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外交范围

①封建中国一直以世界中心自居，自称为“华”，把外国人则统称为“夷”，讲求“华夷之辨”，同时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夷”的蔑视和防范是“闭关锁国”的思想基础。

②为防止复明势力与外勾结、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清政府担心国家和政权安全而下令施行“闭关政策

朝贡体制

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末

中国对外关系体系—朝贡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的、以朝贡关系为纽带的区域性国际体系。（朝贡圈）

朝贡体制的理念—天下观

朝贡体制包括朝贡，册封赏赐，朝贡贸易，礼仪秩序

朝贡体制特征

?中国王朝多强调政治权威、朝贡国则注重经济利益；

?中国王朝对朝贡国“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松散性；

?中国王朝与朝贡国以同心圆方式关系逐渐弱化的扩展性。

朝贡体系的实际

（1）经济上，形成了以朝贡贸易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交流圈。

（2）政治上，以成熟的朝贡制度规范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

（3）文化上，形成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圈，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

朝贡体制形成和维系的原因

（1）宗主国国力强大、藩邦弱小，双方国力对比悬殊。

（2）儒家的王道思想。

实质：通过礼仪达到中国和朝贡国之间在政治上形成君臣、主从这样的不平等关系。

*清末，西方侵略者破坏了该体制：朝贡国逐渐沦为殖民地,丧失政治独立性；中国自身经济堪忧，且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中，丧失对朝贡国商品吸纳能力；中国本身也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复有昔日大国的尊严实力，已经从国际秩序的中心沦为边缘地带国家，无力维持朝贡体制。朝贡制度是小农经济下违背商品经济规律的限制正常贸易流通的制度，无法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生存。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标志朝贡制度彻底破产。

以夷制夷

清末的主要外交政策策略，利用国际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他国，以谋取本国利益。三方面：

一，利益均沾，日本入侵台湾，李鸿章主张将和，制日之策即为台湾向列强开放通商，使其相互牵制，达到借机控制他们的目的，借以保存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应对1876年日朝《江华条约》李鸿章主张让朝鲜同各国通商订约，若日本或俄国想独占朝鲜，其他各国必加干预，这样可以避免朝鲜为一国所灭，从而可保中国宗主国地位

二，“联合”，为了遏制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势头，清政府试图与俄国结盟，但其结果却给俄国在东北进行扩张创造了条件。中日秘密结盟最终以失败告终，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试图借助“以夷制夷”政策来制止日本的侵略，但列强出于利益的考虑都不支持中国的主张。

这是传统“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均势思想的结合，是19世纪70年代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清对列强从疑忌转向依赖的产物，它本质是弱国的防御性外交策略。虽然它一定程度抵制了列强侵略，但国家贫弱和列强共同侵略野心决定了其局限性被动性，常常造成“制夷不成反被制”和“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因此，“以夷制夷”不是维护中国利益的根本之策，反加速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三，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如袁世凯政府面对“二十一条”时曾利用英美抗议使日本让步，并逐步形成“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制定

“南联英美，北结苏联”总方针，组成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耆英新外交

1842~1848年间耆英主持鸦片战争后清廷外交，几乎参与战后奠基中西关系的全部条约谈判。第一次钦差大臣任内，耆英负责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任内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第三次则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他主张在维护清朝大体前提下，调和中外关系，免生干戈。其外交原则一是从朝廷利益出发，不理会事情“是非曲直”；二是“略小节而就大谋"，“不争虚名”；三是坚守成约，示以信义。最大特点即实用性。

首先，耆英擅长以私人关系影响外交活动，如他在与璞鼎查交往过程中曾交换夫人画像；第二，笼络政策是其外交核心，以换取与洋人相安无事；第三，"以夷驭夷"，利用列强间矛盾使其互相牵制，削弱其力量以利于清；第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一方面，耆英使中英出现了一段相对和谐期；另一方面，他沿袭了清消极对外的传统观念，没有"师夷长技"，没有赢得英国尊重。大批高官受其影响在不同地区实践着此外交理论，对整个近代中国外交影响深远。

边疆危机

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边疆危机严重的时代，也是朝贡体制崩溃的时代。

边疆危机背景

一经济上

不独英国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也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引起了对原料产地和市场的需求。

二文化上。

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既适用于物种、也适用于国家，这种思想认同了国家向海外扩张。

三宗教上。

各教派的信徒受到神圣使命所激励，积极向异教徒传播福音。

四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870年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同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兴起在英、法、俄等老牌侵略国之外，后起国家日本和德国也加入了帝国主义行列。

1、东南沿海：日本借琉球船民事件侵犯台湾，后退兵并签订《北京专条》。

日本兼并琉球，侵略锋芒直指台湾。

2、西南：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强与清签订《烟台条约》，势力深入西南地区；

之后后挑起对西藏战事，中英签订《会议藏印条约》等，开放亚东，英国势力开始侵入西藏。

中法战争，法试图从越南侵入云南、广西等，与清在西南边境激战；后清迫于国内财政紧张和列强压力，与法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3、西北：英、俄先后勾结阿古柏，支持其入侵新疆，俄趁机占领伊犁；后左宗棠打败阿古柏，收回新疆失地。经谈判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收回伊犁,但西北一些领土丧失。

4、1894年，日本借镇压“东学党起义”，为争夺“宗主权”出兵朝鲜，挑起中日甲午之战。日本战胜，迫使清签订《马关条约》，获得台湾，由此掀起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2）原因：内因是中国国力进一步下滑，且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日益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外因是19世纪70年代后，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加紧了殖民地掠夺，彼此展开了分割殖民地争斗。在此国际背景下，中国邻邦和边疆遭到列强更严重的侵蚀。

（3）评价：数次边疆危机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商贸、司法等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且清政府处理危机的主要靠外交上妥协谈判，使列强更加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但客观上，清政府的领土意识有所加强，使其强化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防卫，也促进了民族意识觉醒。

日本侵台与《北京专条》

1874年，在美国怂恿下日本以“琉球船民事件”和“小田县漂民事件”为借口，进兵台湾。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南进”政策的一部分，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既定方案。清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与日本展开斗争；开战后列强为自身在台利益，以英国为代表集体谴责日本侵台行为；在舆论下美国也转向中立。面对列强压力和清坚决抵抗，日本从台撤兵。在英调解下中日签订《北京专条》，规定日本撤军及中国赔款，同样认定了中国对台湾主权，

但默认了琉球为日本属国，成为日本占有琉球的借口。之后清于1875年设台湾省以加强防务。

一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消极：1..一战期间，日本趁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场而无暇顾及中国，强迫中国签订《民四条约》，中国试图求援西方未果，最终基本接受这一不平等条约；中国参加一战一定程度上是日美两国出于自身利益而对中国政府威逼利诱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外交的软弱妥协、低微的国际地位和对列强的依附，并加深了美、日等列强对中国外交的干涉2．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益，仍作为被瓜分的对象。巴黎和会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失败

积极：1.中国在战胜后与战败国签订《中德协约》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大国签订平等条约，收回部分权益，也客观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激起了民众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反帝浪潮，使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觉醒，推动了国民外交和革命外交的产生发展。

3.国代表在和会上的出色表现、国内声势浩大的反帝浪潮以及拒绝签字之举，都令列强大为震惊，极大改变了我国国际形象，赢得西方的尊重。对以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4.一战是中国外交的转折点。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建立了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国参与其中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巴黎和会

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召开巴黎了解决战后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实际上是战胜强国间进行调整力量对比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分赃会议。中国以参战国资格出席，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席大型国际会议。参会方针是依靠美国，争取收回山东权益，并希望取消民四条约和废除外人在华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等。但是在山东问题上，列强最终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妥协，日本几乎继承德在山东一切权益；在废除特权上，列强不理会中国请求。关于废除德奥等战败国在中国权益，和会做出了相应规定。

中国外交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和为日后解决山东问题留下余地，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巴黎和会是中国外交一次惨败，中国作为战胜国，仍然是列强的瓜分对象。但和会也是我国近代外交的转折点：

首先，中国的参会已经表明了其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代表在和会上的出色表现、国内声势浩大的反帝浪潮以及拒绝签字之举，都令列强大为震惊，极大改变了我国国际形象，赢得西方的尊重。

其二，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次尝试，启动了废约的进程。

第三，由于拒签和约，日本未能合法获得在山东权利，留下山东悬案，为在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创造条件。

其四，中国开始了深入的反思历程，民族主义在中国滋生，国民外交兴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

中国近现代外交历程五阶段（线索）

（1）条约外交：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

三个阶段：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序幕。中国开始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逐渐形成条约体系；六七十年代是近代中外关系起源阶段，清展开自强运动，开始进入国际社会，接受西方影响；最后30年，清接连遭受外交打击，列强蚕食中国朝贡国、藩属之后，开始分割中国本土。《辛丑条约》意味着19世纪外交灾难被固定化。条约外交的遗产：1.确立了国际关系的从属地位；2.不平等条约体制扩大；3.逐渐建立现代化的外交体制；5.文化心理层面的影响深远。

（2）修约外交：1912-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外交，又称为北洋政府外交。北洋政府尊重不平等条约的安排，以积极姿态加快加入国际社会；同时以国际法为据，从小国着手向列强提出修约要求，试图建立与西方平等交往的外交机制。这使中国国际地位开始缓慢回升，出现了第一批平等和约和职业外交官，民族主义的萌发。是近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内谋求平等地位的开端。

（3）革命外交：1925-1927广州国民政府和1926-1927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被称为革命外交。革命外交是陈友仁与20年代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国际关系变动，民间力量活跃，革命外交以民族主义为背景，用非常规手段争取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变中外不平等关系。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是革命外交的高潮。

（4）体制外交：1928-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标志着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型，从原来的打倒帝国主义回归到国际公法规范下的国际关系体系，革命外交逐渐让位于体制外交。成果有废止不平等条约体系，关税谈判，废除领事裁判权等。

（5）独立自主外交：毛泽东在1949年春夏之交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基本确定了独立自主外交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真正开始实行独立自主外交。

革命外交与修约外交

修约外交

北京政府认识到条约的危害性，应对全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要抵消革命政府的影响，遂致力于修约，并改订平等新约为目标。内容1.宣告“二十一条”无效2.与比利时修约3.与日本修改1896年的中日商约交涉4.中法修约5.中西修约

思考：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触及到了众多列强的根本利益，列强敷敷衍衍，虚与委蛇，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国力并不强盛，国内还并不统一，内战连连，因此修约的效果不大。但是为国民政府留下了一份有一定价值的外交遗产，国民政府后来的“体制外交”基本是修约外交的延续和发展。

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是是以民族主义为背景，不顾过去中外条约协定与惯例，在革命精神与社会运动的支持下，运用非常手段实现外交谈判无法达成的目标，改变中外不平等关系。革命外交主要有两个时期：广州国民政府主要体现于镇压商团叛乱，沙基惨案后以“单独对英政策”以打击英国，征收二五附加税；武汉国民政府主要成果是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及部分司法主权，广州、武汉政府的“革命外交”与国民外交相互配合，迫使列强放弃了在华的部分利益，国民政府的威望也日隆。

南北外交互动

北京军阀政府受‘革命外交’的冲击，而在修订中外条约的谈判中，改采

强硬政策，大有南北配合，各自运用革命的或法律的行为，一举撤废不平等条约之势。

最终，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其革命外交也让位于修约外交的延续——体制外交。

看领事裁判权

一国通过驻外领事等机构对处于他国的本国国民，根据本国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是一种治外法权，是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形成的特权。最初，林维喜事件使清在1843年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中主动让出领事裁判权，外交考量是减少麻烦，避免与英国因司法纠纷问题再酿大案。清失去领事裁判权不是软弱所致，而是由于清政府官员仍局限于传统思维，对司法主权没有意识，华夷之辨的观念也对其有所影响。之后，共有19国通过引用最惠国条款或武力换取不平等条约的方式获取在华领事裁判权。这为列强在华侵略行为及实施各种特权提供辩白保护，严重妨碍了中国发展，极大损害了我国司法主权。

中华民国成立后，一直试图通过修约废除列强这一特权，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都做出了努力，但并无成效。武汉国民政府进行革命外交，取消了外国的“观审权”、“陪审权”，这是取消领事裁判权的第一步努力。二战后期美英为使中国坚持抗战，把中国提升至大国地位，开始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1942-1943年签订“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正式废除两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抗战及战后不久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类似条约。至此，领事裁判权问题终于解决。

中国近现代外交体制演变

●鸦片战争前期，清朝涉外事务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广州体系

●鸦片战争后，清设定五口通商大臣，办理通商、交涉事务。后于改为南洋通商大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设立三口通商大臣。后改为北洋通商大臣。

●1861年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办理外交为主的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下设

同文馆和“总税务司”，由奕 等主持。

●八国联军侵华后，改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居六部之首的外务部。

●辛亥革命（1911）爆发，1912年孙中山仿照西方政体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成立

外交部，设总长。

●袁世凯篡取临时大总统后，任陆征祥为外交部总长。陆效仿西方进行改革，革新驻外领

事馆体制，严格选拔和培养人才。中国初次出现了较完善、较正规的外交机构。

●1928年国民政府重组，外交部成为行政五院之一。近现代外交体制基本确定。

驻外机构方面

1875年,清廷却旨派郭嵩焘为钦差大臣出使英国,后定为常驻英国公使,于次年在英都伦敦建立起中国近代在外国的第一个常驻使馆

1878年3月,中国政府首次在新加坡,也是首次在国外设立领事馆,华裔胡璇被任命为驻新加坡领事。

中国近现代外交体制的演变过程可以说是迫于列强干涉甚至是对主权粗暴侵犯的结果，却使中国开始进入国际社会，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并使中国积累了大量外交经验。

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

（一）“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外交

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有三个方面：命令东北军不与日本交战，同时拒与日本谈判；向国联申诉，依赖国联调停；主张“攘外必先安内”。采取此政策原因如下：蒋介石迫切希望剿灭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维持一党独裁；国民党内部分裂，争权夺利，难以集中力量抗日；军阀政府对外妥协退让的外交传统，使南京政府难以动员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盲目依赖国联。

国联李事顿调查团调查宣告结束，日本受到国联谴责后退出国联，日本政府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制裁，宣告蒋介石“国联外交”彻底失败。消极的“不抵抗”助长了日本侵华的气焰和野心，也使日本温和的文官政府在中国问题失去发言权。

不抵抗外交：不使用军事抵抗，而是外交抵抗，企图通过国联来抵抗日本人。

（二）日本侵入华北后的对日外交

日本入侵华北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转为“妥协外交”和“协调外交”，仍对日“友好亲善”；而在日本控制河北和察哈尔省，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和“内蒙自治运动”后，国民政府态度开始强硬，表现为不接受“广田三原则”、1936年的张群—川越茂会谈拒绝日本控制整个中国的要求等。中国开始积极寻求外援，开展“与国外交”，以求国际同情。为此，国民政府与苏联复交，且积极与欧美搞好关系。

（三）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外交

日本全面侵华后，南京政府展开抗战外交，再次争取国联同情支持，积极开展对苏、对欧外交，并向美国靠拢。战争相持阶段，蒋采取“苦撑待变”外交政策，“死守死拖，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正式成立。自此重庆国民政府转为“积极促变”，制定新外交战略——力倡反战国家，尤其是中美英三国合作，共同抗击三国同盟；强调中国在战争中特殊地位，争取英美军事援助；通过外交阻止美向日本妥协。

（四）抗战后期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外交努力

主要有三点：

1.争做亚洲代言人。国民政府积极在周边国家中调节纠纷，支持抗日和民族独立，通过外交提升在亚洲形象地位。

2.利用抗战中形成的英美同盟，与英美订立新约，废除了其在华如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权利，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件大事。

3.确立四大国地位。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上签字，且其四大国和亚洲代言人的身份得到美苏等完全认同；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英美领袖共同讨论战后安排问题，标志中国国际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袁世凯外交的特点

“元首外交”，独揽外交大权

（2）外交思想：“委曲求全”、“息事宁人”

（3）外交策略：“以夷制夷”、“联合欧美、抵御日本”

尽管北京政府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实行封建军阀统治，但在民国初期却经历了外交体制的实质性改革，此奠定了外交体制现代化的基础。在整个民国时期，外交部门的专业化程度最高，造就了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新型职业外交官，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晚清“弱国无外交”的不利态势，开辟了中国外交运作方式现代化的新纪元。

论文在“闭关锁国”政策之下，清朝与英国的关系畸形共存，这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大背景。一方面，英国想要和清朝开展平等的西方式的外交往来，但是清政府只接受朝贡关系，两国政治关系在经历了数次使团遇挫事件之后陷入无“高层接触”的低谷。另一方面，信奉自由贸易的英国，其在华贸易却以中国皇帝给予恩赐的方式局限于广州一口。更重要的是，与闭关锁国政策密切相关的自大心态，让英国甚是不满，英国人甚至极端地认为清朝“傲慢和不堪忍受的态度”是中英冲突的唯一原因。外交考量起的作用更大。对于中英鸦片走私贸易问题，英国政府其实不持保护态度，道德层面和宗教层面上都站不住脚的鸦片走私贸易还不足以推动英国政府和英国议会对华采取极端的动武措施。事实上，清政府在禁烟运动中对英国商人及英国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是导致英国采取武力的紧要原因，对贸易的考虑是重要的但却是不那么紧迫的原因。此前闭关锁国政策下在中国所受挫折及其影响下的不满又增加了英国对华动武的分量。从根本上看，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是要保护和扩展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英国试图开始回击和改变长期以来在清朝朝贡体系下的英国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保护英国国民的安全、维护大英帝国利益和尊严等外交考量在推动战争方面走在了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