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名篇导读期末作业

中国古代文论名篇导读期末作业

——述评《文心雕龙·神思》

摘要：《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首篇，具有创作总论的性质，因此，对《神思》的解读是理解《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关键。《神思》主要揭示的是创作主体的艺术构思，创作主体的自身培养，“神思”以“秉心养术”为前提，以“神与物游”为理想，以“杼轴献功”为实现条件，形成了艺术构思的整个过程。

关键词：神思，神与物游，秉心养术，言意，杼轴献功

一．述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它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和作家论等部分组成。从《神思》到《总术》的十九篇是创作论部分，各篇为一相对独立的专论，《神思》篇是艺术构思的专论，又是位列创作论之首，具有总纲的性质，涉及到创作论的很多方面的问题和方法。全篇大致脉络是从首先提出艺术想象，然后指出艺术想象的特征、能顺利进行想象的关键，再回答解决这俩个关键问题的方法，又从创作过程、作家天赋、作品修饰三个角度论证，最后做出结论总结全文。

1、“神与物游”说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所以艺术想象的理论是学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因为艺术具有形象性，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一个形象思维的过程，神思就是这个以直觉为其特征的思维过程的概念。在刘勰看来，想象是启动并完成艺术构思的主要方式；构思则是想象驰骋期间的一个完整的创造过程，所以他在开篇首先就提出了“神思”，也就是艺术思维活动过程中生动丰富的艺术想象活动状况。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刘勰对艺术想象活动的特点给予了形象而深刻的描绘“神与物游”。所谓“神与物游”，这里的“神”指主体的精神活动，“物”指对象物，而“游”指两者的关系，即创作者的思维精神活动与客观物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四个字正是对艺术构思时具体情状的概括，比通常意义的想象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首先从“游”字可以看出有对时空的超越，创作主体在构思的时候，思维驰骋在广阔的天地之间，好像要讲世间的万物，纷杂的人事全部展现在眼前，生动具体；其次，“神”与“物”的交融渗透。“有人认为这是‘想象’的结果，但是想象是处于客体与主体分离状态的产物，是主体对客体的形态的追想、描摹，虽然有时候会移情于物，达到主客统一，却不像‘神’那样渗透于物、与‘物’融为一体，达到‘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境界”。

刘若愚先生书中在提及神思的时候也反对将“神思”译为想象，他说“事实上，只有‘神思’的主动方式才相当与‘想象’，一如柯勒律治以及以后大多数以英文写作的批评家对这个词的用法一样。此外，柯勒律治主张想象‘在本质上是活的，正如所有事物（作为事物）在本质上是死的一样’，刘勰实际上与所有其他中国批评家一样，并不认为外物是‘死的’，而是具有它本身的‘神’”因此不能单纯的将“神与物游”等同于想象。“神与物游”重点在

于思维精神与物的主动交融，物为神所乘，神借物而有质有形。黄侃先生在书中谈及“神与物游”强调了神和物的相互融合的，书中这样说的“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相符会，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浃。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黄侃以心境关系释“神与物游”可谓独具慧眼。“境”

非纯然的客观外物，而是外物映于内心的境像。“游”字原意交游，交往，此处则是说创作主体的心智与外在物象的交融互即。要让“物”深入到“神”，“神”同样也深入到“物”，主客不分达到完全的交融，“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方是“神与物游”的含义。所以如果要将神思运用到文思之中，必须要求创作主体与外界的客体紧密相连，将思维游走与大千世界之中，同时作家的感情思想言语辞令等各个方面也是“神与物游”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可以表现出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那么就会出现想象中的幽远虚静的意境，也为后面意境的形成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

2、“虚静”说

魏晋以来的文学理论家在谈论构思问题时候大多主张“虚静说”，陆机在《文赋》中开篇第一句就是“伫中区以玄览”，这正是为“精鹜八极，心游万初”做准备的。古人认为，“心”具有强大的认知功能，可知晓万物，可明察秋毫，但是人却会被七情六欲所障碍，所以在欣赏美和创作文学作品中，就必须超越感官的愉悦和舒服，进入虚静状态，才能进入道的大美境界。刘勰明显受到当时“虚静说”的影响并提出神思活动的展开需要有“虚静”的精神状态。他在《神思》中写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一句话阐明了神思与虚静的关系非常密切，意思是说当人们进入文学创作过程之后，首先要有一个宁静的适合精心构思的良好环境，而创作最为可贵的在于扫除一切杂念，保持心境虚阔、宁静专一、情思净化的良好状态。“虚静”是为了在艺术想象活动展开的时候，创作者可以不受任何客观或者外界因素的干扰，使艺术构思得以顺利的进行。

虚静被刘勰视为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虚静之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表现：“首先，虚静能使作者心胸拓宽，容纳万象，激发想象，便于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构思活动。其次，虚静可以提高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虚静的精神境界产生之后，作者们便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事物的本质，增强思维的主观能力，使艺术意象更为准确、完整而鲜明地呈现出来。最后，虚静有利于创作灵感的迸发。”在文艺创作中，一旦进入既然虚静的状态，那么创作主体的心灵便获得了更充分的自由，一切审美机制就随之活跃起来。思接千载，文如泉涌，感知与思维也就充分的调动起来了。因此，文艺创作也就渐入佳境最终可以到达理想的彼岸。周振甫先生也说过“就构思前准备工作说，虚静是可取的，就是积学酌理也需要虚静。再就酝酿文思说，有一种作品，作家在经历中有很深的感触，他在产生这种感触以前，也需要虚静，当他弄清事实真相而产生激情，意有所郁结，感情喷薄而出，发奋抒情，但在弄清事实真相时还离不开虚静”只有具备了心灵上的虚静，创作主体才能更好的神思，所以虚静是进行“神与物游”时主体在精神上的一种空灵的状态。

3、“秉心养术”

“秉心养术”在“神与物游”之后，刘勰讨论的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辞令在构思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刘勰说“神居胸意，志气统其关键”，“志”指的是思想，“气”指的是体气，含个人的个性在内。构思的时候会受到思想的统辖和个性的影响从而形成作家个人的风格。所以“志气”成为作品中形象描绘的决定因素，是构思过程中的关键。“物沿耳目，而

辞令管其枢机”，“辞令”则是指作品所运用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创作者的艺术构思以及作家心中的意象等，都必须通过语言表达使其外化形成文学作品，表达的清晰完善与否，完全取决于作者的语言表述能力。“志气”和“辞令”在构思创作的过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使创作主体能很好的修养“志气”运用“辞令”，刘勰因此提出了“秉心养术”的观点。

关于“秉心”，就是前文所提的“虚静说”，通过内心的虚静，全神贯注，思想集中，才能文思骏发，寄想深远，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沉思，是指在寂静和孤独中对某个意念或者意象的深沉思索。

而“养术”者，修炼写作本领也。刘勰就提出了四个先决条件：“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黄侃先生语：“此下四语，其事皆立于神思之先，故曰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积学以储宝”。这是要说积累知识和学问来储备心中的宝藏。创作主体必须积累非常丰富的学识。“酌理以富才”这是说要斟酌和明辨事理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才能，创作者必须掌握精审的义理，拥有卓越的才华。深厚的学养是神思的宝藏，才华横溢又必以义理的参酌作为前提。“研阅”是指通过体验阅历来洞察事物，“驯致”是逐渐达到之意，“驯致以怿辞”是指通过上述的这些因素渐次达到语言畅达灵妙的境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造既需要积学、酌理、研阅、驯致，也需要储宝、富才、穷照、怿辞，更需要二者高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巨大的创造力和整合力。”文学创造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仅有天赋还不能创造出鸿篇巨制，尚须后天的积累学习以储存创作素材，广泛阅读，认真研究，以提高自己的直觉洞察能力。只有先天与后天、才与学相互结合，神思才能顺利运行，创作才能成功。

4、言意关系

文思凭空想象容易设想的很奇特，但是文思化为语言，表达的不当就会导致千差万别。对于言意关系的理解也是刘勰艺术构思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少康先生将刘勰的文章和陆机的文章放在一起做对比，发现刘勰所说的思、意、言的关系和陆机说的物、意、文的关系，实质上是一致的。他说：“陆机在《文赋》序中就曾提出了‘言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即以他自己写作《文赋》来说，本想把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详尽精确地叙述出来，但是，‘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是盖轮扁之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刘勰在《神思》篇中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空翻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艺术构思过程中，想象的内容是绚丽多姿的，但要把它具体化为语言形象，就不那么容易了。刘勰和陆机都看到了创作过程中两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一是构思中形成的意（或意象），能否正确的反映客观物象，能否正确体现作家的主观意图；二是能不能用语言文字把构思中形成的意（或意象）确切的表达出来。”刘勰认为第二点的解决方法有两个重要的关键，一个是作家如果具备才能包括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那么就有助于克服“意空翻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的问题；第二个是必须认识到语言表达过程中还是会有缺陷和不足。所以从以上观点来看，张少康赞同刘勰的肯定“言不尽意”论的。

5、“杼轴献功”说

为了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刘勰提出了“杼轴献功”。“杼轴”一词原出于陆机《文赋》：“虽杼轴于予怀，沐他人之我先”。黄侃先生认为：“此言文贵修饰润色。拙辞孕巧义，

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凡言文不加点，文如宿构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练术既熟，斯疵累渐除，非生而能然者也。”刘勰在此拿“麻”和“布”做比方，他说“麻”和“布”在材料上没什么不同，经过织机的加工，变成“焕然可珍”的布。这里的“麻”比喻未经过修饰润色的文章，“布”比喻修饰润色的文章，而“杼轴”在这里就比喻修饰润色。但是王元化先生却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刘勰并不特别强调修饰润色的作用。相反《文心雕龙》是反对雕藻浮艳倾向的地方居多。反对雕琢就不会夸大修饰润色的作用，就会把修饰润色仅仅视为调整形式方面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意义上，如果内容本身是‘庸事’，那么仅在形式上进行修饰润色，也不能使它萌生‘新意’。如果内容本身就已孕有‘巧义’，那么也用不着以诡丽的华词去代替朴讷的‘拙辞’。总之，使庸事可以萌新意，使拙辞可以孕巧义，不是用修饰润色所能收功奏效的，它必须通过想象活动所起的作用。刘勰的‘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即针对这一点而发”。王先生视“布”和“麻”为同等价值的材料，因为“布”是由“麻”经过纺织加工以后得来的珍品，他觉得没有“麻”就无法纺出“布”，没有现实的素材就失去想象活动的一句。所以他将“布与麻”的关系看做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黄侃先生所云‘文贵修饰’未必十分确切，因为此处说到‘拙辞’或者‘庸事’等都不是强调词语的修饰，但是却也不一定如王元化先生就是文学想象，应该是通过‘神思’的灵妙之用，使得艺术语言和表现内容呈现一种“焕然乃珍”的审美意象。”

总之，《神思》论述的是文学创造的整个过程，想象和文思，文思和表达，语言和意象的关系。在构思阶段，关键是要使思想思维保持空灵的状态，打开思路与物神游，若思想阻塞，那么想象就无法飞腾，构思贫乏，无从下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在文学作品发生阶段做好准备，修炼好作者自身的“辞令”，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并善于表达，使想象和文思紧密结合，最后在化成语言的阶段，注重修辞的提炼，技巧的运用。最终“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二．评——感想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理解“神思”的方式是直接进入文本本身，那么就会看到其实“神思”是整篇文章一以贯之的东西。“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在精神与外物的连接中，“思理”是最妙的。美学课上讲过主体客体的相互统一关照，我认为神思讲得就是这个意思，精神的思虑活动离不开“物”，而“物”如果没有主体的关照，就无法进行思理，就好比书本如果没有人去读的话，安娜?卡列尼娜，于连等故事中的人物也无法主动地走进我们的生活里。主体与客体，神与物，二者缺一不可，而连接二者的恰恰就是“思理”。，思理为妙，神可以通过“思”达到与“物”遨游。在我看来，思理不是直觉的活动，而是知觉的（我不是十分知道直觉和知觉的区别，直觉偏于感性，而知觉偏于理性）。

那么从全文来看，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对“神思”的把握。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虚”即是不主动，“静”即是不躁动。得“虚”可以积学，得“静”可以酌理，积累学问而斟酌事理，辨别是非而非主观评价外物真相。“积学以储宝”皆立于神思之先；未尝致力，徒思无益（黄侃）。“酌理以富才”，虚以待物，而不为成说所拘，博以求通，而不为偏智所蔽，如此求理（黄侃）。积学、酌理、研阅、驯致??

神思还蕴含在言与意的关系。“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此句点出了驰骛之思和言文之实之弊。杜甫《丽人行》以文运事，李白《清平乐》因文生事，前者局限于具体的人物形象去描述，后者则神思于春风花裳的风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又不矫揉造作。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在“思、意、言”的统一，“秉心养术，含章司契”。

“情术诡杂，体变迁贸”，言辞以外的曲折情绪，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在神与物游中得言外之意，显难显之情；“视布于麻，虽云为贵”可解释为改变选择，在删改中结合体裁来考虑，使巧义新意突出。拙词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凡言文不加点，文如宿构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练术既熟，斯疵累渐除，非生而能然者也（黄侃）。

“难易虽殊，并资博练。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黄侃说过，此四字最终，不博则苦其空疏，不一则忧其凌杂。

我写的很多地方都言不尽意，但是如《神思篇》所说的“贯一”为拯乱之药。若想了解“神思”，则要深入文本，把握全文，“一以贯之”为理解的最基本也是最合适的方式。姚爱斌老师今天提到，孔子对不同的弟子解释“仁”有不同的答案，这取决于他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而如果停留在表层，而不去深入体会内在的“一以贯之”的精神就未免可惜了。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曾提到，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如流行的服饰，网络上的语体，这是流行的东西，暂时的风气。外界对人的事故影响到人事物，使之一层一层的思想感情发生各种程度的变化，时间在此身上刮、刨、挖掘，逐渐暴露出其精神上的地质形态。而浮在表面的好比松软的冲积层，只消铲几下便去掉了。历史挖掉每一层所费的时间即指出那一层的深度，即那一层的重要程度。在表层下面，还有更多的层，越深的便越稳固而就越重要。这就好比民族性格经过几千年的变化，仍保持着各自一贯的根基。你说民族性格全是好的么？当然不是，要不鲁迅怎么会站出来呢？罗马人以打仗凶狠和说话漂亮而自命不凡，法国人爱冒险??语言学家开始挖掘，在民族的特性之下还有种族的特性。这与刘勰所讲的“贯一”的东西是相同的，同样触及最基本、最稳定、最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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