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缘何多大师

民国缘何多大师

那是一个梦幻般的时代。

本来想用一串名字作为开场白，但发现无论如何精简，那都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大师浩若繁星，实难穷举。况且无论他们的风采还是成就，都可谓旷古绝今，倘草草杂之于一名单中，未免太过不敬。

闲话不多说，下面是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几点思考。后学晚辈，妄议先贤，乖谬之处尚望包涵。

一

沈从文出国访问，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两个字：“自由。”

的确，自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定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基调后，“自由”便一直是民国时期文化界的主旋律。众所周知，民国３８年始终战乱频仍：先是军阀割据，再是国共争锋，接着抗日战争……正是这种内忧外患的处境，使得当权者往往不敢也难以做到文化专制（竞争使然）。事实上，即使是袁世凯、蒋介石这样被目为“独夫”、“民贼”的统治者，轻易也不敢对文化人太过不敬，哪怕对之早已恨之入骨。

而迨至红朝建立，罢黜百家，文化界万马齐喑。文人们怎么也想不通“百花齐放”怎么就变成了“引蛇出洞”，一个个吓破了胆，不是钻入故纸堆，研究些偏门别类（沈从文），就是摇身变成御用文人，为极左凶焰再添一把火（冯友兰）。

可以说，４９年后文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泛政治化（其实可以上溯到延安时期），即一切研究、创作都与政治挂钩，且无限上纲。文学、艺术就不说了，连科学也不得不屈从于文化法西斯的淫威：钱学森通过“严密”论证，得出“亩产万斤不成问题”的结论。

而民国时期，学术就是学术，只要不与当权者正面对抗，一般都能得到宽容。想想吧，即使是在抗战这一极其特殊的时期，依然有张爱玲、张恨水等一大批“非主流”文人活跃着，而从未听说彼因创作与“主旋律”相隔万里的文字而遭非议。

宽松之风气，造就了民国诸多狂狷之士：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刘文典（彼言：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其实坦白地讲，他们之所以名于后世，也多半在于此——其所学多艰涩无比，吾辈殊难索解。而他们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了民国文化交响乐中最激越的一部，深刻影响了后来者（如章太炎之于鲁迅），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

民国文化界，很容易给人一种很“黑暗”的感觉，尤其当人们的目光仅集中在鲁迅等寥寥数人身上时。其实笔者以为，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黑暗”，反而证明了其相当程度的“光明”：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著作可都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国家写就的。假想他生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或是毛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煌煌巨著吗？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对于某些学者，他所最痛心疾首的地方，可能反而是他最适宜的

土壤。

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生的中国文化人，大体有着相似的求学之路：生于书香门第，幼年在父祖的督促下，苦读中国经典；长大后接触到西方科技、哲学著作，方知天下之大，强烈的井蛙之感又使他们发愤恶补西学。这就造就了这一代人独特的知识结构：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依笔者浅见，中学重感悟，轻实践；多经验之谈，少逻辑推证。而西学反之。两者相融，无疑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事物，正如庄子笔下的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完成从“技”到“道”的飞跃。

如今人们反对重温国故，重要论据之一便是鲁迅曾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实这实在是先生的愤激之语。看看先生的购书日记吧：我敢肯定，我们能准确读出书名得不到一半；听说过的书不到十分之一；真正翻阅过（还不是读过）的不到百分之一！先贤饱得古典之益，治学方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而吾辈倘若只知其一而邯郸学步，自必将贻笑大方。

民国文化人有新旧之分（如徐志摩之别于陈寅恪），但这主要是指他们的政治倾向或伦理价值观的不同，至于文化心态，则差异甚小。陈独秀是前清秀才，国学功底可想而知，传世的《独秀文存》可以让我们见识这位新文化主将的另一面；而王国维——这个最忠诚的遗

老，在文化上却绝不保守，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研究中国文艺问题，开风气之先。可以说，正是这种开阔的阅读视界与包容的文化心态，成就了民国文人的大气与厚重。而同在这片土地上，仅仅数十载后，人们却已无可读之书：西方的是“资产阶级毒草”，中国古典是“封建思想糟粕”。不读书的后果是常识的缺席。而没有了常识，种种荒唐透顶、骇人听闻之事的发生，便不足为奇了。

时至今日，阅读的枷锁早已无踪，但，人们心中的藩篱，也是如此吗？

三

民国文化人承继“修齐治平”之古风，学术研究十分纯粹，绝少功利因素。这就保证了他们工作的精细、个性化，且不受或少受某些势力的左右。民国时期的中国，一直笼罩在弱国弱民、列强环伺的气氛下，亡国灭种是他们共同的忧虑。这就成为社会前进，学术（尤其是实用技术）发展的最朴素，也是最强大的原动力。尤其是抗战时期，国土沦丧大半，而正是在此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这里仅举西南联大为例：战火纷飞，物质严重匮乏，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而就是这样的环境，走出了数不尽的英才（连当时最被看不起的沈从文，后来都被尊奉为“大师”，其群星璀璨可想而知），原因何在？正在于超功利的理想与坚守使人具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或许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话最有说服力：“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反观今日之学界，着实令人汗颜。笔者概括为“三化”：官场

化、赌场化、市场化。官场化：高校体制几与行政体系一般无二，外行管内行，官僚主义作风普遍。赌场化：主要指不少无良之辈铤而走险，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意图侥幸过关。市场化：指靠量化指标（说白了，就是学术的价格）这一看不见的手引导学术研究，导致重理工，轻人文成为风尚，学风浮躁，唯利是图，斯文扫地。

其中前两点似无争议，唯第三点笔者认为又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其实，适度的市场化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事实上，民国时期文化思想虽可谓异彩纷呈，但总有散兵游勇之感，且多为意气之作（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这种研究模式显然并不适合如今这个高速发展、讲求合作的社会。然而，学术毕竟不同于商业行为。学术成果价值几何是个十分难以判断的问题（工科因为可以直接转化成生产力因而相对容易，基础理科及人文学科则几乎不可能），岂能明码标价？

看来，“板凳须坐十年冷”的古训已成绝响。

结语

其实除上述三点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诸多学科历来为西方所独有，而将之本土化的先贤自然是开山鼻祖，从而彪炳史册。而后学往往人数众多，文无第一，很难有人成为公认的权威。

“呼唤大师”的口号也喊了不少年了，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师？随着计算机与网络的普及，博学鸿儒存在的意义已微乎其微；而随着科学的尖端化发展，研究越来越体现为十几个人操纵着巨大的设备进行枯燥的重复，还能期待牛顿、爱因斯坦那

样的思想巨匠吗？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敢为天下先的探路者，“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者，“首身分兮心不惩”的执着者。而这些，正是民国大师们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