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欧洲黑死病,夺人2500万

14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夺去2500万人生命

时间：2007-11-21 评论条查看评论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又称瘟疫（Plague）或鼠疫（Murine plague），是世界历史上无可争议的流行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高，危害最为剧烈的人类头号杀手。1894年，意大利医生Alexandre Yersin 才在香港鉴定出它的病原体：鼠疫杆菌（Yersina pestis，或Pasteurella Pestis），该菌主要经血液传播，无周期性地爆发，一般最终因其密集的菌株堵塞了血管，而导致患者死亡。1897年，Ogata研究了鼠疫杆菌的生活史。顾名思义，它的一个主要寄主是以家鼠为代表的啮齿类动物，但对人类来说，真正可怕的则是啮齿类动物身上的鼠蚤（Xenopsylla cheopis），它们在啮齿类动物体内吸取染菌血液，然后跳到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身上进下一餐，同时还能把这种疾病传染给人虱，从而加剧了它的传播速度。天性嗜血的鼠蚤可以在没有寄主的情况下可以存活30天之久，它们是大约370种动物感染鼠疫的罪魁祸首。鼠疫还有另一种更有效率的传染方式，即通过呼吸，直接从空气中进入人类肺部。人体免疫系统的主要成员：淋巴细胞和白细胞不仅无法杀死鼠疫杆菌，反而自己也会成为它的寄主细胞。患黑死病的人具体症状如下：发烧、咳血、脱水、昏迷、幻觉、腹泻、淋巴肿大、皮肤溃疡、皮下出血等，该病因患处的皮肤常常变成蓝黑色而得名。一般在发病后，病人多则四五天，少则数小时，即将命归黄泉，死亡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由于无特效药可治，这种可怕的疾病长期以来，一直被迷信的人类认为是鬼神对自己的惩罚。

虽然西方人对治疗黑死病长期束手无策，但他们早就一致认定，它的起源地是中国。事实上，鼠疫在那里的历史非常悠久，汉、隋、唐、明等大帝国的灭亡，都和它有相当的关系。例如东汉末年，以张角为教主的太平教（即黄巾军），和以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为教主的五斗米教，都是靠鼠疫在人民中造成的恐慌心理起家的。据魏文帝曹丕所撰《典略》记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衡。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衡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衡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 无疑即指此事。中医拿黑死病应该有些办法，如华佗、张仲景等名医，大约都是治愈过它的，据说当时医书上所谓的“伤寒”，其实往往就指的是黑死病，它也常与天花和登革热等恶性传染病混为一谈。

5至8世纪时，欧洲曾经不断发生严重的流行病，搞垮了强盛一时的东罗马帝国军队，使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到了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大片土地。不过，那些并不是鼠疫，而大概是天花和疟疾之类。时光如水，转眼到了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和他彪悍的子孙们，在短短几十年内，就用金戈铁马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庞大帝国。从波罗的海到日本海，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真正四海一家，公民们在版图范围内，毋需签证或暂住证，完全来去自由。正因为如此，鼓励贸易通商的蒙古人，在有意识地迎来了马可波罗商队之后，无意识地送回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礼物。1346年，印度北部爆发大瘟疫，死者不计其数。次年，即公元1347年，或元顺帝至正七年的春天，克里木半岛上的卡发城（Caffa），当时热那亚共和国在黑海上的一个商业殖民地，突然间陷入了地狱般的恐慌之中。平时活蹦乱跳的健康人一个个倒下，死者的数目很快超过了活人，尸体堆积如山，恶臭直冲云霄，无法掩埋，政府只好用木杆把尸体就近推入大海，港口为之废弃。这被普遍认为是欧洲黑死病开始的标志，当时恐怕还不会有人想到，它将会变成一个为期长达五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超级恶梦。

1347年，本来就是欧洲的多事之秋。在南欧，西班牙的阿拉贡和卡斯提利两个天主教王国正以空前饱满的宗教热情，忙着把摩洛哥苏丹赶回非洲老家去；在西欧，英法百年战争方兴未艾；在中欧，卢森堡家族的卡尔四世靠连哄带骗搞来的神圣罗马皇帝宝座还没有坐扎实，匈牙利人更是正沿着他们先人的足迹，以雷霆万钧之势涌向多瑙河；在东欧平原上，年富力强的金帐汗国虎视眈眈；在东南欧，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为了巴尔干的霸权大打出手；在小亚细亚，意气风发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横冲直撞，老态隆钟的拜占庭帝国在它面前举步维艰。真正繁荣安定的地区，只有意大利半岛上以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代表的各个小共和国，以及今荷兰、比利时所在的弗兰德城邦。而此时，整个欧洲权力和影响最大的人，却偏偏是罗马的克莱门斯六世教皇，一位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神职人员，他和他的属下对金钱和自身安全的兴趣，远远大于拯救平民

生命财产的责任感，不过此时这一特点暴露得还不是非常彻底。可以说，没有那个词比“一团散沙”更适合于描述此时的欧洲国家了。这是黑暗的中世纪最为黑暗的时刻，但是，既然深夜已经降临，清晨还会远吗？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消灭一个寿命已久的旧事物，往往得付出比人们想像大得多的代价。

卡发城遭劫两个月后，鼠疫杆菌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黑海航道，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康斯坦丁堡（Constantinople）。大胆的拜占庭皇帝Johannes Cantacuzenos亲自下到平民的生产生活第一线，细致地询问了疫情，他与此有关的亲笔记录一直保存到今天。所幸他自己没有被传染，要知道如果一旦患病，即便当时最好的医生也全然无用。10月，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座地中海上的商业明珠成了鼠疫的下一批牺牲品，死者人数激增，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调动全部舰队封港，外来船只有敢入港的，一律以炮火击沉。一艘这样的商船被迫沿着海岸线孤独地寻找能够容纳自己的港口，最终浪漫与宽容气息浓厚的马赛港接受了它，也同时把黑死病这头恶狼引入了法兰西的家门口。与此同时，整个意大利都开始采取紧急隔离措施，阻止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国公民入境。次年夏天，一位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去看亲戚，当时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进去，他只好淋着雨在外面边哭边恳求。到了天黑时分，他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打开了城门，带他回家过夜。次日早上，那位亲戚上街去……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鼠疫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1348年，鼠疫除肆虐于意大利之外，又兵分三路：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西南部为祸尤烈，仅在旅游城市马洛卡，就死了30000多人；西北路，经“黑王子”的首府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弗兰德城邦人口为之下降了五分之一，就连此时刚刚为英格兰占领的加莱也包括在内；东北路，经奥地利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2000人，明斯特死了11000人，美因兹死了6000 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总市民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人们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像是，疾病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原因大概是从东欧到西欧，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到这年年底时，黑死病的疫区几乎已经遍及整个欧洲大陆，除了被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难。而且，就连

这两块风水宝地的沦陷显然也只是时间问题了。1349年春天，沉睡许久的黑死病突然从加莱进入海峡群岛，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失去了他平时在战场上的冷静，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这被证明毫无效果：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截止到五月份为止，伦敦原有的五万居民只剩下了三万，直到16

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牛津大学的三万教职员和学生死的死，逃的逃，一年之后只剩下了6000人。当1351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1349年5月，一艘英国商船又远渡重洋，把鼠疫带到了斯堪地纳维亚，而当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商业同盟又以极高的效率将它散布到了至此为止还相对安全的德意志和波

兰北部。甚至格林兰岛都因此遭了殃：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得不到欧洲大陆送去的例行补给，没有一个活过1350年。

1349年底，黑死病在欧洲达到了它自己传播的高峰期，但至此为止，它的魔爪还未能捕获一位最高级别的教士和贵族，这是因为这些人采取了当时针对瘟疫最为有效的战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大批买不起交通工具的贫民被迫留在疫区等死之时，他们则乘坐着华丽的马车，来往于各个著名而洁净的温泉疗养地之间。只有一位君主毫不动摇地决定坚守自己的阵地，继续攻击不共戴天的异教徒，他就是卡斯提利国王阿方索十一世。如此高尚的行为自然有相应的代价：1350 年耶稣受难日那天，这位欧洲最勇敢的领袖和他的数千名近卫军士兵一道在军营中倒下了，他是死于黑死病的唯一一位欧洲国王。几个月后，他的邻居，阿拉贡王后利奥诺娜及其女儿玛丽亚也因同样的原因含恨撒手人寰。被阿方索十一世在塞维利亚战场上活捉的数千名穆斯林战俘倒是因祸得福：他们一觉醒来，发现看守们已经死了个精光，而他们自己却居然安然无恙。于是在尽可能简短地赞美了一番安拉的伟大之后，战俘们开始了幸福的胜利大逃亡。这当然和他们的的宗教信仰关系不大，也许是因为阿拉伯人不像当时的欧洲人，常常几个月都不洗澡，生活相对比较清洁，所以身上的跳蚤也相应少的缘故。其实，阿拉伯世界也受到了鼠疫的沉重打击，黑死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许多不久前还陶醉在击退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性胜利中的阿拉伯人，还以为这瘟疫是耶和华的报复，所以认认真真地准备改宗天主教。可惜基督徒们自己不争气，人员损失不久就大大超过了穆斯林，从而很快打消了对方的这种

荒唐念头。

1351年，黑死病在蹂躏欧洲的六年之后，传染的势头突然开始迅速减缓，这令许多人在惊喜之余感到莫名其妙。究其原因，鼠疫的传播有一个特点：每年秋天是它爆发的高峰，因为那时是家鼠的生育季节，鼠蚤也随之大肆繁殖；在冬天几乎不发作，原因是啮齿类动物在那时冬眠，鼠蚤也随之休息几个月。鼠疫不仅对人类致命，对啮齿类动物常常也是致命的。到了1350年后，欧洲家鼠的数目锐减，到1351年已近乎绝迹。它们的原来的位置被穴居田鼠所取代，而后者不喜群居，密度较小，所以鼠蚤的数目也不至于爆炸性地增长。不过在当时，被天主教会无孔不入地严密控制着的人们，一般都把这个功劳归于上帝的仁慈。而这位上帝的仁慈，首先是以至少2350万欧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相当于疫前（1346年）欧洲人总数（约6250万）的八分之三。要知道，历时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只消灭了欧洲人口的5%。

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基督教会在瘟疫期间的表现令所有人失望，大部分神职人员不肯履行自己的职责，争先恐后地逃命，使得灾区活着的人没有地方诉苦和忏悔，死者下葬时得不到应有的祷告。更有甚者，许多教士还利用人民的恐惧心理，大肆招摇撞骗，从贩卖一些据说能够禳病的圣物中牟利。在英格兰的Yeovil 镇，愤怒的群众用铁棍和弓箭攻击Bath主教，使其死于非命，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与此同时，鼠疫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宗教狂热，因为在科学极不发达的当时，人们除了向神忏悔之外，看不到其它什么阻止瘟疫的办法。这直接导致了黑死病时期欧洲的两道风景线：鞭刑者运动和迫害犹太人。所谓的鞭刑者运动，在1260年起源于神圣罗马帝国，是当时的天主教会在十字军从中东溃败的不利客观情况下，倡议并组织的一种自虐式的忏悔方式。运动开始后，成千上万的人光着脚，身披麻衣，手持皮鞭涌向教堂，一路之上不停地责骂自己，同时用皮鞭抽打身体，直到浑身流血为止，以为这样就可以抵销他们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了。因为据说耶稣基督活了33岁半，所以鞭刑者运动一般也要持续33天半，情节严重时，甚至有用蝎子取代皮鞭来伤害自己的信众。黑死病开始流行时，欧洲人普遍相信，《圣经·启示录》里所说的末日审判就要到了，都急着要赶快赎罪，鞭刑者运动的规模因此越来越大。在荷兰，一次性参加者高达十万之众，按人口比例讲，远远大于近年来发动的任何游行示威。到1350年为止，法国的鞭刑者总数

超过了80 万，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等地的教徒也同样乐此不疲。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则漫长得多。犹太人原来住在以色列，在被罗马帝国征服之后，自公元2世纪便开始陆续向欧洲迁移。因为特殊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再加上擅长经商及放高利贷等种种原因，他们总是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在417，423和534年，罗马皇帝们先后颁布过限制犹太人公民权的法令，到公元9世纪时，反犹太人思潮（也被称作“反闪米特人思潮”）开始真正兴起。天主教会向来把犹太人视为眼中钉，在向西亚和北非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同时，也没忘了在本土迫害这些异教徒，宗教裁判所不断判他们死刑，普通民众在教会的煽动下犯下的反犹暴行也层出不穷。

鼠疫爆发之后，很多人说这是犹太人生活不洁净导致的天谴，他们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到1350年为止，欧洲绝大部分犹太人被向东赶入波兰和立陶宛，留下的都被烧死。此后陆续返回的一些，又相继为法国和西班牙政府所消灭。15世纪末，犹太人在中西欧宣告绝迹。除此之外，数以万计的老百姓涌入修道院，从四面八方到罗马朝圣者更是多如牛毛，虽然很多人病死在路上，也无法阻止其他人的赎罪热情。黑死病也使教会认识到了疾病的危害和重要性，在疫后开始花巨资建造医院，借以重新赢得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从而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不过，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人民群众对教会产生的怀疑并未消除，它在不久后的意大利造就了辉煌的文艺复兴，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则表现为壮烈的宗教改革，从而使欧洲最终告别漫长的中世纪，彻底赢得了新生。

除宗教以外，受黑死病冲击最大的另两个领域是经济和医学。据不完全统计，死者中包括1740万农民，以及610万市民。据史料记载，当时欧洲85%的人口住在农村，即5310万农民，和940万市民，因此市民的死亡比例（65%）显然要比农民的死亡比例（33%）高出许多。受此惨重打击，欧洲城镇的手工业几乎消亡，这也是后来文艺复兴强劲市场需求的主要原因。但是，唯有钟表业生意兴旺，这是由于患者生命短暂，所以人们为了观察发病周期，对时间开始特别重视的原因。此后，欧洲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被划分为12个时段，夏天稍长，冬天较短，这便是今日世界流行的“小时工作制”的起源。农民的死亡比例虽然不象市民那么大，但却足以使整个农牧产业崩溃，农牧产品虽然供不应求，市价暴涨，但也无人从事生产。在这种只出不进的形势下，各国的粮食储备很快就枯竭

了，1350年前后的大粮荒，是当时仅次于黑死病的欧洲人非正常死亡原因。为了从这次经济危机中彻底摆脱出来，欧洲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在黑死病爆发前，欧洲的医学相当不发达，远远落后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鼠疫出现后，几乎所有积极为人看病的医生，都在很短时间内染病去世了，而他们都是医学界里业务比较好的。这样一来，就导致优秀的医生奇缺，而市场上对医生的需求又出奇的高。而直到瘟疫结束后上百年，医生们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源，和发明治疗它的有效药物。当时，占星术等迷信活动大行其道，以至于所有医生都系统地学过这方面的知识，而对黑死病出现的原因，也因此有无数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一种相对比较有科学性的理论是：人体中的四种液体：血液、淋巴、黄胆汁、黑胆汁之间的比例失调；第二种理论是：1345年3月20日，火、土、木三大行星连成一线，把大地中的某些物质吸上了天空，之后又加速返回地面，从而产生了损害人类内脏的有毒气体。有人还添油加醋说，1348年8月，一颗巨大的星体在巴黎西郊上空中爆炸，鼠疫马上就在那里传播开了；但是，流行最为广泛的理论还是：有鬼！维也纳人说，他们见到了所谓的“瘟疫处女”，她在蓝色火焰中飞驶，凡是见过她的人必死无疑。意大利人说，手持弓箭，骑着乌骓马的黑色死神在城市中穿行，看上谁了，便一箭射去，凡中箭者必死（活像爱神丘比特的另一个版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开出的治疗方案也多种多样。当时一位著名的巴黎医生这样劝告市民：不要吃鱼类、禽类和油脂丰富的肉食，提倡喝加胡椒和肉桂的汤汁；不要睡午觉，每天11点进午餐，少饮酒，但饭前可以喝一点白葡萄酒……（至此活像是现代减肥食谱）下雨天不可出门，因为雨里有毒；用烈火烧地，在院子里点烟，直到7月17日，一刻都不许停……（简直是某位非洲巫师的语录）事实上，点火驱鬼，用醋涂抹家具，以及禁食某些肉类，是当时全欧洲流行的、对付黑死病的办法。除了醋酸可能还稍微会起点消毒作用之外，其他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全是无稽之谈，这也反映了当时欧洲的科技水平。不过因祸得福，到了疫情后期，医生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些门道。比如他们发现，病人的血管常有堵塞的现像，适量放血有助于缓解病情；穿着特别厚实的衣物可以保护自己不染病，又因此发明了医用口罩，从此流传至今。另外，尤其重要的是，疫情过后，对医学感兴趣的人数猛增，在伦敦，在遗嘱中向医院捐款的人从1345年的5%上升到了1360年的40%，再加上教会的积极协助，就为不久后的西方医学腾飞打下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

黑死病在欧洲的全面泛滥，也使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得以彻底暴露。其实，普遍的道德危机，早在1270年十字军东征最终失败之后，就在基督徒的沮丧和失落心情中诞生了。人们不再尊老爱幼，犯罪率节节上升，狂欢纵欲成为时尚，高风亮节受到嘲讽。因此，黑死病的来临，被教士和道学家普遍认为是上帝对堕落的人类的惩罚。瘟疫期间，人们因为害怕死亡，而不肯和自己得病的亲人接触，一发现与黑死病相符合的一点点症状，就把患者反琐在房间内，任由其渴饿而死。履行自己职责的教士和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牺牲在抗疫前线，恐惧而无助的人们必须在自己的良心和性命之间做出生死抉择。家庭被广泛看作不必要的负担，没有亲戚的单身汉们由于没有什么挂念，生活得反而更加幸福。厌世思潮盛行，夫妻没有生育子女的兴趣，朋友之间形同陌路。宗教人士总是宣传说，在瘟疫中被消灭的人都是一些坏蛋，这完全是谬论。联系到1347——1351年欧洲黑死病的具体史实，我们甚至可以得出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病毒和细菌导致的瘟疫与其被比作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还不如被比作不长眼睛的集束炸弹。用道德标准看，它简直是一场逆向淘汰。勇敢的人死了，诚实的人死了，有同情心的人死了，坚守岗位的人死了，奋不顾身的人死了，探求真理的人死了，忠于亲友的人也死了。而那些毫不犹豫地抛弃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朋友邻居，乃至于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人，却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比过去过得更加有滋有味。但在疫情之后，随着正常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情心和献身精神等高尚品德逐渐又找回了它们的市场。

人性的天生善恶，古今中外并无区别，是客观环境引导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只有当物质积累水准达到相当程度，人身财产安全有了保障之后，道德说教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一味对他人求全责备，只能造就大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1354年，是黑死病在欧洲有记载的最后一年。此后它又曾在世界各地小范围内时断时续地爆发，但像1347年那样横扫整个大陆的瘟疫，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在二战期间，美国曾有鼠疫的报道，近年来在亚非拉的热带地区，“黑死病”这个词也还偶然能见诸报端。但在抗生素发明之后，这种600年前死亡率曾超过80%的恶性疾病，今天早已经不再令人生畏。当我们日复一日地诅咒这些常常与我们过不去的传染病时，可曾想过，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7000万年前的那次物种大毁灭，哺乳动物何时

才能从恐龙手中抢到地球的霸权？如果没有数百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出现，毁灭了当地的热带雨林，逼迫古猿离开参天古树下到地面，人类何时才能诞生？如果没有5000年前席卷全球的大洪水逼迫人类走到一起，国家何时才能出现，文字何时才能发明？如果没有当年的那次黑死病扫荡欧洲，人类何时才能告别中世纪和铁器时代，现代文明又何由诞生？一个没有外部威胁，不懂得恐惧的物种，是否就将接近它的末日？这样看来，一时塞翁失马的我们，又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