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法学派的特征及其思想根源

古典自然法学派形成于17-18世纪，创始人为格老秀斯（荷兰）、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国）、孟德斯鸠（法国）、卢梭（法国）、汉弥尔顿（美国）、杰弗逊（美国）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了历史上自然法学说的某些观点，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并形成了古典自然法学派。

格老秀斯宣称：“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正义的标准”；他给自然法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他心目中的理性、正义与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有所不同，他把理性从天上引到了人间，即他讲的理性是指人类的理性，而不归结于神。更可贵的是，古典自然法学派把正义、理性同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法治联系起来，并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他们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观点：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基本观点

法律理性论。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原则，就在于认定除国家制定的实在法（行为法）之外，还存在一种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他们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基础，是监督实在法的手段。自然法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与理性联系在一起，但归宿不同。古希腊把理性归宿于自然，中世纪把理性、正义渊源于神，而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归结于人类。他们认为人类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类都要自然法的支配。

天赋人权论。天赋人权论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来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统化，潘恩等人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把它加以规范化；其主要内容有：1）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2）人权的基点是个人；3）人权是抽象的，超阶级的；4）人权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而财产权是核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社会契约论。这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先后系统地论证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各自讲的理由不同，但结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让出一部分权利赋予国家，由国家来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他们的后继者又把社会契约论扩展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主权在民论。这是“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伸和发展。按照卢梭的说法，由于人们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国家，并不是奉献给任何个人；他们放弃权利，因此，人民在国家中应该是自由的，国家的主权只能是属于人民，人民可以更换政府。在此基础上，卢梭提出了“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理论，他指出：“人民主权”应包括如下原则：（1）主权不可转让；（2）主权不可分割；（3）主权不可代表；（4）主权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

法治论。自然法学派主张建立法治国，强调法律至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依法办事，强调权力制约，并把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政治体制。

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评价

古典自然法学派是西方法学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法学流派，特别是20世纪以来，成为了西方三大派别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曾一度广泛传播：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起了巨大的作用。古典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理论。既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又对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借鉴作用。

自然法学派的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它所谓的“人类理性”、“天赋人权”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成就，或者主要特点在于：

一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是一种关于国家和法的起源的理论。它首先区分社会状态和自然状态。人在没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这个自然状态有的说是和平的，如洛克，卢梭。有的说是战争的，如霍布斯、斯宾诺莎。但无论是战争的还是和平的，人类在自然状态的生活都有弊端，比如在战争状态下，人人都是敌人，那么人人都不能安心生活。在和平状态下，一些社会秩序的破坏行为无法得到有效制止。所以人类必须要进入到社会生活状态。人类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的途径是什么：订立社会契约。人们把自己本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去，从而让受让渡者来保障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但这里又出现分歧了。首先，让渡的权利是什么？有的说是全部的权利，象卢梭。有的认为只是保卫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权利，如洛克。其次，这个订立契约过程中，权利的受让渡者是谁？霍布斯说是君主或者是一个机构。卢梭说是一个绝对的主权，任何个人或机构只能参与其中。

那么契约订立后的结果是什么？依然是分歧。霍布斯认为这时人民的权利全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君主本身就是人民为了自己的权利的保全所选出来的，怎么可能反过来侵害其权利呢？（好个严密的逻辑！）卢梭比他要进步，卢梭认为契约订立后出现了一个绝对主权，它是一个“公共人格”，而不是君主或任何一个国家机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卢梭可能没想过，这个主权有什么意义么？它不是任何机构，不是任何个人，不是任何团体，就是一个抽象的人格，那这个东西在国家生活中有什么作用吗？

一般说来。古典法学家对自然状态的描述都不符合历史真实。或许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或许他们只是把这个理论看作一个假设，由此来开展他们的论述。就象经济学上的“人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这个著名的假设一样。但是，我很困惑的是，理论的前提可以假设，但是推论过程却不应该假设。你可以假设一个自然状态，但这个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过程会发生什么，法学家们又是

一通假设。岂不是全部的理论都是假设出来的？

当然，在今天看来社会契约的观点未免有点幼稚，但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它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国家与法的产生彻底的从神那里解放了出来，从此，世俗的事情不再和神搭边了。二权利是什么。

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分配的规范。这是法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法得以区别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特征。但在古典自然法学派之前，很少有哪个学派系统的研究过人的权利都有什么。象神学告诉大家的只是义务。古典学派的学者们充分的探讨了这点。

基本上，他们给出答案是：这些权利是自由、平等、安全、财产、不受专制压迫等等。基本覆盖了我们现在对法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权利的范围（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良莠不齐的，照霍布斯的说法，人民简直没有任何权利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权利观深刻影响了几乎每一次的资产阶级革命。“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安全、反抗压迫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个口号激励了无数法国革命者。而美国的开国者中的法学家们，更是认真的按照他们的理解努力去落实这些权利，令人钦佩。“三权力制衡和分权制度

这个成就的重要意义无须多言了，三权分立现在是西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仅就美国而言，就保证了他们享受到了两个世纪的民主与富强。

古典自然法学派出现之后，法学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出现了，在此之前，法学一直是哲学或者神学的附属。古典自然法学派将法学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提出了多个法学命题，从法的精神、法的产生到很多法学术语，林林总总，贡献颇大。此后，现代法学终于以独立的姿态成为一门学科，延至今日。

关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略谈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词而言，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并不是今天的首创。其明确提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势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基础不同;二是政治体制不同。现代法治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古代“法治”所没有，也是无法具备的。除此之外，从法治的对立面来讲，当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并强.调“德法兼治”。而中国古代“法治”除强调与“人治”对立外(不对抗君主权威)，主要是针对古代的“礼治”和“德治”.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立而使中国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彰显。首先是“法治”与“礼治”。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它内容体系庞大，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饮宴、嫁娶等。其对我国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而漫长的影响。并对清除奴隶主阶级内部分歧，维护统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则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传。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如果说“礼治”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战国时代则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法治”与“礼治”的对立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把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各种特权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须以功劳为标准来授官予爵，让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们也能和贵族平等地享受特权等主张，说成是公正的、客观的。并要求各诸侯国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强制推行。因此，所谓“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传统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终结，催生和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礼治”的根基。当然，也开始孕育着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与“德治”。这其实是在统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坚持“德治”的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反对过重地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提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薄税敛”;反对赤裸裸地一味镇压，而主张“导之以德”，特别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残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被压迫者反抗。《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当然，儒家并不是绝对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诉诸刑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反对“不教而杀”。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并发扬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故多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与儒家“德治”强调“以德服人”所不同，坚持“法治”的法家认为治国光靠说教不行，强调“以力服人”。只不过法家所讲的力不单纯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强制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认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国手段，提倡

法学流派

法学流派是最容易忽视的，分析介绍得少，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翻翻历年真题就知道了。注释法学派注释法学派glossators 西欧11世纪末到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而产生的一支与神学法学相对抗的新的法律思想派别。该派以研究罗马法为中心，并以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university of Bologna）大学为中心，因而又称意大利法学派或博洛尼亚法学派（the school of Bologna ）。中世纪初期，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在位)编纂的法律文献,已很少为人所知,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学说汇纂》曾湮没达几个世纪之久。从11世纪末，西欧各国以意大利为中心，开始对罗马法广泛研究，因为罗马法的适用不仅有利于以王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加强，而且也为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当时这种广泛研究，意味着法学正从神学中分离出来。与此相适应，一个独立的、世俗的法学家阶层逐步形成。他们主要代表新兴市民等级的利益，与代表封建制度的神学或教会法学家相对立。注释法学派的出现和发展，同西欧近代大学的兴起也有密切联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近代欧洲第一所大学，它主要就是从研究罗马法开始的，并长期成为传播罗马法的基地。西欧其他国家和意大利其他地区都有学者到博洛尼亚学习罗马法。12世纪中叶，在该校研究法律的学生有一万多人。该校创始人就是前期注释法学派奠基人伊尔内留斯（约1055~1125）。继博洛尼亚大学后创立的一些著名大学也都将罗马法的研究作为一门主要学科。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当今世界范围内居主流地位的法学学派。代表人物为如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思、杰斐逊等。自然法学派是指以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为正义的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是在人类制订的协议、国家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们的协议产生的规则本身的法学学派。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实质的法价值存在着，这个法价值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且作为检定此实定法是否有正当性的标准。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味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法学研究中表现为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以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传统法律理念，重塑时代法律神圣性的历程中，功勋卓著。但自然法的方法论如天空之流云，绮丽却飘渺，它宣言法的未来，但无力构筑通达未来现实的路径。更令人忧虑的是，自然法的自大与泛滥还有可能使法学笼罩于空泛与虚幻之中而难以成长与成熟。在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强调自然法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变化和发展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变化和发展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历了最近一个世纪复杂、曲折的过程，已经获得了可喜的发展。基于这一总的原则，现特就管见所及，对我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试作如下六个阶段的划分：第一，萌生时期。这个时期一般认定为原始社会末期分别以黄帝、蚩尤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传说时代。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所载传说与考古所获资料印证，当时，在古老的神祗观念和部落意识的支配下，随着部落联盟的出现和适应军事征战与维护传统祭祀的需要，逐渐萌生了具有一定强制力、甚至包括某些处罚方式在内的社会行为规范。这种原始的社会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习惯，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神判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条件。第二，形成时期。约当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属于奴隶社会的夏、商、西周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利用君主“受命于天”的神权思想和以“亲亲”、“尊尊”为指导的宗法、等级原则作为统治工具，此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出现，在法律上即以这两种思想为主宰，神化当时的阶级统治，把体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范美化为神的意志，把对战俘、奴隶和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人的

惩罚神化为“天讨”、“天罚”，从而形成了后人所称的神判法或神权法。到了西周，神权思想开始动摇，著名政治家周公姬旦汲取商代末年统治者暴虐无道遭致覆亡的教训，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倡为“礼制”，在法律方面采取“明德慎罚”的方针和德刑并用、反对滥刑、乱罚乱杀等一系列明智的政策，于是开始形成了中国法律史上由野蛮走向文明初期的法律思想。第三，争鸣时期。约当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属于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亦即公认的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提高，奴隶起义和国人暴动的不断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政治权力下移，诸侯异政，学术思想上异彩纷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法律思想方面，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的各家各派各抒己见，纷纷就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与时代需求、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乃至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基本问题，发表见解，其中很多都超越前人，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以至世界法学的内容。这些学派，通过自由的学术讨论，共同铸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学灿料的百家争鸣的时代。第四，定型时期。这个时期是指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时起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止的整个封建时期。这两千多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秦统一中国，经两汉、

古典自然法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i[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 ii[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一、古代的自然法学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

社会法学派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法学在20世纪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各种社会矛盾趋向激化，战争、经济危机等灾难频繁来临；旧的利益结构急剧变动，新的利益结构正在形成，新旧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和法治理想之间的空距( IVI GAP )越来越大；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公害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关注以往与国家不相干的劳动、福利、教育、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并运用政治的和法律的手段予以调节。于是，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1]成为时代的潮流。法律社会化以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联结、保障消费者和社会弱者为特征。这些社会问题和法律实践要求对法学理论做出调整。如果法学的对象依然与现实生活脱节，局限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结构分析，而且只是象分析法学家那样机械地注释成文法和判例法，不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见，就不能适应社会和法律实践的需要。社会法学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和积极的社会推动下，并借助于社会学家提供的新观念和方法应运而生的富勒的法治八原则第一一般性第二公布第三非溯及既往第四明确第五不矛盾第六可为人遵守，第七稳定性第八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哈耶克法与自由具体而言，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哈耶克的自由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在这里，“‘自由’仅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亦仅来自人的强制”。显而易见，哈耶克对自由概念的界定，乃是通过指出外在强制(extemal CoerCion)而将自由定义为“独立于他人专断意志之外”的状态的。自由表示能根据自己的决定和运用自己，的知识行事，不自由则表示必须受制于他人专断的意志之下；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不受外在强制是指不受他人专断的意志之强制，而不是否定一切的外在强制。显而易见，对于哈耶克来讲，这里的关键在于强制在何时是正当的，亦即我们应当如何界定不正当的强制和正当的强制。正是在这里，“确获保障的领域”这个概念凸显出了它所具有的至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哈耶克看来，社会实是通过界分个人行动的“确获保障的领域”的过程而在正当强制与不正当强制之间划定边界的：“只有在一个已经试图以确定予以保障的私域的方式来阻止强制的社会中，诸如…专断的干涉?这样的概念才会具有明确的意义”。其次，根据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不确定性和正确预测的不可能性乃是社会进程的主要特征，所以他强调自由对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助益性还具有极为重要的工具

法理学派代表人物

法理学派代表人物古希腊的法律思想代表：一、智者学派正义就是遵循习惯和惯例而已——演变成后来的历史法学派激进派：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演变成后来的分析实证学派奥斯丁的思想法律是约定的善，而不是什么理想的正义或者自然的善——古典自然法苏格拉底二、柏拉图《国家篇》（《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正义问题是其法律思想的主题。 ——坚持城邦社会分工论，政治正义分为“自然的政治正义”和“习惯的政治正义” 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尼各马可论理学》提出了法治的经典定义，建立了系统性的法治理论。 ——“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该是良好的法律” ——提出了分配正义与平均正义（矫正正义）的区分 ——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罗马法学：一、特征：产生的先导性、内容的完备性、影响的深远性二、代表人物：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 ——把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发展为系统的自然法论，区分了自然法和认定法，认为自然法是神的理性和自然正义，是衡量人定法的正当性标准三、五大法学家——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帕比尼安、莫蒂斯蒂鲁斯引证法国法大全欧洲中世纪法学： 3R运动——罗马法学的复兴、文艺复兴、宗教改一、注释法学派——代表世界性的罗马法系形成，为西方两大法系的格局奠定了基础。第一阶段：伊纳留、阿佐、阿库休斯；第二阶段：阿尔伯特鲁斯、巴尔多鲁（最主要代表）、巴尔都斯二、教会法学三、经院哲学家的法律观奥古斯丁：对教会法的影响很大阿奎那——《神发大全》；四分法：永恒法、自然法、上帝法、人类法西方近代法学的开新：

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代表作，在世界法律史上有很高声誉和地位。就其法律思想和其历史地位来谈谈个人的看法。（一）法律思想一、“德礼为本，政教为用唐代，统治阶级在认识上把礼义道德的作用和法律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原则上统一起来，大大丰富了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礼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唐律疏议》总结了历代关于德刑关系的理论，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集中系统的体现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德主刑辅观礼法结合在《唐律疏议》中已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的法律化已接近完成。二、封建纲常的法律化（一）“君为臣纲”及其在唐律中的反映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中，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凡侵犯皇帝与皇室的犯罪皆为“十恶”，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李唐王朝在法律上作了严格规定，凡属违反“君为臣纲”危害皇帝的犯罪，均属罪大恶极，这些犯罪主要有谋反、谋大逆，危害皇帝安全，大不敬等三类。（二）“父为子纲”及其在法律上的反映唐律规定，凡违反“善事父母”者，均构成不孝罪，要受制裁。唐律“一准于礼”，“父为子”在法律上反映得最全面、最具体。凡属违犯“善事父母”者，均构成不孝罪。（三）“夫为妻纲”及其在法律上的反映 “夫为妻纲”也是唐代立法的根本原则之一，唐律中有不少规定。这些法律规定都极力维护夫权，歧视和压迫妇女。根据礼制的规定，在婚姻家庭上，丈夫对妻子有绝对的统治权，妻子处于从属的地位，“七出”便是歧视妇女的直接表现三、维护等级特权的立法思想唐律始终贯穿着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精神。唐律维护等级特权的内容很多，这里只着重谈谈贵族、官吏有罪无刑以及良贱异法的问题。（一）贵族、官吏有罪无刑唐律依照人们的社会身份、地位、职业等分成几个等级。皇帝至高无上。在皇帝之下,依次分成贵族、官吏、平民、贱民几个等级。当贵族、官吏触犯国法时，唐律制定了议、请、减、赎、官当等减免刑罚处分的规定。（二）良贱异法良，指良人，即平民；贱，指贱民。凡是贱民，法律规定他们在政治、经济、诉讼、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地位都与良人不同。在婚姻方面，禁止良贱通婚。

评述三大法学流派

评述三大法学流派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本文就是从法的理论基础、法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这几个方面，对三者的优劣势进行比较分析。一、法的理论基础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经历了古代自然法、中世纪自然法、近代自然法和现代自然法这几个历史阶段，它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其意识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各有侧重点，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应当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还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德沃金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 。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分析法学在现代主要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它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分析法学的理论，严格地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着重对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作有关的价值判断，否认价值和道德的必然联系。其中，凯尔森指出，价值判断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只能是相对的；人们不能用理性认识来回答有关法的普遍和最高价值这一命题；对于自然法学中的绝对正义，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或者等于一种意识形态"。社会学法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社会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骥、埃利希和庞德。狄骥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社会义务。埃利希则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他认为，这种"支配社会本身的法律"，尽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条文，但"即可预防纠纷的出现，在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籍以解决而毋需求助于国家的法律机构"。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他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二、法的研究方法新自然法学派的研究方法为价值的研究方法，其更强调法的正当性，即立法、司法、执

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礼治”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文化思想。“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的习惯，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但一经儒家渲染之后，“礼”已不是最初始祭神、拜祖意义上的礼了。而成为“治天下”的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样的礼，实质上是法。以礼为根据，衍生出各种行为规范，老百姓必须严格遵守。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西周的“礼治”要求以“亲亲”、“尊尊”原则来立法，严格维护“礼”所规定的井田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以及贵族的各种世袭特权，同时主张“明德慎罚”，“罪疑惟轻”等等。到了春秋时期，儒家坚持和发展了“礼治”思想，他们视“礼”为根本的国家制度和主要统治方法，作为制定法令的指导原则与基本纲领，从而；使“礼治”具有了法律的性质和内容。儒家的这种改造，经历了五个阶段：1，孔丘以仁入礼，突出了礼的伦理性和强制作用；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实行礼治，使“君子”与“小人”各自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特权，在法律上孔子主张“为亲者隐”，“为尊者讳”，并反对使贵族的法律特权受到一定限制的“铸刑鼎”。2，孟轲倡导仁政，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他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主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礼，他的理想社会仍然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宝塔式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强调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3，荀况对儒家的礼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以封建等级制的内容。他认为；礼

是“强国之本”，人们都顺严格按照礼所规定的等级各分分享权利和物质利益。“使有贵贱之等”，“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他引法入礼，将礼治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4，董仲舒根据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心及“阳尊阴卑”的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董仲舒用阴阳学说对“三纲”加以附会和解释。在他看来，“三纲五常”论是天意的体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三纲五常论体现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5，礼学发展到宋代，融入当时的佛道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朱熹。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而三纲五常即是理的最主要内容。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谁要是违背它，或违犯以它为指导原则的封建法制的制度。就是“逆天”，就为天理国法所不容。（1）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 儒家熔伦理与法律于一炉，一方面赋予主要的伦理原则以法律的性质和效力，另一方面强调法律为维持论理原则服务，使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儒家归纳的伦理原则，主要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丘首倡“正名”，主张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立法必须“名正言顺”，用强制手段纠正各种违反等级名分的混乱现象。孟轲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况则明确指出：“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

历史法学派的方法论探源

历史法学派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发端于德国，而影响力则遍及欧洲许多国家。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在德国法律人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处于支配性地位。历史法学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学派并且对那个时代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方法论。尽管萨维尼、艾希霍恩、贝泽勒等历史法学家的观点存在诸多分歧，但在方法论上存在某些基本的共识。因此，要想深刻地理解历史法学思想，必须由其方法论入手。本文拟对历史法学派方法论的思想根源进行探究。一、前历史法学时代德国的法学方法论范式：理性法学方法 17世纪后期与18世纪中前期，德国处于理性法时代[1]。萨缪尔·普芬道夫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理性（自然）法理论盛极一时，在德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逐步取得了意识形态的地位，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将其作为推行自上而下式的启蒙运动以及开明专制主义的精神纲领。理性（自然）法是近代欧洲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而理性主义则主要归功于近代科学的勃兴。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精密性、确定性、实证性与严谨性，这些属性正是古代科学所欠缺的。[2]近代科学家借助于各种仪器取得了单凭感官永远不可能取得的精确的观察结果，并且用实验来验证各种科学命题，科学开始真正地超越常识。研究手段与方法的进步使得近代科学家形成了质疑陈见、批判传统的科学精神。笛卡尔说：“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3]当科学精神越出自然科学的范围进入知识的全部领域时，它就演变成理性主义精神，所谓的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科学精神及其方法的泛化，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理性充满信心，他们相信借助于人自身的理性可以认识世间的一切真理，包括伦理学与法学领域内的真理。于是我们看到斯宾诺莎把几何学证明的方法引入伦理学；[4]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主张确立一门有关定性秩序的数学，称之为“万能算学”，他说：“有了这种东西，我们对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就能够几乎象在几何学和数学分析中一样进行推论”。[5] 德国的理性（自然）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降生的。从普芬道夫1672年出版的《自然法与万民法八卷本》一书篇首的那句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精神及其方法对自然法理论的影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演讲范文

古典自然法学流派

古典自然法学流派古典自然法学家即启蒙思想家们一、自然法理论的基本特征: (一)世俗化。中世纪的自然法是神法的附庸，它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和推演。在古典自然法理论中，自然法本质上独立于上帝的意志，源于人的理性，上帝不能改变自然法。（二）个人主义。古典自然法以个人主义为自己的价值观念。自然权利实际上就是指个人权利。这种权利先验地存在于个人身上，任何人不能剥夺，且它不证自明。个人组成社会，公共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没有个人便没有社会，没有个人权利也就没有公共权力。个人本质上是他自己的私有者，未经个人同意不能受制于人，社会没有剥夺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任何权力。（三）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大都假设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曾经存在过一种自然状态，人类过着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生活，享有自然权利，人人是自由平等的。为了使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社会，就必须通过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可能是人自觉自愿缔结的，也可能是被迫订立的，但都要服从一定的政治权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但在社会契约中，人的某些自由、平等和财产的自然权利得以保留。二、主要观点

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谓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关于法的本质。自然法学派认为，法从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这种客观规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其二，法来源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理性。真正的法律应当与之相符合，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公意和正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资料讲解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思想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我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在尖锐的社会现实中应运而生，它对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其范围包括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儒家思想不仅在道德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它特有的法律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封建法律的制定及其有效地实施。一、儒家思想的起源儒家思想创立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当时社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中，孔子一向推崇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全面崩溃，因此他当仁不让的充任了旧制度的继承者和卫道士，提倡“礼治”，“德治”。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三，随着法律儒家化的逐步深化，至隋唐法律同儒家思想的礼高度融合，法律儒家化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议》，从而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将

三大法学流派的比较

三大法学流派的比较摘要：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统治地位的法学流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本文就是从法的产生、法的功能、法的运行、法的结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法的本质这七个方面，对三者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其展开进一步认知。关键词：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一、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充分体现了自然法观和人本主义，自然法崇尚人文主义，主张天赋人权。自然法是理性法，自然法普遍永恒，且高于人定法，人定法符合自然法时才是真正的法律。 1、法的产生自然法学派认为，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以正义为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是人类制定的协议，国家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们的协议产生的规则本身。所以法应当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以及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适用性。古典自然法学派把自然法归之于理性。认为理性是自然法的核心。例如，洛克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它天然合理，教导着遵从理性的人类。霍布斯也说，自然法来自人的理性，是每一个基于理性就可以理解和同意的。他们所指的“理性”是指人类的一种自然能力，是行为或信仰的正当理由，是评判善恶是非的根本标准。把自然法视为理性，意味着自然法是绝对有效的、不证自明的、一贯的和必然的，即使上帝也不能改变。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这样一来，宗教、自然、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评判。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则建立了一种世俗形式的自然法。他把法律定义为一种目的性的人类活动。在富勒看来，法律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的伦理方法，是社会关系的保障形式。他认为，每一条法律规则都有实现法律秩序某种价值的目的。由于目的和价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必须同时把目的既看成是“一种事实，又视做是一种判断事实的标准。当然，他还强调，法律与道德不可分，法本身不是中性的词汇，其本身包含着某种道德意义。重新提出了“恶法非法”。 2、法的功能法律的价值目标是多方面的, 诸如平等、自由、秩序、社会福利、公共幸福、社会效益等，法律的价值目标在不同的社会其侧重点是不同的, 自然法学派尤其关注秩序、自由、平等、正义。 ( 1)秩序。自有人类始, 暴力冲突就始终存在, 冲突本身并不会彻底根除，但人们找到了解决冲突的办法，这就是法律。秩序是与法律相伴的基本价值，一个没有秩序，没有相对安定的社会，法律的其它价值的实现都将成为泡影。 ( 2)自由。人的自由是人支配和驾驭客观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人在与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所争得的一种相对独立性，卢梭曾把自由看作人的本质，把人类的历史说成是自由的实现过程，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放任。 ( 3) 平等。平等观念也是古典自然法学派最为关注的一个观念之一，其中以卢梭的平等观最为著名，“人们制定法律就是以道德的和法律的平等代替了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身体上的不平等”。（4）正义。法律是正义原则的具体化，是人们根据正义原则制定出来的行为准则。正义不是一个和其它价值目标并列的一般性价值目标，而是一个能综合、包容和指导、调整其它价值目标的最高的全局性的价值目标。所以，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必然包含了能使人们明辨是非、知善恶的价值标准。法律发展的目的在于社会，制定法律时要把公共幸福和人权作为其首要的目的，法

西方社会法学派主要观点

西方社会法学派主要观点简介（一）孟德斯鸠：社会与法的精神在西方，法律社会学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主要杰作《论法的精神》。他曾感概地说:“我毕生精力耗尽于《论法的精神》一书”。这部巨著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社会学、法学观点，把社会现象同物质环境、地理状况、文化历史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研究法律，认为各国的法律应有自己不同的体系及其法的精神，应注意影响法律产生、运行的环境因素、存在条件，强调万事万物都有法，都要用法来衡量，不能把法律看成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分析法律，在法律与各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联系之中把握法的精神。在孟德斯鸠看来，一国的法律是与该国的具体情况、地理气候等因素相联系的。也即法律同政体、地理、气候、自由、贸易、人口、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作用综合的结果，就构成了“法的精神”。所以，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组普遍有效的法律原则的反映，而是特定社会的“法的精神”的组成部分。“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然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他主张，法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随着广泛的文化趋向或立法者的思想而变化的，法律不仅在空间上发生变化，而且因时而变。例如，他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法律的作用，认为，地理位置和地理格局对法律有重要作用，在拥有广阔平原的亚洲不能不实行专制，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能相容的”，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就难以实行与民主、共和、?法治相通的政治法律制度，但是，在欧洲“天然的区域划分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法治和保国不是格格不相入的。”关于土壤与法律的关系，他认为，肥沃的土壤使人眷恋家园和生命，缺乏毅力，而贫瘠的土地使人能艰苦奋斗，意志坚强，因此在肥沃的土地上，容易和适宜建立专制制度，法律内容比较简单，在贫瘠的土地上，容易和适宜建立民主共和制。（二）萨维尼：法律与“民族精神” 萨维尼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和法学家。当时的德国，政治分裂，法制混乱。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改变政治分裂的局面，有的学者倡议制定统一的德国民法典，完成统一德国的立法任务。作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维尼却极力反对。他认为，19世纪初德国法律的法典化“是一个灾难”。在他看来，当时的德国，既不具备制定一部法典的能力，客观上亦没有为一部法典的生命力所凭恃的社会、历史基础。因为，法律不外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法律的本质在于人类生活本身，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所凝聚、沉积的这个民族的内在信念与外在行为方式，决定了法律规则的意义与形式，法律与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逐渐调适，才能赋予法律存在的功用与价值，而法的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原因

首先，中国低处东亚大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干旱的草原，东部上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部上号称世界屋脊的连绵山脉。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海洋民族或山地民族不同的大陆民族特有的心理和观念，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华夏中心”观念，优于异族。同时，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与彼此渗透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生于斯，长于肆，其形态既有一元和内向的特征，又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功能。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人力耕作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弄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和质朴无华的观念心理。第三，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第四，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古代也不乏否定个人独裁否定个人权威的思想主张，但其主要倾向却是主张君主专制，认为“礼”与“法”在实质上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换句话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传统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第五，传统法律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大陆的、农业的、宗法的土壤里，世代延续，形成了与希腊、罗马等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古代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法结合，儒道互补，经历了经学、玄学、道学、理学诸阶段，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来源。在其影响之下，传统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连为一体，本身始终未能独立，而且其原则原理与价值取向也都以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为依据。因此，二者是同体同质，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欲探求传统法律思想的奥秘，必须把握传统文化的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