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_谢鹏

第6卷第1期2006年3月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6Ｎｏ.1

Ｍａｒ.2006

收稿日期:2005050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ＤＺＹＢ50) 作者简介:谢鹏(1978—),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女子大学女性教育与研究中心教师。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

谢鹏,郭晶晶

(湖南女子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文学关系的探讨渐多,但是直接以“生态女性

主义文学批评”为题的论文还较少。笔者以文学为中心视角,在借鉴国内文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参考了国外学者的专著,既有对该理论的宏观梳理,又有对男女作家自然写作个案的分析,试图对这一新的文学批评做一个相对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本文涉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形成条件、文本特点和批评特色等。笔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融合了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批评二者之长,在生态学术的热烈探讨中,将成为有前途的文学批评。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Ｉ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1

1165(2006)01005606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1]

这一文化思潮批判了传统父权制价值观,而对价值观念的革命往往是文学革命的先兆,因而生态女性主义对当下文学活动也产生着冲击作用。

一

“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2]5

,这使得

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分流势在必然。墨菲就认为:“伴随对控制自然与剥削女性之间联系在哲学层面的深入探讨,以及这些联系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显现,一系列被称之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这些作品大多包含了女性主义者的生态敏锐性。”格劳特费尔蒂也看到,民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运

动对促进文学研究作用重大,而同时代的环境运动却没有发挥同样的作用,于是呼吁“生态文学批评”。“经过80年代的准备,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理论阐发,环境运动不仅仅确立了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而且形成了一种力量,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文学研究。”

[3]19

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为文学活动提供了新的文化语境,文艺和文学乃是生态女性主义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文学家进行了生态女性主义主题的创作,如美国当代文学家坎贝尔、勒吉恩的生态写作,英国女作家多莉丝·莱辛的反乌托邦生态小说《玛拉和丹恩》,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以及俄罗斯女作家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的《斯莱妮克斯》等,都可以视为这个文学新体系的作品。

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关怀、爱、友谊、诚实和互惠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确立了新价值观念,为文学批评家提供新的批判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就是鉴赏、判断,因此它应用和包含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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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概念;应用和包含了一种理论和美学,最终是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4]。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体现了对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和稳定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话语将遭到批判。

当然批评标准的确定只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最终确立尚需具备其他条件。

其一,确定批评的对象———文本。生态女性主义者发现的一系列妇女创作的自然文学作品,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主体,其中包括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发掘”出来的旧作,如多莉茜·华兹华斯、裘威特、玛丽·奥斯丁的写作;也包括苏珊·格里芬、坎贝尔、勒吉恩等当代美国女性的自然写作。此外,也可对经典作品和男性作品作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

其二,批评家的开拓与对传统批评的继承。墨菲可谓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拓者,其代表作有《文学、自然、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文本阐释和教学》。他依据文学,特别是“自然写作”素材,解释了妇女—自然之间的语言符号联系的性质,宣称关于自然和女人的父权观念证明了“对地球和生存于其上的妇女的双重强暴和统治的合理性”[5],并力图以此为基础,建构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一方面用以重估文学课程中所谓“经典”(ｃａｎｎｏｎ)的主流作品,另一方面用以重新阅读女性作家的作品,对其文学地位作重新评价。

同时,墨菲还致力于将巴赫金“对话诗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联姻,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找到有效的途径。他认为,“建立在女性主义对`他者'概念关注的基础上,可以把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原则与当前的文学研究联系起来。`他者'概念受精神分析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盛行于文学研究领域。但这个`他者'必须通过建立在自然存在的基础上予以重新考虑。这就要抛弃绝对差异的概念以及内部与外部的二元对立结构。生态学质疑任何形式的二元对立,研究的是相互关系。二元对立存在本质是承认`自为之物'与`为我之物'的区别,后一个实体是由干涉、操纵和转变而产生的,然而,任何一个转化为人类所用的实体都是作为一个`自为的实体'而开始其存在的”[2]56,从而可以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论联系起来。

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文学批评相继诞生,为包含了女性与生态双重视角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吸收借鉴。格劳特费尔蒂依据肖瓦尔特女性批评三个发展阶段的研究模式,对生态批评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且饶有趣味的研究方法[6]:

表1　女性主义与生态批评分期与比较

女性批评生态批评

第一阶段考察妇女在经典文学中的再现,树立女性意识,从对女

性意象(巫婆、妓女、老处女)的分析中揭露性定见

考察自然在经典文学中的再现,树立生态意识,从对自然意

象(伊甸、阿卡迪亚、处女地)的分析中揭露对自然的定见

第二阶段寻找妇女文学传统,重估女作家作品;研究女作家生平恢复自然写作传统,检视主流作家的生态意识;研究作家生活的环境条件

第三阶段理论阶段,考察文学话语内部的性别和性的象征结构考察物种的象征结构;质疑二元论;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生态诗学、深层生态学

在对女性批评和生态批评的比较中,格劳特费尔蒂开拓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空间,从而为其从自然和女性的双重视角来研究文学与自然、女性的关系,揭露文学领域内两种压迫的联系,并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标准对传统的文学史及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生态主义、女性主义都被视为后结构主义的一部分,因为二者“都牵涉到对认知的标准模式的非中心化”[7]。它们都强调多元性、他异性,因此女性主义视角必然引起生态批评的注意,生态女性主义被认为是生态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类型,一种最具潜力的批评。赫华斯指出:“生态批评在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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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别批评中发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它们关注`地方(ｐｌａｃｅ)'的概念,并通过人的物质空间界定人的社会身份。”

[8]

事实上,在生态批评取得巨大进展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也崛起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分析,后起的生态批评在诞生之初便借鉴了女性主义视角,并与女性主义合流,“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最终在文学研究领域确立了自身的存在。批评家们正开始把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见地视作文学批评的一部分”

[2]5

,但“与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和

政治学的顺利发展相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还不尽如人意”

[9]

。学者们对其定

义尚有不同理解,如劳伦斯·布依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Ｂｕｅｌｌ)认为其涵盖:“对将自然作为女性的父权式再现的批判、对女性在博物学史、科学研究、自然写作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修正式再发现;针对开采或利用的伦理学提倡一种`关心哲学';对所谓存在与女性与自然间(生物学或精神上)神秘关系的亲和关系的复原。”

[10]

他理解的“批评”应是一种泛批

评———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的立场,不独对文学,而且对科学、历史、伦理学等领域作出评判。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被认为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

①

①具体参见:Ｔｏｗａｒｄ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ｗｈａｔｉｓａｎ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Ｔｅｘｔ?ＢａｒｂａｒａＴ.Ｇａｔ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ｕｃｈｉｃｏ.ｅｄｕ/ｊｏｕｒ/ｃａｔｂｙｔｅｓ/ｆ99/ｆｅｍ/ｆｅｍ4)。

无论何种理解,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涉及:(1)对文学中将女性自然化或将自然女性化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对女作家生态写作进行理论概括,对比其与男性自然写作的差异;(3)整理与归纳女性文学家在文学作品或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批判文学中偏颇的自然观。

二

“试图把众多环境写作命名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那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

[3]31

,因为不同的生态

女性主义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生态女性主义文本包括文学文本、艺术文本、文献/政治文本等。它既有启蒙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现当代的,也有涵盖男性的、东方的作品;文体可以是诗歌、政论性散文、小说;文本的媒介可以是文字、音像,也可是艺术造型,只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同时再现/表现了自然与女性的活动、处境、命运。

“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而顽固地持续下来。”

[11]

妇女与自然在现实中的遭遇在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女性与自然都经历了一个从受尊崇到旁落的过程,都遭受了帝国战争摧残、殖民扩张征伐、工业文明排挤所带来的灾难。自然与女性在文学中地位相似,而且对女性憎恶和对自然界憎恶之间有内在相关性。无数的艺术家都竭力讴歌女人无与伦比的魅力,但这都掩盖不住这样一个事实:人文主义,中心是人,而且主要是男人。男人占据着支配世界的权力宝座,并在那些以建立历史功业为题材的史诗里担任主角,而女性不过是个配角。而自然似乎永远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场所和背景。当自然遭逢劫掠时,女性也受到奴役,艺术也将走向衰微。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解放自然和女性,实际上也是解救文学自身。

女性自然写作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着重分析的对象。长期以来,男性主导文学批评话语,他们自有一套文学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其文学视点有明显的偏见。如女性写作在历史上曾被边缘化(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一样,女性的环境写作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美国生态文学新著———《诺顿自然写作文集》中收集的“94位作家中,只有14位是女性,只有2位是非白人作家,……但收录了21位男性的多卷诗文,仅有1位女性收录了多篇作品。女性文学贡献遭贬抑的程度比这些有限的数字表明的还要严重”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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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要挖掘女性生态写作,让她们能表述另一个自然(ｖｏｉｃｉｎｇａｎ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ｕｒｅ)。卡森在当代环境运动史上的影响力,几乎没有一个男性生态学者可与之媲美,她的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改变了历史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直接促成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产生。卡森理解自然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男性科学家,她认为“仅仅靠理性去分析、靠实验去研究,还不能真正地理解自然”[12],主张最大限度地开放感官去感受自然。在《海风下》一书中,她采用了一种“女性”的叙事策略,以三种动物的视角为视点写实式的呈现了海洋生物的状态;《寂静的春天》一书则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激烈地抨击了“依靠科学技术来征服、统治自然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

苏珊·格里芬既善于理论思辨,也长于诗意的表达。她用“自然思维”的语言颂扬了女性的“野性”,创作了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作品———《自然女性》。该书详尽地论证了剥夺、征服女性和自然的联系,在追溯人类认识、开发利用大自然以及自身在这当中的发展时,揭示了男人怎样逐渐地使女人物质化、使女人屈从,而让他自己成为大自然主宰的过程。所以格里芬指出:“我们能够战胜那些贬低自然、物质、身体和女人的思想;但只有女人学会为自己和自然讲话才行。”[13]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照下,“一流作家作品焕发更加瑰丽的光彩,如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深刻地揭示了男性虐待、摧残妇女和侵犯自然之间的关联,堪称诠释生态女性主义的典型文本。”[14]但重要的是,通过生态女性主义的棱镜,发掘了一批尘封的女性文学作品。如玛丽·奥斯丁的代表作《干涸的土地》,“以男性与女性主义者就自然写作、自然的性质、传统和将来等以问题交流的形式呈现”[3]37。通过呈现一种特别的世界观,以及不断地描述这块有着自己“观点”的土地自身的活动,这样土地变成了巴赫金理论意义上的主角。“尽管还不是一个说话的主体,但这块土地的确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主体发生作用,它的意义由奥斯丁阐释与表现。”[3]38而勒吉恩的《常常回家》在结合女性主义与生态学上比其他作家的作品更成功,“任何一个要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获得整体认识的读者都必须阅读《常常回家》”[3]28。

纵观女性自然写作的变迁,可以看到,在20世纪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寻求大自然的抚慰”,而对大自然的悲怜实际上是对自身境遇的感喟;当代女性处于生态危机的现实焦虑之下,少了些个人的感伤,而表现出拯救的激情与鲜明的环境意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由“寻求大自然的抚慰”转变为“给予大自然以抚慰”。像这样历时地或者横向地考察女性的自然写作于文学研究都非常有意义。

女性自然写作初步显现了一些文学特质,如推崇“进步的叙事”———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代表作有格里芬的《自然女性》、卡森的《海风下》和奥斯丁的《干涸的土地》。这种叙事避免了带着优越感进行沟通的间离,营造了一种对话的意味,并都强调:人类应当学会从其他物种的角度,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人类建立新的自然观的前提”[15]。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指向男性作家文本与经典文本。18世纪的西方启蒙文学开启了现代性,但随着“理性变成了工具化、技能化了的理性,启蒙变成了蒙蔽,工具理性高视阔步,价值理性悄然隐退”[16]43,启蒙成为控制之始源,成为一种忧郁的智慧。启蒙运动“甚至把清晰和功利的标准贯彻到美学的领域;诗歌、雕刻、建筑和绘画都以唯理主义为准则”[17]424。作为“理性”代言人的男性常把神秘、感性、蒙昧之象征的大自然与女性贬黜为一种机能角色,并在文学中加以表现。如启蒙文学之父笛福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其中就体现了男性文化的迷失———对自然与女性的双重控制。

女性神学家认识到“自然和女性”受到了男性宗教掌权者的歧视,温德尔指出,“《圣经》,以牺牲女性为代价,以利于基督教等级制度的发展,我们必须学会生存式地、身体地、批判地对待《圣经》”[18]。对女性肉体的、性的剥削和歧视是其他所有压迫的原因,对女性的控制也强化着对自然的控制。女性主义神学家批判了父权制日益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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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自我、毁灭自然、轻视肉体和女性等作法,希望否弃剥削自然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特别关注女性与男性作家自然描写的差异,通过对男女作家作品的比较,探究不同性别的自然观念。比较不是为了形成男女生态意识的对立,而是纠正偏颇、形成健康的生态意识。男女作家对自然态度大致有以下对应:参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观察(ｏｂｓｅｒｖｅ),相互联系(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分离(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另外一个(ａｎｏｔｈｅｒ)/他者(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呈现自然本身(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ｉｎｇｉｔｓｅｌｆ)/想像自然(ｉｄ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ｅ),自为之物(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为我之物(ｔｈｉｎｇｓ-ｆｏｒ-ｕｓ),大体而言,斜线左边的为女性对自然的态度,右边的是男性的态度。如卡森虽深受梭罗的影响,但卡森强调,最大限度地打开感官,去感受自然;而“梭罗走进自然不是参与进入,而是观察自然,永远持一种超验和逃离的姿态”[3]32。

再如华兹华斯兄妹的创作,更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性对自然态度的差别。华兹华斯后期诗歌偏向于思想性哲理性的追求,使用的是修辞性的语言,自然仅仅成了他某种思想传达的载体,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尽管他也渴望保持与自然界、未经转变的自然实体联系,然而结果是他往往把自我神话(ａｕｔｏｂｉｏｍｙ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强加于自然之上,把它们转变成他个人神话中有意味的符号,这样就抹掉了字面意义,从而使自然从它的实际境遇中缺位。”[2]7但是,其妹多莉丝“发明了一种修辞模式……这种模式不要求描绘对象的疏离与缺席……是一种非象征性的话语”。很多女性作家倾向于这种“前象征性(ｐｒｅｓｙｍｂｏｌｉｃ)的或者直白的语言(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因为它没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隔阂”[2]77。在描述欧洲大陆之行时,多莉茜尽可能忠实地转录实境,在字面上保留了自然真实的细节;而华兹华斯喜欢把个人的想像强加于场景之上,继而象征性演绎自然界。多莉茜反对“比喻表达法”,“不象其兄,多莉茜在诠释之前总是去观察、体味(ｓｅ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ｈｅｒｅａｄｓ),用此种方式来纠正威廉(实际上也是大多数西方文学的倾向)`舍象取意'(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ｉｎｆａｖｏｒ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的倾向———把一套象征秩序强加在文字、自然之上,否认其主体性,出于作者能指的动机,为探寻它的意义而抹杀了自然本身”[2]78。

总之,男性自然写作往往以人的视角为中心,常借景抒情言志,情与志是诗文的诗眼和中心,自然本身的描写反倒不充分。而女性作家能以生物为视角,体恤“他者”之境遇,让自然“自我言说”。此种女性自然写作———“写山还是山,写水还是水”,比“高深”的“写山不是山,写水不是水”的男性自然写作境界高出一筹,因为前者“顺其自然”、“浑然天成”。

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吸取传统批评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双重批评视点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点是多元的,它关注一切受压迫和受控制的群体,但始终有两个焦点:女性与自然。它与女性主义批评一样,既关注“女性文学”,又解析“文学女性”,离开了这个焦点来阐析自然就成了“生态批评”。然而,在批评实践中它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自然文学”与“文学自然”,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生态批评的衍生物,而把自然作为批评的维度是它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根本区别。总之,女性与自然,缺乏任何一个焦点的文学批评都不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二)温情的道德色彩

“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19]在这样一种新的伦理观照下,人们将重新思考道德标准,阐析和评价作品时,也会加重其道德内容的分析。作为批评主体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她/他首先必须是一位对生命、自然、女性和受压迫者充满了爱护、温情的“善者”。

生态女性主义突破了人际伦理的局限,将伦理的追问延伸到人与自然、整个生态系统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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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它承认非人类存在物拥有与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反对道德优越论;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发出的是正义伦理的呼声,它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声援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代表底层的利益。(三)跨越性与对话性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涉及文学、伦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主体也来自不同的领域,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

这种跨越性也体现在跨国界、跨文化上。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跨文化、跨国际的流传为其国际化提供了机遇。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和吸收地球上所有民族的生态智慧,美国少数族裔作家、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印度的佛教、日本的禅宗、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等都被批评家们吸收。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但强调跨越性,还赞赏多样性,并追求各学科、各文化、各流派之间平等对话精神。墨菲认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一种批评理论,不仅用它来把生态女性主义的各基本方面联系起来,而且使其形成指导实践的批评———成为一种元哲学(ｍｅｔ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而非垄断式的政治教条或者抽象的解释工具,这种方法就是对话理论。”[3]8“对话性”以一种顽强的姿态出现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活动中。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生成中的”、“研究前景相当乐观”的文学批评。它具有一种包容的胸怀,借鉴各批评之长,自觉实践了对话精神,吸收了各国生态文化养分。它扩充和发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纠正和弥补了生态批评的盲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为探讨环境问题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强化了人们的环保意识,特别是在鼓励女性发扬其生态智慧,参与甚至领导环保实践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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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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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Ｙｏｕ-ｍｉｎｇ

(Ｗｕｘ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Ｗｕｘｉ214063,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ｖｅｓｔ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ａｌａｒｙａｎｄ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ｋｉｌｌｔａｐｐ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

(上接第61页)

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ＸＩＥＰｅｎｇ,ＧＵＯＪｉｎｇ-ｊｉｎｇ

(ＨｕｎａｎＷｏｍｅｎ′ｓ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410004,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ｄ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ｂｕｔｆｅｗｏｆｔｈｅｍ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ｆｏｃｕｓｏｎ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ｉｏｎｅｅｒｓ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ｉｔｓ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ｔｅｘｔ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ｄｒａｗｓ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ｅ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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