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的拼贴—记忆中的101中学老师

碎片的拼贴—记忆中的101中学老师

从1969年9月到1975年3月，我们这一届在101中学总共呆了五年零五个月，应该是文革期间在101中滞留时间最长的几届之一。校庆筹委会要在我们这几届学生中征稿，从在校时间的长短上看，是不无理由的；但是，若从我们在校的年代上看，那时候，远不是101中最令人向往的辉煌时期，与那时的所有中学一样，它无法维持课堂纪律，对“师道尊严”的批判使教师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且也许由于101的老师从来没教过“坏”学生，所以它好像比文革前的普通学校更乱；大而无边的校园里一切曾经美丽的地方都破败不堪，真成了圆明园废墟的一角……然而，就是这样一块地方，却令我终生难忘，让我总觉得有的可说。不过此时一旦要说了，又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大事”，能够在记忆中漂浮的，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片断，一些好像不值一提的趣事，它们有意思吗？有什么意思呢？——把它们拼贴起来，能把我最想说的说出来吗？让我试试看。

所有的101人都会提到它的“大”，四米百跑道的大操场，游泳池、池塘、山坡、树林、甬道……但我其实那时并不知道一般中学该有多大，所以视这种空间的大为理所当然。最让我这个小学毕业生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大”的，是101中教室里的课桌椅。那课桌很宽大，是木制掀盖的，桌面前方有一放笔的细长小槽，右上方是一放墨水瓶的圆形浅槽。掀开桌面，里面的桌箱用

一块木板隔成一大一小，大的可放下一个大书包，小的可以放铅笔盒一类杂物，桌箱靠近身体一侧的挡板上有一根可上下翻动的长木条，可以把桌面调成斜面和平面。椅子也大，椅面和椅背都是木条的，靠背很短，只到腰部，让你不得不直挺地坐着。刚入学时，因为桌椅被破坏得太多，有的教室临时用了些大条凳，两人一条，一男生一女生，因为分“男女界线”，所以两人往往尽量离得远远的，若其中一人突然起身回答问题，板凳的一头会猛地翘起，让另一位猝不及防坐个屁墩，惹得全班轰堂大笑。但就是这些宽宽大大的课桌椅，让那时的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敬畏和自豪，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大”：这是中学生的待遇啊，它告诉我，你长大了，你得与从前有所不同。这样的课桌椅现在全部被淘汰了，中学和小学的课桌椅似全出自一种规格的标准化模具，桌椅之小和局促让最矮小的学生都不得不蜷踞着腿脚，甚至连放书包的空间都没有。它们能让身体日益长高的孩子有一种大的感觉吗？

说到身体，我想到了我在101中遇见的第一位老师，蔡祜身，他是我的第一任副班主任，四十多岁，教语文课。班主任是孙长征老师，教历史课，同时又是著名的圆明园歌手，她当时正怀孕，所以蔡老师与我们相处的时间更多。蔡老师人长得干瘦干瘦，嗓音却洪亮圆润，什么样的课文都朗诵得慷慨激昂，还会唱京戏。那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女生都穿肥大的长袖旧军装或拟军装，不管天气多热，坚决不穿短袖，更不要说裙子了，恨不得与所有女性

化的东西划清界线。记得有一天，蔡老师专门把我们叫到办公室，问我们为什么不敢穿短袖和裙子，他说，你看，我还穿短裤呢。你们还年轻，怎么那么封建。要把身体挺直，不要像我，我这腰叫“水蛇腰”……我们哈哈大笑，自然没听他的话，但却牢牢记住了“水蛇腰”的身体比喻。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师用一种平等而诙谐的方式，谈一些在当时没有人谈的身体问题。

初二时的副班主任是教数学的王景浩老师。在我们眼中，王老师已经很老了，但什么时候问他，他都说是六十岁，所以我们始终不知他有多老。他家住在西直门，数十年跑步上班；他还练武术，好像是太极之类的内家功夫，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停下来，手上就开始比划，说是拳不离手。有一阵子他觉得功夫大长，就给我们演示：把手放在碗口粗的树上，树干就颤动起来了，树叶哗哗地响，但是看不出手上有多大动静。要不就让我们坐在桌子一边，他坐另一边，他把桌子弄得咣咣乱抖，但是他却岿然不动。他说这叫“内练一口气”。除此还得“外练筋骨皮”。他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有一次，两个男生打架，撕扯在一起，没人拉得开，他走上前去，把两只手分别往两个学生背上一搭，两人马上分开了。几天后，两个打架的男生来问他，“劝架那天您手上带什么东西了？”王老师摊开双手，看了看：没有啊，我连手表都不带（这是真的，王老师永远只在怀里揣一只老怀表）。学生说，不可能！硌得我们疼着呢！王老师说他回去一琢磨，明白了，这是自己练功练的，“骨头硬了”，他说。王老师教几何，为了吸

引那些不好好听课的学生，总是用自己的身体打比方，一手垂直伸向空中，一手平伸，喊着：这就是直角三角形！或者两手平伸，喊：这就是一百八十度角！也许是因为喜欢打拳，也许是因为受过些旧式教育，王老师对举手投足间的做派也透着那么讲究，但那是超乎当时那种挺胸抬头的军事样式之外的。有一次开会，我们几个女生四仰八叉地坐在最后面，两条腿直伸出去，王老师一直站在我们身后，可能是实在忍无可忍了，终于走到跟前，小声说，女孩子这么坐不好。我们追问，怎么不好。他先是不说，后来被逼不过，终于，用更小的声音说了两个字：“放荡”。我们都哧哧地笑，但从此却也不敢那么坐了。还有一次“小拉练”——就是背着背包短途行军，这是当时常见的学军活动，王老师走在我们身后，说我们走路是外八字脚，“不雅”，女孩子要走直线。我们嘻嘻哈哈不以为然地与他狡辩。王老师并不以我们为忤，但他坚持着让我们纠正。

这几件小事让我记了半辈子，当时只觉得好玩，那还算个事吗？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些不算事的事，在一个只讲政治的年代，把一种人性化的东西悄悄地输进我们的心田。

上高中以后，数学老师王树茗是与我们相处时间最久的班主任。王老师虽然教数学，但对哲学、逻辑学、古典诗词均有兴趣和相当的造诣，与王老师聊天永远是有收获的，他会在学工的车间里给我们讲解阿基米德螺线，在夜晚的星空下给我们指认猎户座和天狼星，还和我们探讨怎么理解《木兰辞》中“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的诗句。我记得那时对“扑朔迷离”的一般的解释是：雄兔跑起来一踮一踮的，雌免则总是眯着眼。王老师认为这种解释缺少生活，他说他曾就这个问题与王锡兰老师（也是101中的资深语文老师，但我们进校时他已离开）探讨过，根据那位老师在养兔场的实地考查，发现，当揪着耳朵把兔子提了起来之后，扑腾着腿儿反抗的定是公兔，是谓扑朔；眯缝着眼儿忍从的必是母兔，这叫迷离。王老师经常会发表一些这样的奇谈。而他的数学课也因此严谨而又不失风趣。我们那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成语连缀”，因为他上课时好用四字成语，而且是连用，一口气说上四五个，意思呢，有时是并列的，有时是递进的，有时则递着递着就故意“跑题”。比如，讲清了某个定理或公式之后，他会志得意满地教导我们说，你可以顺水推舟、顺藤摸瓜、顺手牵羊、顺理成章……在我们正跟着他往下“顺”的当口，他会峰回路转，突然来一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老师的另一个外号叫“增根”，那是因为在讲到“增根”时，他总是要压低嗓音，从牙缝间狠狠地挤出两个字：“增、根！”同时，两手掌心向内，五指并拢，作用力下插状。至今我们师生聚会的时候，这些仍是必谈的段子……

教英语的张春霖老师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段子。可能是对那时充满中国政治口号的中式英语课文不满意，张老师几乎从来不给我们讲课文，他的教法就是每次在黑板上写几个长长的音标，让我们拼读，说是打基础。某天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短短的音标

“[twist]”，但把其中惟一的元音给漏掉了，成为“[twst]”（也有一个版本说是把[jΛmp]写成了[jmp]）他让一女生来读，那女生犹犹豫豫地站起身，硬是用牙齿和舌头挤出了这几个辅音。在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声中，张老师发现少写了元音，但他没有道歉，而是面带一丝狡黠的微笑，揶揄道：“亏她还能读出来！”全班大笑。但从那以后，我们向老师提问的胆子似乎变大了。

因为在学校里呆的时间长，而且那时的学生不仅要上课，更得“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与老师们一起完成的，所以使我们这届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的老师。

细数起来，有教数学的吕娴序老师，她矮矮的个子，永远是一种样式的短发，看人的时候，嘴角紧抿，眼睛里露出一种似嘲讽似俏皮的神情，让人觉得不好接近，但其实她和学生的关系很好，我们在当学生时和毕业后，都到过她那个在校园后面平房里的家，与她聊这聊那。关于她也有一个经典段子：那时从校大门到二门之间的路是土路，旁边都是小山，没有路灯，晚间单身行走常会遇到劫道的小流氓。吕老师被劫那次已经有孕在身，当时传达室有人，但她却不喊不叫，只身搏斗，竟以六甲之躯将小流氓奋力打跑。后来在全校大会上，王英民老师表扬吕老师勇斗歹徒，但是却不好意思说出“怀孕”这两个今天谁听了都不会脸红的字，他说：大家都知道，那位老师当时的身体很……很……笨重……

体育老师梁学诚——学生们都叫他梁大块儿，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学生们都传说他是从国家手球队因伤退役的。他和王寿生等体育老师，也被派到各排（那时学习军队编制，把班叫做排）当班主任，经常家访什么的，所以和学生们很熟。在我们上初一的下半年，这些体育老师终于以“战备”的名义组织了文革开始后的第一场运动会，可能是为了避免被扣上锦标主义的帽子，所以接力赛不递棒，而是抱着弹药箱，传弹药箱，里面还装着一颗手榴弹，跑起来叮当乱响。那次运动会后不久学校恢复了田径队。田径队第一次显出实力是与清华附中的第一场友谊赛。那天天已经快黑了，为了节省时间，临时决定101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和清华附的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同时进行。没有想到，第一棒跑出没多久，101的女生就超过清华附中的男生，一棒一棒，越跑距离越大，结果是101女生先达终点，超过清华附男生二三十米。暮色中，全场欢声雷动。那四位女将是严红、郑晓燕、许小江、武志毅（？）。101中的春秋季全校学生运动会也在那之后恢复起来，每次参加者之众，规模之浩大，程序之正规，不亚于任何一种国家级运动会。我记得梁老师总是说，体育不是让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更是要培养一种开朗的心胸，一种泱泱大方之气。在梁老师们的努力下，大凡那个时候的101毕业生，以后走到任何一所大学或单位，在体育方面都是好样的。

音乐老师章连启，他好像并没有进过专门的音乐学院，但对音乐痴迷得要命，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他搞得有声有色，

1972年左右，他又把管弦乐队恢复了起来，收了一批想学乐器的学生。我也扛了把小提琴，混入其中，小提琴最终没有坚持学，但我还记得在昏暗的音乐教室里，兹兹嘎嘎拉琴之余，章老师会给我们讲乐理、大三度小三度什么的，有时，他会用那架旧钢琴给我们弹曲子。有一次他情绪激昂地弹了一首进行曲，告诉我们，那就是《马赛曲》，是法国大革命时候的曲子，它表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随后，他又情绪更激昂地弹了《义勇军进行曲》，说是要让我们比较，资产阶级的革命歌曲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歌曲有什么不同，他说，如果只听《马赛曲》，你会觉得很有气势了，但听了《义勇军进行曲》你会发现后者的气势远远超过前者，这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我们“嘶嘶”地赞叹，回家后却找来《马赛曲》的歌谱，把它唱会了。这是我第一次听《马赛曲》。

李明晨老师，他教过我们美术，我记得是用铅笔勾勒一幅勃列日涅夫或尼克松的光头漫画。上高一的时候，不知是哪个学生了解了他的哲学“底细”，于是求他来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时间是每天中午，在平房教室里，只有我们五六个学生。不记得讲了多久，反正是从古希腊讲到马克思。就是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外的诸多非无产阶级的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虽然当时听不懂他们的学说，但我至今记得李老师讲到伊毕鸠鲁、孟德斯鸠这些个怪名字时那种沉醉而自得的口吻、神情。但他为什么被调去教美术，又在冒

着怎样的风险在给我们上这样的课，他从来没有提过，我也始终不知道。

郝树强老师，文革前他是副校长，我们入学时他正在“靠边站”，“劳动改造”，每天的工作是砌防空洞的墙。我们也是三天两头地去修防空洞，所以曾被分配到他手下当小工，递砖，送泥，拉线什么的。有时候他也让我们砌几块砖。虽然是在劳改，但郝老师干活儿手下利索，一丝不苟。那时用的砖好像半拉的多，整块的少，砌的时候，要一块一块地拼凑，然后沿着水平拉线把它们敲平，再按着垂直线找直。但经我们笨手笨脚地一弄，几块半拉砖头砌过去，就成“远近高低各不同”了。郝老师看见这种活儿就火冒三丈。他自己的活儿干得漂亮、结实，尽管只能用些个破砖，但绝不输于专业瓦工。那个时候挨整的人不少，但像他这样自尊且追求完美的“劳改分子”，我却没有见过。

刘占武老师，他是校领导，历史老师，也是诗人。70年野营拉练的时候，我们走了一个月，他写了一路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是：“攀山小将高再高，谈笑群峰脚下抛”。全校开会的时候，他的讲话是最受欢迎的，他总是把几个句子连起来，直说到憋得脸红脖粗喘不上气儿才断开。但从外表看，他就是一介文弱书生。可惜没有听过他讲课，但我听过他讲圆明园。他其实一直默默地在圆明园废墟上作着实地的历史考查工作，80年代初，已成为圆明园史的专家，当时我在《旅游》杂志社，曾因此而采访他，他带着我们在圆明园里走了一大圈，在稻田、水沟和小丘间寻找

残留的楼台亭阁的遗基。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在圆明园深处一条干涸的河床上，刘老师告诉我们，这里的山水地形酷似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桃花源入口，显然是建园者有意为之的。干涸的河床就是武陵人“缘溪行”的溪，夹岸杂生着灌木的小山坡上曾是“落英缤纷”的“桃花林”。我们随刘老师沿“溪”前行，果然“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我们也“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在刘老师的解说下，每一块石头、每一处拐角都活了起来，让我们恍惚中几疑身在世外。

老师们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刘雅琴老师、李学铭老师、简国材老师、贾果老师、刘光启老师、崔维华老师、吴明宇老师、李珍老师、陈司寇老师……一个又一个……这些记忆的碎片的拼贴，使我眼前的影像慢慢地清晰起来。我看到了，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101中这一方几近废墟的地方，曾经有这么一个教师群体，他们执着地恪守着教育者的职责，执着地追求着自己丰富多样的专业梦想，用自己的行动，而不是言说，无声然而却顽强地抵抗着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们为我们营造了一种氛围，一个气场，一个既有限又无限的空间，用一种平等的、人性化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什么是真正的自尊自爱，什么是尊重别人，什么是做人的勇气，什么是独立的思想，并养成了我们广泛的知识兴趣和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是的，我所记住的也许都是一些趣事、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闲话，但正是这些琐事，而不是说教，

把老师们的脾气、秉性、品味和情趣、把他们待人行事的仪态，把他们人性中最真实的部分，在不经意间传达给我们这些学生。他们的机智和笨拙让我们发笑，但笑过之后，我们更觉得他们可亲、可敬，因为我们分明地感受着一个教育者更深层次的尊严、修养、自信、生活态度和生活原则。我觉得它们非常有意思。我想说，正是这样的一些老师构成了101中最可宝贵的财富和传统。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文教育传统。我们曾有幸浸润于其中。如今，教过我们的这些老师们都陆续离开学校了，一些老教师，像蔡祜身老师和王景浩老师，已经作古，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而今也都年逾古稀了。但是，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和传统，在当前这种众所周知的应试教育的大环境的压力下，若能继续在冥冥中为101中把持方向，让她在重压下仍能有某种程度地依托和支撑，或许能使她为有幸进入其中的后来者再造一方教育的绿洲吧。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