缺乏浪漫的政治研究」，以驳斥早期为了证明市场失灵而提出的过度理想化的政治研究。

五、影响和知名度

最早将公共选择理论套用至研究政府管制上的经济学家包括了乔治·斯蒂格勒（1971）和Sam Peltzman（1976）。William Niskanen则通常被视为是公共选择理论在研究官僚上的创始人。

一些知名的公共选择理论学家还曾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包括了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1986）、乔治·斯蒂格勒（1982）、盖瑞·贝克（1992）。除此之外，Vernon Smith（2002）也曾在1988年至1990年间担任公共选择社会的主席。

六、批评

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曾以一个故事讽刺公共选择理论：有一个外地人问「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当然」，本地人一边说一边指向相反的方向，邮局正好在那里。「您能顺路帮我发封信吗？」「当然」，外地人一边回答，一边想着打开信封，看看里面有没有值得偷的东西。（不过实际上库马尔·森也参与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例如他的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一书。）

机制设计理论

定义

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有观点认为，机制设计理论可以看作是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综合运用，假设人们的行为是按照博弈论所刻画的方式，并且按照社会选择理论对各种情形都设定一个社会目标，那么机制设计就是考虑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这个博弈的解最接近那个社会目标。

皇家科学家的颁奖文告称，亚当·斯密曾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如何在理想状态下保证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但是现实情况经常是不理想的，例如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消费者没有获得全部的信息。此外，许多生意是在公司之间进行的，个人或者利益集团在其他机构的安排下进行讨价还价。这些不同的机构间的分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是否存在最理想的机制来实现某种目标，例如社会福利或者个人收益？政府规则是否呼吁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政府的规则如何进行最佳设计？

这些问题是困难的，尤其是有关个人喜好和可用的生产技术经常分布在许多参与者中，他们可能会利用私人信息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由赫维奇开创并由马斯金、迈尔森

进一步发展的机制设计理论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在这种情况下优化分配机制属性、个人动机的解释、私人信息的理解。这种理论使我们能区分运作良好的市场和运作不良好的市场。它帮助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体系和投票程序。机制设计理论今天已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政治学的一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介

■何德旭王朝阳张捷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利奥·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瑞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以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迈尔森（Roger B. Myerson），以表彰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们将共同获得价值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4万美元）的奖金。

获奖理论背景

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非常著名的大论战。当时，在这场被称为社会主义大论战的讨论中，米塞斯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有效运转的信息；而兰格和雷纳等人作为论战的另一方则认为，利用一种分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通过边际成本定价的方式能够解决信息量要求过大的问题，并进而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哈耶克等人对此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即在企业拥有私人信息的情况下，政府如何保证企业如实显示其边际成本，又怎样才能激励企业完成生产任务并且按照边际成本来定价呢？随着论战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最初争论的核心问题——分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能否最终导致资源有效配置，而开始转向一个更加一般化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才是好的？或者说，当一个国家面临着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时，应该如何进行取舍？其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

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的经典论述加以解读。按照亚当·斯密的设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理想情境中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但现实世界是不理想的，总存在各种各样的约束，使得市场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即市场总是容易失灵的。像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外部性、公共物品、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不可分商品等情况下，市场机制就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不完全信息为例，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充分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由于所有个人信息不可能完全被一个人掌握，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分散化决策。然而，有关个人偏好和可用生产技术的信息分布在众多参与者中，他们很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并利用私人信息来最大化个人利益。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看，这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既然市场机制并不天然就是完美无瑕的，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机制能够替代或改进市场机制，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呢？或者更一般地，对于给定的经济环境，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机制来保证既定社会目标（通常是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达成。如果存在，那么什么样的机制能够用更少的信息或更低的成本就能实现既定目标。通常认为，评价某种经济机制优劣的基本标准有三个：资源的有效配置、信息的有效利用以及激励相容。资源有效配置通常采用帕累托最优标准，有效利用信息要求机制运行需要尽可能低的信息成本，激励相容要求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一致。这样，问题就变成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要求。为了满足或无限接近这三个要求，该如何设计经济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呢？

借助于由赫尔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迈尔森进一步发展的机制设计理论，经济学家

目前已经较好地回答了上述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按照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在颁奖公告中的说法，机制设计理论“通过解释个人激励和私人信息，大大提高了我们在这些条件下对最优配置机制性质的理解。该理论使得我们能够区分市场是否运行良好的不同情形。它帮助经济学家区分有效的交易机制、管制方案以及投票过程”。正是因为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赫尔维茨、马斯金和迈尔森才共同获得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他们在这方面的原创性成果包括赫尔维茨1960年的论文“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信息效率和最优化”和1972年的论文“论信息分散系统”，前者载于阿罗（Ａｒｒｏｗ）等主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的数学方法》，后者载于Ｒａｄｎｅｒ和ＭｃＧｕｉｒｅ编辑的《决策与组织》；马斯金在1977年提交给夏季巴黎经济学会、后于1979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上的论文“纳什均衡与福利最优化”；以及迈尔森于 1981年发表在《运筹学研究》上的论文“最优拍卖设计”。

思想内容、演变发展与应用前景

机制设计理论起源于赫尔维茨1960年和1972年的开创性工作，它所讨论的一般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设计以及怎样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作为已知，研究它能导致什么样的配置有所不同，机制设计理论把社会目标作为已知，试图寻找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经济机制。即通过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使参与者在自利行为下选择的策略的相互作用能够让配置结果与预期目标相一致。

机制设计通常会涉及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方面的问题。信息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赫尔维茨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如果在给定机制下，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信息是参与者的占优策略均衡，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每个参与者按照自利原则制订个人目标，机制实施的客观效果也能达到设计者所要实现的目标。

现实世界中的信息分散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因而信息具有不完全特征。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参与者分散决策，依赖于供需信息的交换传递来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机制设计理论从信息的观点出发，把经济机制看成是一个信息交换和调整的过程，在统一的模型和信息框架下研究了经济机制以及各种经济机制的信息成本问题。机制设计理论认为实践中可以从一个经济机制信息空间维数的大小来评价机制的好坏。从这个角度出发，机制设计过程就是针对想要实现的既定社会目标，寻求既能实现此目标，又要信息成本尽可能小的设计过程。比如设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为社会目标时，竞争的市场机制就保证了此目标的达成。然而，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否是经济信息效率最高的呢？在给定的新古典经济环境下，是否存在其他的分散决策机制能够利用更少的信息成本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呢？赫尔维茨在1970年代的研究成果证明，在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中，竞争的市场机制用最少的信息达到了有效的配置。在放松对新古典经济环境的假设之后，机制设计理论还对于商品不可分、偏好或生产可能性集非凸等并不满足新古典经济环境条件下，能够导致最优资源配置的分散决策的经济机制进行了探讨。赫尔维茨证明了这种机制是存在的，

但却是以非常高的信息成本为代价的。

什么是激励相容呢？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每个人在主观上都追求个人利益，按照主观私利行事。机制设计理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将该假定进一步深化，认为除非得到好处，否则参与者一般不会真实地显示有关个人经济特征方面的信息。赫尔维茨（1972）给出了著名的“真实显示偏好”不可能性定理，他证明了即使对于纯私人商品的经济社会，只要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成员的个数是有限的，在参与约束条件下（即导致的配置应是个人理性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分散化的经济机制（包括竞争市场机制）能够在新古典类经济环境下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每个人有激励去真实报告自己的经济特征。。当经济信息不完全并且不可能或不适合直接控制时，人们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的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或做出其他经济决策。这样，在制度或规则的设计者不了解所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他所要掌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制定的机制能够给每个参与者一个激励，使参与者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了所制定的目标。这就是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相容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假定机制设计者（委托人）有某个经济目标作为社会目标，比如资源帕累托最优配置、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某个经济部门或企业主追求的目标，设计者采用什么样的机制或者制定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就能保证在参与者参与，并且满足个人自利行为假定的前提下，激励经济活动参与者（包括企业、家庭、基层机构等）实现这个目标。

很显然，机制设计理论提出的激励相容概念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是一种常态，并且信息不完全、个人自利行为下隐藏真实经济特征的假定也是符合现实的。在很多情况下，讲真话不一定是占优均衡策略，在别人都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通过虚假显示自己的偏好来操纵最后结果以便从中得利。赫尔维茨（1972）一般性地证明了在个人经济环境中，在参与性约束条件下（即导致的配置应是个人理性的），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分散化的经济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人们有动力去显示自己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真实显示偏好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因而在机制设计中，要想得到能够产生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机制，在很多时候就必须放弃占优均衡假设，这也决定了任何机制设计都不得不考虑激励问题。由此，激励相容成为机制设计理论，甚至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成为实际经济机制设计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机制设计理论就是在把机制定义为一个信息交换系统和信息博弈过程之后，把关于机制的比较转化成对信息博弈过程均衡的比较。在研究初期，赫尔维茨主要是集中在机制的信息和计算成本方面，而没有考虑激励问题，马斯金等（1972）提出的团队理论（theory of teams）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此外，1970年代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的形成和实施理论（implementation theory）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机制设计理论的深化。显示原理大大简化了机制设计理论问题的分析，在Ｇｉｂｂａｒｄ（1973）提出直接显示机制之后，迈尔森（1979）等将其拓展到更一般的贝叶斯纳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上，并开创了其在规制理论和拍卖理论等方面的研究。针对显示原理没有涉及多个均衡的问题，马斯金（1977）从中引申出了实施理论，目前该理论已经在包括社会选择、不完全契约等多个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机制设计理论不仅让研究者能够在相对不严格的假定下系统地分析和比较多种制度，而且可以将很多现有的研究，如拍卖理论、规制理论、社会选择理论等纳入到统一的现代分析框架中。如在拍卖理论中，Ｖｉｃｈｒｅｙ（1961）提出了常见拍卖形式的收入等价原理，而迈尔森（1981）借助显示原理，证明了一个更加一般化的拍卖形式的收入等价原理。再如，垄断企业规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针对原有理

论对规制过程做出过多武断假定的局限，迈尔森（1982）等将规制过程看做是不完全信息的博弈过程，垄断者拥有管理者不知道的私人信息，从而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还有，在社会选择理论中，针对能否设计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投票程序来诱使投票者真实显示自己偏好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总之，机制设计理论将制度定义为非合作博弈，根据这些博弈形式的均衡结果，比较了不同的制度，从而使经济学家能够相对于某个最优标准来评价不同制度的表现。

上述应用之外，机制设计理论还为许多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解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政策和市场制度。由于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了一起进行研究，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对象大到整体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其研究范围涵盖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各种混合经济机制。同时，机制设计理论中“设计者”的概念也是非常广泛的，既可以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或制度设计者，也可以是微观经济单位的主管领导。这使得机制设计理论具备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将大到宏观经济政策、制度的制定，小到企业的组织管理问题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对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比如对于实践中一些出发点很好的规章制度却得不到有效贯彻执行，甚至参与者还利用既有政策来最大化个人利益，从而造成巨大效率损失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物质和技术等的约束，最主要的还是设计的制度不满足激励相容，因而无法保证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同时实现。

简单的评价

与传统理论相比，机制设计理论不仅仅是指出了种种不可能性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具体情况下走出困境的途径——如何设计机制或者规则，使得微观主体真实显示个人偏好，由个人偏好和经济机制决定的行为方式最终将能够保证社会目标的达成。可以说，由赫尔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和迈尔森做出发展运用的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框架，已经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包括信息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学科。目前，机制设计理论已经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被广泛地运用于垄断定价、最优税收、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拍卖理论等诸多领域。许多现实和理论问题如规章或法规制订、最优税制设计、行政管理、民主选举、社会制度设计等都可归结为机制设计问题。

对于正处于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制度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机制设计理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当既定经济环境不能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时，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比较和研究各种经济机制优劣程度的基本标准和统一框架，需要一个能研究和比较各种经济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来考虑制度选择问题，而机制设计理论无疑是这方面的最佳选择。机制设计理论关于信息效率问题的研究早就为转型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机制设计理论抽象的一般化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等非市场的经济机制，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竞争的市场机制多，需要付出更高的机制运行成本。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无异于是在机制设计方面的一次大变革。机制设计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对于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诸如国企改革、税收改制、产权制度等许多现实问题都有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利奥·赫尔维茨1917年出生于莫斯科，1938年在波兰的华沙大学获法学硕士，这也是他获得的最高学位。他现在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讲授课程包括福利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机制与制度、数理经济学等。赫尔维茨曾于1990年因为“对

现代分散分配机制的前沿研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了许多前沿性的探索，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组织和制度的比较分析、福利经济学、博弈论在社会选择目标上的运用以及经济制度的模型化。赫尔维茨是多家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委，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成员，还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成员。赫尔维茨以90岁的高龄喜获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是众望所归。近20年来，赫尔维茨就一直是诺奖的热门候选人。在关于制度的研究领域里，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研究社会选择理论的阿罗和森，给了从广泛意义上探讨制度问题的哈耶克、布坎南和诺斯，也给了为制度研究提供博弈论作为微观工具的纳什、豪尔绍尼和泽尔顿，以及研究委托－代理理论的米尔利斯和维克瑞，甚至是在他的门生麦克法登于2000年因“发展了分析离散选择的理论和方法”获奖之后，他还是长期无缘于此号称经济学殿堂最耀眼明珠的奖项。时间如流水般的逝去，赫尔维茨历经多年翘首期盼终于在耄耋之年获此殊荣，也算是应了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一句戏言——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你必须足够的长寿。

埃瑞克·马斯金1950年出生于纽约，1972年获哈佛大学数学学士，此后于1974和1976年分别获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马斯金进入剑桥大学工作，一年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成为经济学助理教授，1981年成为ＭＩＴ的经济学教授，1985年重新回到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此后曾在多所学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2000年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任教授。马斯金教授曾担任2003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博弈论、激励理论、拍卖理论以及社会选择与社会福利，其相关理论成果已经在经济和政治科学及法律领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目前，马斯金教授的研究兴趣和课题集中在机制设计理论、重复博弈、收入不均衡问题以及投票理论等方向。

罗格·迈尔森1951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曾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取学士学位，后于1973年和1976年分别获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合作博弈理论”。毕业后进入西北大学（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担任管理经济学和决策学的助理教授，1979年升为副教授，1982年成为教授后到2001年一直在该校任教。在此期间，他曾于 1978～1979年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1985～1986年和2000～2001年两度进入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2001年，迈尔森正式进入芝加哥大学，成为芝大的经济学教授。迈尔森对博弈论有极为深入的研究，著有《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以及《经济决策的概率模型》等著作，目前他还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成员。

机制设计理论 - 对中国经济机制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无异于是在机制设计方面的一次大变革。机制设计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对于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诸如国企改革、税收改制、产权制度等许多现实问题都有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所提供的新方法和新观点有助于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机制转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问题，并可预测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什么后果。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能通过这一理论进行解释。依次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现行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有较大的帮助和启发。对各种经济机制的设计、比较和分析也都可以从这一理论中获有益的启示。

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

社会福利函数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试图指出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是某些人的利益或效用，还是所有人的利益或效用？当人们之间的利益或效用相冲突时，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利益或效用？纵观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在经历了古典效用主义时期、转折时期之后，进入了困惑时期和古典效用主义复兴时期。

需要知道在效用可能性曲线上每一点所代表的社会福利的相对大小，或者更一般地说，需要知道效用可能性区域或整个效用空间中每一点所代表的社会福利的相对大小。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

社会福利函数的概述

社会福利函数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试图指出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是某些人的利益或效用，还是所有人的利益或效用？当人们之间的利益或效用相冲突时，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利益或效用？纵观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在经历了古典效用主义时期、转折时期之后，进入了困惑时期和古典效用主义复兴时期。

需要知道在效用可能性曲线上每一点所代表的社会福利的相对大小，或者更一般地说，需要知道效用可能性区域或整个效用空间中每一点所代表的社会福利的相对大小。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

常见社会福利函数的内容

社会福利函数把社会福利看作是个人福利的总和，所以社会福利是所有个人福利总和的函数。以效用水平表示个人的福利，则社会福利就是个人福利的函数。假设社会中共有n人，社会福利函数W可以记作：

W = f(U1,U2,...,Un)

假定社会中共有A、B两个人，这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可以写成：

W = f(UA,UB)

对于不同的社会福利水平W1、W2、…、Wn，可以得出一系列的等福利曲线，等福利曲线与效用可能性曲线的区别在于：效用可能性曲线是消费者在分配某一既定数量产品时可能得到的各种效用组合；而表示社会福利函数关系的等福利曲线则表示不同的效用组合可以达到的社会福利水平。

不同时期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一、古典效用主义时期

古典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把社会福利看作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或效用的简单加总，任何社会成员的福利都被平等对待，即w = u1 + u2 + ... + ui，其中，代表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ui"是可以用具体数字1,2,3等等来度量的基数效用。我们看到，这种福利函数使用基数效用，只关心效用总量，因而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基数效用本身，很多人有非议。

二、转折时期

现代对社会福利函数的讨论最初是由伯格森(A.Bergson)和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分别在1938年提出并在1947年加以进一步说明的。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被称为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bergson-samuel-son social welfare function)，它是一种实值的福利函数(real-valued welfare function)（因此简称为小写字母的swf)。它认为，社会福利值w（用序数表示）取决于被认为

影响福利的所有可能的实值变量zi，即w = w(z1,z2,......)。这是一种一般化的函数，对于函数的具体形式没有任何的规定，这是它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因为没有对函数的具体形式做出任何的规定，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概念而已。事实上，萨缪尔森本人也曾说，如果不是许多人发现确定函数的形式变量的性质和约束条件的性质很有意义的话，这些无聊的话题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种一般化的函数避开了价值判断问题，它可以包括帕累托标准，也可以不包括，还可以包括其他的标准。不过，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中，仅使用这种函数是不够的，必须加入一定的价值判断。

那么，是否有一种系统化的方法可以获得一种具体的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呢？

肯尼斯·阿罗 (Kenneth J．Arrow)从1951年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即阿罗社会福利函数(arrowian swf)。这一函数是指由定义在社会状态集合x上的个人偏好排序r1，确定社会排序r的某种社会决策规划，即r=f｛(ri)｝。这种函数不同于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它的函数值正好对应一种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因为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是序数性质的。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强调了这种区别。因此，阿罗社会福利函数被称为大写的swf，以区别于小写的swf。

阿罗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证明了在某些条件下阿罗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实际上，阿罗证明的是阿罗一般性定理(general possibility theorem)，该定理证明阿罗社会福利函数必须至少满足五个合理化的条件，即：符合逻辑的个人效用函数的任意性(free triple)；选择的正或非负关联性(positive or not negative association)；无关选择的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非强迫性或公民的主权性(non-imposition or citizens' sovereignty)；非独裁性(non-dictatorship)。（后来，证明过程有所修正，上述条件也略有变化。）但阿罗强调：遗憾的是，能够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社会选择机制是不存在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使福利经济学陷入了困惑之中。

三、困惑时期

困惑时期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福利经济学家们被不可能性的结论困惑着，他们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社会选择机制才是可行的呢？到底阿罗式的社会福利函数存在什么缺陷，从而使合理化的社会选择机制不存在呢？对此，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种种努力。

现在，西方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虽然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使福利经济学笼罩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但是它对福利经济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很早以前，例如18和19世纪就已经有人注意到集体决策可能导致矛盾的结果，但直到阿罗才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免去了人们许多无谓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使西方经济学家们重新对社会选择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据森的研究，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等人就有对此问题的讨论），并试图寻找避免不可能性这一悲观结论的方法。阿马蒂亚·森等人的研究表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只适用于投票式的集体选择规则，该规则无法揭示出有关人际间效用比较的信息，而阿罗式的社会福利函数实际上排除了其他类型的集体选择规则，因而不可能性的结果是必然的。阿马蒂亚·森于1998年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重要贡献之一即在于此。

四、古典效用主义复兴时期

古典效用主义复兴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西方经济学家们认识到，采用序数效用的新福利经济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实际上就揭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只使用序数效用提供的信息进行

社会排序是不可能的。森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使用基数效用可以获得人际间效用比较方面的信息，从而可以得出一定的社会排序。同时，只要有人际间效用比较方面的信息，基数效用的使用并不是必需的，甚至序数式的人际间效用比较就足以逃出不可能性的结论了。这样，在其他人研究的基础上，黄有光于1975年提出了与古典效用主义相同的社会福利函数，并称其为“完全的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他认为，由于经济学家中普遍存在的“效用幻觉”，那种认为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我们看到，在越过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一障碍之后，社会福利函数出现了向古典社会福利函数回归的趋势。

同一时期，采用基数效用的许多社会福利函数出现了，例如，新古典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neo-utilitarianism swf):其中，ui表示如果作为社会中某个人i会具有的效用，πi表示相应的概率。这一函数是维克里(W.Vickery)和海萨尼(John C.Harsanyi)等人在古典效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基础上考虑了不确定性因素后所得到的结果。

又如，精英者的社会福利函数(elitist swf)，其函数形式是：w = max(u1,u2,...,ui)，即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社会中效用最高或境况最好的那部分人的福利水平。该函数允许极度的两级分化，因而受到广泛的批评。与此相对的是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rawlsian swf):w = min(u1,u2,...,ui)，即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社会中效用最低的那部分人的福利水平。该函数假定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最基本的自由，他们无法预知自己处于何种效用水平上，而且，每个人都是厌恶风险的，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遵循的是最大最小标准，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应该是使境况最糟的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同时使所有人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都有事情可做。

再如，纳什的社会福利函数(nash's swf):w = u1u2...ui，即社会福利水平为所有社会成员效用水平的乘积。该函数形式有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当某一效用水平为负其他效用水平为正时，社会福利水平也为负，而与其他社会福利水平为很小的正值的社会状态相比，这实际上不一定是一种不可取的社会状态；二是当某些效用水平为极小的纯小数时，同样会出现上述情况。

还有，阿特金森的社会福利函数(atkinson's swf): 该函数把社会成员分为穷人(p)和富人(r)两部分，他们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Vp和Vr，a为表示厌恶不平等的参数，a越大，表示社会越厌恶不平等，越重视穷人的效用，加在穷人效用水平上的权数越大。

西方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实质

目前，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是，我们应看到，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出现的古典效用主义的复兴，并不是对古典效用主义的简单回归。如果说古典效用主义是在批判当时的天赋人权哲学、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平等和自由思想提供理论基础的话，那么，现代的效用主义则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平等、正义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在物质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它所引发的许多社会道德问题反映出它对人文关怀的忽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现代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再度强调了平等、正义、福利等问题的重要性，再度强调了效率并不是一个社会所应追求的惟一目标。

另外，从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发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乃至整个现代福利经济学都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样有着不可克服的天生的缺陷，这种缺陷并不因使用了高级的数学工具而有所克服。这种缺陷就是：实证分析框架没有充分考虑规范性的前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互独立。因此，真正克服这种缺陷需要在发展规范分析的同时对整个主流框架进行重新审视和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