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中国近代教育

浅析蔡元培与中国近代教育

（筠连中学付林）

[摘要]：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激荡而又异彩纷呈，在思想方面呈现出“浮光掠影的特征”。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多由传统走向现代，其中，蔡元培在动荡、变化的中国掀起了教育体制改革风潮，毕生为建立中国新的教育制度，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尤重改革和发展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从辛亥革命前的教育探索、创建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锐意改革北大三个层面梳理蔡元培的教育活动，以昭显其教育思想，为我国当前的新课程改革提供思想资源。

关键词：蔡元培；近代；教育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近代教育之父。他一生投身革命，重视教育，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致力于建立培养新式人才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步伐，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石，造就了一批新式人才，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振兴教育、改革教育的今天，我们对蔡元培的教育活动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充分吸收其教育思想的精华，将有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故而，本文拟就蔡元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作一些浅析，并结合当前的新课程改革谈些看法。

一、辛亥革命前的教育探索

中国自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在中国与西方的剧烈对抗中，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于是，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目的的西学运动兴起。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蔡元培开始留心时事，学习日文，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设施。他曾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1]也就是说，推动中国的变革，须广泛培养革新人才，仅靠少数人的力量，是无法成就大器的。同时，他准确地认识到清政府已无可指望，于1898年秋南下从事教育活动，积极投身于“教育救国”

的浪潮之中。

1898年冬，蔡元培回到故乡绍兴，就任中西学堂监督，对学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在开设英、法两门外国语的基础上增加一门日语，并请日本人中川任教，又设法购进一批物理、化学标本及教学教具，使学生能够进行科学实验。这些改革其实是合理的，但遗憾的是，革命的先驱总是富有悲剧色彩，他的改革遭到旧派势力的抵制和反抗，不得不被迫辞职离去。

1899年，蔡元培受聘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继续主张倡导科学，充实新学，多次做演讲，“宣传科学之有用，劝学生就性之所近，分别研求。”[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益己益世”的教育宗旨，他在书院开设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术学等，注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利用图书馆推行新学。由于书院经费困难，使得改革无法进行，他不得不再次辞职。后来回到临安、余杭等地办学，终因旧势力的阻扰反抗而收效甚微。

1901年7月，蔡元培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刘葆良的邀请，代理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并被推荐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南洋公学重在发展普通教育，同时开设特班以培养社会所急需的人才。他上任后，便开始推行自己独特的教法，即鼓励学生练习演说和国语，要求学生关注国内形势发展，引导学生放眼世界。由此可见，蔡元培教法的重心在于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引导青年将自己融入国家，再放眼世界。

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其宗旨在于：“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3]，这就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划清了界限，体现出革命的教育方针。中国教育会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然而，因经费拮据，时局变动，中国教育会的活动未能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成立中国教育会是徒劳无功的，其实，中国教育会在当时已成为国内最早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诚如蒋维乔所言：“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4]

1902年冬，蔡元培与同仁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他认为“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5]其目的在于使广大妇女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享受应得的教育权利。他希望“以教育为手段，通过办学来提高国民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革命人才”

[6]。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因部分教员限制学生思想、言论自由，不许学生议政而发生学潮，百余名学生愤然罢课退学。蔡元培同情学生，支持其正义斗争，立即和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以接受退学学生。爱国学社章程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笔者按：科学应为学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7]在他看来，“革命止（笔者按：止应为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8]

通过以上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体会到蔡元培走上兴办教育之路的心路历程。他在民族危难时刻，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认识到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尔后，毅然走上兴办教育的道路。如果说他办理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特班等新式教育时，办学思想倾向于提倡民权、女权，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那么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时，办学思想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把教育与革命有机结合起来，将教育置于革命任务之中，为反清革命斗争培养人才。因此，他积极创办新型学校，力求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培育了一批思想进步、才华出众的人。虽然他的探索也有不彻底之处，但是他的探索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富具进步意义。

二、创建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衰亡，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教育理念和模式为基础的新式教育的兴起。蔡元培紧跟时代潮流，致力于向西方学习，以求得中国的新机。1907年5月，他赴德留学，四年的留德生涯使之进一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1912年1月3日，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从1月到7月，他领导和组织了对封建旧教育的改革，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可谓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1)、提出“五育”并举教育方针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但封建专制的教育思想并未随清政府的结束而消亡。蔡元培否定了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尊孔”，明确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9] 1912年2月11日，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了“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即“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军国民主义教育”是指军事体育教育，它是富国强兵的根本保障；“实利主义教育”是指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知

识和技能教育，是实现富国强兵，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措施；“公民道德教育”是指资产阶级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五育”教育的核心之所在；进行“世界观教育”的目的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言论自由来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专制；“美感教育”是指音乐、图画、手工等艺术教育，是实现“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的思想。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方针的特点在于：把“军国民主义”划为体育，“实利主义”划为智育，“公民道德”和“美育”划为德育，世界观则是三者的统一。用蔡元培自己的话来说：“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10]，“五育”的目的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 [11]。

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方针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具有局限性，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首创，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它有力地打破了封建主义长期对国民的禁锢，有利于当时教育的发展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同时，也提高了国民追求独立和个性的自我意识。

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体现了以培养健全人格为宗旨的教育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他所言，“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2]这一思想已包含现代教育理论和谐、全面发展的内容，即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这对于当前的新课程改革，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2)、改革封建旧教育

1912年1月19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正式成立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教育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领导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

教育部成立后，于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除改订教育宗旨，废除“忠君、尊孔”而外，还废除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小学实行男女同校等。教育部下设立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司。其中，社会教育司的设立，是蔡元培积极倡导成人教育的体现，它把成人教育纳入了学制管理体系，直接推动了当时成人教育的发展。今天，成人教育仍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社会教育司的设立在中国教育行政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为巩固和发展教育改革的成果，建立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体制，1912年7月10日到8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此次会议，教育部将教育方针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3]，同时，重订学制，制订学校系统表，规定小学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大学本科三至四年，陆续公布各种学校规程，形成了较全面系统的学制系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简称为“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除普通教育系统外，还有师范和实业两个教育系统，学制的特点在于：缩短了学制年限；女子和男子享有同等的法定教育权；废除了清末高等教育中所谓的保人制度；消除了教育中的封建等级性。它是“民国的第一个学制，较全面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它是民国初期的中心学制。” [14]

(3)、推动留法勤工俭学

1912年初，在蔡元培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下，李石曾、汪精卫等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其宗旨是：“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15]因不满袁世凯的飞扬跋扈，蔡元培离开北洋政府，于1912年9月第二次赴德留学，1913年9月前往法国留学。蔡元培之所以如此看中法国的教育，是因为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是最彻底的，而且教育不受教会控制。因此，他鼓励更多的青年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汪精卫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并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

[16]为目标。1916年3月29日，为发展留法勤工俭学，沟通中法两国文化，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与法国人欧乐、穆岱等在巴黎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并在同年6月22日正式成立，其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的发展。”[17]留法勤工俭学在中国近代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其影响广泛而深刻，“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和留学史上的新篇章” [18]，它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吸收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民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锐意改革北大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一所充满官僚习气的学校。蔡元培评价当时学校的状况说，“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千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19]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事实上，

当时北大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淡薄。鉴于此，他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民主改革，可是改革成效不大。之后，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于1917年1月14日在北大正式任职。他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大学模式和教育方针，对北大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此举使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取得光辉的一席，同时，北大也成为中国各大学中的楷模，许多大学均向北大的改革取经。

(1)、整顿学风校风

明确大学的宗旨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关键一环。他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0]也就是说，不能把大学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读大学不仅仅是为了混资力、谋官位，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学问。1917年1月9日，他在发表就职演时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 [21]他教诲学生应有纯洁的入学动机、正确的求学宗旨，“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肆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22]如此真切如理的情感教育，自然使北大学子受益匪浅，他求学与做人的教导自然能穿越时空的限制，对今日那些打着新课改的旗号不求上进、混光阴的教师和学生们仍起着教育和警醒作用。

(2)、建立“学诣”式的师资队伍

教师整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高低与否的标志之一，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所以，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必须“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23]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大学任教(如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刘半农等)；另一方面辞掉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这样一来，他招揽了一批有真才识见的学者，致使北大教师焕发出富于学术的特色，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蔡元培以“学诣”为主，建立良好师资队伍的经验颇值得我们借鉴，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而言，就是要聘任具有一流水平，热心于教学，富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教师，以此来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和教学质量。

(3)、调整系科设置

首先，扩充文理，改变“重术而轻学”的思想。蔡元培指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24]，这反映了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25]的大学教育观。其次，沟通文理，废科设系。为避免文、理科学生的相互隔绝，“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26]，蔡元培废除文、理科的科别，设14个系，废除学长，设系主任。再次，实行选科制。蔡元培主张实行美国大学单位制——选科制，使学生在专精之余能够旁涉其他相关学科，这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 [27]。按照以上分析，我认为蔡元培是比较注重通识教育的，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8]这两句话正是他主张通识教育的充分体现。蔡元培主张通识教育的思想尤值得我国当前高校改革发扬与光大。现代高校应使受教育者接受通识教育，不应一味地把专业划得过细，授课宗旨应是先通博后精专，应使受教育者在知识和技能，人格与学识，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情操，身体与心理等各方面得到健康、和谐的发展。

（4）、建立民主管理体制

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教授治校乃民主管理的体现，民主管理乃教授治校的精神。只要发挥这些懂教育，精通业务的专家们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就能为办好学校做出贡献。”[29]他组织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组织各门教授会分管和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北京大学从封建、习气浓厚的学府到新型大学的转变。”[30]此举提高了北大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5)、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 [31]大学应该“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32]，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以“学诣”为主，网罗了各类学术人才，使得北大教师队伍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文、理、法专家学者各显神通，建立各种社团和研究会(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进德会等)；同学们也自办各种刊物、报纸，对新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通过对北大的整顿和改革，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云集于此，使得其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活动活跃。北大逐渐成为各种思潮

和流派的集散地，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景。这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十分巨大，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机关和核心，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效传播的重镇。

(6)、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

1927年6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感受到长期在军阀统治下从事教育活动处处受限制，决意摆脱不良政治对教育事业的束缚，提出在我国建立大学院的试验。在第109次政治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中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还提出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三项教育方针，作为今后的努力方向，把科学教育放到首位。这与我们今天的“科教兴国”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蔡元培深邃的教育识见。基于教育学术化，反对官僚化的理由，1922年蔡元培又提出采用法国的大学区制，作为实现教育独立的重要步骤。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实行都是我国教育行政制度的大革新，同时也是欧洲教育制度在我国的一次重要试验。蔡元培从一个单纯教育家的角度出发：“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 [33]这种设想自然是蔡元培推行教育独立思想的体现，但事实上这是无法实施的，这种实验证明在一个缺乏民主，实行独裁专制的国家，引进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很难立足的。这次失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提高教育地位，改革教育制度，保证教育经费，都不能离开国家政治的刷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的建立。”[34]

(7)、主张女子教育和平等教育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一直把妇女置于社会的最低层，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妇女解放的潮流，蔡元培明确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认为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享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应实行女子教育。他一手缔造的爱国女学，开创了女子教育之先河。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仿制西方，实行男女同校。在北大开“女禁”，无疑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巨大进步，也可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可见，蔡元培是中国提倡女权的先声，推动了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除此之外，蔡元培在北大还推行平民教育，主张教育权利人人平等，不论贫富都应有入校求学的机会。所以，他想尽办法，为平民入学创造条件，如招收新生时只强调学行，而不问资历，严格考试，扩招旁听生，在北大办校役夜班，开办北大平民夜校，男女兼收，实现了在北大中无论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时，如是说，“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一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从推动或阻碍历史发展的大小着眼，确定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而不是单纯从个人着眼，沉溺在个人的各种思想、行为的细节中纠缠不清。”[35]又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就应不止是批判他的政治思想了事，而应该根据他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来作全面衡量，给以符合实际的地位。”[36]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蔡元培，那么其客观作用和影响，则是积极而久远的。

随着西方列强的种种刺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的教育处于恐慌、恐惧之中，并显得不知所措。蔡元培本着近代民主国家的原则来倡导、扶持、改革、实践以近代民主公民为坐标的教育思想，实施可行的教育方针(“五育”并举)，开启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他从德、法留学中学得比较系统的教育制度，并结合中国实情，进行教育制度和教育结构的改革，主张男女、贵贱平等，指出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其功业千秋难竟。他在教育领域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建设，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又加之其师德尤好，学贯中西，科学与艺术兼通，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主张近代民主教育显然是正确的，但他在改革中使得中国五千年来的核心教育价值取向没有和现代科学、现代教育很好地结合，也有不足之处。他对西方的学习仅仅是继承古希腊至近代的科学、民主等等工具理性方面的东西，而对西方的道德、宗教等等心灵精神方面的东西则没有足够的留意，所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如同“以科学代宗教”之类的说法一样，是不够严谨的，这在人文价值失落的今天，自然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

一、参考文献

[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页。

[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3]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4]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6]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7]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8]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9]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41页。

[10]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11]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

[1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13]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1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15]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16]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页。

[17]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18]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19]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20]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21]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3 页。

[2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23]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

[24]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2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26]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27]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28]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页。

[29]陈科美、金林祥：《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30]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31]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3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33]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34]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35]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第347页。

[36]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二、参考书目及其文章：

1、沈灌群、毛礼锐：《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苗体君：《蔡元培与中国近代教育》，《青海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4、苗体君：《蔡元培与中国近代的学校教育》，《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5、刘惠文：《论蔡元培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

6、丛彩娥：《论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高校之窗》，1999年第4期。

7、张天槎：《蔡元培五育并举思想及现实意义》，《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8、董宝良：《蔡元培整顿与改革北京大学的历史经验》，《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2005年第3期。

9、王舒：《蔡元培大学理念的现代性分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