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文教育”观的提出

“大语文教育”观的提出

“大语文教育”观的提出罗代国

“大语文教育”观的提出

李杏保顾黄初

以课堂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这种所谓“三中心”的旧教育观念，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被人从理论上予以否定。然而它的阴影，在语文教育领域却至今未能在实践上完全消除。尽管叶圣陶早在50年代就意识到语言教育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性，要求人们把语言教育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然而他的话并未能引起学校中语文教师的深层次思索。尽管吕叔湘早在60年代就曾经“代语文教师呼吁”，请求学校中其他各科教师，包括学校的行政人员，都要和语文教师合作，都来关心学生的语文，指出：“要在整个学校里树立起正确使用祖国语文的风气，学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正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同时，推而广之，说：“学生不仅生活在学校里，也生活在社会里。整个社会对于语文的使用是否严肃认真，对学生也有极大的影响。”然而这些话也似乎并未引起学校语文教师在语文教育观念上的触动。到了80年代，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目标的提出，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等时代新观念的形成并在实践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人们开始从宏观的角度、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角度，来审视语言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大语文教育”的整体构思和改革方案出现了。

较早提出“大语文教育”这个概念并以此设计语文教学整体改革方案的，是河北省邢台八中的语文教师张孝纯。他在《“大语文教育”刍议》一文中说：“根据36年来从事语文教学特别是1980年以来进行中学语文教改实验的实践，我认为：应当施行‘大语文教育’。因为只有这样，中学语文课才能适应‘三个面向’的要求，在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创造型、开拓型人才方面充分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张孝纯提出的“大语文教育”，其指导思想是四句话：联系社会生活，着眼整体教育，坚持完整结构，重视训练效率。联系社会生活，就是要求“充分利用现代的条件，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使语文课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打破以往封闭式的格局；着眼整体教育，就是要求做到“德、智、体诸育的和谐与统一”，“知识、智力、能力是个统一体，不容割裂”，“建立敬爱型的师生关系”；坚持完整结构，就是要求把语文教学置于社会教育系统、学校教育系统之中协调地活动，而语文教学本身也应有完整的结构；重视训练效率，就是“强调不能只依靠训练的数量换取了成绩，而应以较少的课内读写量和课外作业量，达到提高学生听、说、读、写、思等水平的目标，力求事半功倍”。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张孝纯在“大语文教育”观支配下设计的语文教学整体结构模式：一体两翼。张孝纯认为，完整的语文教学结构，应由三部分组成：1语文课堂教学；2第二语文教学渠道；3语文学习环境。坚持完整的语文教学结构，就是要：1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2开辟第二语文教学渠道；3强化语文环境的积极影响。所谓“一体”，就是以语文课堂教学为主体，包括范文教学、参读教学、习作教学、语文考试考查等项，其中以范文教学为核心；所谓“两翼”，其一是以课外阅读为重心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多种多样的语文课外活动，其二是对学校语文环境、家庭语文环境和社会语文环境的利用。张孝纯说：“一体两翼，不可或缺：无体则失去主导，无翼则不能奋起。”

张孝纯的“大语文教育”思想及其设计的整体改革方案，在河北省邢台八中进行实验，结果证明是有成效的。从1983年到1993年，10年改革实践，张孝纯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国生领导实验组的同志，构建了“大语文教育”从整体到局部的种种教学模式和实施方案，同时还出了一批科研成果，影响不断扩大。

“大语文教育”观的核心是确认语文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和契合。刘国正在1981年

发表的《把语文基本训练搞活》一文中就提出了“生活是发展语文能力的基础”的观点。这样的观点，人们在理论上是完全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但要把这种理论观点真正落实到语文教学的实践中去，并设计出种种模式和方案来，却是需要睿智、需要魄力和毅力的。差不多与张孝纯提出“大语文教育”教改方案的同时，江苏省无锡一中的孙宏杰和兴化中学柳印生在南方也遥相呼应，提出了“引导学生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学习语文”的教改试验课题。孙宏杰主持的这项试验的基本做法是：“从学生的生活中发掘语文学习的各种因素，把学生在生活中的许多不自觉地运用语文工具的机会，变成自觉的有意识的语文能力训练；并千方百计为学生设置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处处作有心人，主动寻找语文学习的各种时机，积极地把语文课堂教学中学到的东西在生活中进行有意识的实践；同时，语文教学主动地和其他各科的教学配合，使学生在其他各科的学习中更好地借助于语文这个工具，又使其他各科的教学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种种实践的机会。”孙宏杰把这种从各方面协调动作的语文教学活动形式，称为“全方位教学法”，或“立体教学法”，或“综合教学法”，或“生活教学法”。柳印生则把自己的试验，称为“孔雀开屏”式的辐射型教学。1990年，刘国正根据语文教学改革的现状，提出了语文教改的三个“基本点”，其中再次强调：“要使学习语文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把教学搞得生动活泼。这生活，包括学生自己的生活，家庭、学校、社会的生活。语言产生于生活，并为生活服务；脱离了生活，就变成毫无生气的空壳。语文教学也要同生活相联系，脱离了生活，就会变得呆板枯燥。”1991年，顾黄初在为北京吕桂申等人编辑的《语文教学方法论》一书提供的论文中也提出：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所谓“贴近生活”，包括的内容主要是：第一，从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来探求语文教学的规律，要懂得怎样“教”语文，就该先懂得生活中怎样“用”语文；第二，从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众多场合来开拓语文教学的空间领域，摆脱语文教学的“封闭式”格局，创建语文教学的“开放式”格局，把施教的视角延伸到课外的广阔天地里去；第三，从现代生活的发展前景来规划语文教学的未来，努力使语文教学与现代社会发展步履相适应。上海《语文学习》从1993年7月开始在它的精美的封面上引录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涅斯克的一句名言作为编辑们的一种信条，这话就是：“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看来，这种紧密联系生活、贴近生活的“大语文教育”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并正在实践中催出越来越多的硕果。

〔注〕节选自李杏保，顾黄初合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吕叔湘：《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见《吕叔湘论语文教学》，5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张孝纯：《“大语文教育”刍议》，见《语文教学改革》，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1986。

孙宏杰：《引导学生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学习语文》，见《语文教学在前进》，21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顾黄初：《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见《语文教学方法论》，9～1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