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辩护意见
唐坤坤涉嫌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
和非法拘禁罪的案情分析
一、关于敲诈勒索罪
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唐坤坤涉嫌敲诈勒索罪的罪名无异议。现从量刑情节上阐述辩护意见：
（一）唐坤坤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为从犯。
1、唐坤坤未参与此次敲诈勒索罪的预谋。郭怀鑫和郭卫的笔录里均提到是郭强给他们打电话告知其(郭强)女友段文霞见网友的事情，并让他们帮忙去逮，之后在郭怀鑫台球店里玩的唐坤坤应邀跟随他们参与了到宾馆寻找张庆元和段迎霞的过程，并非唐坤坤主动参与（①p16：9月11日9时59分对郭怀鑫第三次询问笔录：“今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郭强给我打电话说是他对象段文霞去见网友去了，我们去逮他们。打完电话之后郭强就到了我的店里。郭卫和唐坤坤也在我的店里玩……我开着我的车拉着他们去了延集的旅馆……”；②P32:8月23日15时16分对郭卫第三次询问笔录：“今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郭强给我打电话，我开车去了延集，郭强说段文霞聊了一个男的，正在旅馆里，我就坐上郭怀鑫的车我们一起去了旅馆将张某从旅馆里带了出来”）。
2、唐坤坤无索要钱财的行为，非法占有目的不明显。唐坤坤在知道自己朋友（郭强）的对象与别人开房后，意气用事，跟随同案犯一起参与了案发过程，固有不妥。但是，唐坤坤当时的想法仅仅是去教训一下张庆元，并无借此敲诈钱财之意图。虽然最后郭卫、郭强等人借机对张庆元实施了敲诈，并且唐坤坤分得了700元钱，但唐坤坤没有任何以威胁
或要挟的方法向被害人实施敲诈的行为。也就是说，张庆元最终同意拿出5000元钱息事宁人，与唐坤坤关系不大，唐坤坤在案发过程中所起作用较小（①p17：9月11日9时59分对郭怀鑫第三次询问笔录第四行：……我在车上没有下车，然后郭卫和张庆元在一旁谈的，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二）唐坤坤分赃数额较小，认罪、悔罪态度好，已获被害人谅解。郭强事后分给唐坤坤700元，占敲诈勒索数额的14%，所得数额较少。辩护人在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唐坤坤时，其一再表示对自己昔日所做作为感到追悔莫及，并表示今后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悔恨之情，溢于言表！本案庭审前，本案被害人张庆元已经对唐坤坤出具谅解书，降低了社会危害性。
（三）受害人张庆元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
张庆元作为已婚男性，与异性开房并发生性关系，并因此被郭强等人实施敲诈，其对敲诈勒索行为的发生存在过错较为明显。倘若受害人能够洁身自好，提高自身修养，增强防范能力，不给别有用心之人以可乘之机，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四）被告人被羁押时间较长，已无社会危害性。
自2014年8月22日被广饶县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至今，唐坤坤已被羁押在广饶县看守所近九个月。而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明显大于唐坤坤的郭卫已与2014年9
月25日被广饶县公安局取保候审。辩护人认为，长达九个月的羁押已达到刑罚的惩罚和教育目的，唐坤坤已经不再有社会危害性。
综上，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唐坤坤本次犯罪之前表现一贯良好，本次犯罪系初犯、从犯，无前科劣迹，且考虑到被害人张庆元对敲诈勒索的发生亦有过错，事后唐坤坤分得赃款较少，并且在归案后表示深切忏悔，深感对不起被害人及其家人，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如有机会让其重新做人，被告人唐坤坤愿意洗心革面，好好做人，且已经获得被害人谅解，降低了社会危害性，故恳请法庭依法酌情给予从轻考虑。结合自2014年8月22日被广饶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至今已被羁押达九个月的情况，建议对其免于刑事处罚。
附相关法律依据：
1、《刑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敲诈勒索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2）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3）被害人谅解的；
（4）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二、关于非法拘禁罪
一、唐坤坤对被害人无拘禁行为，不符合非法拘禁罪犯罪构成要件。
非法拘禁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拘禁或者用其它强制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行为的特征是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首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在客观上必须实施了拘禁行为。何为拘禁？拘即拘捕，是对人的身体给予直接束缚以剥夺其活动自由；禁是指监禁，即将他人控制于一定场所下使其逃脱显著困难。
案发当晚，唐坤坤与受害人索恩珠住在涉案宾馆的同一房间内，仅为消极看管，两人甚至无任何言语交流，唐坤坤亦未实施任何形式的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甚至没有任何
影响被害人睡眠的行为（2014.8.22对索恩珠询问笔录P62:“穿黑衣服的男子有没有打你？答：没有打我，一直在房间里看着我了”）。唐坤坤未实施任何足以限制或者是剥夺被害人所恩珠活动自由的行为。索恩珠在案发当晚之所以没能离开涉案宾馆，罪主要的不是唐坤坤对其进行的看管行为，而是因为其衣服和身份证被郭怀鑫拿走了（2014.8.22，10：54对索恩珠询问笔录……之后他们就将我的衣服脱光了，瘦男子拿着衣服走了，让那个穿黑衣服的小青年看着我，我们两个在房间里睡的觉……），从而迫使其不能离开宾馆，与唐坤坤并无关系。
二、唐坤坤与被害人索恩珠进行看管时间较短，不应当认为是非法拘禁。
非法拘禁是一种持续行为，即要求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处于继续状态，使他人在一定时间内失去身体自由。时间过短、瞬间性的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难以认定成立非法拘禁罪。那么，对于非法拘禁达到多长时间才能够构成非法拘禁罪，我国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但是，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高检发释字…1999?2号）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案（第238条）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的
“2、3次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3人以上的
“3、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
“4、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
“5、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6、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
根据这一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拘禁时间超过24小时的，应被认定为非法拘禁，再根据刑法第238条第4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处罚重于一般主体，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标准都没有达到，一般主体的犯罪标准就更不能达到了。也即是说，假设指控的行为是由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实施的，这样的行为并不够成犯罪，那么作为一般主体身份的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就更不应当认为是犯罪了。
因此，辩护人认为，从2014年8月22日晚上十点左右到8月23日上午9:30，唐坤坤受郭怀鑫、和郭卫教唆对张庆
元进行看管的时间仅为11小时左右，时间较短，达不到非法拘禁罪的立案条件，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三、关于寻衅滋事罪
唐坤坤的行为不够成寻衅滋事罪。
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构成寻衅滋事罪：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本案中，唐坤坤被指控持木棍郭志峰、延峰等人进行殴打，并致延峰轻微伤，构成寻衅滋事罪（起诉书P2-3）。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构成寻衅滋事罪：(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辩护人认为，唐坤坤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理由如下：
一、唐坤坤参与殴打受害人延峰不是随意。
寻衅滋事犯罪一般均事出无因，其寻衅滋事行为具有随
机性，其动机是通过寻衅滋事活动，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满足其耍威风、寻求刺激等个人不正当的要求。而对于基于特殊原因殴打特定个人的，则不能被评价为寻衅滋事罪，本案即此种情况。检察机关所指控的寻衅滋事行为系被害人延峰殴打张林昊，挑起事端，从而引发的斗殴行为。本案的的起因系延峰等人殴打张林昊引起，延峰等人殴打张林昊在先，唐坤坤等人殴打延峰在后。张林昊系与唐坤坤等人一起吃饭的朋友，唐坤坤在事发时喝过酒，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减弱，看到一起吃饭的朋友被打后随同桌的朋友而参与到本次斗殴事件中，并非寻求精神刺激等无故对他人进行殴打，受害人岩峰对此次斗殴的发生起主要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本案中唐坤坤不是因为逞强好胜、无事生非或是寻求精神刺激而对延峰进行的随意殴打，而是延峰殴打其朋友张林昊引发的斗殴行为。
二、唐坤坤参与斗殴的行为未达到情节恶劣的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随意殴打他人，致使一人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应当认识为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本案中共有两人构成轻微伤害，分别为延峰和张林昊，张林昊的轻微伤是延峰殴打造成的，唐坤坤等人参与斗殴的行为仅造成延峰一人轻微伤的结果（起诉书P3第二行），不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不够成敲诈勒索罪。
综上，案件所涉斗殴事件并非因唐坤坤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原因而无事生非的挑起本次斗殴事件，而是延峰等人殴打挑衅唐坤坤的朋友张林昊引起。唐坤坤的参与斗殴的行为情节轻微，未打到情节恶劣标准，不符合《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诈骗罪的量刑标准
前言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逻辑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理清诈骗罪的构罪逻辑之后，不难发现，从理论上来说，辩护人如果能够论证被告人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他人没有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给付财物，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便能够得出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的结论。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总结了法院认定无罪的裁判要旨，以供需者参考。 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中介服务关系，就算行为人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的行为，也不能直接将“被害人”支付的佣金当做“运作费”，进而认定行为人存在诈骗行为 在中介服务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完毕后，由于认知偏差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觉得自己受到了欺诈，就以行为人诈骗为由报案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被害人”欲通过刑罚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况下，辩护人需要认真审查以下内容： （1）双方是否有合同、合同内容是什么； （2）钱款支付方式，如果是分几次支付的，支付的时间间隔及每次支付的金额是多少； （3）双方当事人曾经有无类似交易、合作； （4）在案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的言词证据； （5）如果有相关项目的，还要审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 另外，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行为人可能会存在夸大其人脉的情况，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夸大的介绍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
（2018）琼刑终35号刑事判决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虚构其通过领导关系可以帮被害人拿到工程项目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十起诈骗犯罪事实均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本案中，“被害人”向张泰发汇款的时间及数额存在多处疑点。首先，唐某、王某2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高度一致。其次，李某先后11次汇款给张泰发。三人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跨度长，且李某汇款11次零整不等，更符合还债的方式。另外，张泰发曾为唐某、王某2揽到工程，且三人此次报案所称被骗的“工程项目”不具体，名称模糊。 二、表见代理或无权代理≠诈骗。对外，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对内，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 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而进行代理的行为。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有追认权和拒绝权，相对人有催告权和撤销权。 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 不管是表见代理还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人对外虽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行为人的目的是与相对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建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至于无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法律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2013）云新法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中，被告人冯炯与冯中强系父子关系，在未有冯中强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人冯炯与何艳娟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书，将包括其及冯中强2.3亩水田在内的共3亩水田租赁出去。法院认为，即被告人冯炯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重庆张某犯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无罪辩护词
重庆张某犯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 无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张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我担任张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律师多次会见原审被告人，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法庭审理。现就法庭查明的事实，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一、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词。 （一）案件的基本事实。 2002年 9月11日，生猪经营户周某举等人收购生猪后未交纳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运输车辆在合川市小沔镇被受政府部门委托代收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的被告人等人拦下。罗某等人闻讯赶来，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勒住被告人张某脖子并将其摔倒在地，因地上很多碎石，张某倒地受伤，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被紧急送往当地卫生院救治，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用去医疗费用人民币10余万元，该费用均由王某明垫付。2003年4月22日，由小沔派出所调解罗某支付14万元赔偿款。 （二）原审被告人不具有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 1、原审认定被告人装病治疗没有事实依据。 被告人倒地受伤后，当即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病情相当
危机，被立马送到当地卫生院进行救治，因救治条件不足及病情危重又先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可见病情的程度。如果是装病，有谁会放弃自己工作在医院病床上躺上大半年，自己垫付花费10多万元，就为多要3、4万元，连工资收入都不够。同时，被告人的病情有相关证人证言以及病历材料为证。 2、原审判决采信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否认多家医院临床诊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的诊断是多家医院结合病人当时的病情、症状，检验报告，其他检查等综合情况，并且经过长达200多天的治疗、观察等最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而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仅仅依据两份病历资料，被鉴定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就认为“表明颅内无出血、脑梗塞等发生，左侧偏瘫诊断缺乏科学依据”的结论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暂且不论两位副主任法医师的水平能否推翻作为心、脑学权威、三甲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诸多专家、教授的诊断结论，就从程序上来讲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一份诊断结论的否定，不是随随便便找一家鉴定机构出具一份鉴定结论就能推翻的，而是要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向卫生部门申报、组织专家会诊、进行听证、听取诊断医生陈述、听取病人陈述及对病人坚持鉴于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原审判决简单、主观臆断是不负责和有失公平、公正的判案原则的。 3、根据刑法理论敲诈勒索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的进行需要自己结合具体的情况，涉及到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然后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自己需要留意。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刑事辩护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往往涉及到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然后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要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仅仅需要娴熟的掌握我国对于该种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知道刑事法律关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规定还需要缜密的思维能力，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案情，再把实际案情与国家法律的规定相互结合，尽量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刑法规定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以达到避免司法机关据此对犯罪嫌疑人定罪
的目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已经无任何疑义地构成了某种犯罪，那么律师的职责就转化为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找到减轻处罚的法律根据和事实理由。总之，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任务就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辩护。 有时，有些刑事案件特别疑难，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特别复杂，我们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团还聘请法学教授、研究院等专家，针对这类极其疑难的刑事案件进行法律专家论证，出具权威的《法律专家意见书》，为您的亲友提供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有利辩护意见。 第一百九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律取保险金的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法庭辩护词
刑事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上海市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
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为合同诈骗罪对此应当怎样理解呢? 首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这是认清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欺诈手段”主要指以下情形: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刑法意义上探讨,合同欺诈罪中作为手段的合同,应是从实质上进行考虑,要有经济内容,不一定采取严格的形式,任何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合同这种形式,但是并非任何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的诈骗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及市场经济秩序。 我个人认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应是与经济活动有关。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第二, 符合广义上经济合同的外形特征 第三, 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或者与一定经济活动有关。 要正确地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区别开来,还必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内涵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仅仅指经济合同,如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等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但含有经济内容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包括在内;从外延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外延不能太宽,一些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政合同也不应包括在内。另外,假借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但完全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如行为人虚构父亲生病目的是骗取他人钱财而向他人借钱所写的借款合同。 必须明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一定需要书面形式,从合同法的意义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刑事辩护词
刑事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辩护思路
辩护思路 （一）主观恶性小； （二）具有以下法定从轻、减轻以及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1、系未成年人犯罪 2、系初犯，具有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3、案发后自愿认罪，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工作，悔罪态度好； （三）某的行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未造成社会危害； 综上，上诉人某系未成年人犯罪、初犯，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恳请法庭从本案实际情况出发，对判处缓刑。 疑难、复杂案件辩护词胡xx涉嫌抢劫一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李铁祥律师受胡xx父母之委托，为被告人胡xx提供刑事辩护。接受委托后，我们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证据材料，我们认为起诉书认定胡xx涉嫌抢劫罪不能成立，被告人胡xx 的行为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一、从行为人采取的行为方式分析，五名被告人采取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要件 在暴力程度上，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有区别。一般认为，抢劫罪的暴力程度高，捆绑、暴力胁迫，甚至杀害行为都包含于抢劫罪的暴力中，被害人陷于无援境地，除当场交付财物外，别无选择，否则甚至生命不保;而敲诈勒索罪是以暴力加害被害人或者以揭发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产等相威胁、要挟、逼迫被害人“自愿”交出财物，主要对被害人实施心理威胁，有的也直接采取轻微暴力手段。 本案中，五名被告人以及肖x、周x等7人对被害人严xx采取的手段：一是六个人围住;二是叫严xx蹲下;三是把严xx拖到一边，说拿钱解决问题。在本案中五名被告人采取的暴力是极其轻微的(严xx本人身上没有任何伤害)，主要是这种人多势众的阵势使被害人产生了心理威胁，这种威胁指向的是人身暴力性的威胁内容。由此可见，被告人的行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中“威胁”内容，而不具有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程度， 二、从被害人的心理反映程度上，本案符合敲诈勒索罪被害人“自愿”交付财物的法律特征
【无罪辩护】辩护词(贪污罪、诈骗罪)
被告人甲是重庆某地村委会主任，在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的过程中，须有宅基地地票交给土地整理公司，置换为建设用地。于是，甲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后补办了宅基地相关证件，上报给镇政府。镇镇府初审后，由土地整理公司进行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土地整理公司审查发现该地并非宅基地，但出于利益考虑(并且该小作坊占用地此时已经有了补办的证件)，仍然给予甲10万元，将不符合复垦条件的该土地纳入复垦以宅基地土地面积算。 检察院对甲提起诉讼，控告其犯贪污罪。 现须拟一份辩护词，作无罪辩护。 辩护词 Xx律师事务所接受甲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甲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经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调查相关事实并通过实地走访，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被告人甲的量刑情节 1.甲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上报给镇政府并交由土地整理公司验收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之规定，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2. 揭发案件中土地整理公司犯罪行为的事实，即土地整理公司因
利益考量将甲上报的小作坊纳入复垦宅基地土地面积。此为案件调查的重要线索。 二、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 （一）我们认为甲不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甲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资格 首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是对贪污罪的规定。依据其前提“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构成贪污罪的必要条件。此案中，甲的身份是村委会主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甲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其次，《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着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此物的，以贪污论。”本案中，甲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并将地票上报经土地管理公司审核，这些仅仅是自发的帮助行为，与镇政府之间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委托管理、经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甲也不是构成贪污罪的合格主体。 2.甲也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
诈骗罪最新研究成果与辩护实务课件
诈骗罪最新研究成果与辩护实务（课件） 一、概述 二、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三、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概述 以使自己或者第三人获取非法财产利益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歪曲、隐瞒真相引起或维持认识错误从而损害他人财产的，是诈骗罪。 诈骗罪保护的是被害人的整体财产，属于被害人在行为人影响下进行的自我损害的犯罪。1、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1）行为人就事实进行欺骗 （2）受骗人有认识错误 （3）受骗人进行财产处分 （4）受害人财产损失 （5）客观要素之间有因果关联 2、主观构成要件要素： （1）故意 （2）非法获利目的 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一）就事实进行欺骗：“事实”的概念 事实，指可以验证的、过去的或现在的具体事件或状态。 （1）非事实：纯粹的价值判断和观点表达 行为人相应的表达是否产生或者包含了一定的可以客观化的事实。 （2）内在的“事实” 事实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内在的事实，包括内心的确信、认知自己主观目的等：如获取有偿服务的人，都明示或者默示自己有支付对价的意愿。
（3）过去的或者现在的事实 未来的事件欠缺确定性以及与当前状态的关联性，原则上不是诈骗罪的要素，但是科学上的、自然规律意义上的将来事实，本质上属于现在的事实。如谎称某天某地有日食而骗取游客消费的。因为这种科学意义上的未来事件是以当前的事实（相应天体的位置）为基础。 （一）就事实进行欺骗：作为的欺骗 欺骗，指有意识地对他人主观认知进行影响，只有自然人能够有主观认识被影响，机器不能被骗。 （1）作为的欺骗，表现为对事实的虚构或者歪曲 明示欺骗：行为人积极地向被害人作出不符合事实的陈述。 默示欺骗：通过自己的行为隐含地虚构或者歪曲了事实。行为人的举动从社会一般 （2）单纯利用他人错误，即未引起他人的认识错误，也未对之加以强化的，不是默示的欺骗 （一）就事实进行欺骗：不作为的欺骗 负有义务说明真相的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从而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造成财产损失的，与作为的欺骗具有等价性。 （二）认识错误 认识错误指被害人的主观认识偏离了客观真实，只有人才能陷入认识错误。 1、分类： （1）被害人积极地形成了不同于客观事实的印象，（2）被害人潜意识里理所当然地觉得一
敲诈勒索辩护意见
辩护意见 尊敬的检察官： 作为芦志鹏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1、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直接故意，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如下：（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本罪侵犯的对象为公私财物。（2）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或要挟方法，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一般来说，敲诈勒索行为与他人交付财物之间可以表现为：行为人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如有违则日后将其威胁内容付诸实现；行为人当场以暴力相威胁，要求日后按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行为以日后将要对被害人实施侵害行为相威胁，当场取得财物。这是与抢劫罪的两个“当场”最显著的区别。（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如债权人为讨还久欠不还的债务而使用带有一定威胁成份的语言，催促债务人加快偿还等，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案中各犯罪嫌疑人夺取被害人邓春秋、杨胜文的财物后，予以登记保管，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是为了传销组织的利益而实施了索财行为。事实上，芦志鹏收到被害人的购买3套产品的货款共计8400元后，立即交给传销组织的上级领导“丁”和“乙”，并没有占为己有。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没有将被害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直接故意，因此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2、犯罪嫌疑人芦志鹏没有指使他人或者直接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一、2015年9月12日，邓春秋被骗至传销窝点，因为没有按照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要求放下背包，而遭到众犯罪嫌疑人的殴打。犯罪嫌疑人夺取邓春秋的物品后进行登记，但是当时并没有索要其财物。 第二、2015年9月23日，杨胜文被骗至传销窝点遭到殴打，芦志鹏没有在场，更不可能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三、朱向辉作为该窝点主任供述其上级领导是“小李”，芦志鹏不是该窝点的上级领导，没有指示朱向辉等人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3、类似案例当地人民法院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2015）金婺刑初字第1344号刑事判决书，对传销活动中类似案件作出判决，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二、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行为属于非法传销的违法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的严重程度。
集资诈骗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得以释放的八种情形
集资诈骗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得以释放的八种情形 曾杰：广强律师事务所·金牙大状刑事律师团队(金牙大状律师网)金融犯罪辩护 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审查逮捕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环节(多见于侦查阶段，也存在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相关办案机关决定是否逮捕的情形)，但由于其涉及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刑事诉讼中的国家赔偿等因素，对于每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至关重要。 本文研究集资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目的在于从检察院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形里总结规律，特别是从无罪辩护的角度，重点剖析检察院认为无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为我们办理集资诈骗罪及相关案件，如何阻击批捕，以及如何为后续阶段进行有效辩护提供参考。 是否批准逮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事人的命运 执行逮捕后，若涉案人员最后被认定为无罪(此处暂不讨论无罪类型)，逮捕行为即属于错捕，办案机关需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故相较于其他几种强制措施，逮捕既严厉又相对慎重。 在司法实践中，涉案行为人一旦被批捕，其之后极有可能被起诉，而考虑到我国极低的无罪判决率，即使案件证据和事实的问题显而易见，当事人也极有可能被定罪，极难获得彻底无罪之结果。反之，如果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那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就相对容易很多，即在进入审判阶段前就将案件无罪化处理，实现了实质的有效辩护。 因此，可以说，在实务中，辩护人能否促使检察院充分、全面认识到行为人的无罪事由，进而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了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命运。
集资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模块，一是对一般的刑事案件，不予批准逮捕的共性探讨;二是从集资诈骗罪个罪特征，研究其可能存在的不予批准逮捕的个性情形。 若检察院认为不需要逮捕，应当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对于需要继续侦查的，可选择变更强制措施，按照具体案件情况，可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两种。一旦执行逮捕，若无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以及上述两种可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形，犯罪嫌疑人一直会被羁押至一审判决生效为止。 此外，抛开个罪而言，监察体制改革与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联动，亦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后，如何与检察院之间进行衔接，留置措施如何与逮捕之间衔接?笔者认为，对于该类案件，保留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的职能是必要的，一方面能够降低监察体制改革对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及其制度的冲击;另一方面，对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司法公正亦是有益的。 那么实务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检察院会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呢?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集资诈骗罪，又存在哪些特殊的不予批准逮捕的相关情形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我们办理集资诈骗罪案件的实务经验，我们对于办案机关批准逮捕或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进行总结，则存在以下情形：第一种是检察院认为涉案人员不构成犯罪，而不予批准逮捕。至于无罪的理由，既可能是行为人客观上未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故意，也可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达到逮捕的证据条件。 第二种是检察院认为有罪而不捕的情形。其中包括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但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关于有罪不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捕直诉”的情形。 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一、检察院认为无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
涉嫌诈骗罪需要请律师吗
涉嫌诈骗罪需要请律师吗 行为人受到的刑事处罚与自己的诈骗数额关系密切，情节最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因此，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不允放家属或亲属探望，只有律师可以见到当事人，律师可以确定案子的复杂程度和当事人是否要负刑责任，所以应该聘请律师。 生活中，为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很多，只不过诈骗数额都比较小，引起的危害后果也不是很严重，大多数的受害人都自己自认倒霉了。实际上，诈骗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财产犯罪，要受到刑事处罚。这对行为人来讲影响还是蛮大的，那么此时涉嫌诈骗罪是否需要请律师来提供帮助呢?下面就让小编来告诉你答案吧。 一、涉嫌诈骗罪怎样处罚 1、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 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 二、涉嫌诈骗罪需要请律师吗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
武银律师事务所敲诈勒索罪取保候审刑事辩护律师
敲诈勒索罪可以取保候审吗？答案是可以的。武汉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第一要务是尽快申请办理取保候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不予起诉，庭审辩护阶段做无罪、罪轻辩护，争取缓刑，同时对定罪是否恰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出独立的观点。取保候审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只要满足相关的规定是可以取保候审的。今天武汉律师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取保候审条件的相关知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非暴力犯罪的。相对于暴力犯罪而言，盗窃、抢夺、诈骗等非暴力犯罪的案件在办理取保候审时更容易一些。 2、存在重大疾病，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个理由申请取保候审的，只有严重到危及生命健康的，才会批准取保候审。 3、怀孕的妇女。 4、认罪的。如果不认罪，一般很难取保候审。 5、财产案件，退赃，积极交纳罚金的。 6、人身损害案件，积极赔偿被害人，并争取到被害人谅解的。
7、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实践中90%以上审判时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可能会被判缓刑，而缓刑的前提是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审理期间办理了取保候审，而判决时因不能缓刑而判3年以上的实刑，之后再被收监，就会令被告人产生对法律的不理解、对法不可知的恐惧以及对法无定律的迷惑，也不利于其改造。所以，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很难取保候审。 湖北武银律师事务所是由京鄂两地老一辈革命家、先烈的子女、后代在武汉投资成立的大型综合性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因律所核心团队和领导班子成员自幼受到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长辈之精神、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故律所始终坚持秉承我党我军传统的"红色文化"核心价值观，律所致力于维护法律尊严、践行法治精神、助力司法公正、彰显人文关怀。
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
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 本案的被告人使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在此之后的两年内，从被害人处陆续取得共计350万元的“利润”。根据本案来说，应该认定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而非抢劫罪。 不管是敲诈勒索罪，还是抢劫罪，都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都可以使用暴力的方法，虽然刑法条文中并未明确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包含暴力，但因为该罪的实质在于引起被害人的恐惧心理进而使其转移财产占有，而暴力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在本案中，并不能单纯以被告人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在之后取得了财物就将其定为抢劫罪。 再说，被告人的暴力行为所导致的是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非当场使被害人交付财物。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是抢劫罪所保护的行为对象，因为合同的签订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的转移，合同只有在实际履行阶段才能发挥其原有效力。被害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只是一种承诺，承诺是否真的被践行具有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用抢劫罪评价该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其实，认定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是行为人是否是在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情形下取得财物，如果被害人只是出于恐惧的心理交付财物，那么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要强调的是，本案的被告人取得财物是在从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的两年，而在暴力胁迫后的两年内，被告人并未再实施任何行为使被害人陷入不得不交付财物的紧急状态，被害人在遭受实际财产损失的时候，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寻求救济避免自己财产受损。然而被害人却乖乖交钱，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自己缺乏法律意识，误认为强迫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从而交付财产，另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为避免东窗事发而自主处分财产，不管是哪一方面，被害人都不是在无法反抗的状态下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转让自己的财产，而是在遭受暴力后基于恐惧的心理处分的财产。因此，用敲诈勒索罪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最后，被害人尚未完全丧失意思决定与行动自由，还有从容选择的机会，既保财又保命，则行为的法益侵害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纯粹的财产犯相当，不值得以抢劫罪科以重刑。
诈骗罪成功辩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 四川迈德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李某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曾永红、李松琴律师担任李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经过刑事诉讼程序，辩护人对本案的案情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构成诈骗罪的指控不能成立，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被告人李某某定罪量刑。 1、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无论是否明知其实施转账分流的资金来源于诈骗所得，均不成立诈骗罪。其一，李某某等人对于有关资金可能属于犯罪所得，是属于违法性认识。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基本前提，如果不明知有关资金属于犯罪所得那是没有违法性认识是不成立犯罪的。其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五款明确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3，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或者多次采用遮蔽摄像头、伪装等异常手段，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4，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结算账户后，又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此条规定已经明确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明知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条件。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是客观行为要件。因此，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明知是诈骗所得而予以协助转账、取现的属于诈
骗罪的共犯是存在逻辑错误的。明知不是犯罪行为，通谋才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各被告人与犯罪团伙存在通谋行为。 2、无论王某某是否与诈骗团伙是否存在事先通谋，对于李某某均只能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如下：其一、王某某实际存在两个行为一是组织谢某、李某某等进行转账，取现等洗钱活动，二是向诈骗团伙发送银行卡。因此，李某某等人与王某某的犯罪故意存在重合，但不完全相同。也许诈骗团伙归案以后能够查证王某某与其有通谋行为，甚至追究王某某的诈骗罪刑事责任。但并不影响本案各被告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其二、目前与王某某联系接单的上家身份不明，虽然从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害人损失的资金部分流入各被告管理的银行卡，但仍然不能确定与王某某联系人员属于诈骗团伙成员以及存在共谋的客观事实。 3、李某某等人所实施的行为属于诈骗等上游犯罪既遂以后独立实施的下游犯罪。即便没有李某某等人的参与，也不会显著提升诈骗的成功率。电信诈骗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诈骗团伙对于被害人的识别、诈骗媒介的利用、诈骗情景的设计等因素。而不再于资金被骗后的多手转移、隐瞒。因此，即便没有本案被告人的参与，电信诈骗的危害和风险依然没有消除。因此，各被告人的行为仅仅是增加了公安机关查缉诈骗的难度，而非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各被告的行为，与电信诈骗行为从社会危害性来讲明显不具有相当性。 二、对李某某的量刑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情节 1、在本案中，李某某应认定为从犯。、 （1）关于李某某入股10万元不应明显影响他在本案中的从犯地位的认定：其一、该款确系由王某某借用，且因其无法偿还后由其提出让李某某作为股东，但实际上10万元已经用尽，只是王某某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