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综述

我国关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综述

陈耀华

[摘要]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的对外战略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 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进步迅速，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本文的介绍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

一、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1、关于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形成与调整

在有关美国外交的论著中，专门研究美国全球战略的成果数量并不多。但是不论研究美国对哪个国家或地区和对哪一类问题的政策，几乎都要涉及美国的全球战略。

多数论著认为，冷战后的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一个形成和调整的过程，有关论著的不同点在于对调整时期的划分。王传剑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调整，这一调整到克林顿第二任期最终完成”，其标志是克林顿连任的总统就职演说。[1]钟振明则认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提出的“参与扩展战略”，就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它有一个逐充实发展的过程，不过实质并没有变化。[2]王缉思等学者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安全战略经历了三次战略评估，三次战略调整。1989年乔治·布什执政后不久，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战略调整；克林顿第一任期提出的“参与扩展战略”是第二次战略调整；克林顿连任后于1997年提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在军事战略上的相应调整，标志着第三次战略调整的完成，“面向21世纪的美国

[1]王传剑：《美国在中亚：政策、手段及其影响》，第32页。

[2]钟振明：《析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第17页。

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框架大体成形”，“持续了八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由‘冷战型’向‘后冷战型’的转轨基本完成”。[1]

2、关于美国的霸权主义

霸权主义这个概念通常被用来定义美国的全球战略，近年来有些论著直接将美国的全球战略称为“霸权战略”，而且提出了“新霸权”的概念。梁守德认为美国的新霸权“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恶性膨胀”，“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更新，是霸权史上的大突破”，其主要特征就是“领导霸权”。美国“新霸权”的特点决定了它“欺骗性大，危险性更大”，是“战略性战争的策源地，不是所有军事战争的策源地，更未形成世界战争的策源地”。[2]

几乎所有论述美国霸权地位的学者都认为，美国要在当今世界上长期维持其霸权地位是不可能的，美国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地位”正日益受到挑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美国霸权不能长久的原因。例如王缉思等指出，对于美国来说，“战略目标过大与战略能力相对不足的固有矛盾不可克服”，以及美国维持霸权的战略企图根本违背了多极化的客观趋势，等等。[3]

杨运忠认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具有以下新特征：第一，以赤裸裸的军事扩张为先导，极具进攻性、扩张性和冒险性；第二，美国霸权已由过去的以领土扩张为核心的“硬控制”转为以人为本输出价值观念为核心的“软控制”；第三，美国霸权以世界普遍性原则为面纱，追求世界的“美国化”，使其具有较大的针对性和欺骗性；第四，美国霸权是以强大实力为支撑的制度化、机制化霸权，企图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游戏规则。[4]

也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推行的是一种霸权均势战略。其本质是创造和维持在获得霸权地位前最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防止占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国家的出现。在获得霸权地位之后仍然推行在其霸权制衡下的均势战略，这就是美国的式的霸权与均势。其目的在于遏制地区强国，防止地区性挑战国的出现。人们通常把霸权和均势看作两种对立的外交策略，实际上，作为战略，全球性的均势与霸权只是由于视角不同：在超级大国看来，其推行的是均势

[1]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191—202页。

[2]梁守德：《国际格局多极化中的美国霸权》，《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13页。

[3]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207-209页。

[4]杨运忠：《新世纪美国霸权的新特征》，《当代亚太》，2001年第1期。

战略；从其他国家的角度看超级大国的行为，则是霸权战略。[1]

3、美国的军控与不扩散政策

关于美国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研究领域，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从政治和安全战略的角度研究有关问题的成果居大多数，从军事科学技术的角度分析的成果还很少。

首先，不少学者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战略越来越强调军控与不扩散问题。在某些时候，美国政府甚至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2]其次是关于影响美国军控和不扩散政策的复杂因素。多数论著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同美国整个对外政策一样，受到国内政治相当大的影响。除了安全战略的考虑外，几乎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决策是在激烈的党派斗争、利益集团制约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才得以形成的。例如关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樊吉社认为直接原因就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而根本原因则是“美国国内近年来‘新孤立主义’抬头”。[3]

4、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性质

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性质，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维护或追求美国的世界霸权。进一步说，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追求霸权与追求领导地位基本上是相同的，没有根本的区别。[4]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少论著中，美国的“全球战略”与诸如“安全战略”、“对外战略”、“外交战略”‘“对外政策”等等，似乎是可以通用的，并没有多少论著注意概念使用的定义与规范。不过也有一些论著试图对多少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区分。如有论证明确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支柱”，自冷战以来，美国的“安全战略表现了典型的全球战略性质”，等等。[5]倪世雄等认为不少论著的分析过于简单化，“仍倾向于把美国的对外战略简单地一概归结为霸权主义战略了事，至于为什么美国采取霸权战略则缺乏分析”。他在文章中提出应该运用美国“大战略”的概念，从大战略和均势的视角，深入

[1]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2]樊吉社：《威胁评估、国内政治与冷战后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美国研究》，2000年第3期。

[3]樊吉社：《美国参议院拒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原因及影响》，《当代亚太》，2000年第4期。

[4]楚树龙：《克林顿外交战略和中期选举后美国外交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5期，第60页。

[5]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探讨美国全球战略的特征及其性质。[1]

俞正梁认为，美国在冷战后面临着四种战略选择，即孤立主义、多边主义、均势和优势等。美国的选择是由它的国内政治情况和国际环境决定的，其战略选择包含了上述四种选择中的后三种成分，其中“优势战略”是主体，概括地说就是“通过有重点、有选择地介入国际事务，力图保持美国首要地位的战略”。[2]宋雪峰则着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安全战略的目标、特征和本质，认为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既体现了“传统的地缘观，又体现出新形势下新的地缘特点”，遏制欧亚强国的崛起，保持边缘地带的稳定，防止地区力量失衡，是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3]

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题目下，除了大的地区性战略外，还存在着针对不同问题的特殊战略。例如李力提出，存在着一项“冷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安全战略”，这项战略涵盖的国家包括“除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美国这项战略的主要实施手段是军事干预，等等。[4]再如王晓德认为，冷战后美国有一个“对外‘输出民主’战略”。他认为，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大致可以理解为是“冷战后美国政府把传播美国价值观和促进国外民主在其全球战略中提到非常高度”，其目的是“迫不得已地梦想一个统一在美国价值观下之下的‘民主’世界早日到来”。[5]还有些学者通过同冷战时期美国安全战略的比较，对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某些特点提出了初步的看法。例如王缉思认为：“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具积极进攻性质”。[6]总之，上述研究成果的出现表明，对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分析也越来越具体、细致。

二、美国的亚太战略

美国的亚太政策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同对美国在任何其他地区的政策的研究相比，对美国亚太政策的研究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视的程度上，都是占第一位的。

[1]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10页。

[2]俞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2页。

[3]宋雪峰：《从地缘角度看美国的安全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4期。

[4]李力：《冷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安全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2期。

[5]王晓德：《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

[6]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207页。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心出现了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即从冷战时期的“重欧轻亚”转向越来越重视亚太，甚至是“欧亚并重”。关于冷战后的美国亚太战略，吕有生认为其主要目的是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具体地说是以安全问题为立足点，以经济利益为优先目标，以人权外交为手段，在各个领域展开攻势，全面参与和介入亚太事务。[1]

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其原因主要是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走向。石斌认为“冷战后美国明显对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投入更多的注意力”，既强调政治因素，也突出经济因素，同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是美国东亚战略的主要特点。[2]也有学者分析了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主要矛盾。比如任荣荣认为，美国新东亚安全战略是基于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新定义和东亚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上升，它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而它面临的各种矛盾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既要“谋求世界的领导权”，又要“维护美国自身经济利益”，寻找出路“是困难的”。[3]

1、美国的对华政策

围绕冷战后美国对华的方针政策问题，美国国内发生了重大分歧。赵刚认为，“冷战后，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主要有遏制和合作两种观点，两种观点在现实中都有表现，9·11事件后，出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仍然存在。未来中美关系仍将曲折发展，合作与竞争、利益与分歧并存。”[4]

作为冷战后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优势构成的强大的综合国力，谋求建立并尽可能地保持由其领导的单极世界，力图主导世界的发展方向。冷战后“美国外交所最关注的领域全部同中美关系有关”，可以说“美国同中国的矛盾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必然有遏制的一面，台湾作为美国冷战后遏制中国的一张牌，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地缘战略作用。”[5]

[1]吕有生：《试析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对亚太形势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2期。

[2]石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东亚：历史根源与现实需求》。

[3]任荣荣：《评析美国的‘新东亚安全战略》，《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3期。

[4]赵刚：《美国对华战略思维与中美关系走势》，《当代亚太》，2004年第10期。

[5]王缉思：《世纪末的美国对华政策——背景分析与基木判断》，1999年版。

2、美国对日本的政策

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关系的发展，一直受到我国研究界的关注。席来旺认为，美国存在着冷战后的“对日安全战略”，该战略是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产物，其主要特点包括：将美日安全合作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以及日本在美日安全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日本有可能与美国一起“成为‘国际警察’”。

[1]李长久有类似的看法，认为美日同盟重新定义的实质和目的是“美国借助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军事力量维护其在全球、地区的领导地位，并继续控制日本。日本依靠美国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在全球和亚太地区发挥作用”，是一种美国主导、美日相互利用的同盟。[2]

关于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问题，不少学者认为那是美国安全战略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反映，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东亚战略构思的“具体体现”，其实质是使美日同盟“由美苏冷战的工具演变为对付后冷战时代全球和亚太新局势的工具”。[3]杨运忠指出，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包含复杂的考虑，一方面是通过密切与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将日本稳固地纳入美国全球战略的轨道”；另一方面是通过改善和加强与日本的全面关系，“使日本牢固地成为美国推行亚太战略的最重要基地”。[4]

3、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美国在东亚地区面临的首要安全问题是朝鲜半岛局势将如何发展。美国一直认为朝鲜半岛是东亚最有可能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之一，而且由于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因此极其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它的政策一直是东亚安全战略的重点。张如海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目标就是通过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巩固与韩国的军事同盟，改善与北朝鲜的关系，以便牵制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夺取左右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变化的主导权”。[5]

高连福的文章提出，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曾经有过三次调整。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的政策是“朝鲜半岛问题内部化”，以韩国为主导“逐步吸收”统一北朝鲜。克林顿执政初期开始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直到准备发动对北朝鲜

[1]席来旺：《美国对日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6期。

[2]李长久：《调整中的中美日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6期。

[3]晋林波：《美日同盟再定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

[4]扬运忠：《美国政府进一步调整对日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7期。

[5]张如海：《试析美朝达成框架协议后的东北亚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3期。

的打击。1994年6月开始第二次调整政策，9月与北朝鲜签署框架协议。从1997年美国推迟供应重油，政策趋向强硬，朝鲜半岛局势再次紧张，到1998年9月美国宣布放松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完成了第三次政策调整。文章认为，从美国的政策调整中可以看出，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战略或政策”就是通过软硬两手“揽朝鲜于美国麾下”，联合日、韩“维护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和利益”。[1]

4、美国的南亚安全战略

冷战后美国调整了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新的南亚安全战略突出了经济的作用，这是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得以改善和加强的重要原因。在安全领域美国注重防止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核战争和核军备竞赛。美国战略调整的突出表现是开始奉行对印巴的“平衡政策”。有论著对美国南亚战略的重点持不同的看法，认为美国在处理同南亚国家的关系中，“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问题仍占主导地位”。[2]杨成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美国对印度政策的目标和动机，即冷战后美国认识到发展美印关系，“有助于其全球战略的全面实现”，具体地说包括牵制俄罗斯与中国、在印巴冲突中取得主导地位以及确保美国与中东海上生命线的安全。当然也不能否认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不过首要的考虑是战略与安全问题。[3]

5、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政策

由于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复杂性和混乱程度都是冷战时期所未曾有过的。正是针对上述背景，美国制定了新的对中亚政策。

冷战后美国不断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包括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多方面展开强大攻势。王传剑认为，美国对中亚的政策突出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因为“掌握中亚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就意味着有可能主宰21世纪的国际能源市场”；另外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因为中亚“把美国在西、东、南各个周边地带连为一体，从而控制整个欧亚大陆”。[4]

吕华则认为，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排挤和削弱俄罗斯在东亚的传统势力；坚决阻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中亚地区渗透；以及控制中亚的能源。美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1998年以来“开始积极实施‘新中亚战

[1]高连福：《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当代亚太》，2000年第3期。

[2]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329页。

[3]杨成：《动力与阻力：美印战略关系思考》，《国际论坛》，2000年第3期。

[4]王传剑：《美国在中亚：政策、手段及其影响》，第31—32页。

略’”，其重要内容是加紧推行“民主化”，加大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的力度，同时在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中，蓄意排挤俄罗斯。[1]

“9·1l”事件以前，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还不是重点。“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不仅对中亚的战略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已具有全球战略意义。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海外战线越拉越长，中亚恐怖主义的回潮，以及布什政府积极支持“民主改造”和“颜色革命”，又使美国的中亚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

[2]

三、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

冷战后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成果中，占有一定的分量。

关于冷战后的美国欧洲安全战略，有关研究基本上依循着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将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置于美国总的安全战略之中加以分析。多数这类论著认为，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然要反映其全球战略的基本要求，但是具体到欧洲地区，也有其特点。首先，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欧洲的安全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居“首要地位”，或“依然居于关键地位”。[3]其次，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所针对的形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和消除中东欧地区出现的冲突和动乱。其中的区别在于，一些论著更强调防止中东欧地区出现的冲突和动乱，有些论著则更突出美国对俄罗斯的防范。

另一条思路是将冷战后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与冷战时期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进行比较。有关的论著实际上说明，冷战后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与冷战时期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区别。一致的方面是美国始终要掌握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有论著指出，在冷战时期由于西欧没有力量与苏联抗衡，在安全事务上严重依赖美国，所以不存在与美国分享“安全主导权”的问题。苏联解体后，美国与欧洲国家间在谁主导欧洲安全问题上，已经形成了竞争。[4]区别主要是与在亚太、美洲积极开拓市场和推行民主体制相比较，美国在欧洲采取的是“守势”，主要目

[1]吕华：《俄美在中亚角逐态势及对中亚五国发展趋势的影响》，第11页。

[2]潘光：《“9·11”事件前后美国与中亚的关系:变化与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张林宏：《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3期，第65页。

[4]牛军、余万里：《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标是“巩固在前苏和东欧地区的冷战成果”。另一方面的区别反映在美国改造北约组织的构想之中，后面将专门分析。

1、美国对北约的政策

冷战后美国对北约的政策以及美国在北约东扩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研讨。

（1）冷战后美国对北约的政策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北约政策是服从其全球战略、特别是欧洲战略的需要。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看，就是要使北约成为“美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观和美国称霸世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军事工具”；从美国的欧洲战略看，就是要“使北约成为美国领导下控制全欧及中东、北非和西亚的主要战略工具”。[3]也有学者认为，美国重新定义北约的性质问题上，有更大的企图。他们以科索沃战争为例指出，美国企图“以北约取代联合国，成为自己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美国有“企图用北约取代联合国的狂妄计划”。[4]

一些论著详细地描述了冷战后北约在美国政策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它们包括北约的“成员国扩大”（东扩）、“防区和职能扩大”，（从防御西欧扩大到全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伙伴关系扩大（与欧洲和独联体所有非北约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北约完成了从军事防御组织向进攻性组织的转变。

对于美国对北约政策的效果，有论著指出美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特别是克林顿执政的八年里，美国“相当成功地推动并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北约的内部、外部转变，重新牢固树立了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5]不过也有论著指出，在北约扩大过程中，一方面美国重新确立了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是确立了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美国与欧洲国家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矛盾，加剧了美国与一些欧洲国家在由谁主导欧洲安全事务上的分歧，而且它们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1]

（2）美国与北约东扩

关于北约东扩在美国欧洲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一些学者给予了高度重视，认

[3]时殷弘、葛腾飞：《北约干涉的普遍意义和特殊含义》，《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7期，第58—59页。

[4]王福春：《科索沃战争与中国的外交战略》，《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4期，第22页。

[5]李海东：《克林顿政府与北约东扩》，《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54页。

[1]牛军、余万里：《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第200——224页。

为“推进北约东扩是美国构筑冷战后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目标”。[2]刘靖华、牛军和姜毅等合著的《论北约东扩——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的分析》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美国决定北约东扩的历史与现实的成因。刘靖华突出强调了地缘政治因素及其美国的现实主义的战略考虑，在北约东扩决策起了突出的或者说是主要的作用。牛军则指出，北约东扩的目的包含在北约原有的战略中，美国决定北约东扩是同美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包括控制东欧和防范俄罗斯、以及文明关系的历史等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与美国人的“欧洲情节”有密切的关系。[3]从总的情况看，多数学者强调“推动北约东扩的主要力量来自美国”，地缘政治、美国安全战略等等，是美国积极支持北约东扩的主要因素。[4]与之不同的是，李海东认为，北约东扩主要是政治决定，扩大的北约发挥的主要是政治功能，目标是尽快使东中欧国家融入北约和使其成功地实现向西方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转型。在这个总的评价之下，他明确提出，北约东扩将有可能弱化北约的军事功能。[5]

多数学者都注意到北约东扩给美国与俄罗斯关系带来的变化，并且认为北约东扩的决策中，美国之所以支持北约东扩，一个重要目的是“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对俄罗斯进行军事遏制”。[6]

（3）美国与北约“新战略概念”。

关于美国与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关系问题，多数学者分析了美国提出和贯彻所谓“新战略概念”的性质及其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关系。由于北约“新战略概念”恰恰是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前不久提出的，有关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的气氛的影响。

北约“新战略概念”出台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多数论著认为，北约“新战略概念”同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关，是美国扩大和强化北约，“企图塑造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北约”的结果，如钱文荣所概括指出的，其“名为北约战略新概念，实为美国战略新概念”。他们认为，美国提出北约“新战略概念”的目的，就是“利用自己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夺取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实现

[2]徐鹤鸣、王海涵：《试析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外交政策趋向》，《国际问题研究》，1997年第3期。

[3]刘靖华、牛军、姜毅：《论北约东扩——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的分析》，《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

[4]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205页

[5]李海东：《克林顿政府与北约东扩》，《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54页。

[6]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204—205页

以美国为首北约为主导的世界政治新秩序”，“把北约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的工具”。[7]

关于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内容，多数论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首先是扩大北约的防区，但在扩大到什么程度上，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有论著比较概括地指出，北约的防区将扩大到“欧洲大西洋及其周边地区”。也有学者认为，北约防区将扩大到“地中海沿岸、中东、中亚和全世界”。[8]其次是改变了北约的性质，从“防御性的军事组织”转变为“干预性组织”，其目标从遏制苏联转变为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和对付北约国家领土之外的所谓地区冲突。再次是北约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即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不再需要联合国授权和欧洲安全会议的同意。学者普遍认为，上述三个变化标志着北约的性质已经根本改变，将对世界安全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几乎所有论著都对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影响给予了极其严厉的评价。如钱文荣认为：“美国提出的北约战略新概念无疑是对联合国的前途的重大挑战，……将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和整个国际秩序，乃至是格局”。[1]由于北约“新战略概念”是在科索沃战争前不久提出的，不少学者将它与北约轰炸南联盟联系在一起，认为在“新战略概念”指导下的北约，“将具有扩张性、侵略性、冒险性三大特点”，对其“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险性和严重性应有足够的认识”。

4、美国与科索沃战争。

1999年春爆发的科索沃战争、特别是美飞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或反响，使有关美国的全球战略、人道主义干涉、欧洲安全战略、北约“战略新概念”等等，一时成了研究讨论的热点，并发表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

（1）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目的。

探讨北约空袭南联盟的动机，是一切有关研究必然的起点。从发表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是有比较复杂的战略意图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多数倾向于认为，追求长远的战略目标

[7]钱文荣：《北约的“全球化”——危险的战略新概念》，《国际论坛》，1999年第2期，第22页。

[8]允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目的和影响》，《外国问题研究》，1999年第2期，第8页。[1]钱文荣：《北约的“全球化”——危险的战略新概念》，《国际论坛》，1999年第2期。

是美国决策中的主要考虑。

多数论者认为，美国发动这场战争中“有长远的政治意图”，主要是服从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需要。如梁守德指出：美国的目的“主要在于强化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和对付世界正在崛起的几个大国。既利用西欧又捆住西欧，既挤压俄罗斯有拉拢俄罗斯，既阻吓中国又应付中国，以建立自己的霸权”。1陈煜、陈晓红的文章也认为，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采取强硬政策，目的“无非在于美国要实现它的全球霸权，建立美国的单极世界”，是“基于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尤其是控制巴尔干地区的构想”。2王福春则认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称霸21世纪而精心做出的战略试探和战略安排”。3另外也有些学者认为，美国的目的包括“以北约取代联合国，成为自己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表明了美国企图用北约取代联合国的狂妄计划”。4

另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美国的直接目的是迫使南联盟签署和谈协议，允许北约军队占领科索沃，但长远的考虑是摧毁南联盟的前共产党人领导的政权，因为“在西方眼里，它是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科索沃局势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的借口。5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时殷弘、葛腾飞。他们认为以北约空袭南联盟动机相当复杂，其中包括“演示北约的‘新战略’”，清除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以及除去米洛舍维奇政权这个“欧洲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和“‘自由资本主义’的障碍”。不过他们强调，美国的首要目的“在于扼阻巴尔干地区局势的动荡，制止难民潮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保护那里的‘新民主国家’免受过于严重的伤害和震荡”。另外也是要“依据其‘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和‘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来制止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6与上述观点不同，李少军倾向于强调美国的战争动机产生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信仰等等。他认为，从美国的决策动机中，可以“看到某些人内心的一种狂热，这种狂热用野蛮、残酷的战争手段表现出来，是难以用理性的分析来

1梁守德：“国际格局多极化中的美国新霸权”，《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4期，第10页。

2陈煜、陈晓红：“科索沃问题的前景分析”，《外国问题研究》，1999年第2期，第2——3页。

3“科索沃战争与中国的外交战略”，第22，24页。

4“科索沃战争与中国的外交战略”，第24页；潘京初：“北约空袭南联盟与国际安全机制”，《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3期，第45页。

5孔寒冰：“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大国背景”，《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页。

6“北约干涉的普遍意义和特殊含义”，58——59页。

解释的。正如当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歇斯底里”。他以十字军东征为例，论证了信仰的作用。7

（2）关于科索沃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干涉。

关于“人道主义干涉”，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权高于主权”等问题，在学术界已经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研究，科索沃战争无疑加强这个领域的研究。就美国对科索沃战争政策有关的研究而言，不同观点的区别主要在于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是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是干涉南联盟的内政，是“打着‘人权’旗号的侵略战争”。8他们主要是从美国在全球谋求霸权或“新霸权”的角度分歧，指出北约的军事干涉“不是什么人道主义救援”，“美国追求的是地缘政治利益和大国霸权利益，以人权作为蛊惑宣传的工具和幌子”，“美国是否采取行动完全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9

与上述不同的观点指出，不能否认美国对南联盟军事干涉包括人道主义的考虑，即一方面承认，美国在决定对南联盟发动战争时，的确有人道主义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在落实道义原则时，不会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要为“追求它的战略利益服务”。在一些特殊的事例中，道义原则和国家利益是可以调和的和共同起作用的。他们认为：美国的战争目标中包括了“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内容，甚至北约“想要作到的首先是通过武装侵略在科索沃地区创造一种环境，使阿族难民得以返回该地区，并且杜绝其重新大规模外流的可能性”。至于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就合法，是另外一个问题。持这类看法的学者也认为，即使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行动也构成了侵略。10也有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本来就是美国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以种族、人权等为理由进行军事干预，是美国解决地区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到底是为了人道主义而创造了战略，还是为了战略的需要以人道主义作幌子，已经被美国战略家们弄得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永远解释不清楚”。11（3）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的影响。

7李少军：“驱动北约暴行的内在狂热与卑下”，《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7——8期，第54——57页。8“科索沃战争与中国的外交战略”，第22页。

9“北约空袭南联盟与国际安全机制”，第46页；“国际格局多极化中的美国新霸权”，第10页；《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第198——200页。

10“北约干涉的普遍意义和特殊含义”，第59页。

11“美国的安全战略与北约侵略南斯拉夫的战争”，第38页。

从科索沃战争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影响这个研究的终极关怀出发，学术界普遍比较重视科索沃战争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和长远影响。对于美国在科索沃的军事干涉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少论著倾向于分析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必然性和普遍意义，认为“78天的科索沃战争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根据是北约发动侵略南联盟的战争既然是美国霸权战略的产物，并反映了一种干涉的狂热，就应该警惕美国有可能继续推行新干涉主义，“今天的新十字军东征也决不会搞一次就罢休”。特别是北约的侵略战争已经严重破坏了现存的国际安全机制，从而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加剧了大国间的矛盾。12相反的看法是，既要看到北约空袭南联盟普遍含义，也要看到这场战争发生的特殊条件，包括：美国干涉目的的复杂性，美国欧洲安全战略的特殊性，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性等等，以及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军事干涉方面遇到的特殊困难和并没有取得多少预期的战果等等，都表明“应该特别注意避免过度夸大北约干涉的普遍含义，因为这可能导致对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误判”。13除上述几个问题外，也有学者探讨了美国对前南地区和波黑内战的政策，认为美国对前南政策有明显的变化，即从维护南联盟的完整转变为“支持对南斯拉夫的肢解，其原因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其二是美国不想开罪为数众多的伊斯兰国家。美国在解决波黑内战中的政策和影响表明，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是不可取代的”。14有关的研究成果是很少的，但它们对后来科索沃战争的研究、或者说比较科索沃战争研究和这类研究，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有助于理清美国政策演变的线索。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学术界进行了特别热烈的讨论，其中有很多重要的观点由于种种理由，并没有见诸文字，可以说见诸文字的成果只反映了学术界的一部分观点。

12“驱动北约暴行的内在狂热与卑下”，第57页；胡思远：“从科索沃战争看世界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4期，第15页；“北约空袭南联盟与国际安全机制”。

13“北约干涉的普遍意义和特殊含义”，第60页。牛军：“北约的尴尬”，《世界知识》1999年第11期；“美国的安全战略与北约侵略南斯拉夫的战争”，

14杨达洲：“美国与前南危机和波黑内战”，《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