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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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南北漂泊的人生经历却在文学上结出了“穷南

北之胜”的丰硕果实，其实庾信的创作成就并非凭空而来，而正是植根于那个特定的南北变迁的时代，不断变换的地域环境，再加上庾信自身的文学天赋等多种因素的天才整合，才成就了庾信集大成的文学。探求庾信创作的发展轨迹，不能不关注地域环境地域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地域空间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舞台，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有着各自的地域和文化特征，三地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把它们组合起来，就成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重要的路标，从中勾勒出的是庾信一生由南入北的人生轨迹。

“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模式包括三个地理空间要素：移出场、移入场和移动路径。移出场是指人或物移出的场所，移入场是指人或物移入的场所，移动路径是指连接移出场和移入场之间的路线。”[1]庾信的第一个移出场是金陵，移入场是江陵，移动的路径是由长江下游到长江中游，移动的原因是因为侯景之乱的爆发而被迫逃亡，那一年庾信36岁。庾信的第二个移出场是江陵，移入场是长安，移动的路径是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域，原因是受梁元帝之命出使西魏而被羁留，江陵之难也使他永远地留在了关陇之地的长安，再也没有回归到原来出发的第一个移出场，那一年庾信42岁。庾信本为南阳新野(今河南)人，生长于江南的金陵，中年逃奔至荆楚之地的江陵，后又出使西魏，永远留在了长安，回归到原点是他后半生的梦想。庾信生平的前两个时期都活动于长江流域，那里均是南方文化的中心，但江左与荆楚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后

期所处的长安则属于关陇地区，那里则是北方文化的中心。可以说作家活动地点的变换不仅改变的是其笔下的描述对象，其创作风格随之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三地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华实相扶，情文兼至的文学创作。“北迁”对于庾信的创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本文拟从瘐信生活的三个地域来探讨其各自对他创作的影响。

一、江左文化与庾信的创作

如果我们追溯庾信创作的源头，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那充满灵动之气的江南，那里有他最初的生命之水，江南孕育了庾信浪漫的气质，那里是他的文化之根，也是他的生命之根，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怀的地方，“某本吴人，常想江湖之味。”（《谢赵王干鱼启》）“夫寄根江南，淼淼幽潭，传节大夏，悠悠广野。”（《邛竹杖赋》）本文所说的江左即指江南以金陵为中心的吴地，庾信在此生活了36年，其文学创作亦与江左这一地域息息相关，应当说，庾信从内心里认同的自己就是吴地之人。

江左地域文化对于庾信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对故都金陵的认同。36岁以前生活在金陵时，庾信作品中的地域观念并不明显，他与徐陵、萧纲等人一样，只是宫廷文人集团之中的一员，“少年惟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舞媚娘》），但到了北朝以后，他才发现了金陵的意义。梁建都建康，即古金陵之地。此前的东吴、东晋、宋、齐都曾建都于此。作为京畿之地，南齐的谢在《鼓吹曲》中曾赞美这

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收稿日期：2009-08-16

基金项目：江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教研项目《六朝由南入北文人研究》（2009WYY06）

作者简介：张喜贵（1965－），男，黑龙江拜泉人，江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六朝文学研究。

（江南大学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画出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路标，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创作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艳丽底色，荆楚文化则为庾信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地文化的印迹，关陇文化更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创作，从而使庾信成为了穷南北之胜的作家。

关键词：庾信；地域文化；江左；荆楚；关陇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1－0141－04

张喜贵

2010年第1期（复总第75期）

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 No．1，2010（rest．tot No．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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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金陵、建业这样的地名在庾信前期作品中基本没有出现过，但庾信入北之后，金陵等地名却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怨歌行》）“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没。”（《伤心赋》）“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板荡，生民涂炭。”（《伤心赋》）“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寄王琳》）“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哀江南赋》）“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哀江南赋》）金陵成了庾信作品中的原乡，永远挥之不去，那里曾给了他无尽的荣耀，“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但那里又是让他伤心的地方，萧梁王朝转眼间灰飞烟灭，金陵留给庾信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侯景发动了金陵之祸，梁武帝、简文帝相继故去，自己的二男一女也相继死去，

“昔之虎踞龙，

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殓瘁。”“千悲万恨，何可胜言。”庾信作品中的“金陵情结”可以说开创了后代金陵怀古主题的先河。

其次是南朝乐府民歌与文人诗歌对庾信的影响。南朝江左一带吴歌非常丰富，江南建业就是其发源地，“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2]乐府民歌那质朴自然的语言，深厚真挚的感情，都对庾信的作品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的许多诗歌都与江左的吴歌有着密切联系，如《乌夜啼》开篇即写道：“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荡子赋》中说“新歌《子夜》，旧舞《前溪》。”子夜，指《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南朝流行的乐府民歌，相传《子夜歌》起于晋朝，由一个女子子夜所作，其特点是弦急调悲。《前溪歌》，为晋城车骑将军沈玩所制，诗中用了《史记》中司马相如以琴心挑文君及窦滔妻苏蕙织锦为回文诗之事来隐以自喻，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庾信在《咏舞》诗中有“顿履随疏节，低鬟逐上声。”其中的“上声”就是指《上声歌》，此外，庾信还多次写到刘碧玉：“定知刘碧玉，偷嫁汝南王”（《结客少年场》）；“定知刘碧玉，将过阴丽华”（《咏画屏风二十四首》）；“直将刘碧玉，来过阴丽华。”（《奉和赵王美人春日》）明显是借鉴吴声歌中的《碧玉歌》，碧玉本为晋汝南王之妾，宠而歌之。“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可见子山对吴声歌曲的熟悉与喜爱。萧涤非先生在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庾信条下还列有《对酒歌》、《怨歌行》、《舞媚娘》等乐府，从中可以看出庾信对南朝乐府民歌的学习是有意识的。在《哀江南赋》中庾信说“吴越吟，荆艳楚舞”，那是他对南朝盛世的美好怀念，其中他就特意提到了吴、越一带的歌曲，荆

楚地区的乐舞。

江左文人诗歌对子山创作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庾信与江左宫廷的文人关系密切，十五岁侍梁东宫讲读，十九岁为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行参军，二十岁为萧纲东宫府抄撰学士。子山诗文可以说是从宫体入手，所以一涉及女性人物，就显得千娇百媚，妖艳动人。无论是在南朝写王昭君的“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还是在北朝抒写自我情怀的“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都莫不如此。给庾信以很大影响的还有被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尤其是子山入北之后，相似的身世之感使他不但在作品中一再提及这位同样由南入北的吴人，如《哀江南赋》中就有“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逢赴洛之陆机”等等，而且更有意识地模仿陆机的《演连珠》而作了四十四首《拟连珠》，叙南北兴废之事，发展了这种借物陈义，以达讽谕之旨的文体。

再次是江左自然山川的影响。江左气候湿润、河流纵横，庾信的作品大多充满了水的灵动，如《春赋》中他写宫苑的春色，就能紧紧围绕着曲水流觞来渲染刻划，水在他的笔下似乎已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物，它可以像镜子一样映出美女的身姿，水面还可以传送凌波仙子佩玉的和鸣，人们既可以在水边流杯取乐，又可以在滩头尽情的戏水，“影来池里，花落衫中”、“吹箫弄玉之台，鸣佩凌波之水”、“三月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如此看来《春赋》简直可以称为一篇写于江南的“水之赋”了，一提到水，庾信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亲切感，以至于到了北朝的庾信还一直深深地眷恋着建业之水，“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拟咏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以说正是建业之水孕育了子山创作中永不衰竭的性灵之气。正因为这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容易产生安土重迁的思想，张季鹰的莼羹之恋，陆机的华亭之思，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失去才知道存在的价值，于是庾信的作品中才有了不绝如缕的江南之恋。

二、荆楚文化与庾信的创作

金陵之祸中庾信把守的朱雀航失守，庾信不得不逃离

金陵西奔江陵。加上逃难的时间，庾信在此生活了大约五年。江陵是古代楚文化的发源地，在六朝时江陵是仅次于京城金陵的大城市，庾信八世祖庾滔随晋元帝南渡，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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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骑常侍,遂徙家江陵，江陵即荆州城。

荆楚文化中的宋玉对庾信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庾信至江陵，居于城北三里宋玉旧宅，即八世祖庾滔故居，《哀江南赋》中说“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于宋玉故宅。后来杜甫有诗：“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李商隐有诗“可怜留著宋玉宅，异代应教庾信居。”所言均及于此事。江陵的宋玉宅这个特殊的纽带使庾信与宋玉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时时可以看到宋玉的影子。张说《过庾信宅》诗云：“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与宋玉能同居一宅这样的巧合，自然使庾信与宋玉更有了亲切之感。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庾信）掩抑沉怒，出以哀艳之词，由曹植而上师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3]自然宋玉在许多方面都引起了庾信的共鸣。既在身份上加以认同，“是以精采瞀乱，颇同宋玉”（《谢滕王集序启》）又在悲秋的情感上相通，宋玉《九辨》中说“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庾信说：“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悲哉秋风，摇落变衰。”（《伤心赋》）“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拟咏怀》）此外在哀怨的情感上二人也是相似的，“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赵国公集序》）。其两篇名赋《哀江南赋》、《伤心赋》的题目竟然都直接来自宋玉《招魂》中的“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庾信反复吟咏的宋玉，可以更好地表达庾信自我的多方面情感。

屈原对庾信的影响也是不应忽略的。江陵，乃古荆州之地，春秋时楚国的国都，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屈原曾作《哀郢》抒发家国之恨与身世之感，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八百多年后位于荆楚旧地江陵的萧梁王朝居然也是被地处秦地的西魏攻破的，这些相似之处激起的是庾信对历史的反思和联想。在庾信的作品中对屈原的接受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庾信同样特别注目于屈原作品中的“哀怨之深”，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一再抒发此种情感，“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哀江南赋》）屈原《天问》曾对天地发问，为何不言“问天”？因天之尊贵不可问也，故曰天问。受此启发庾信作品亦有多处问天，“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抟抟之土。”（《思旧铭并序》）“天道或可问，微兮不忍言。”（《拟咏怀》）“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哀江南赋》）除了问天之作外，庾信后期作品中还非常喜欢用疑问的句式来创作，这也与屈原天问有关。“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小园赋》）“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枯树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不有所废，其何以昌？”“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哀江南赋》）“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在《怨歌行》中，他更连着三个问句，“不知何处天边？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困惑与疑虑，这些都不能不说与屈子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

屈原对庾信的影响还在于意象的创造上。屈原在《橘颂》中通过对橘树的赞美，来歌颂自己对楚国坚贞不移的美德，其诗中反复吟咏：“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橘树的那种天生不可移植，只肯生在南国的坚贞本性，被庾信加以变形并继承过来，庾信笔下的“枯树”意象就很好地诠释了他由南入北的心路历程，《枯树赋》可以说是《橘颂》的一个变形与改写。正是因为曾经置身于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楚国这片土地是屈原出生、仕宦和放逐的地方，庾信受其影响亦是多方面的。《哀江南赋》中的“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句法意境极似。《楚辞》中的“洞庭波兮木叶下”及“望涔阳兮极浦”，庾信只是改换了“辞”与“去”这样两个字，就恰当地表达出了自己进入长安，离开楚地的无奈，所以钱钟书先生在评论庾信的辞赋时说，“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4]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拟咏怀》）；“秦关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和侃法师三绝》）；“楚老相逢，泣将何及！”（《哀江南赋》）一个个“楚”字无疑标示了庾信与楚地密不可分的关系，其《竹杖赋》也是以荆州作为背景，以桓温与楚丘先生的对话而展开全文，进入到江陵以后庾信的创作中就一再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三、关陇文化与庾信的创作

“况乃流寓秦川，飘播迁。”（《伤心赋》）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奉萧绎之命由江陵出使西魏，来到长安。西魏不久即攻陷江陵，诛杀了梁元帝，梁朝从此灭亡，他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北方。这种南北地域与自身角色的转变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关陇文化对庾信影响较大的有北朝的“陇头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九收录“梁鼓角横吹曲”，分别为：“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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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陇头流水歌》三曲）“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噎。遥望秦川，肝肠断绝。”（《陇头歌辞》三曲）《三秦记》中说：“陇谓西关也，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得越。山顶有泉，清水四注。东望秦川，有如四五（百）里。人上陇者，想故乡，悲思而歌，有绝死者。”[5]古时长安一带所谓“秦川”之地，是很繁盛富庶的地方；行人西登艰险的陇坂，遥望秦川的故乡，他们的惨伤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陇头歌辞》和《陇头流水歌辞》深刻地表现了行人的典型的思想感情，那就是写苦寒抒乡思。庾信进入北朝，千悲万恨集于一身。于是“陇水”、“陇头”等语汇在庾信那里就成了他苦寒思乡的最好载体。“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哀江南赋》），“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小园赋》），“望陇首而不归，出都门而长送”（《伤心赋》），“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不言登陇首，唯得望长安”（《拟咏怀》），“关山连汉月，陇水向秦城。徊寒芦叶脆，弓冻弦鸣。”（《出自蓟北门行》）。如果说在前期的《荡子赋》中他还是偶尔写到“陇水恒冰合，关山唯月明”的话，那么庾信在北地亲身体验到了边地苦寒及羁旅之苦以后，才对《陇头歌辞》和《陇头流水歌辞》有了更深的理解，除了“陇水”、“陇头”意象外，“陇首”、“秦川”等意象也一再出现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因陇水的流动而想到自己身世的漂泊，因登高望远而流下思乡之泪，因塞外苦寒而生的回归之念，都因此有了寄托。尤其是诗文中的一个个“望”字，恰好符合了庾信的回望故乡的心理。

如果说南方的江左文化蕴育了庾信作品如水一般的灵动的话，那么北方尚武精神则给庾信的作品加进了刚健之气。读庾信后期作品，“马”的意象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既有盛大活动中的千军万马，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的“千乘雷动，万骑云屯”、“尚带流星，犹乘奔电”、“马喷沾衣，尘惊洒面”那种激烈飞扬的场面，那种马射场上的万马争先被庾信真实地描绘出来。如果说其前期的《春赋》还停留在马的名贵与装饰的华美上的话，“马是天池之龙种，带乃荆山之玉梁”，那么北朝的马射活动则是惊心动魄的尚武精神的体现。当然最能表现马的神韵的还是它们的一声声嘶鸣，庾信在其它诗作中多次写到此。《奉抒赵王出师在道赐诗》：“哀笳关塞曲，嘶马别离声”，《和赵王送峡中军》“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同

卢记室从军》“连烽对岭度，嘶马隔河闻”，《伏闻游猎》“马嘶山谷响，弓寒桑柘鸣”。其它关于马的描写还有《见征客始还遇猎》中的“犹言乘战马，未得解戎衣”，《拟咏怀》中的“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郊行值雪》中的“还如驱玉马，暂似猎银獐”，《竹杖赋》“胡马哀吟，羌笳凄啭”等等。庾信北上长安，关陇的自然山川，塞北的铁马秋风给了他的作品加进了新的因素，“黄河”、“胡风”、“胡笳”、“长安”等屡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也正是因为庾信创作中的一系列胡化的过程，使他的后期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文学家对于某一区域文化，不是置身其地，亲受其炙，而是通过书本或其它间接渠道去接受，转化为诗歌创作，只能是带有书卷气的影响描摹。”[6]江左的灵动之水、南朝的乐府民歌，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艳丽的底色；荆楚的屈原宋玉，使其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文化的印迹。北朝苍茫的山川、呜咽的陇头之水都给庾信以滋养，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他的几次移出都是被动的，并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位文学家的伟大。我们把庾信所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分成了江左、荆楚与关陇加以探讨，但是其影响并不是单一的，有时正是作家多方面加以吸收整合才成就其作品。其实这正是庾信北迁以后其创作受多种地域因素的影响所致。“夫南朝绮艳，或尚虚无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习。若子山，可谓穷南北之胜。”[7]可以说庾信以自己的创作是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结合起来，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融合南北文风的特点，这些要素经过子山天才的整合，产生了“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宏大作品。

参考文献:

[1]戴伟华：《地域文化和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39~640页。

[3]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4]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0页。

[5]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6]余恕诚：《李白与长江》，《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7]倪

：《注释庾集题辞》，《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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