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女性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男性则处于边缘地位。比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在家庭中充当大家长，支撑家族苟延残喘的无一例外都是女性，男性家长则被排除在外，女性家长替代了男性家长的位置，如《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怨女》中的姚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小艾》中的席老太太。而对于男性的形象，也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性无论身份年龄，无论是庸碌于都市空间的各态人物，洋场社会的风流阔少，还是旧家族的遗老遗少，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昏馈无能，他们都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家庭与爱情的因素，还与时代特征下男性的普遍特点有关，更与张爱玲本身所具有的对男权社会的否定与藐视有关。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一）没落贵族的遗老遗少

张爱玲的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封建没落家庭中的男性。他们有的形体残缺、精神残障、一无所能，如《金锁记》里里毫无人气的软骨病人姜二爷，《怨女》里患着骨痹、又聋又瞎的姚二爷；他们有的终日沉溺于“醇酒妇人和鸦片”中，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如《金锁记》里的的姜季泽，《小艾》里蓄娟养小、骗太太钱财、做无耻汉奸的席五老爷。这些人他们生存的唯一本领就是“啃祖宗”。

我们在读张爱玲小说的时候可以发现，张爱玲对这类遗老遗少的描写比对其他男性的描写更为深刻，对其他男性的描写都不能达到直逼内心的程度，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而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正说明张爱玲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只要人物在旧式的生活方式中，她便能游刃有余。

（二）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的留洋人士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大都曾留洋，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着上等体面的工作，但同时又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使得自己纠缠于东西方文化中。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挣扎在“好人”与“真人”双重人格之间的佟振保；《留情》里“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的米晶尧；《多少限》里药厂老板夏宗豫。

佟振保是这一类男性形象的典型。佟振保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着力刻画的男性主角形象，是一个既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又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人，其双重人格在社会规范的“好人”与人性之本的“真人”间此消彼长地相互格斗。他渴望生命中有两种事物的共存一一红玫瑰和白玫瑰，红玫瑰代表“热烈的情妇”，也是他的性爱理想；白玫瑰代表“圣洁的妻子”，是他的婚姻理想。他迷恋于朋友之妻王娇蕊那光滑、质感的肉体，盘算着“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在情欲的诱惑下，露出了“真人”本相，获得了朋友之妇的感情。然而他一方面陶醉于得了便宜的无耻快乐之中；一方面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王娇蕊终究会威胁到他的名誉、前途、地位等等。他一方面“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一方面又“由不得女人不规矩”。之后，娶了孟烟鹏后，他又开始了自觉选择的传统婚姻生活。而当他得知孟烟鹂居然与裁缝私通后，他纠缠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他开始公开嫖娼、疯狂地变本加厉来砸碎妻子、砸碎自己、砸碎这个家。

张爱玲笔下的这类人物，很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然而他们的悲剧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他们是留洋人式，受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影响，而现实却是他们依旧固守传统男权社会的一套传统，这两种道德观念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不仅造成了他们的悲剧，更造成了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而这类人物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执着，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从小的旧式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的影响，更是因为他们“留洋人式”这一特殊身份。他们在国外生活，深受西方文化传统感染，却因为种族与以前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影响，不能真正融入西方生活，由此产生了“异乡人”、“外来人”的感受，得不到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开始发酵，渴望得到祖国与国人的认同，于是回到国内，便自觉地融入到大家所共有的固有的传统生活与观念中去。

（三）洋场社会的风月高手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反映的是沪港两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是一个开向沪、港都市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洋场社会’的窗口”。她笔下的洋场男性是“病态的文明培养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之间的调剂”。比如，《倾城之恋》里“把婚姻看作长期卖淫”、“对女人说惯了谎”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靠寄生贵妇、吃软饭、善调情的“杂种”乔琪乔；上流社会的情场老手、用钻石镯子“铐住”葛薇龙的司徒协等。

二、男性形象及边缘化的原因

（一）家庭的影响

张爱玲少年时代，生活在由鸦片、后母等组成的暗淡的旧式家庭氛围中，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多少温暖和爱。后来还与后母发生矛盾被父亲虐待关禁闭达半年之久。张爱玲说过这样的话“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也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可见父亲给予她的打击是深刻的。张爱玲还有个弟弟，她的弟弟从小娇生惯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逃学、忤逆、没有志气。且家人与仆人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对张爱玲和她弟弟向来都是不公平的。

在张爱玲的世界中，最先接触的两个男性便是父亲和弟弟，但这两个男性全不像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中的那些英雄式的人物，相反却是自私、荒淫、软弱的。这种反差影响了张爱玲对男性世界的认识。且对男尊女卑思想的厌恶也使她很早就产生了反抗心理，所以她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二）时代特征下男性的普遍特点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纷纷的时代，浓重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人们。1937年，张爱玲到香港读书，就在这一年，日军进攻位于北平西南郊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那里读书，她经历了香港被围困和侵占的全过程。在《烬余录》中，她写到了战争给与她的体验：“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己经不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间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早不保暮”。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大都也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乱世。战争频发、时局混乱、物价飞涨导致了人们产生恐慌空虚、迷茫绝望的心理。西方思想观念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陷入迷茫与危机。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中，生命变得异常脆弱，人性的丑恶与野蛮也时时凸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战争中，在这样乱世中的，一些男性免不了充满了欺骗、荒淫、无耻与自私。张爱玲正是借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特殊的时代风貌。

（三）爱情经历的影响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恋以及被抛弃，不能说必然使她加深了对男性的失望，却一定是使她积淀了对人、对事的思考与态度的。张爱玲在《天才梦》中说，“在没有人与人交界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这体现了她独有的悲悯气质。与胡兰成的失败的爱情，恰恰加

深了这种悲悯的气质。我在这里之所以用“悲悯”一词（悲悯：哀伤而同情），是因为张爱玲其人其文不仅给我们一种悲观的感受，更突出的是一种世俗的同情，这是她关注人与人性的体现。这种气质在前期受家庭与经历影响，之后又因为失败的爱情，形成了对人对事的深刻思考，从而加深了这种独特的悲悯气质。作家的气质作为他们创作个性因素诸多的一种，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四）对男权社会的否定与藐视

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父权和夫权一直是捆绑女性的两大绳索。男性的父权和夫权代表着现实世界对女性的束缚，正是感于这种束缚的荒诞，张爱玲不仅借助于描写男性在形体和精神人格的不健全来表现男性的残缺，而且，她还有意识地展现了男性父权和夫权的沦丧，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我们可以从张爱玲的散文中看出她对男性和女性的看法。在《谈女人》里张爱玲写道：“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妻妾之道。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抱怨些什么呢？……女权社会有一样好处一一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有人说现今的社会症结全在男子不会挑选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那是过甚其词，可是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人的民族。”张爱玲认为，女人虽然也有劣根性，但导致女人依附于男人求生存劣根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男人对女人的束缚与压制。

我们还可以从《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的一段话看出张爱玲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与藐视。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写到《红鬃烈马》这部戏剧，认为它“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可以休妻或停妻再娶，而女性则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苦守寒窑，从一而终。在这段话中，张爱玲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种现实，揭露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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