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

[摘要]：在张爱玲所刻意营造的凄迷惝浸的小说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市井男女上演着他们各自的传奇，在流连辗转一声喟叹之后，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张爱玲在体验生活、洞察社会、品味人生之后，在她笔下，隐藏在社会或人生外部现实之下的内容现实和内心得以浮出水面。张爱玲作品中男性都是丑陋不堪的。本文从张爱玲具体的作品出发，对男性的角色形象进行分类，概括出他们虚伪、自私、贪婪、压抑、变态等特点，挖掘了张爱玲小说男性角色形象创作的根源；以及张爱玲的家庭，特别是她父亲对其作品男性角色形象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自私、压抑、家庭影响。

谈到张爱玲，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位独特、带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在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张爱玲红极一时，那是个属于她的时代。张爱玲的小说华丽苍凉，犹如徽州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窒息、压抑。欣赏完她的作品，的确让人感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鲁迅小说有多篇是以“我”的口吻叙述的，而张爱玲则始终使用第三人称，她用冷静的笔调娓娓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张爱玲小说中的世界始终迷漫着一种令人低徊不已的悲凉气氛.不论是嘲弄、讽刺还是调笑,都只是这悲凉的点缀和铺设而已。小说多以女性为女人公，故事多为悲哀或痛苦的过程和结局。她用华丽的词藻深入地描写了人性的扭曲、压抑，这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身上达到了极致。女性在张爱玲笔下尚且如此，男性更是一无是处。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多是封建上流社会中的遗老和遗少，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荒凉的、令人窒息的夹缝里，深受封建社会落后文化传统熏染，沾染了一系列不良习气。

一、张爱玲小说中男性的分类

1、浪子

《第一炉香》中的乔琪是一个纯粹的浪子，他是一个惯于游徜于欢场招蜂惹蝶的角色。空有一副风流倜傥的外表，在社会上却无一技可立身，在经济上并无实际可以倚仗的基础，遗老遗少们总还有些许祖上留下的残羹冷炙，可是他不过是个“现在他老子还活着，已经拮据得很，老是打饥荒”的富家公子，连丫环都说“他除了玩之外，什么本领都没有，将来有得吃苦呢！”。他凭着油头粉面和对女人的逢迎取巧，靠猎取孤寂空虚的女人的芳心，给梁太太当小白脸以获取金钱和肉欲享乐的满足。面对葛薇龙纯洁真挚的爱情，却抱着游戏和嬉谑的态度毫无一点责任感，在他想来“我没有婚姻自主权。我没有钱，又享惯了福，天生的是个招驸马的材料”。当乔琪乔对要和葛薇龙成亲心存疑虑犹豫不觉的时候，且看梁太太是如何劝服他的：“我看你将就一点罢！你要娶一个阔小姐，你的眼界又高，差一些的门户，你又看不上眼。真是几千万家财的人家出身的女孩子，骄纵惯了的，哪里会像薇龙这么好说话？处处地方你不免受了拘束。你要钱的目的原是玩，玩得不痛快，要钱做什么？当然，过了七八年，薇龙的收入想必大为减色。等她不能挣钱养家了，你尽可以离婚。在英国的法律上，离婚是相当困难的，唯一的合法的理由是犯奸。你要抓到对方犯奸的证据，那还不容易？”一席话说得乔琪乔心悦诚服。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乔琪乔的人性中社会性的缺失，使得他变得毫无责任、义务等观念，转而追求自身本能动物性的享乐，全然地把葛薇龙当做是一个既挣钱供其玩乐，又处处任其放纵荒唐地玩乐的最佳伴侣。

《金锁记》季泽也是吃喝嫖赌样样周全。他对七巧的投怀送抱何尝没有一点动心，他不也摸过七巧的脚踝？他不去招惹她的原因是怕自己一时兴致过去后，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掉，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况且依七巧的性格根本瞒不了人，他不想自毁前程。分家后，为了骗取七巧的钱财，他在七巧面前深情表白：“你知道我为什么跟家里的那个不好，为什么我拚命地在外头玩，把产业都败光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了谁？”“自从你到我家来，我在家一刻也待不住，只想出去。你没来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荒唐过，后来那都是为了躲你，娶了兰仙来，我更玩得凶了，为了躲你之外又要躲她。见了你，说不了两句话我就要发脾气——你哪儿知道我心里的苦楚？你对我好，我心里更难受——我管的住我自己——我不能平白的坑坏了你，家里人多眼杂，让人知道了，我是个男子汉，还不打紧。你可了不得！”这样一番动情的言语任谁都要感动，何况是对季泽早有爱慕之意的七巧呢。幸而七巧多了个心眼，揭穿了他的谎言，可对遭遇坎坷的七巧而言，打击却是巨大的，毁灭性的。如此卑劣的言行，深刻地显出季泽灵魂深处的“小”来。

2、伪君子

我隐约记得台湾学者水晶曾有这样的评价：“五四以来，写男性心理最入微的，当数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主角佟振保可谓最典型的自负型伪君子人物。他的一切成功都是凭脚踏实地努力争取得来，并深信自己必有所成。他感到自满，需要别人的崇拜与盲从。他认为他在别人眼中应该

永远是这样一个形象：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

自认整个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纵然他遇到的事不是尽合理想的，给他自己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调理，也就变得彷佛理想化了，万物各得其所。

他努力地在心目中塑造一个引以为傲的自我形象。他无意识地虚张声势、且装作相当聪颖、相当慷慨、相当正直的生活着。这种心理是被自我崇拜的自夸与他人的需求所驱使。自负是因追求名誉而引发，他离不开别人的赞美。

佟振保有着卑琐的过去，事实上佟振保及弟妹靠寡母长大成人，生活的确艰辛。他每次赞扬他的寡母总不免有点咬牙切齿的，虽然微笑着，心里变成一块大石头，硬硬地“秤胸襟”。他想起路上碰见的艾许太太，想起他在爱丁堡读书，他家里怎样为他寄钱，寄包裹，现在正是报答他母亲的时候，但后来渐渐将自己刻画成一个他“心目中”及“实际上”所能够或"应该"成为的理想形象。“他要一贯地向前、向上，第一先把职业上的地位提高。有了地位之后他要做一点有益社会的事。譬如说，办一个贫寒子弟的工科专门学校，或是在故乡的江湾弄个模范布厂......”他所有的精力被转移到理想自我的实现上。故而他强烈需要利用关心、敬重、赞赏、喜爱他人或满足他人的需求以减轻或平衡自卑，真正的目的是获取他人的认同与赞赏。小说写道：“现在正是报答他母亲的时候......究竟怎样，还有点渺茫，但已经

渺茫地感到外界的温情的反应，不只有一个母亲，一个世界到处都是他的老母，眼泪汪汪，睁眼只看见他一个人”。佟振保将社会对他的眼光加在自己身上，成为自己自尊的来源。振保“自从结婚以来，老觉得外界的一切人，从他母亲起，都应当拍拍他的肩膀奖励有加。像他母亲是知道他牺牲的详情的，即是那些不知底细的人，他也觉得人家欠着他一点敬意，一点温情的补偿。”可见其自负虚伪性的人格特点，需要外在的肯定来补偿他的“自我牺牲”和对真实自我的压抑。他觉得对自己的期望是来自他人（母亲、朋友、上司、社会），他们对他的期望会转变为他必需去达成的任务，他会试着去实现那些期望，但他如果失败的话，他认为他们一定会责备或贬低他。也因此他处处逃避自己犯错的事实，通过自圆其说式的自欺来在避免理想自我遭受屈辱。他在自我虚构的世界里作自己的主人，认为他有权掌握需要与法则，每逢自己无法达成那理想的自我时，他的要求转而使他制造一些身外的因素（推卸责任、家人的不同情、不体谅）以负责这种“失败”。

“人家也常常为了这个说他好，可是他总嫌不够，因此特别努力去做份外的好事，而这一类的好事向来是不待人兜揽就黏上身来的。他替他弟弟笃保还了几次债，替他娶亲，替他安家养家。另外他有个成问题的妹妹，为了她的缘故，他对于独身或是丧偶的朋友格外热心照顾，替他们谋事、筹钱，无所不至。”

他想将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形象，也只有当他牺牲了他的真实情感（例如舍弃他较爱的红玫瑰型的女人）时方有可能实现。如此可看出

佟振保的理想自我是建筑在他人及社会对他的评价上，这是虚假的、被指使、受牵制的虚伪形象，然而他内心无法挣脱这层假面自尊，失去理想自我也就失去向上的力量。

他的心理为自傲的期许所占据，力求外在的荣誉而使他变得神圣。他强压抑他的情感，例如他觉得为亲人、朋友所需要，他便竭尽所能，因为他应该爱他们。“应该”缺乏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真诚——看来似乎为道德奋斗，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疾病产生的赝品、潜意识层面上的欺骗——佟振保强迫自己去曲解真实的情感与欲望，用社会道德与大众眼光作为自我逃避的盾牌，表面上生活的积极有目标，实际上已成为虚无的、懊丧的内在自我，使他永远在矛盾中痛苦挣扎，面临最后一无所有的危机。

佟振保是“正途出身，出洋得了学位，并在工厂实习过，非但是真才实学，而且是半工半读打下来的天下。他在一家老牌子的外商染织公司做到很高的位置。他太太是大学毕业的，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格温和，从不出来交际。一个女儿才九岁，大学的教育费已经给筹备下了。“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

总之一句话“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早先他也谈过一个女朋友玫瑰，临别那晚玫瑰对他投怀送抱，他也能“坐怀不乱”，因此传出了好名声。他表面是一个“正人君子”，而事实上对那晚的事“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懊悔。”这样一个“好人”还和朋友王士洪的老婆娇蕊私通，打

得火热。可一旦娇蕊真要与其夫离婚时，他却怕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临阵退缩了，匆匆与女子烟鹂结了婚。对烟鹂三天热度一过，他就开始宿娼、打妻子、砸东西。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正人子”“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他是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一个实足的伪君子。

还有《花凋》中郑先生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做汽车看电影，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女儿川娥生病，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不给女儿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却在女儿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了新式的行述：“…川娥是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爱父母…无限的爱，…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爱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川嫦死前和死后其表现的巨大反差，更把他虚伪的假面揭示出来，使人更清晰地看到没落的旧家庭中人性的虚伪与自私。

3、自私者

《倾城之恋》范柳原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也是嫖赌吃喝，样样都来”。他原是庶出，获得继承权也非容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他们之间的纠缠自始至终都是为了

从对方获得实际好处，“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流苏跟柳原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所以她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柳原娶她，而不能“白牺牲了她自己”；而柳原对于流苏原也不过是“上等的调情”并不真计划娶她，更为了日后脱卸责任不时采取种种小计谋，希图流苏能“自动的投到他怀里去”。有一天，他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流苏，这恰恰正是他自己的烦恼的透露。他说出了爱，随即又自己取消了。因为怯弱，所以他也是凄凉的。重到香港之后，一个晚上柳原吻了她。第二天他却告诉她，他一礼拜后就要上英国去。他是要逃避自己的这一吻。直到战争袭来香港，两人才撕掉自私与软弱，结了婚。“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的。”——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们。

4、懦弱变态者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个懦弱的人。才二十岁上下，眉梢眼角就显得有些老态。这是由于家庭给他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重压。他的耳朵有点聋，是给他父亲打的。父亲还说他“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点丈夫气也没有”。他住的“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院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一个打杂的，在草地上拖翻了一张藤椅子，把一壶滚水浇了上去，杀臭虫。”“屋子里面，黑沉沉的穿堂。”生活在压抑的环境里，他的心理产生了扭曲，人格变态了。正如小说中写的“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他觉得冷得彻骨酸心。”他憎恨对他表示关心的人刘妈和丹朱。他幻想

有个理想的父亲——言子夜。他对言子夜畸形的倾慕，因此他对子夜的女儿言丹朱就格外憎恨，他恨她是子夜的孩子，而他不是。他恨自己的母亲当初没有随子夜一起走，那样他就是言子夜的孩子了。他也想在丹朱身上找到寄托：“丹朱，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丹朱沉默了一会，悄然答道：“恐怕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我如果爱上了谁，至多我只能做他的爱人与妻子。至于别的，我——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她根本无法理解传庆的想法。“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她死了，她完了，可是还有传庆呢？凭什么传庆要受这个罪？碧落嫁到聂家来，至少是清醒的牺牲。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他跟着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他恨这一切，但又无力摆脱，他变态的心理始终折磨着他。

此外，《心经》峰仪与女儿有乱伦之恋。《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和《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的罗潜之压抑、痛楚。前者因妻子愫细缺乏性知识，夫妻间的正常的行为被看作是“畜生”的行为，愫细在新婚之夜离家而去，结果闹得满城风雨。他因此而失了业，精神极度压抑，在“一片怔忡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宁静”中，终于开煤气自杀了。后者则

陷于婚外情中无力自拔，最终患上了肺病。他们一个自杀，一个患病，最终的都步向死亡。

以上的这些分类仅是针对人物某一占主导地位的特征所做的，虚伪、自私、贪婪、压抑、变态等特征在这些遗老遗少身上都同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二、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创作根源

张爱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她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中兴名臣。祖父张佩纶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小姐配婚姻，是有名的佳话。”对此张爱玲的态度是“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张爱玲怀念祖父母所生活的时代，而曾经显赫的门第，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风光不再，“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渐行渐远，萧条，衰败，沉落的气氛一天天浓重。仅由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维持着表面的排场。”这对她的心理未尝不造成影响，这也是她与其他作家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看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生活的环境吧：《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等——它们相交重叠，叠成一个——它们其实都是张爱玲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她对这样的家庭有着切身的感受与复杂的感情。“在小说《传奇》中，她写了一批遗老和遗少，一批半新半旧的人物。她对他们又恨又同情，又嘲讽又怜悯。这都可以看出她与旧营垒的精神联系，以及内心感情的深

刻矛盾。”

辛亥革命结束了一个时代，也改变了张氏家族的命运。“张爱玲没有赶上显赫、繁华的热闹，却赶上父母无休止的争吵、离异的…热闹?。”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幸的，这种不幸不只是家族的日益没落，更多的是父母的不和，直到母亲远走西洋。

“他们激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压抑此时已落在了张爱玲幼小的心上，而这阴影从来就没散去过。这也就不难解释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为什么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灰暗色调,一股沉重的压抑。

她的童年又是孤独的，母亲的远离，父亲的怨恨，后母的刻薄，这使年幼的爱玲过早地尝到了人世的种种酸辛。不幸的经历促使张爱玲早熟，也使她早早地洞悉了人世的苍凉。她这样倾吐自己的孤独：“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和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象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苍凉”成了她最喜欢用的一个词。

张爱玲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吸鸦片，逛窑子，讨姨太太，在母亲远走南洋后，父亲更把对她母亲的恨发泄到她的身上。她被父亲

禁锢在房间里达半年之久，“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更使她对父亲没有一丝好感：“另一方面有我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

“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

“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房间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

她小说中的男性始终是那么不堪，应该说来源于父亲给她的感受。这些男性形象用张爱玲的话来说就是：“贼头贼脑、一点丈夫气也没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或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她喜欢把男性的角色写成不务正业，狂嫖滥赌、抽鸦片、逛窑子、玩女人、昏庸猥琐的形象，不仅表达了作家对父权意识形态的指责，揭露宗法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人性及文化的压制，也表现了她自身曾深受父权压制而潜涵着反抗父亲、憎恨父亲的意图。

而母亲，曾是爱玲心中温暖的阳光。可在投奔母亲后，她却感受到了母亲的冷漠——母亲是个理性重于感性的人。她对母亲也因此失望，不再留恋。这可从她与胡兰成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我因听别人常说学生时代最幸福，也问问爱玲，爱玲却很不喜欢学校生活。我又以为童年必要怀恋，她亦不怀恋。在我认定是应当的感情，在她都

没有这样的应当。她而且理直气壮的对我说，她不喜她的父母。”幼年的那一段经历，对爱玲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人们对亲情的漠视。为了金钱和利益，亲情往往脆弱得不堪一击。

聂传庆的身上应该有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影子，在姐姐投奔母亲之后，他也跑到母亲处，抱着球鞋，却被拒绝，他黯然离去……他是个软弱的男孩，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传庆的父亲是个遗少，他和续娶的妻一起躺在炕上抽大烟，他的言行似乎就是爱玲父亲的翻版。甚至是传庆的感受：“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他觉得冷得彻骨酸心。”或许也是爱玲的真实感受。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几乎都能感受到她曾经生活的环境和她家人的气息。她的小说的素材几乎都来自于她自己有着深刻体验和感受的经验世界：流淌在她血脉里的贵族的血液，她幼年生活的旧家庭，她少爱而又孤独的的童年，她的严厉的父亲、冷漠的母亲和懦弱的弟弟……一切的一切都加重了她悲剧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的危机感，她小说中因而总是弥漫着一股阴冷萧瑟之气。

她的小说写的多是她所熟悉的旧式家庭，早期的小说多以父亲、弟弟为蓝本，晚期的则也许还得加上那负心的胡兰成，而她则如鬼魅一样冷眼旁观。用冷冷的笔写来，让人感觉满目“苍凉”。

当然，张爱玲也写了为数不多男性劳动者形象，如《小艾》中的金槐，《牛》中的禄兴（他也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和《秧歌》中的金根等。可这些人物形象并不能成为张爱玲男性形象系列中的代表。

在这些形象中金槐的形象显然欠丰满。他是印刷所的工人，是主人公小艾的恋爱对象，最后成了其丈夫，在文中出现的次数也不少，可对他的心理及生存状态却很少描绘，可以说是一个被架空了的形象。当然这是由作者的生活局限所造成的作品的局限，我们很难要求一个没落世家的千金小姐写出一部真实生动地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毕竟她极少有机会直观地了解下层劳动者，体验他们的生存状态，而生活是写作的唯一源泉。此外，在一个需要激发斗志，歌颂英雄主义的年代，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刚刚诞生而需要人们给予肯定的时期，金槐的形象也显得过于普通，只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左右。这样的人物显得过于陈旧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多年以后，张爱玲自己也表示对这部作品“非常不满意”。但不管如何，她的用笔依然是精彩的，她的这些作品依然能吸引众多读者的目光。

总之、作为生活在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男权社会的女作家，张爱玲以其敏感犀利的笔触来“写男女间的小事情”，并有意于通过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她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市井男女，勾绘出一幅幅旧中国的风情画。张爱玲以非常人的视角，力求对人物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在她笔下的那个混乱得支离破碎又光怪陆离的乱世里，连男人也被剥去了冠冕堂皇的外衣，从里向外地做一回透视。张爱玲冷静地站在人性的层面，对传统男性形象进行颠覆。小说在一系列男性形象的刻画上，通过展现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极端不和谐，突显在“破坏”的乱世中人性平衡的被破坏，直视张扬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失调和冲突。

参考文献：

张爱玲：《张爱玲小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张爱玲：《张爱玲经典小说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

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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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第11期

李军：《“家”的寓言》，作家出版社，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批评I》《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批评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