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管理模式比较

中日管理模式比较

管理学习的倾向和误区之一，是往往认定经济强势的国家，其管理模式也一定是最先进的。譬如，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全球（包括美国）都纷纷学习日本模式，并创造出了企业文化、JIT等诸多管理理念；而随着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以及美国经济凭借信息技术而重新崛起，世界的目光又再次投向了美国。

且不说经济强势是否必然反映了其管理模式的先进性（事实上，经济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经济的强盛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而非具体企业的管理模式），即便经济强势与管理模式先进性具有相关性，但这种管理模式往往依托于具体国家的社会背景、市场环境和企业历史。因此，也许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最先进的管理模式，而是最适合的管理模式。

相比之下，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近邻，其管理模式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而颇值得中国企业借鉴：（1）战后，日本企业完成了由后发企业到领先企业的追赶过程，尽管近来有所衰退，但仍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中国目前许多企业正处在该追赶阶段；（2）中日在社会文化背景、经济传统和市场结构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3）日本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变化及采取的相应对策，在很多方面也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日本的管理模式有它自己的特点，产生这种模式也有它自身的背景因素。日本的管理模式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管理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是“日本管理模式”第三阶段的萌芽期。

日本管理模式的第一阶段，形成于20世纪60、70年代高速成长时期。这时最具特色的就是所谓的日本管理的“三种神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论资排辈）、企业工会。

Abegglen于1958年在“日本企业：社会组织分析”一文中，论述了以“终身雇佣”、“年功工资”为特征的日本雇佣制度。1973年欧共体调查团在上述两个特征之外，又加上了“从属于企业的工会”的特征。

这种管理模式的产生，有着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从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实现经济复兴与高速增长，广大企业的员工日益接受和认同了如下理念：“所有的员工应作为‘命运共同体’来致力于企业的复兴和发展。”此外，从美欧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的需要，促使企业感到迫切需要通过长期的企业内教育和训练，以便消化和改良引进技术，而这又需要以对员工长期、稳定的雇佣作为前提。同时，经济高速增长为广大企业提供了极大的成长机会，促使企业注重追求长期的成长和发展，从而重视对员工的长期雇佣和培养，重视人才资源的积累。

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的文化和宗教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在日本的宗教发展史上，儒教、佛教和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对日本影响最大。因此，企业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佛教的“和”，神道的“忠”为基础的文化。

这种管理模式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惯例，一种管理方法。它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现为：

1．持续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使得企业能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晋升、提薪及退休后返聘的机会。员工可以安心地为企业长期工作，企业也拥有熟练的劳动力。

2．形成日本独特的“家庭氛围”管理。日本“家”的思想非常浓厚，比较

重视“忠”。企业重视职工的福利制度和设施，使企业成为一种超越经济动机的社会结合，它诱导员工将其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企业来，感受到工作的喜悦、从属于组织的集团意识、与企业同甘共苦的集体感等，从而使终身雇佣对于职工来说不仅具有贯穿跨入社会后的人生各阶段的“纵向”价值，而且具有覆盖工作、生活各方面的“横向”价值。

3．长期雇佣关系促使员工的素质和能力提高。由于雇佣得到保证，员工对于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或引进新技术表现得比较热情，企业方面也重视对员工的教育，鼓励他们不断革新，边干边学，同时通过使员工在同一企业内经历各种岗位的工作，使得员工具备本企业所需要的专门经验和才能，成为符合本企业特殊需要的“专用”人才。企业作为这样的人才的集合，增强了组织整体的学习能力。

4．提高工作小组和公司集体的凝聚力。在这种雇佣制度之下，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组织的利益比较一致，因而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士气，提高公司的凝聚力。

第二阶段基本始于20世纪80年代，表现为“包含微电子系统的精益生产”。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日本不能单纯地维持以“重厚长大”为主的工业发展，制造业重新开发“ＭＥ（微电子）化”生产系统。它的特征为：

1．以精益生产为代表的管理手段。整个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企业远远走在经营效率的前沿，并且在某一段时期似乎可以不断地提高质量并降低成本。它们用后来众所周知的全面质量管理、精益生产、实时存货管理等方法提高生产力。同时这种精益生产方式和微电子紧密结合，形成了日本产品智能和易用等特征。

2．大制造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下请、系列”的关系组成金字塔式的分工体系。下请（SHITAUKE）和系列（KEIREYSU）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日本，一家大型制造企业的上游会有许多为其生产零部件的附属公司，大企业负责最后的制造。这些附属公司是独立的企业，但大小企业之间的管理配合却相当紧密。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双赢的模式，大企业凭借雄厚的实力，往往处于强势地位。虽然它们不会对小企业重重盘剥，然而也会像泰勒一样进行时间研究，去计算研究小企业的生产情况，并提出成本降低意见。有时小企业也会有较强的交涉能力，可是如果完全拒绝大企业的要求，产品就没有了销路，因为这些零部件通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专有性）。大公司非常聪明，握紧这张王牌也就掌控了决定权。那么这种关系能否稳定，进而影响小企业的积极性呢？一般说来，只要进入“系列”，这种关系就非常紧密，很难修改。但这种金字塔式的分工体系降低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程度，确实存在着不利于创新的弊病。

3．日本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日本产业政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技术开发的有力推动，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日本政府通过制定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及相应的法律或政令等，以产业的合理化为重点，提出了著名的产业基准理论，即“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优先发展收入弹性大和劳动生产率上升快的产业。在一系列的产业政策下，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由过去的纺织、杂货产业上升为钢铁、造船、机械、汽车产业，同时贸易收支也由赤字转为黑字，在战后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和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迈进。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历泡沫经济的冲击，这可以说是一段探索新的日本管理模式的时期。进入2003年之后，新模式的萌芽似乎已形成雏形。这是一种既保留过去日本模式的优点，同时又添加新内容的第三种模式。可以概括为“技术和管理的结合”。

最早提倡这种模式的学者是东亚管理学会联盟（IFEAMA）会长野口教授。野口教授提出了“科学关联”、“技术关联”、“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联结构”、“技术包容、生产跃变模式”等管理思想。

科学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这些科学之间的关联很重要。科学与技术之间也存在联系，这两者和企业成长也存在非常重要的关联关系。技术包容、生产跃变模式指的是，管理的方式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对这三者建立关联就是对传统的生产体系——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力三者的结合。例如：泰勒时间测算的科学管理；福特自动传送带的同期管理；丰田即时生产的零库存管理；微电子时候的软件生产管理；智能网络时代的智能工管理，如CAD、CAM、FAMS等。

应当说，日本在尖端技术与企业经营的结合，以及尖端技术的行业普及等方面成就斐然，如汽车生产企业、数码相机生产企业以及其他技术含量较高的家电生产企业等。在软件的开发方面，并没有单纯地依赖从微软公司引入的软件系统，而是将其与日本自产的软件系统结合使用。

例如，和美国软件产业不同，美国的软件业与制造业相对分离，而日本模式则主要是将软件开发嵌入产品中。例如数码相机中组装多种电子零部件，其中软件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欧美模式难以比拟的长处。又如，日本的新干线和传统的火车完全不同，大部分是由软件程序控制的。日本虽然有独立的软件公司，但更多的软件还是在制造商内部完成，如大公司的软件部门。

第三种模式本质上是日本传统经营模式的长处与新时代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中应用的融合，也是面向未来的模式。

中国的管理模式当然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及它产生的背景因素。中国的管理模式作为一种融合的模式，与日本模式有所不同。中国模式的现状是在融合了传统的中国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为中国管理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仁义治天下”、“克己复礼”、“不患寡，患不均”、“仁者爱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避免团体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更好的分配与利用有限的资源。

中国管理模式特点之一就是“乌托邦动机”和“现实指向动机”。乌托邦动机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以“人们均等生存”这一根本想法为出发点。从《礼记》的天下为公，清末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运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目标——“共同富裕”理念等，这种思想一脉相承。但是由于乌托邦动力不现实，所以员工只好通过自己所持有的各种非正式渠道来处理各种问题。这种动机的消极作用表现为企业正式组织秩序被员工的非正式“关系”侵蚀；但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中国民营企业的老板就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充分发挥家族经营的优越性。

特点之二是“进取改革动机”，也就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想法。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工人，都以非常大的热情投入到汲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之中去，使得企业不断创新而追求经济利益或个人的满足感。美国企业的经营方式正在迅速地得到中国企业的青睐，特别是在业绩与报酬之间的联系上。相比之下，日本企业在这点上不敢轻举妄动。

特点之三就是“外儒内法”。外儒（在此，儒指的并不完全是儒教）是前面提到的乌托邦动机，包括大量儒、道、佛、孙子兵法、民间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但这种动机过于理想化，所以企业在实践中采用了法家的思想，重视成果

和权利、权威。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就是“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

对提高个人物质生活水平的追求与对金钱的追求动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当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逐渐达到了小康水准，这也就不再成为他们的唯一行为动机。中国传统的“合情合理”的精神将被重新看待。“合情”就是对法的抵消。这也形成了中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特点。

中国与日本管理模式相比，有各自的优缺点，由于重视权利和权威，中国决策的速度非常快。这对于环境的应变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在这方面需要改进决策的速度。在改革中，日本重视自下而上的建议，基本上采用的是秉议的形式（书面请示），这无疑会延缓决策的速度。此外就是领导者的风格。中国领导者较日本更有激情、更加投入，具有外儒的特点，日本在过去也有这方面的尝试，但总体上在过去的10年中管理者信心下降，需要重新提升企业的活力。

中国模式的优点还在于它的兼容并包，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不断引入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发展的知识技能。该模式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的结合点上，既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也考虑到了对劳动者的激励，是合情合理的。这也是中国企业呈现出良好成长态势的原因所在。

与中国相比，当代日本模式也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自身的优点与缺点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日本企业管理的长处就在于其以企业集团为中心的凝聚力、勤勉的工作态度以及企业内部充分的交流。日本企业的这些优势应当得到进一步发挥，中国企业也有必要吸取这些经验并为己所用。比如日本企业既有正式的学习、培训、交流；同时不同企业之间的员工也会进行非正式的交流，采用学习会、网上交流、发表文章等各种方式。这么做在其他国家可能会有泄漏商业秘密之嫌，但日本员工一般会严格区分，实现多赢。还有在内部沟通方面，虽然过多的条文规范对企业具有一系列弊端，但它们也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

我想不管是中国的管理模式还是日本的管理模式都不是停滞不前的，它们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有着自身独立的基础，他们在充满自信的发展之路上，相互的交流不可或缺。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沟通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而如何构建这样的沟通渠道便成为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与此同时，对于妨碍交流的种种因素也应当尽可能地予以制止。

美国模式存在着难于学习但易于运用的优点，在技术更新速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学习的价值。日本则不仅将技术与经营相融合，还将其事业化，并以此为目标建立起自己全新的模式。近几年的改革显示，裁员、解除终身雇佣改变了日本传统的雇佣模式；三洋、佳能也淘汰了完全依靠传送带的生产方式，转而采用一揽子或单元生产的方式，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要求，增强了企业的柔性。从这些以事实为基础的研究结果来看，向世界发布日本的第三种经营模式是必要的。

在将领导精神与管理相结合，建立创新性的企业文化这一点上，中国的新模式今后定然能给中国企业、日本企业乃至世界企业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进一步说，在中国，充分调动国际经济、国民经济、地方经济、企业经济以及个人经济实体的积极性变得越来越重要。有预测表明到2010年，中国的GDP 将超过日本。从这一预测看来，国民经济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到重构，以及在此之后是否能得到持续的发展就成为了今后的关键问题。外资企业、地方经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有他们能得以有机结合，中国经济才会

日益强大。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和日本维持友好邦交关系也变得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