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农村三部曲

浅论茅盾小说对“农民”的叙写

茅盾是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小说主要是为了表现社会、分析社会，并为社会寻找出路，所以一般评论家对茅盾作品的分析评价也是从这一角度着手的。比如农村三部曲，不管是对于作品内容的分析，还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分析，评论者都从“文学是生活的镜子”这一原则出发对茅盾小说进行挖掘。比如对老通宝的分析，评论者就是从他的起起落落中，分析出他的顽强生命力，他的保守固执，他的迷信无知，从而得出他不可避免的死亡。而这一形象特点正是茅盾所极力表现的。而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将文学作为社会的文献，生活的镜子，而应如韦勒克所说，“只有当我们了解所研究的小说家的艺术手法，并能够具体地分析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时，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而评论者总是循着茅盾的创作思路来挖掘人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很少对其人物的真实性有怀疑。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我对茅盾所写的农民形象有了一些疑问，比如老通宝和四大娘都是迷信而保守的人，为什么在对待洋人和革命的问题上分歧那么大呢？所以这节课我就谈一谈茅盾小说对“农民”的叙写。

茅盾小说十分重视人物刻画，在《谈我的研究》中，他说，“‘人’是我写小说的目标。……单有‘人’还不够，必须有‘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是‘人’与‘人’的关系成了一篇小说的主题，由此生发出‘人’。”从这一段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信息，第一，茅盾十分重视人物的刻画，在小说中，他力图写出人物的真实，挖掘人物

的深度。第二，茅盾刻画的人是“社会”的人，即处于一定生产关系或社会条件下的人。农村三部曲中茅盾对老通宝等农民的刻画就践行了他的这一创作原则。

在分析茅盾小说对“农民”的叙写之前，我先讲一下茅盾的写作特色。虽然茅盾的小说是以科学命题出发，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但由于他把社会科学命题寓于形象之中，从小处着笔，对作品的事件和人物精雕细刻，因而他的作品显得深刻而有说服力，这说服力包括对人物的叙写上。评论者对其人物描写的真实性很少有怀疑。

（回到农村三部曲）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形象成为文学画廊中“农民”的又一典型，当然，相较于叶紫《丰收》中的云普叔，老通宝显得较为形象、丰满。但老通宝是真实的农民形象吗？还是只是被“叙写”的扭曲的农民形象？

在表现农民这一方面，鲁迅侧重于揭示他们的精神创伤，而茅盾则偏重于描写他们的经济破产。当然茅盾也写农民的精神世界，但他的立足点是他们的经济破产，因而对农民的刻画必定为这一社会科学命题服务。也就是说，虽然茅盾力图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写农民的精神世界，但由于他对农民的看法是先验的，即已知“农民是什么样的”，所以不管他运用多么高超的艺术手法写出典型的农民形象，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失真的。老通宝的保守、迷信、过时越鲜明，他的死亡就越不可避免。在小说里，老通宝是经受不了打击而死的，而并不是饿死的。老通宝的死是为了印证多多头的正确，也就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在我看来，老通宝的叙写从以开始就是被框定

的。虽然，茅盾对老通宝的勤俭刻苦是赞赏的，但整体而言，茅盾是以启蒙者的姿态对老通宝持否定的态度。在作品中，老通宝甚至让人觉得荒谬可笑。

首先论农民的迷信。老通宝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迷信，这也是里面大多数农民的特征。迷信似乎已经是农民的标签。迷信真的是农民的精神特质吗？真的是农民区别于其它人的落后性吗？真的是需要启蒙者加以批判的吗？或者说启蒙者能通过批判而对农民的“迷信本性”加以改造吗？

我认为迷信并不是农民的本性，而是人人意识中都存在的一种东西，只是知识的局限和特定的环境使农民的迷信扩大化，也使迷信的荒谬可笑扩大，因而迷信就成了农民身上落后的东西被批判，似乎只要批判，迷信就可以消失。我认为迷信是有心理根源的，它源于人内心对未知的恐惧，或者还有敬畏，人需要寻找一种东西来减轻内心的焦虑。人的宗教信仰是对生命未知领域的恐惧，而更多的人“迷信”则是源于对生活未知领域的恐惧。茅盾的《林家铺子》本名是《倒闭》，但主编认为登在创刊号上不太合适，就改名为《林家铺子》。如果当时的时局不是那么动荡，让人产生一种前途的渺茫感，就不会有改题这件事了。因为主编并不相信小说篇名有真有隐形的力量。老通宝他们“糊蚕簟”，“用大蒜头卜蚕花”，甚至避开“白虎星”荷花，不都是表现了他们在“春蚕收获”之前的恐惧吗？在《残冬》里，本来对黄道士不理睬的村民，最后都对黄道士关于“真命天子”“血光”“三个草人”的一派胡言相信了，甚至还花钱在黄道士的草人身上挂一纸

条儿来破除血光。这不是农民在万般痛苦无奈的绝望中找的一点希望吗？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有人会相信黄道士这一套吗？在这之前，同样是“真命天子”这一套，村民是嗤之以鼻的。农民的迷信中是含有悲苦和恐惧的。他们的迷信并不是信仰迷信，而是他们抗拒心灵恐惧的一种内在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生活的穷困和痛苦不容他们没有对付的方法，这方法既不能求之于实际生活方面，那就只有求之于精神生活里面，就是敬天信神拜菩萨的宗教迷信。”只是因为农民迷信在启蒙者看来很荒谬的东西，同时在动荡的社会中又表现得特别突出，所以他们的迷信就代表了他们的愚昧无知，也即他们的落后性。所以他们就急需启蒙。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农民寻求生存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所谓批判就可以改变的。要真正改变农民的迷信，就得理解他们的处境，进而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这包括经济的，也包括文化思想的。在农村三部曲里，就只有多多头不相信他们那些“鬼禁忌”（迷信），那是因为多多头还不知生活苦辣，他内心还没有类似的对生活未知的恐惧，并且多多头处于和老通宝不一样的思想接受体系中。茅盾对农民迷信的叙写处于一种启蒙者的姿态之中，因而对农民的“迷信”的真实状态的叙说是不真实的。

再说农民的保守、过时。老通宝是典型中的典型。老通宝的保守主要表现在：第一，仇视洋鬼子的东西；第二，痛恨多多头的“革命”。茅盾对老通宝的保守表现得十分夸张，甚至连黄道士都惊叹老通宝何以“‘古板’到如此地步”，好像老通宝的保守是为保守而保守。下面试举几例：

“咳，道士，不瞒你说，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对，老早就疑心是那‘小长毛’冤鬼投胎，要害我一家！现在果然做出来啦！”（老通宝对多多头抢米囤的反应）（小长毛是老通宝的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杀了的长毛）

“老通宝站得略远些，瞪出了眼睛，注意地看着。他以为船上那突突地响着的家伙（洋水车）里一定躲着什么妖怪，——也许就是镇上土地庙前那池塘里的泥鳅精，而水就是泥鳅精吐的涎沫，而且说不定到晚上又会悄悄地来把他此刻所吐的涎沫收回去，于是明天镇上人再来骗钱……于是既怕泥鳅精来收回唾液，又怕阿四他们偷偷地去下肥田粉，这一夜里，老通宝抵死也要在田埂上看守了。”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老通宝是保守的，相对于阿四、四大娘等人而言要更保守。但这保守并不仅仅是由于老通宝可笑的“固执”。而茅盾在小说中一再强调老通宝的固执古板。农民没有足够的知识去解释自己的生活状态，所以他们相信经验。经验告诉他自从洋鬼子出现后，他的生活就每况愈下，所以他不相信洋鬼子有好东西，当然更不相信洋鬼子会带给他好东西。所以即使洋茧一担要贵十几块钱，他也不愿意看（养）洋种。经验告诉他他的父辈祖辈永不灰心地做着做着，终于创立了那一份家当，所以不管在如何落魄的时候，他都总能燃起希望，不到万不得已他都不赞成造反。老通宝相对于四大娘等人而言更加保守，是因为老通宝对于旧的社会秩序有一种留恋，在旧的社会秩序里，他亲身经历了光荣的过去。老通宝不停地提到“世界真是要变了”，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他曾经的经验现如今不管用了。但是以他

的知识，还无法解释现如今的状况，他对于未知的新的社会秩序感到不安和惶恐，所以他就宁愿守着带给过他光荣的旧的社会秩序。茅盾的小说《泥泞》里有这样一句话，“村里人觉得这（征粮食，牲畜）才是惯常的老样子，并没不可懂的新的恐怖，都松了一口气，一切复归原状。”虽然茅盾不肯定这篇作品的价值，但是我认为这句话写出了农民的真实心态。当老通宝怀疑新秩序可能会比旧秩序更坏时，他又怎么会轻易接受新秩序呢？况且在他的经验是，“造反有好处，‘长毛’应该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吗？”农民的知识来源于他所经历过的，也大多止于他所经历过的。所以我认为对于老通宝等人的保守，我们不能持单一的否定批判态度，我们应该了解到，他们所经历过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他们只能如此。

其次，农民是很实际的，他们一般不会沉于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之中。虽然他们不容易接受或说相信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是他们很容易随着时势的转变而转变，如果转变能带给他们利益，或说只有转变才能带给他们利益。四大娘相对于老通宝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的顺势而变。农民的一切所为是为了生存，他们并不会为了坚守某种东西而放弃生存的机会。其实农民保守与否是以利益为标杆的。阿四和四大娘在“看洋种”的问题上，一点也不保守，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支持多多头的“革命”，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于他们“有利”的。但当杨家桥的人要吃阿四借来的三斗米时，这些人就都成了“强盗！杀胚!”这正危害他们的利益呢。如果农民的保守是一种本性，那在革命问题上，阿四等人是保守呢？还是不保守？1933年罗浮评价茅盾的作品“写

老通宝的顽固，竟至于夜里去防‘泥鳅精’收回唾液，未免过分”，茅盾的反驳是这属于文学作品写作“有实有虚”的问题。我们暂且不管罗浮的评价基于何种立场，但茅盾的这一叙写真的仅仅是写作虚实的问题吗？文学作品的虚写是为了反映更高的真实，但这反映老通宝的真实了吗？通过直接间接的经验，洋水车都证明了它的实力，老通宝真至于如此顽固无知？再说他对肥田粉的态度，既然去年用过，并没产生“毒药”的效应，何至于第二年如此疯狂地说它是毒药？既然带洋字的他都排斥，他为何又安然地接受洋鬼子行的茧厂？为了突出老通宝被启蒙的必要性和革命的必要性，茅盾将老通宝的保守无知夸张化了，以至于在叙述的统一性上也出现了问题。实际上，老通宝对社会的感受是很敏锐的，对“革命造反”，他有来源于生活经验的智慧，在这点上，可以说他保守，也可以说他冷静。老通宝只是缺少知识，而并不缺少智慧。保守并不是农民的本性，而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所形成的农民的一种可改变的特点。新的问题情境必然使农民形成一种新的认知结构以适应生存，老通宝也不例外。我认为茅盾对于农民保守的真实状态的叙写，也是不真实的。

正因为茅盾对农民叙写的失实，我认为茅盾对农村革命前景的处理也是较为简单的。他并不是准确地了解农民是什么样的，也就不完全了解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认为农民真正需要的不是被启蒙，或者说，他们很难被启蒙，他们真正需要的也并不是革命，而是生存状态的改变。或许生存状态改变了，他们自然就被启蒙了。在农村三部曲中，茅盾所要表达的是革命的必然性，多多头等新农民领导了，

但革命的结果会是什么呢？阿四和四大娘他们一旦革命到满足了自己的生存，他们还会坚持继续革命吗？阿四在借到三斗米后，就劝多多头不要革命了，农民的革命性由此可见一般。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否定革命，毕竟土地革命就改变了农民。

在我表达我的论点的时候，我有很多疑问。我认为迷信保守都不是农民的本性，就如多多头一样，这样的人物是可以真实存在的。这样一分析，我就对农民的印象模糊了。那农民在这个社会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角色定位呢？他们有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呢？他们怎么定位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呢？农民好像从来都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蔡翔在《底层》中说，“底层从来都是一个沉默的‘他者’，他们的迄今为止的真正面目都只是从外部强加的，且带有歧视性，压迫性或者至少是遮蔽性的。”这个分析也适合于农民，但我觉得农民总该有自己的独特性的，但是我在这方面找不到论据，也形成不了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