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监生与葛朗台形象比较

严监生与葛朗台形象之比较

082021034 陈凯

18世纪，中国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创造了一个严监生的形象，一个世纪后，法国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也创造了一个葛朗台形象，这两个艺术形象性格很相似：吝啬而缺少人情，被人同指为“吝啬鬼”。他们同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悭吝鬼形象。下面我就时代背景和性格特点和家庭观念这三个方面来作比较，分析他们作为中外著名的吝啬鬼形象的异同。

一、没落的封建社会与上升的资本主义。

一个作家的文学创造无疑贯穿着作家自己对人生的独特体味，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倾注了作家个人感受、认识、评价与理想，着眼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感情、命运、心理冲突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绘与揭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不例外地包含着他本人对生活的反省。吴敬梓与巴尔扎克根据自己的社会体验各自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形象，成为文学史的不朽典型，各自从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某种社会内容。但是，吴敬梓的“吝啬鬼”与巴尔扎克的的“吝啬鬼”又有着本质的差异。严监生生活于封建阶级衰落的中国，葛朗台生活于资产阶级上升时的法国，因而，他们的身上各自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民族、阶级和个人性格、气质，各自形成“这一个”。形成这种差异是与这两位作家的经历、世界观、创造方法有关。

巴尔扎克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1819年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他认识社会的三年，通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他看到巴黎社会的腐败与司法界的卑鄙勾当。以后社会上的坎坷经历使他进一步认识社会，深感金钱的魔力，领略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觉察到社会痼疾：腐朽的、贪婪的、虚伪的、丑恶的。他创作《人间喜剧》是在1829年至1848年之间，正是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统治上升时期，作家生活于“金钱污秽和鲜血同归一流”的恶浊社会中，认识“金钱肆虐，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现实，由于他坚持“真实”、“典型”地“照原样表现世界”，因而《人间喜剧》实质就是贵族阶级的衰亡史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史的再现。它“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而《欧也妮·葛朗台》作为《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其中典型的艺术形象葛朗台，无疑是作家对这个独特的社会独有的观察与长期的思考的结果。

吴敬梓生于封建的名门望族，“五十年家门鼎盛”，但他却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受尽了冷遇，和巴尔扎克一样，同样体会到世态炎凉。他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周旋于官僚、绅士、名流、清客之间，对他们卑污的灵魂有很深刻的认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专横，膏粱子弟的平庸昏馈，举人的利欲熏心。社会的现实使他逐渐清醒，也促使他形成了自己阶级的浪子与叛逆者，是封建社会的自觉批判者与个人性解放、民主思想的追求者。处在复杂动荡、变革的时代使他有机会以广阔的历史视角、敏锐的观察目光冷眼注视着清王朝的黑暗、庸俗、卑劣的种种世相人情，于是愤世嫉俗写就了《儒林外史》。吴写《儒林外史》时约在1736—1750年。这时清王朝虽然显出一派繁盛的景象，但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腐朽的迹象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显露出来。

二、焦虑型人格与偏执型人格。

严监生拥财万贯，“银子千百两”，奴仆、役户几十人，但对自己拥有的财产

保护能力却感到力不从心。严监生虽然用钱捐得一“监生”，可以与官府来往，但是在政治、经济、法律上没有特权，因而对于财产的保护也是提心吊胆，不得不“胆小惊事”，于是，无可奈何之时，只得以破财来保财。但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心破财，又使他产生了铭心刻骨的创痛和恐惧。恐惧，作为一种原始情绪，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从心理角度来看，是一种焦虑的心理。焦虑心理是由于缺少安全保障物而产生。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由于人体内部各部器官的兴奋产生，受内部或外部刺激的结果。焦虑是一种安全担忧的反应。严监生拥有财产，由于没有坚硬社会地位做他的保障，时常怕别人来霸占去，他明显感到外界对他存在着危险而产生恐惧，这是现实的焦虑。他想保财，但又保不了，他想节约，但又不得不浪费，这种由内心冲突而造成持久痛苦的矛盾的心理状态使他产生了焦虑，“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齐”，“时时忧贫，日日惊事，并不见一天受用”。得不到宣泄，得不到代偿，得不到理喻，又不能自我控制因而时常陷入冲突之中，没有片刻的轻松，即使临死时也没有得到解脱。

葛朗台却没有这种焦虑心理，相反，由于他混迹革命，投机商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的地位都比严监生强得多，况且，由于资产阶级法律上形式的平等，这使他对自己的敌手，更会以一种强者的心态傲视着，整个索莫城“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了一下”，有一种胜利的征服满足感，这时，他是得意的。但是，葛朗台对金钱的追求有一种特别的占有欲，并且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像饿虎猛蛇一样随时会扑向食物。这虽不是焦虑的心理表现，但已是一种变态心理。他的吝啬及对金钱的无限占有欲，就是他这种变态的心理上的反映。

据心理学家研究，人在孤寂时容易形成变态心理。葛朗台对金钱的依恋，无人性的吝啬在老年时最为明显。刻板的动作，执拗不让的性格，冷漠麻木的感情，就是集中的表现。在金库门前一盯就是几个小时，不信任别人，虽身体不动，但整个思想身心都在围绕金钱转动着。他对金钱有着一种特别的嗜好，并且执着。其实，这就是恋物（金钱）癖。葛朗台老年的表现，这从心理角度来说，这种变态心理是偏执狂是在个性缺陷的基础上，在心理因素作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葛朗台在老年时的这种现象表现如：不信任别人，冷漠麻木、缺乏同情心，多疑自私，整天对着金钱充满幻想并以此达到目的视为满足，都说明了这种由于人性地要占有金钱产生的变态心理。严监生为保财但破了财，葛朗台为守财而敛财，灵魂一样令人憎恶。

三、封建宗族制与基督教文化。

中国的封建家族制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将个人束缚在严密的伦理体系之中，强调个人的伦理责任和义务；以博爱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将个人置于爱上帝、爱他人的伦理规范之中，强调个人的奉献与牺牲。儒家文化的独善其身将个人的心灵束缚于君臣父子伦理规范之中；基督教文化虽然注重忏悔祈祷等仪式,但在平等博爱的光照中却存在着个人自由的更大空间。注重血缘的儒家文化几乎将家族等同于社会，个人与社会发生关系往往都是通过家族；强调博爱的基督教文化往往以教会构成社会关系,个人与社会的交往常常都是通过教会。相比较而言,基督教文化中家的概念并没有儒家文化那般得到重视与强调。在“家”本位的儒家文化中国家的观念明显淡于家庭、家族的观念,往往与“忠”、“孝”混在一处。

严监生受家族制的影响，在正妻死后，不得不心疼的花银子把生了男孩的小

妾扶正，把家产交给她们娘俩，不得不给两个舅子几百两银子，自己省吃俭用，在第五回有段对话，当两个舅子来他家时，严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逐日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这段话里表明他是很节俭的，但是他大哥家花钱大手，让他心疼了。在这里，严监生是恪守着宗族制观念的，他在临死前会想到刚被扶正的妻子和三四岁的孩子的，是有亲情的。

而葛朗台完全是个赚钱和守财的奴仆，他是冷漠无情的，无论是对女儿还是对妻子。当他得知欧也妮把自己的积蓄送给了查理后，竟然将她打入了冷宫，直到从公证人那得知女儿将继承母亲的遗产时，才与欧也妮言归于好，为的是将欧也妮应得的计在自己的账上。在葛朗台的身上，人的正常情感已经荡然无存。当葛朗台看到查理给欧也妮的梳妆匣时，“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对金钱的贪欲使他成了冷酷的恶魔，成了一个凶猛的吞钱兽，甚至在弥留之际不去关心将要孤身一人生活在世界上的女儿，而是关心他的金子。甚至临死前做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镀金十字架抓在手里，结果这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给欧也妮的最后一句话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

在这里，基督教的博爱已经荡然无存，完全被金钱代替，在这里，金子就是上帝。葛朗台扑向镀金的十字架，象征着基督教文化的破产。

四、结论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明清小说中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其中塑造的守财奴形象严监生，他是没落封建文化的产物。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塑造的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早期的资产阶级变态的积累财产的形象。葛朗台代表早期的资产阶级不知道金钱只有在流通中才有价值，只是一味的敛财。总之，他们都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形成的一类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类守财奴形象，从中看出人性的缺陷和人与金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