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

关于“赋比兴”

赋比兴，被后人称作“诗学之正统，法度之准则”，也是《诗经》的含义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也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

赋比兴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最早以“比兴”说诗的是《毛传》，但它只标兴体未作界说，汉代经师郑玄在注《周礼》时，首次为赋比兴作了界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致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直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释“赋”为铺，释“比”为取比类言之，抓住了二者的特征，但释“兴”为喻，却混淆了“比”与“兴”的不同。唐代孔颖达，也采用相似的形式来申说毛郑，可见汉唐人对赋比兴的理解也并不清楚，尤其是对“比”“兴”的本质特征未能加以区分，因而在下定义或解说诗义时，有混为一谈的情况。

到了宋代，关于赋比兴，出现了两种很有代表性的说法，这两位学者分别是朱熹和李仲蒙。很多人认为两者之间存有优劣和差异，但是我对这两种观点都比较认同，他的说法各有侧重，即存在互补又存在包含关系。为此，我想首先对两个的观点做一下对比分析。

在朱熹看来，“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较准确的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他强调的主要是从具体技巧方面加以归纳区分，并没有涉及太多的诗作为一种艺术内涵，但，并不能完全否定他对诗中感情分析的存在，“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是说直接客观

的来描写一件事或一个物，从字词上，其中并没有明显的感情词语，而情在字面之下，李仲蒙认为，赋，叙物以言情，情尽物者也，其实也首先承认，在词句上是用以叙物叙事，然后情尽物中。

“比”，朱熹认为，以“彼物言此物”，实际上也含有情感的波动变化，将一个事物比喻为另一个事物，这种比喻中本身就含有了一种情感，比为好的事物，则暗含赞扬，比为坏的事物，则含有贬低。同样李仲蒙的“索物以托情，情附物”，意思是找一个合适的事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将感情寄托在事物身上，而对事物的态度，也就是诗中所含的感情色彩。

再来谈“兴”，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和李仲蒙的“触物起情，实际上都是由一个相关的事物到抒发感情的过程，只不过朱熹更多考虑的字词运用上。

综上所述，朱熹的观点主要是从诗的字词，结构，层次角度来阐述，而李仲蒙主要是立足于情与物的关系，但是深层考究，两者却是存在交叉包含关系，结合对两者的理解还有对原著的阅读，我对“赋比兴”的认识如下：

赋，是铺陈直叙，即是把人的思想感情有关的事物用直接客观的方式写出来，诗句中没有明显的感情词语，作者感情隐于字下。它常常与排比的手法连用，要想理解的更充分，需与写作背景等社会因素相联系。

比，是比方，诗人有本体或情感，但却借用另一种更为形象具体、感情色彩比较明显的事物做比喻，浅显易懂，也符合诗的艺术内涵美的

要求。

兴，先从一个其他的，情感相关联或其他方面有相似点的事物说起，以引发出作者真正想要说的话，或所要抒发的情感，婉转含蓄的一个由物及情的过程。

宋以后，关于赋比兴含义的争论仍在继续，至今也没用得出一个明确的，统一的结论，对前人的关于赋比兴的说法所持的理解更为不同。因为毕竟前人的想法也含有自身的一种主观意识，借鉴前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帮助，但是不能完全用主观来引领我们的研究。为更好的理解赋比兴，以前人的观点为辅助，并更多的走近原著，这样，也许会带来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