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引力模型的浙江出口潜力分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基于引力模型的浙江出口潜力分析

一、立论依据

1.研究意义、预期目标

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决定因素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理论基础也越来越完善。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主要体现在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上，近期人们开始通过添加制度质量指标来考察各国国内制度因素以及制度趋同对双边贸易的影响。通过应用引力模型的研究发现，各国制度的优劣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影响，制度相似的国家间贸易量较大。

引力方程是经济学在实证研究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之一。它将双边贸易流量与GDP、距离和其他影响贸易壁垒的因素联系起来。该方程被广泛运用于推断如关税同盟、汇率机制、民族纽带、语言文化等体系的贸易流动效应。

上世纪60年代引力模型被引入衡量双边贸易流量的研究后得到不断扩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文献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Mdtyds(1997 ,1998)、Chen&Wall (1999)、Breuss&Egger(1999)、Egger(2000)等人完善了引力模型的经济计量学规范；Berstrand(1985)、Helpman(1987)、Wei(1996)、Soloaga&Win-ters (1999)、Lumao&Venables(1999)、Bougheas等人(1999)对原有解释变量进行了精炼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量。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常常添加的变量有两类：一类是添加虚拟变量。如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共同殖民历史、共同宗教等，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以这一类为主。另一类是添加制度质量指标变量。如是否同属一个优惠贸易协定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政府治理质量、合约实施保障等。本世纪近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制度质量因素开始广泛引入贸易引力模型，这一类扩展成为中外研究者尤其是国外研究者的重点。对于制度因素的研究不再仅限于是否属于同一优惠贸易安排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种粗糙的模式，开始用具体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贸易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影响因素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且在诸多应用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大部分研究表明，无论是从贸易整体看，还是仅从行业层面上看，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GDP)、空间距离、人口和制度安排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经济总量的作用尤为显著。制度安排的作用存在差异，主要取决与成员国的经济规模总量。

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不少研究证实，贸易伙伴国的法律制度、合约实施保障制度、

产权安全性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交易者对交易安全性的预期，因此制度的优劣对于双边贸易流量有着突出的影响。此外，制度质量相似的国家更容易构建起信任基础，从而有利于双边贸易的进行。

1999-2009年，浙江出口年均增长比同期省内其他经济总量指标高出18个百分点左右，出口依存度从19.6%上升到51.9%，提高了32.3个百分点，出口推动浙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此，对于浙江出口贸易从引力模型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逐渐成为一个日益显现的研究课题。本文将借鉴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尝试应用计量经济的方法，从经济学上引力模型的角度出发，对浙江出口贸易的潜力进行定量分析。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引力模型的思想源自于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两个物体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Isard & Peck(1954)和Beckerman(1956)即凭直觉发现地理位置上越相近的国家之间贸易流动规模越大的规律。

人们普遍认为，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ōyhōnen(1963)，他们分别独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分析了双边贸易流量，并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Linnemannn(1966)在引力模型里加入了人口变量，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还与人口有关，人口多少与贸易规模成正相关关系。Berstrand(1989)则更进一步，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数量指标。由于引力模型所需要的数据具有可获得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贸易引力模型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成为国际贸易流量的主要实证研究工具，有人形象地将引力模型称为“双边贸易流量实证研究的役马(Workhorse)”。在后续的贸易引力模型扩展中，研究者主要是依据研究自己的重点，按照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设置不同的解释变量，来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并对贸易潜力进行测算。

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形式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家开始从理论上为贸易引力模型寻找基础。Anderson(1979)率先在产品差异假设前提下推导出了引力方程，Bergstrand(1985，1989)则在简单的垄断竞争模型框架下利用贸易引力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决定双边贸易的因素，Helpman(1987)在具有规模经济的差异产品框架下修正了引力模型。Deardorff(1998)对这些理论推导进行了综合，认为引力模型体现出了许多模型的特点并能够从标准贸易理论中推导出来。

Anderson & Wincoop(2001)在不变替代弹性支出系统的基础上推导出了操作性较强的引力模型，这些理论不仅为贸易引力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有助于解释各项实证应用结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差异，使贸易引力模型逐渐脱离

了长期以来受到“缺乏理论基础”质疑的窘况。在中国，关于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史朝兴、顾海英、秦向东(2005)和谷克鉴(2006)等人都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和综述。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Xij=b0Yib1Yjb2Nib3Njb4Dij-b5，其中，Xij 表示两国的贸易流动规模，Yi和Yj分别代表i国和j国的经济总量(GDP)，Ni 和Nj分别代表i国和j国的人口，Dij代表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b0、b1、b2、b3、b4、b5是正的常数。进出口两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分别反映该市场中潜在的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两种能力的大小正面影响着两国潜在贸易的规模，而距离的远近通过影响运输成本成为两国贸易的阻碍因素。

贸易引力模型的新扩展与实证应用

上世纪60年代引力模型被引入衡量双边贸易流量的研究后得到不断扩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文献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Mátyás(1997，1998)、Chen & Wall(1999)、Breuss & Egger(1999)、Egger(2000)等人完善了引力模型的经济计量学规范；Berstrand(1985)、Helpman(1987)、Wei(1996)、Soloaga & Winters(1999)、Limao & Venables(1999)、Bougheas等人(1999)对原有解释变量进行了精炼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变量。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常常添加的变量有两类：一类是添加虚拟变量。如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共同殖民历史、共同宗教等，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以这一类为主。另一类是添加制度质量指标变量。如是否同属一个优惠贸易协定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政府治理质量、合约实施保障等。

区域贸易协定制度安排影响的衡量

根据Viner(1950)的研究，区域贸易协定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引力模型则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衡量区域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的影响。Soloaga & Winters(1999)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区域化的影响，Piani & Kume(2000)研究了参与优惠贸易安排组织(如NAFTA、EU、ASEAN等)的44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Blavy(2001)则考察了马里兰各国间贸易的决定因素和发展潜力。Lucian Cermal(2001)利用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的区域贸易协定对成员国之间贸易产生的较大影响。

国内学者对区域贸易协定制度安排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APEC、ASEAN、东亚、东北亚等区域范围。侯明、李淑艳(2005)、黄烨菁(2007)、林玲、王炎(2004)、曹宏成(2007)、张昱、唐志芳(2006)、李欣红(2007)、王可(2008)等人验证了APEC 对中国和贸易伙伴国进出口流量的影响，认为GDP、人均GDP、距离以及APEC 对中国双边贸易影响的作用十分显著。王铠磊(2007)研究了APEC和ASEAN

两个优惠贸易安排的影响，结果显示，引力模型的简约形式能够比较好地揭示影响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因素；APEC的制度安排对中

国的对外贸易有显著的影响，而东盟和中国自由贸易区由于刚刚起步，尚未发挥预期的作用。与之不同，陈汉林、涂艳(2007)、单文婷、杨捷(2006)、侯铁珊、任珊、陈大伟(2006)、姜书竹、张旭昆(2003)、吴丹(2008)等都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和研究，结果认为贸易区的建立对双方间的贸易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安烨、李秀敏、张立学(2005)检验了决定东北亚各国2003年双边贸易状况的主要因素并对东北亚各国之间应有贸易额进行估计，以发掘东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潜力。

还有学者探究了上海合作组织、欧盟、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李钦(2008)探讨了上海合作组织对新疆及中亚各国贸易流量的影响，伍泽君(2008)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了一个新的虚拟变量EUE来反映欧盟东扩对中欧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论认为，欧盟东扩会对中欧农产品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盛清(2007)在传统贸易引力方程的计量模型中引入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作

为虚拟变量，研究CEPA对中国中部六省与香港地区贸易的促进作用，结论发现作用并不明显，继而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挥CEPA机制，促进中部地区与香港地区贸易量的相关建议。

许多学者从行业层面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史朝兴、顾海英(2005)利用1998年至2002年中国对其主要蔬菜出口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量数据，对蔬菜出口的引力模型进行了回归测算，结果表明：蔬菜进口国的经济总量、中国蔬菜行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和APEC区域贸易制度安排都对中国蔬菜出口贸易流量和流向有显著正面影响，距离所代表的运输成本则是阻碍蔬菜出口的主要因素。庄丽娟、姜元武、刘娜(2007)对广东省农产品向东盟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验证，并对出口东盟的农产品流量进行了测算分析。研究表明广东省对东盟农产品出口流量主要受东盟国家GDP、人均GDP、距离及区域贸易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影响，广东省与多数东盟国家呈现“贸易不足”。马琳、李文强(2008)建立了中国大陆水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方程，对中国大陆水产品出口的贸易流量和流向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中国大陆的渔业生产总值、水产品进口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和APEC区域贸易制度安排都对中国大陆水产品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距离所代表的运输成本是阻碍水产品出口的最主要因素。赵雨霖、林光华(2008)对中国与东盟10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与贸易潜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两经济体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主要受经济规模、国家人口数量、两国首府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及各种贸易制度安排等。其中经济规模和优惠贸易安排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制度质量因素影响的衡量

Anderson & Marcouiller(2002)引入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量，以反映制度对贸

易流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交易成本与阻碍国际贸易的非安全因素显著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透明度和公正指数上升10%，该国的进口需求将上升5%；Groot等人(2004)引入的制度变量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和管制等六个方面。结果表明，两国制度相似可提高两国间贸易流量12%-18%，依进出口不同，管制质量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可提高两国间贸易流量20%到24%，腐败程度下降一个标准差可提高贸易量17%-27%。

潘向东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交易国的经济制度因素和影响企业运行费用的制度都对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贸易的进行有显著影响。潘向东等人(2005)的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进口国制度安排对两国间高技术产品贸易有显著影响。在制定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策略时，就短期而言，应该更注意交易国的合约实施方面的制度安排，就长期而言，应注重制度环境的改善。

吴丹(2008)选取东亚10个经济体，除了进出口国GDP，两国地理距离外，引入了贸易政策指数、政府财政负担指数、政府干预指数、货币政策指数、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指数、银行与金融指数、薪酬与价格指数、产权指数、监管指数和黑市活动指数等反映一国制度质量的一系列解释变量，来探讨分析制度因素对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对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对东亚经济体出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银行与金融、政府干预、黑市活动、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货币政策。对东亚经济体间进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银行与金融、政府干预、产权、政府负担。政府干预对东亚经济体间进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Christie(2002)运用1996-1999年的横截面数据预测了东南欧的贸易潜力、Rahman(2003)利用引力模型通过一些经济因素预测了孟加拉国的贸易潜力、AmitaBatra(2004)利用2000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世界贸易流量，并预测了印度的贸易潜力。Sohn, CH.(2005)利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韩国双边贸易流动的诸多因素，认为韩国与日本、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开发出来。

Evenett & Keller(2002)运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对58个主要贸易国家在1985年的对外贸易流量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其中经济规模大且贸易总量大的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其贸易类型符合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而经济规模小而且贸易总量小的国家(一般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则明显地符合传统的H-O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Sohn, Chan

Hyun(2005)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韩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特征，认为韩国的贸易流量主要符合H-O模型产业间贸易的特征，韩国与中国、日本的贸易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南北朝鲜贸易正规化以及北朝鲜加入APEC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