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形象分析1

堂吉诃德形象分析

摘要：堂吉诃德是欧洲长篇小说的先驱一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的主人公，是十六世纪西班牙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达者和实践者，是西班牙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塞万提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着力塑造的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他是西班牙文学乃至欧洲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艺术形象之一。堂吉诃德形象之所以不朽，是由于他的高贵的美好的精神，本文首先对堂吉诃德精神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对堂吉诃德形象的基本特征作了概括和总结，这些基本特征集中表现在：“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坚持真理，不惜以性命来挥卫”；“幸福的世纪”；“人是天生自由的”；“这位游侠骑士什么都懂”等方面。最后文章对堂吉诃德形象作了全新的定位与深入的分析：“他活着是个疯子”；“死了是一个智者”；体现出双面魔镜：可笑又可敬的二重性形象。这一切都使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卓越的文学形象具有“永久的魅力”。

关键词：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艺术形象分析

诞生于17世纪初期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已经走过4个世纪的历史时空，生气勃勃地进入了现代世界，并且他的生命力不见衰弱，反而更富有活力，其精神愈加光辉，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因时间和地域的差异，不同的读者对堂吉诃德理解不同，看法不同。本文尝试对这一文学形象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一、堂吉诃德精神

堂吉诃德本是西班牙一个偏僻乡村拉·曼却的一个年约50岁的穷乡神，瘦高身材，穿着祖传的破旧盔甲，拿着长矛，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幻想做一名“游侠骑士“去漫游世界，探奇冒险。就这样，他走出了西班牙，穿过漫漫漠漠的历史，跨入整个环宇。今天看，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形象，反反复复出现在绘画、舞蹈、音乐、影视、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堂吉诃德已经世界闻名的艺术形象，人们不仅仅知道他，熟悉他，而且呼唤他，赞美他。法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政治活动家罗杰·加洛蒂的一间屋子里，单独放着一幅他最珍爱的名画，即手持长矛盾牌、骑着瘦马的堂吉诃德画像，并将此画印在他的《人的诺言》一书封面上。显然，加洛蒂不仅喜爱崇拜堂吉诃德，并且呼吁着世人学习堂吉诃德精神。

堂吉诃德形象之所以不朽，是由于他的高贵的美好的精神。他，单枪匹马坚持不懈、勇敢顽强地反对一切“妖魔鬼怪”与不合理的东西，并坚决同它们斗争；他至死在为人类社会的真善美而与假丑恶进行拼搏，尽管以他的愚狂而失败，但却是一种勇士的失败。正如同高尔基在《鹰之歌》中所赞扬的：“你固然死了……可是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一个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骄傲的号召！我们歌颂勇士的奋起！”堂吉诃德形象已经摆脱了作者的束缚与局限，超越了当时的写作语境，走向了未来的大世界。他之所以为后代读者所接受，是因为他蕴含着与后代人共通的东西。小说中存在着一些“未定点”和“空白”，允许读者在阅读中去予以填充。笔者认为，《堂吉诃德》的永垂不朽i，主要在于它创造了一成功地创造了堂吉诃德的形象。

二、堂吉诃德形象的基本特征

堂吉诃德诞生在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的巨人的突出特征是人本主义精神。让我们拨开堂吉诃德的滑稽可笑的表象，分析其复杂矛盾的性格，从他的思想、品性和行为来审视，理出他的基本性格。

1、“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

当时的西班牙社会情况是不太平的。坏人横行，是非颠倒，民不聊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世。在堂吉诃德看来，“这年头，懒惰压倒了勤快，闲散压倒了工作，罪恶压倒了美德，傲慢压倒了勇敢”。因此，他认为“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一般人所谓的黄金时代”。于是，他要以济贫救困、扶弱锄强为己任，肩负着扫除暴

行、申雪冤屈、改革弊端的义务，这就是他当游侠骑士的动机与目的。并且，他不光有思想，还以一腔热情与愚勇去行动。首次出马，他解救了一个被财主鞭打的牧童。见一伙人护送一辆马车，内坐一位妇女，堂吉诃德以为是一伙强盗抢了一位公主，立即上前拦截：“你们这些妖魔鬼怪的族类，马上放了“高贵的公主”，否则要对你们的“横行霸道，予以处罚”。途中，他遇到一队被押送去服苦役的犯人，听了他们的陈述后说道：“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先是恳求押送者放了犯人，继之以武力行事，从而解救了所有苦役犯。当神圣友爱团为此要逮捕堂吉诃德时，他义正严词地讲道：“让戴锁链者以自由，释放囚犯，扶弱济贫，帮助受难者，你们竟把这称作拦路抢劫？虽然每一次侠举给他带来的是失败、伤痛，可他的追求是执着的，真诚的，无论其精神与行为，都是为着社会之公理，民众之甘苦。堂吉诃德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行动和言行一致。

2、“坚持真理，不惜以性命来挥卫”

堂吉诃德扮演的是“游侠骑士”的角色，他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发表了许多有关“骑士”、“骑士书”以及“游侠学”等见解，十分有意思，在他看来，“骑士”“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是为上帝维护正义的胳臂”。这个使命是神圣的，而且不同于其他圣徒的。骑士不是宣扬上帝主旨的说教者，而是维护正义的有力的“胳臂”，即惩治坏人坏事。作为一名真正的骑士，他须“得受晒、受冻，风里雨里、日日夜夜、或步行或骑马，一脚一个印地踏遍世界”。堂吉诃德不仅如此说，并如此这样做了。他所追求的不是享乐而是受苦。他十分强调骑士个人的修养，认为骑士“应该温文有礼，和气勤谨，不骄横，不傲慢，不背后议论人，最要紧的是居心仁厚”。这哪里是什么“骑士”，完全是仁人君子，人类中的优秀分子。

3、“幸福的世纪”

堂吉诃德第一次出游，途中碰到一群牧羊人，他们一起共餐后，他高兴地说道：“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你的’和‘我的’之分。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茁壮的橡树上，甜熟的果实累累满树……那时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恰恰……表达爱情的语言简单朴素……真诚还没有和欺诈刁恶搀杂在一起，公道还有它自己的领域……”这是一种古朴的理想主义，曾是西方几代先贤哲人憧憬的社会景象，是他们对私有制、尔虞我诈、邪恶横行等现象的烟雾谴责的表现。自然，昔日那种原始“共产”观念与简朴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永远过去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复活”。但是“黄金时代”中大公、和平、真诚、开诚布公等，却是人类所应有的美好品性，也是千百年来许多西方有识之士宣扬、歌颂、追求、奋斗的东西，至今这些东西并未过时，并没有失去诱人的光彩。可见，堂吉诃德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代表着人类共同信仰的希望者。

4、“人是天生自由的”

堂吉诃德之所以要解救苦役犯，正如他向押送人讲明的：“我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显然，他的行为并不是猛撞的、胡闹的。在他看来，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应受到尊重，这正是当时盛行的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桑丘上任海岛总督前，堂吉诃德对他的一番告诫十分精彩。其中说道：“桑丘，你不妨夸说你的贫贱出身，你说自己世世代代是庄稼人，不会低了身份。人家瞧你不引以为耻，就不会来侮辱你。你宁可夸耀自己是贫贱的好人，不是富贵的坏人。贫穷出身升做教皇或大皇帝的不知多少……”这在当时是多么可贵的思想！他还要桑丘处理案件时，“不能只听富人的声音，还该眼看穷人的眼泪”。

在爱情婚姻和男女关系方面，堂吉诃德本人是规矩和严肃的，他忠诚于自己理想中的“情人”杜尔西内娅。无论是客店女佣的错遇，还是公爵府中的阿尔迪西多拉的主动“求爱”，我们这位骑士决不动心。正如他所唱：“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已经占领了我的心，她的倩影磨灭不了……就为品德可贵，始终不渝，一片坚贞。”他在处理这类纠纷时，主张

尊重妇女，男女平等，爱情自由。他支持玛塞拉个人的选择，制止众人迫害她；他还帮助巴西琉从财主手中获得自己心爱的人季德丽亚，阻挡了卡嘛丘一伙报复巴西琉的行为。

5、“这位游侠骑士什么都懂”

堂吉诃德形象的光辉，不单表现在惩恶扬善的行为方面，而且还闪耀于他的学识渊博方面。他不仅是一个骑士、武夫，还是一个学者、诗人。小说中，堂吉诃德针对不同的人们、事物、情况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议论。在桑丘就任海岛总督之际，他训诫桑丘如何治理政务，如何注意个人的身心修养：“首先得畏惧上帝，‘畏惧上帝，智慧自主’。有智慧就不会做错事。”“第二，你得观察自己，求自知之明；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心向往美德，以品行高尚为荣”；千万防止“随意判决案件”，“富人许愿送礼也罢，穷人的哭求哀告也罢，你总得尽力查明真相”；“审判案件，自己别动感情，弄得是非不明”等等。这一切，正如桑丘所说，“都是金玉良言”。

谁不说堂吉诃德“见识高明，志趣高尚”呢？他一有机会就滔滔不绝的发表许多如何做人的道理，涉及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爱情婚姻等。例如他十分看重“德性”，视作为人处世的一条重要准则：“品德恶劣的贵人就是大贱人”，“高贵以美德为准。好人尽管地位低，比地位高的坏人可敬可佩”等。这位骑士还谈到文艺，认为“戏剧是人生的镜子；我们自己的面貌和模范人物的形象，只有在戏里表现得最生动逼真。编剧和演戏的人把这面镜子随时供我们照鉴，这对国家大有好处”。他不仅喜爱和关心文学艺术，而且还作诗弹唱，颇有才华。

三、堂吉诃德形象的定位与分析

堂吉诃德是一个具有矛盾性和多重性的立体层构，作为一种典型，它蕴含和揭示了许多本质的东西，而这本质的东西是穿透历史的，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他活着是个疯子，死了是一个智者”，耽于幻想，脱离实际已成为堂吉诃德的代名词而被世人所称颂。本文试就他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方面来论证他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

1、“他活着是个疯子”

堂吉诃德是拉·曼却村庄一个五十开外的穷绅士，原名叫吉哈诺，穷困潦倒，闲暇无事，就钻进骑士小说中去，弄得神魂颠倒，着了迷决计要做名垂千古的游侠骑士，把忠君、护教、行侠、尚武作为信条。于是，他翻出曾祖传下的一付残缺不全的盔甲，用纸和浆糊将它修补一番，拿出一杆生锈的长矛，找来一匹毛病百出的老瘦马，选了邻村一位养猪姑娘作为自己献身的“意中人”，给她取名“达辛妮娅公主”，给自己取名为堂吉诃德。一切准备就绪，就选在烈日炎炎的十月的一个早晨。为冒大险、成大业、立奇功而外出行侠。荡游第一天的傍晚，人困马乏之时他来到了一家旅店，在他眼里旅店俨然是一座城堡，店老板就是领主，硬请老板封他为骑士。受封后他心花怒放，迫不及待走出旅店。在路上，他救了一个遭主人毒打的牧童，自认为这是骑士生涯的第一功，可是他一走，主人把牧童打了比先前要重十倍的鞭子。不久，他遇见一对商人，他要商人承认普天下只有达辛妮娅才是美女，结果被商人们打得趴在地上动弹不得，还是邻居把他像一具干尸一般横在驴背上送回家去。他的好朋友神父和理发师看得出他是受了骑士小说的毒害，便把他家中的骑士小说给烧了，并骗他“书被魔术师的法术摄走了”，这就激起了他重新出游与“魔术师”作对，扫除天下不平的欲望。这一次，他找了村里的农民桑丘·潘沙做他“侍从”，便在一个晚上偷偷离家开始第二次游侠。在郊野，眼前出现了几十架风车，他把风车当中巨人，举起长枪刺去，结果连人带马旋转到半空中，又被摔倒在地而动弹不得。他把羊群当作军队，挥动长枪向羊群冲杀，结果被牧羊人打掉了门牙，打断了肋骨。他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术师的头盔抢了过来。他打倒解差犯人，又让犯人去向达辛妮娅报告他的功业，反被犯人殴打，并抢去衣物。在客店里，他把盛红酒的皮袋当作巨人的头，挥剑乱砍，弄得红酒遍地流淌，最后，他的好朋友用计抓住了他，把他关在大笼子里押送回家，这才结束了他的第二次游侠。养病一个月后，他

又外出进行第三次冒险，见到一辆装着两头猛狮的车子，便令车夫打开狮子笼的门，他要和猛狮较量。后来，他被同村的学士参孙扮成的“白月骑士”打败，只好回到家中不再外出冒险。回到家中，他忧郁成疾，卧病不起。临死时神智清醒了，说：“现在知道那些书中写的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他对骑士小说深恶痛绝，并立下遗嘱：不许他唯一的亲人、外甥女嫁给骑士，也不能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不能继承他的遗产。

从堂吉诃德叙述的三次游侠的生活事件，我们看出他是个满脑子装着骑士小说离奇古怪的东西。怀着对骑士的狂热，他处处模仿骑士，以骑士为准，对现实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在他的眼里处处都有妖魔鬼怪，时时都是他仗义行侠、建功立业的机会。结果呢，无论什么事物到了他的脑子中都失去了原来的面目而变得离奇古怪：旅店变成了城堡，羊群变成了军队，风车变成了巨人，了法师的铜盆变成了魔术师的头盔，苦役犯变成了受害的骑士，小店主变成了长官，妓女变成了贵夫人。不顾一切地提着长矛乱刺乱砍，自以为救世救民，其实害人害己。人们认为碰上了堂吉诃德就是灾难临头。当他第二次见到被他从地主的皮鞭下“解放”牧童时，小牧童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他的种种游侠举动，居民们都祷告上天，对堂吉诃德等等一切骑士都要给以惩罚，不能给他们任何恩典。这对于他的荒唐举动不能不是极大的讽刺。堂吉诃德生活在十六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西班牙，却执行十二、十三世纪英、法、德等封建制度全盛时期的盛行的骑士道，误以为游侠骑士生活可以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堂吉诃德对于自己的错误还应付出严重的代价，因为他以为漫游的骑士是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同样的可以并存的，结果遭到了惩罚。”

2、“死了是一个智者”

堂吉诃德一出世便要在火枪盛行的时代里恢复骑士制度，这必然使他变成一个富有喜剧性格的滑稽可笑的角色。但这个形象绝不是古代封建骑士的简单再现，也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而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个具有为理想而奋斗精神的智者和战士。他善良、温顺、正直、勇敢，富有理想和牺牲精神。他学识渊博，辩才宏大，思路清晰，能洞察社会的苦难，是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文主义战士，是一个十分可敬可爱的人物。他生活在一个“可恶的年代”，看不惯“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的社会现实。他一贫如洗，没有任何私有财务，在年过半百之时仍自愿担负起除暴安良的重任。他所理想的社会是“人还不懂‘你的’和‘我的’之分，东西全归公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自由，和睦相处的“黄金时代”。他向往自由平等，反对等级特权，同情被压迫人民。他认为“自由是天赋给人的许多最可贵的宝物之一，地下河海里所藏的一切宝贝都不能和它相比”。他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因此，他解救牧童，释放苦役犯。他要求和桑丘·潘沙不分主子和侍从，同吃同住，不分你我，认为人的贵贱不取决于出身和血统，而取决于品德。他嘱咐桑丘去当“总督”之后，要关心穷人的疾苦，执法要公正仁慈，不要偏袒富人和接受贿赂，要亲自“视察监狱、屠场和菜市”。他对社会、战争、法律、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等都表现全新的认识。他把当今的法律与远古“黄金时代”的法律相比，反对形式的法制，暗示了只有政治清明法律才有公正的见解。他主张文官廉洁，武官勇敢。在婚姻问题上，他尊重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势力对妇女的欺凌和侮辱。他认为骑士应该是既“懂得公平交易原则”的法学家，又是神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医学家，“会钉马蹄铁和修理鞍髻”，既勇敢、文雅，又有“坚持真理，不惜以性命捍卫”的美德。“为了自由，正像为了荣誉一样可以而且应当牺牲生命”，所以他以铲除人间的不自由不平等为己任，锄强扶弱，济世救人，打抱不平，以冒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他以为是跟坏人作斗争时决不顾惜生命，不怕打击，不怕讥讽，被打掉牙齿，摔断肋骨，削掉耳朵，关在笼子里，有时被人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也不丧气，从不动摇，不以为苦，反以为荣，“胜败乃士兵家常事”，“干我们这一行，灾难都是免不了的”。不怕苦，不怕死，坚定不移为实

现理想而奋斗。这些正是他身上展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堂吉诃德是十六世纪西班牙人文主义理想的表达者和实践者，是西班牙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文艺复兴时期进步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之一。

3、双面魔镜：可笑又可敬的二重性形象

堂吉诃德是到底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一般都认为他是个复杂的、矛盾的、具有二重性格的人物。因为他“疯疯癫癫，滑稽可笑”。可又“具有崇高理想和渊博学识”的两个极端。塞万提斯开始时的意图是想把堂吉诃德写成一个滑稽可笑的、脱离实际的游侠骑士，但是，堂吉诃德一产生出来，就逐渐摆脱作者的控制，如同孩子长大起来离开父母走自己的路一样，他在广阔的历史天地里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思想行为，并逐渐成长起来，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可爱可敬了。

塞万提斯生活的年代正是西班牙发生剧变的大动荡时期，军事失利和国内暴政导致了西班牙的衰落，也引起了社会心理的变化，塞万提斯就一再声明，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要扫除它们的流毒。塞万提斯起笔之初，确实是以讽刺的手法刻画人物的。作者时时都用现实的真实情境去映照堂吉诃德心目中骑士游侠世界的想象，冷静地比较，在堂吉诃德昏昏然自以为是的时候，事实的真相就像位故装严肃的小丑，时不时地揭开堂吉诃德盖头巾的一角，让读者看到里面关于事实的观念是多么荒谬，突出了其行为的滑稽可笑，撕破了堂吉诃德复兴骑士道的梦想，让人看到了这种狂热念头的荒唐，从而产生喜剧性的效果，使人发出压抑不住的笑声。

但是，小说出版后的实际效果，超越了作者所声明的写作目的。随着读者对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形象理解的深入，尤其小说第二部的发表，堂吉诃德不再仅仅是可笑的角色。虽然堂吉诃德刻意要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成为封建时代的骑士，但作者塞万提斯并不把堂吉诃德当作一个封建骑士来刻画。如果我们把对他那些荒唐行动的嘲笑稍微压一压，暂时不去留意这个方面，我们就会为堂吉诃德那可贵的理想无一实现，为他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竟不能换回一丝半点积极的成果而感到遗憾，感到痛惜，悲剧性也就由此产生了。堂吉诃德的悲剧在于一个骑士游侠已成陈迹的时代试图复兴他的骑士道梦想，他找不到合适的时代和合适的方式；塞万提斯的悲剧在于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炽烈的西班牙及至欧洲看不到人文主义理想喷薄而出的曙光，堂吉诃德的悲剧也正是塞万提斯的悲剧的曲折表达。这一点，无意或有意地超越了作者当初的创作声明。于是，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同集于堂吉诃德身上。堂吉诃德这一形象也就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悲剧性审美感受和喜剧性审美感受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每一种审美效果的产生都须靠对方存在作为条件。

如果没有喜剧的一面，即没有那些荒唐可笑的行为，人们就会看不到堂吉诃德的抱负、理想的幻灭，不能产生出痛感，审美感受就停留，只体会到堂吉诃德精神的崇高。反过来，如果堂吉诃德身上没有悲剧的因素即理想成分，那么堂吉诃德的发疯胡闹也就失去了动力，他也就不会把风车看成巨人，也就不会有去刺杀的心思，喜剧效果无从产生；而且不把堂吉诃德的发疯胡闹提高到为理想奋斗这一永久的主题高度，读者就会很快厌倦他的胡闹，也就不能保证喜剧的生命力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始终。

当然，对于堂吉诃德这一形象的感染力的感受，不同的读者会获得性质、程度不同的审美观感，偏重现实的看到喜剧成分多些，如出版时西班牙的读者，人们对堂吉诃德报以笑声；偏重理想的看到悲剧成分重些，如海涅曾为堂吉诃德的种种失败而伤心流泪。这就像是一块八面玲珑的钻石，不同的视察角度，会发出不同的光彩。又如一面有魔力的双面镜，在这一面看到令人笑声一片的表演时，你却透过镜子看到另一面满脸忧戚的潜影；绕过背面，正视理想，以忧时伤时的眼光看过去，你又似乎看到了在找不到恰当的实现方式时不合时宜的狂热使一切变得荒唐滑稽。喜剧性，增强了这一文学形象的可读性、吸引力，完成了作者的浅层面的创作使命。悲剧性，标志着《堂吉诃德》对社会生活揭示的历史深度，概括出那

个时代的历史特征。这正是堂吉诃德形象的生命所在，堂吉诃德仍将凭着它性格的矛盾性，美感的奇妙的多重性而永久的葆有其艺术魅力。

时代对读者的作用不可低估。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社会思潮、普遍的社会心理影响左右着读者对堂吉诃德的认识态度，促成不同时代堂吉诃德批评潮流的形成。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当需要正视现实的时候，读者会以现实的眼光来审视堂吉诃德，拿是否合乎实际、顺应历史这条标准来衡量他的行为，在他身上更多看到的就是滑稽荒谬、不合实际的特点；当时代需要理想，需要重新确立价值标准的时候，读者又会拿理想的尺度来衡量堂吉诃德，更多地把他作为一个代表着不屈不挠追求理想的崇高悲剧英雄。这表明，堂吉诃德性格明显的二重性始终能给人启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堂吉诃德性格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有趣的堂吉诃德形象多义接受现象始终存在。他永远会被人嘲笑，也永远受人同情赞扬，他属于所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