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论文

反垄断法视野下的体育比赛转播权

——从美国的职业体育说起

【摘要】本文选取美国职业体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体育产业大致状况以及转播产业所涉基本法律问题的基础上，阐述联盟对体育赛事转播权销售作出的各项规定在实践中受到的争议，并运用反垄断法的基本原理以及法院判决对联盟处理转播权的主要行为进行分析，权衡利弊，在总结美国职业体育发展过程中值得借鉴的法律经验的同时，浅议其中的一些问题，以助自我对这一特殊行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反垄断法职业体育联盟转播权

一、体育产业概况

(一)商业体育

在这个商业利益带动地球转动的时代，体育事业告别了单纯竞技活动的身份，高度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使其成为炙手可热的生财之道，带动了一项产业的兴旺——商业体育。商业体育1亦称职业体育，是指以某一运动项目为劳务性生产经营，围绕该项目生产开发而形成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商业化经营体系，是以追求竞技比赛票房价值、商业牟利为目的的竞技体育活动。以四大联盟为代表的美国体育则是该项经济产业成功的典型。

(二)联盟与俱乐部

几百年来，商业体育基于自身特点发展起来的运营方式渐趋成熟。在体育产业发达的美国，职业体育俱乐部是体育产业运作最重要的主体，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职业体育联盟/协会（以下简称为联盟）是协调与统一俱乐部行为的重要机构，由此形成了由俱乐部和联盟组成的双重结构经营体制。以NBA为例，各俱乐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法人，联盟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商业组织，联盟负责俱乐部之间的公共事务，从比赛规则的制定到球队的分布的地点和数量，从劳资关系到设施标准，从决定运动员的分配到运动员的流动，以及全国性电视转播到门票收入的分成2。可以说，联盟是各俱乐部的大管家，正是在它的规划与管理下，各俱乐部才能有序的进行商业化的竞技活动。

(三)维持竞争平衡的机制

多样的维持竞争平衡的机制是美国体育产业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也是该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体育比赛的魅力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只有各参赛队伍实力相当所导致的悬念才能满足球迷们的观看心理，“永远的冠军”无疑会使球迷们厌倦，从而导致上座率和电视收视率下降、赞助商撤资、电视转播合同贬值等连锁反应，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的利润，甚至危及体育比赛的存亡。

球队之间的竞争失衡通常是俱乐部经济上的差距所直接导致的结果。俱乐部的收入主要有四大来源：门票销售，地方与全国转播权收入，许可权收入，豪华包厢、场地使用许可及体育馆命名权在内的其他与体育有关的收入3。电视转播普及后，地方与国家转播权收入的比例不断攀升，追平甚至超过了早期作为主要收入的门票销售。各联盟通常平均分配全国转播收入，而地方性转播收入则归各俱乐部独享，因此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俱乐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为了保持球队之间的平衡也为了更大范围的转播比赛，联盟开始将转播权通过集中出售、独家协议等方式进行销售，正是这些行为涉嫌违反美国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引发了美国竞争当局的积极关注。

二、转播权介绍

(一)转播机构

目前，美国乃至世界的体育赛事主要通过一下机构进行转播：4

1.电视网

由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运营者向各家电视台提供节目的电视内容分销网络。观众观看美国的三大电视网ABC、NBC、CBS的节目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2.有线电视

相对无线电视而言的一种新型广播电视传播方式，优点在于其电视信号通过线缆传输不受地形阻碍，收视质量较好，但需要向观众收取一定的费用。

3.按次付费电视

建立在按次付费频道的基础上，其用户除了每年缴纳的订购费之外，还需要为观看特定场次的比赛支付一定的费用。

4.超级站

指的是自主的电视台，可以向当地电视观众传送信号，而这一信号又可以通过当地有线电视公司向自己的收视区域传送到全国各个地区。

(二)转播权性质

在美国，对转播权性质的定性是慢慢形成的。1934在几个俱乐部的申诉之下，联邦通讯委员会虽然认定未经许可转播比赛的行为违反了公平观念，但认为这种不公平不构成对1934年《通讯法》的违反，因此未经俱乐部许可，以合法的方式对比赛进行转播是允许的。一直到1938年“匹兹堡运动公司诉KQV广播公司案”5:匹兹堡海盗棒球俱乐部规定，任何购票入场观看比赛的人都不许在比赛进行时转播有关比赛的消息，并且只允许通过米歇尔公司独家转播海盗队的比赛。但KQV广播公司却将其雇员安排在球场外的视角极佳的位置来报道比赛。于是海盗队业主匹兹堡运动公司（以下简称PAC）在地区法院起诉了KQV，申请法院发布禁令要求KQV停止转播行为。法院认为：作为球场建设者和球员工资的发放者，PAC有权从投资中获得回报。KQV从PAC攥取公众的关注，间接获得了本应该属于KQV的转播收入，影响了PAC同其他电台与广告商签约的能力。最终法院改变了之前对转播权的定性，承认了体育转播中存在财产权，这个70年前的判例至今仍然界定着转播权的性质。

(三)转播权主体

界定转播权主体是反垄断审查的前提之一，不同的转播权主体认定将会导致对同一销售转播权行为不同的认定。赛事的组织者——联盟、赛事参加者——俱乐部、以及具体比赛参加者——运动员，都曾作为转播权主体的争议对象。

在上述的匹兹堡海盗队案中，法院将俱乐部视为转播权的所有者。但是运动员们认为转播机构播出的比赛是他们的表演，因此援引州立法保护他们的表演被播放时所享有的财产权益。但是1976年的联邦《版权法》中，认为一次转播是固定的记录下来的并且有“最基本”的创造性就可以成为俱乐部业主受到保护的财产，因此体育转播基于转播者对角度、光线等方面的考虑，被记录和保存下来，应当属于俱乐部业主财产。两种成文法在保护对象上发生冲突时联邦法优先于州法律适用，因此运动员们的起诉对俱乐部老板不构成威胁。笔者认为事实上，在运动员的工资薪金中已经包括了运动员们可能获得的转播权利益，因此再参与转播权利益的分配似乎不合理。

同时，从实践中看来，美国主要有权机关认可转播权为各俱乐部与联盟共同所有。主要理由如下：

1.球队经济需求

虽然限制转播权是保持球队间竞争平衡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过度的强调平等或者削弱强队的实力只会导致球队个性的弱化，也会减损球迷的观看兴趣，毕竟差异性是观看竞技比赛的前提。电视转播权作为俱乐部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完全由联盟享有也将不利于球队的发展。

2.保护转播市场的竞争

研究反垄断法下的赛事转播权，除了俱乐部与联盟之间的博弈，很重要的一点是转播市场上各媒体的竞争。若联盟以转播权的所有人自居，必然高额出售，那么取得转播权的除了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大媒体之外别无他家，这必将不利于传媒市场的发展。

3.对体育赛事转播权产品的认识的转变

有人认为若将每一场比赛看做一个独立的转播权产品，那么所有权人仅限于比赛双方的俱乐部，若将一个系列的比赛是为一项产品则联盟可能成为共同所有人6。然而笔者认为，单场比赛只要具备一场比赛应当具备的因素，就必然成为一个独立的转播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转播权所有人仅为参赛俱乐部双方，因为作为系列赛事的组成部分，联盟提供的公共服务同样是该场比赛能够举办的原因之一，因此不应当对联盟享有一定的转播收益权有异议。

三、转播权买卖行为的反垄断分析

在美国，联盟做出的对转播权买卖进行限制的规定主要有：集中出售、独家协议、限制比赛转播数量，还有一种是以电视媒体为反垄断调查对象的行为——集体买卖。在界定集体买卖之外的行为之前，我们需要对联盟在反垄断法下的主体地位进行一番探讨。

对联盟做出的转播权限制制度进行反垄断分析的前提是体育联盟属于《谢尔

曼法》第1条规定下的复数主体。《谢尔曼法》第1条：“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来限制州级间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该条禁止的行为构成要件之一即为存在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达成的协议。因此若联盟被认定为单一实体则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审查。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法院在实践中做出的判断也存在较大出入。

学者们认为联盟是单一实体的理由主要为：首先，联盟中成员之间同时存在着竞争与合作，这点不同于其他的合伙或联营。其次，最高院之前的判例显示完全隶属于同一经济主体的各个分支机构之间不可能适用《谢尔曼法》第1条所禁止的行为。有的学者依据其行为是纯联盟内部性质还是涉及联盟外部关系认定其有时候是单一实体有时候是复数集体的集合。然而实际上，即使是支持单一实体说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学说并不适用于联盟的成员球队所实施的所有行为，因为即使各俱乐部在联盟的引导下的行动的确具有很高的统一性，然而在签约优秀球员、吸引观众注意、争夺曝光率与收视率方面，各俱乐部之间还是不可避免的要进行激烈的竞争。现今，关于联盟定位获得较多支持的是“联营性质”，因为联营的独特属性在于它融合了竞争与合作，联盟具备了联营的所有相关特征：俱乐部老板们放弃了一部分自治权，对经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同时个俱乐部在分享利益的同时不妨碍各自追求经济利益，这正好与联营的性质相契合。因此，联盟的行为应当受到《谢尔曼法》的规制。

明确了联盟的主体身份之后我们便能通过法院判决实践对其行为进行分析：

(一)集中出售

为了使联盟中各俱乐部的比赛的到较为平等的转播，也为了保持各队之间财力的平衡，联盟通常将整个赛季的比赛作为一个整体出售，规定各俱乐部无权自行出售。该行为引发的问题主要有7：

1.限制了俱乐部之间的竞争，那些经济实力或者体育能力较高的球队无法

通过抬高电视转播价格获得更多利润，保持自己的优势；

2.限制了电视媒体之间的竞争。集中出售的结果便是市场上仅有一件比赛

产品从而产生市场封锁，各媒体之间竞争的减弱必然导致新转播技术发

展的放慢；

3.集中出售可能引发其他限制竞争的行为，如独家协议、集体购买等。

(二)独家协议

职业体育联盟经常按照地区同某家电视台、电台签订独家合同，授权该电台和电视台在该特定地区独家转播比赛，其他电台、电视台则无权转播。无论从电台或电视台的角度还是从联盟的角度，独家协议无疑是能够使双方获得最大效益的途径：首先，独家转播权所有者能够通过对转播权的再许可获取可观的收入。其次，独家转播权能够极大的提高电视台的知名度从而获取不菲的广告费和赞助费。再次，这是电视台和电台争取长期用户的重要途径。

然而独家协议也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1.由于在实践中独家协议通常和集中出售相捆绑，因此，在集中出售使转

播市场处于竞争困难的情况下，独家协议更是使大多数竞争者被排除在

市场之外，无缘获得转播权。

2.独家协议与集中出售捆绑销售的模式使得市面上仅存在一家转播者，由

于单家转播商的转播渠道有限，因此，市场上的转播产品，尤其是直播

比赛的数量将锐减，观众能欣赏到的比赛减少的同时，获得独家转播权

的电视台也可能将其为独家转播权支付的高额对价转嫁到没有选择余地

的消费者头上。

尽管理论分析认为集中销售与独家协议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实践中美国的四大联盟始终没有放弃用该销售模式处理联盟比赛的转播权，因此，美国政府和法院一再引用《谢尔曼法》第1条对其行为进行起诉。在美国诉NFL 案中8美国政府成功扼杀了NFL于1953年集中出售其比赛转播权的计划，八年以后该法院重新认定NFL试图同CBS签订独家转播协议的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9出于支持NFL发展的目的，美国国会出台了1961年《体育转播法》10，允许四大职业联盟出售比赛的“受赞助的转播”的行为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该法律使得美国的职业联盟通过出售转播权权积极的扩张繁荣，保证小城市的球队能同大城市的球队分享转播收入，维持经济实力的平衡。经过数次修改，该法规定豁免只适用于电视转播而不适用于电台转播，同时将大学的橄榄球比赛等其他项目纳入保护范围。这一法律的出台积极推进了各大联盟的发展，也是如今四大联盟成功运营的关键性因素。

(三)限制比赛转播的数量

美国的职业联盟在前述的集中出售与独家协议的模式下也会授予球队一定的自主权销售当地转播权，但是数量上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该行为以构成竞争者协调一致限制产量违反《谢尔曼法》第1条的理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起诉。

以俄克拉荷马大学诉NCAA案为例，11NCAA与CBS、ABC两家电视网络签订的橄榄球比赛转播合同中规定，CBS和ABC各拥有直播14场比赛的权利，两家电视网络各支付一笔特定的“最低总额补偿”，转播合同授权CBS和ABC直接和NCAA 成员大学就转播事宜进行商谈。但是合同限制，任何一所大学比赛的电视转播场次不得超过6场，其中全国转播的场次不得超过4场，并且对转播场次的上限做了严格的规定。基于这一合同，那些最强大的橄榄球队的曝光率被大大限制，于是在1976年NCAA中61个最强大的橄榄球队发起成立了大学橄榄球协会（简称CFA）以控制更多的电视转播权为目的。12由于NCAA同CBS和ABC间的转播权合同极大的限制了CFA的自由，于是在1982年CFA旗下的俄克拉荷马大学对NCAA 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NCAA与两大电视网络签订的转播合同限制了单个球队能够出售的转播场次，最后，最高院认定NCAA的行为构成了《谢尔曼法》第1条禁止的横向限制，对于NCAA提出的过多的电视转播会影响球赛的门票收入影响联盟整体法院认为不符合《谢尔曼法》不予采纳。

以上判决的做出给小球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无法像其他大球队一

样在NCAA框架之外同电视台签订价格可观的转播合同，而大量的联盟外转播权由球队单独享用导致了小球队无法像从前一样同大球队分享大量的转播收益，各地俱乐部经济实力差距拉大；另一方面与CFA的初衷背道而驰的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比赛在电视上转播，一般比赛的收视率下降了四分之一，判决过后四年，大学橄榄球的转播权收入暴跌至原来的一半，原告俄克拉荷马大学只得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地区和全国转播权合同的平均收入从判决前一年的42.5万美元降至判决之后的19万美元13。

类似的案例还有著名的两次“公牛案”，在此不做介绍。NCAA案中虽然法院在判决中不予考虑联盟放松转播权控制对联盟整体利益的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事实上的确无人从该份判决中获利。因此在考虑联盟与球队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树立“联盟思维”。14即联盟首先考虑的是联盟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有时这不免和球队的个体的、眼前的利益发生冲突。曾有学者做出非常形象的比喻：“由于每一条渔船——就像每一支球队，对集团的财富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每条渔船都有一个毫不留情地追逐自身利益的动力。然而，当所有人都急功近利地行动时，集团利益就可能受到伤害。每一条渔船都没有限定自己捕鱼量的动力，即便过度捕捞可能耗尽公共渔业资源并导致所有渔船的生意都丧失殆尽。”15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促进消费者福利是美国反垄断立法最主要的目标，因此，美国法院在审理转播权限制案件时，基本都非常重视对电视观众利益的保护，若法院发现联盟做出的决定可能导致消费者收看比赛的成本提高，就很有可能判决其行为违反反垄断法。然而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应当忽略体育赛事的特殊性，如上所述，过分限制联盟对转播权的控制只会导致保护消费者的初衷落空。

四、总结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美国的司法实践认定转播权属于财产权的一种，并且承认了联盟与俱乐部作为这一权利的共同主体地位。考虑到产业的特殊性，美国立法也给予了职业体育转播领域较大的运作空间，针对集中出售和独家协议等行为拥有不同于一般领域的反垄断适用除外，这无疑将成为商业体育兴盛的有利条件之一。然而实际运行中，联盟与俱乐部之间不免因为转播权的利益分享而产生矛盾，审判中，法院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常常倾向于对联盟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再限制，导致联盟这一特殊组织本身的功能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以至于限制了俱乐部个体的发展。因此，正如上文所述，在考虑美国体育事业问题的同时，多半要穿插“联盟思维”进行思考，这样才能运用法律的手段将这一职业的经济效益发挥至最佳状态。

1网络资料https://www.360docs.net/doc/9316427952.html,/view/1332284.htm

2网络资料https://www.360docs.net/doc/9316427952.html,/question/45539198.html

3参见【美】迈克尔·利兹、彼得·冯·阿尔门：《体育经济学》，杨玉明、蒋建平、王琳予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4参见裴洋：《反垄断视野下的体育产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5Pittsburgh athletic company v.KQV broadcasting company ,24 F.Supp.490 (W.D.Fa.1938).

6参见裴洋：《反垄断视野下的体育产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7参见裴洋：《反垄断视野下的体育产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

8United States v. NFL,634 F. Supp. 319 (E.D.Pa.1953)

9United States v. NFL, 1961 F. Supp.445,446 (E.D.Pa 1961)

10Sports Broadcasting Act of 1961 ,15 U.S.C.§§1291~1295(1994)

11University of Oklahoma v. NCAA,468 U.S.85(1984)

12网络资料https://www.360docs.net/doc/9316427952.html,/p-386446.html

13参见【美】迈克尔·利兹、彼得·冯·阿尔门：《体育经济学》，杨玉明、蒋建平、王琳予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14“联盟思维”一词是NFL历史上的传奇主席罗泽尔（Rozelle）发明的，他用该词来描述其所持的保持联盟的长期稳定性的理念。See Sanjay Jose Mullick，“Browns to Baltimore：Franchise Free Agency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NFL”，（1996）7 Marq. Sports L. J. p.1.

15迈克尔·利兹和彼得·冯·阿尔门著：《体育经济学》，杨玉明、将建平、王琳予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经济学家把这类行为称作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公地悲剧”得名于很久以前，指城市在农场主都把他们的牲畜放牧到城镇公地上时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没有一个财产所有者对城镇公地拥有权利，或对城镇公地负责，于是，没有一个人具有限制公地放牧数量的动力。结果，公地因放牧过度，最终变得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