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地名文化

武汉的地名文化

解放大道全长23公里，西起汉水上游北岸额头湾，东北过丹水池到新马路，横贯整个汉口中心城区，沿途与45条道路相交。武汉市文史专家皮明庥称，解放大道及其周边建筑的发展，是武汉55年来发生沧桑巨变的最好印证。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条道路周边多为湖塘荒野，平时人迹罕至。从50年代开始，武汉剧院、武汉展览馆、武汉饭店、中山公园相继在道路两侧建成，后来又有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武汉体育馆、武汉商场、武汉广场等陆续耸立，“扎堆”出汉口最为繁华的一条街道。

解放大道当初仅有江汉路至航空路1800米的土路，建于上世纪初，1929年，汉口市工务局招标建成碎石路，并将江汉路至中山公园路段命名为“中正路”。1949年5月，武汉解放，随即改名“解放大道”。放大道真正成为“大道”是在1951年以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此路又经过了多次拓宽改造。从去年6月起，武汉市投入3.2亿，解放大道再次为畅通而改造：管线入地、绿化改造、道路由六车道拓宽成八车道，铺上沥青……目前，循礼门地下汽车通道已建成通车，香港路高架桥、5座过街天桥和通道正在兴建中。

凡有城市便有地名，地名产生于人类文明的曙光时期。它连接着城市的文化源头，是城市从孕育到生长全过程的历史见证。地名不但记录着城市山川地理等自然元素的历史变迁，也反映城市功能的变化轨迹。它记录城市风物，也反映乡风民情。地名既是城市的标识，她也能向你诉说这座城的沧桑之变。

地名也是城市的档案馆，地名越多越复杂，说明城市规模越大；地名变更越快，说明城市发展的节奏越快。武汉城区现实地名8666条，历史地名3596条，共提供地名信息12262条。而在这以后大约每年以几十上百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着新地名，可见这座城市的规模。在1990年的现实地名中，自然实体地名有山、峰、河、湖、港、海、矶、口、汊、塘及其它共10类255条；聚落地名有城、道、路、街、里、巷、村、湾、墩、嘴、坊、岭、台、桥、山、口、湖、店、区、宿舍、杂等21类4905条。另外就是一些文史地名和经济地名。

你会发现武汉地名中的许多聚落地都是由自然地名演变而来的，像山、洲、岭等，而且它们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路、街、里、巷这些人文地名。这就说明了自然因素在地名中占有重要成分。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首先勾勒了武汉三镇的基本面貌，而古往今来的武汉人在其中开山筑路，修堤建桥，盖屋建房，才密密匝匝地织出了五彩四溢的街道蛛网，于是才有了一张密集的城市交通图和地名图，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家园。武汉三镇鼎立的大体格局，便是由长江、汉水所定。公元14世纪60年代以前，汉口都是一片芦洲，与汉阳相连，那时以前的武汉都是双城并立之形。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汉水忽从今郭茨口冲出一道，从原由龟山南麓入江改为由龟山北麓入江，将汉阳一分为二，三足鼎立之势形成，以后才有了汉口的迅速发展。

地名是城市的纪念册，一个地名，或许附载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或许镌刻着一件不凡的历史，或许彪举着一个杰出人物，或许蕴含着某种意义。因而，地名成为反映城市品格的特殊信息系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武汉存在不少因特征事物命名的地名，它最能表现武汉地形、地貌和街区的特征，如三眼桥、姑嫂树、双洞门、鼓楼洞、月亮湾、三层楼、六角亭、铜人像、笼灯堤等。它们形象生动，上口易记，富于独创性和乡土特色，因知名度较高而往往成为区片名称，如六渡桥、司门口、堤角、单洞门……。

武汉有大量地名是富含时代特征的，它们传达出武汉城市功能的历史变化轨迹。例如在汉末三国两晋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城垒、军港和与军事人物有关的地名：偃月垒、夏口城、诸葛城、梁废城、锁穴、铁门关。与关羽有关的卓刀泉、洗马长街、藏马洞、关帝街、磨刀石；与鲁肃有关的鲁山、鲁山城、白马洲、鲁肃湾等；与黄盖有关的黄军浦等。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武汉具有军事城堡的重要功能。明末清初以后，武汉出现了不少因行业命名的地名，如筷子街、玻璃街、板厂街、打扣巷……说明了当时的城市手工业已经兴起发展。清末民初产生的一些地名还体现了武汉是万商云集之地，如药帮巷(河南药材行)、万寿宫(江西馆)、福建街(福建公所)、宝庆码头(湖南宝庆会馆)、广东巷(广东公所)、安徽街(安徽会馆)等。由此可见当时武汉商业经济生长以及海纳百川、容纳四方的开放性。产生于大革命时代、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地名，如中山大道、黄兴路、民主路，起义门、首义路、彭刘杨路，张自忠路、陈怀民路、郝梦龄路，有力地证明了武汉在近代以来各个革命时期所起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地名是无形的历史文物，许多地名证实着武汉的地理变迁。如“汉阳”，证明了汉水曾经改道，“新河”分明是一条人工河，“辛安渡”说明这里曾是古渡口，“口”印证着这里有一座特殊的桥，它处在河的入江口处，“黄孝河路”证明了有一条消失的河……这些地名告诉了我们，什么叫沧桑之变。

至于那些富含故事、名人轶事、风物传说的地名就更是宝贵的地方文化遗产了，如鹦鹉洲、知音路、舵落口、骡走庙等。还有一些因谐音和雅化而变化多端的地名，如八吉街、谋知巷、半市街、时人馆等，它们深藏的内涵往往变成了一些“地名之谜”，这就更会引发人们考究的兴趣了。

蛇山为脊

三镇之一的武昌有过许多称谓。早在西汉它称沙羡县，到三国叫夏口城，东晋以后又称汝南县(这个名称透露了武昌有大量的河南移民的信息)，直到隋朝开始称江夏县。江夏这个名称使用时间最长。民间根据所修城垣也把武昌叫郢城、鄂州城。可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武昌这个名字却并不属于武昌，而是属于湖北的鄂城。三国时，吴主孙权曾取“因武而昌”的意思，将鄂城取名为武昌，并且还将都城也移到这里。直到民国四年(1913

年)，国民政府才将武昌县(就是现在的鄂州市)改名为寿昌县；而将江夏县改名为武昌县。可见江夏才是武昌最著名的古称。

相对于水文化色彩相当突出的汉口而言，武昌可以说得益于山了。对武昌旧城区，民间用“九湖十三山，外加一个黄河湾”的说法来概括它的地形地貌。其中仅仅自然实体类的山名就有69处，几乎每一所大学都依傍着一座山，例如武汉大学建在珞珈山，华中理工大学背靠喻家山，华中师范大学修在桂子山，而武汉工业大学位于马房山……。在众多的山中，惟有蛇山是众山之首。蛇山不但在地理上是武昌的脊梁，在城市发展史上它也是武昌城的历史起点，是武汉的人文发祥地，因此，可以说蛇山是武汉的祖山。

公元223年，濒临长江天堑的黄鹄山被一位军事家看中，认为它是“上控蜀川，下视吴起”的要地。于是他便命令在山上修筑了一座坚固难摧的城堡，在城头的黄鹄矶修了一座军事盯望台，以观烽火狼烟。这位军事家就是三国吴主孙权，这个盯望台日后就演变为声震中外的黄鹤楼。这个城堡非常小，周围不过二三里，只开有二个城门，因而它只产生了一个地名夏口城。到了南朝，它就扩展为“郢城”，以后又经过了两次大的扩建，唐代改名为鄂州城，明代改名为武昌城。由此观之，武昌共有1 700年的建城史了。夏口城的建立成为了武汉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自古以来，武昌城是以蛇山为原点辐射开来。蛇山横亘城中，将城分为南北两块，历代军、州、府、县四级衙门密密匝匝地环布蛇山四周。城内街道大体顺着山势横平竖直地发展，山南为商业闹市，而街道多由湖堤变成，有些是明代楚王府的宫殿楼阁。山北是密集的万家民房，街道多依山傍湖。清末洋务运动中大兴土木，建厂修路，使城市发生较大变化。而在本世纪以来它的变化就更大了，所以新地名产生的节奏也不断加快。

从武昌的古今地名可以看出武昌的特点。它城门地名多，小东门、大东门、汉阳门还是唐代的地名，它们使用了1 100年。由官署衙门而得的地名多：察院坡、巡道岭、都司湖、抚院街、都府堤、粮道街、学道村、司门口……可见武昌在历史上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以文化设施命名的地名多：读书院、御书楼、学府街、崇文坊、文昌阁、方言街……；以王府旧宅命名的地名也多：王府口、后宰门、楚望台、梳妆台……；特别是三国遗址地名多：曹操庙、刘备郊天台、吴主庙、白马洲、关公桥……。这说明三国英雄人物曾将武昌作为他们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可见武昌是一座文化植被十分丰厚的古城。近现代以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都集中在武昌，而且长久以来都保持着浓郁的文化氛围，不是没有历史渊源的。

山水变奏

汉阳是一个真正的古名，它使用了1300年。从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将汉津县改名为汉阳县以后，一直使用到现在。因汉津古城位于汉水之北，根据我国自古以来地名的命名原则“山南水北为阳”而改名为汉阳的。在这以前，汉阳也叫过石阳、曲阳、沌阳、汉津。

汉阳的建城史还要早于武昌。它最早的城叫谷卩月城，是东汉一位姓戴的监军御史所修，由刘表手下的江夏太守黄祖所守。它的位置在龟山以北靠近月湖的汉水入江口的河床处，大约就在现在的江汉一桥之下的河道中。它是武汉地区最早的一座城。在公元206年，吮凰锶üテ贫 羡萘恕?

三国以后，汉阳还建过9座古城，这些城中，仅有唐代所建的汉阳城保留下来了，直到1928年拆除。汉阳城先后开过8个和3个城门，因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城门地名。从以上建而又废，废而又建城堡可以看出汉阳在历史上的军事地位，它就是所谓兵家必争之地。

汉阳在武汉三镇之中，是古今变化最大的地区。这主要决定于大自然在这里使用了许多“大手笔”，而这都能从地名中体现出来。例如，汉阳本应处在汉水以北，才叫汉阳，现在却处在汉水的南面，这分明是汉水曾经改道。而汉水果然是改道过，其结果是使汉阳的版土几乎失去了一半。学术界认为，汉水改道是在明成化年间，它从原龟山以南入江，改为从今龟山以北入江，这就将原来汉阳、汉口连成一片的版图一分为二了。汉水的这一“大手笔”虽然使汉阳失去了大片疆土，但却使汉口脱颖而出，飞速发展，一跃而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又如，偌大一个鹦鹉洲，能藏兵数万，能宴会宾客，却忽然就湮没在水中，身消形隐，不见踪迹。而在江边又淤起一块巨型沙洲，使汉阳的面积陡增了20km2。那么还是叫鹦鹉洲吧，以表示对古鹦鹉洲的纪念和怀念。不过，此鹦鹉洲并非彼鹦鹉洲，武汉人就应该具备这些地名常识了。

汉阳的确是座山水变奏的城。它的老城区有大量从堤湖演变过来的地名，如三槐岭、顿甲岭、月湖堤、笼灯堤……

汉阳作为武汉地区建城最早的文化古城，在地名中可以找到许多见证。一是古城地名多，因而城门地名不少，南纪门、朝宗门、凤山门……；二是老街地名多，高公街、西大街、显正街、洗马长街……；三是文化古迹多，如晴川阁、归元寺分别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和宗教丛林，而钟家村、琴台路、知音路……蕴含着美丽的传说故事；禹功矶、鹦鹉洲、郎官湖……这些地名中有道不尽的文化内涵。

与水争地

过去，汉口也叫“汉镇”。民国初年，称为“夏口县”。旧时的文人喜欢称它“汉皋”、“汉上”。远在春秋时期，这里称为“夏”。《左传》中解释说，夏，就是夏水(古屎核 酉?弯弯曲曲地流入大江的地方。

比起有1 700多年的建城史的武昌和汉阳来，只有500多年历史的汉口就算个小兄弟了，但它却是三镇之中的后起之秀。可以说你想象不到它是在多么狭小的地盘上发展起来的。最初，它的形状象一条卧倒在地的长长的扫帚。老武汉人大都知道，汉口街市起源于汉水入江口上下的沿河、沿江一带，这条依水的街道是汉口经济的发祥地，曾经店铺密集，竹楼林立，也是汉口的第一干道。

长堤街原来是一条长长的大堤，长堤街以北，包括现在的中山大道是百里平湖一片。长堤一修，正街、中街、夹街才在它的保护下兴盛起来，这狭长的一带，便是“扫帚”的“柄”。

建堤取土，在长堤以外竟挖出了一条人工河，上自石乔口将河水灌入，下到现在的东堤街，水又环流入河，因此命名为玉带河。玉带河上有33

座桥，这便是汉口地名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桥的历史原因。燕山桥、广益桥、多福桥、九如桥……都曾是玉带河上的桥，著名的六渡桥就是其中的一座。以前，黄陂、孝感的农户到汉口来进行农产品交易，就可以从黄孝河一直把船摇到六渡桥来。于是有人考证，六渡桥原来是“绿豆桥”，它是农户交易绿豆的专用码头。这一说也不无道理。

“狭长的扫帚”远远不能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了，拓展势在必行。汉口的第二次拓展是城墙的修建。这条13里长的半月形城墙建于1864年。它上自石乔口，下达沙包(现在的一元路江边)。这城开了8座城门，由西向东依次叫玉带门、便门、居仁门、由义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便门。这道城墙与汉水和长江终于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保护体系，因此，汉口也有了“汉口堡”的称谓了，以后也有了不少的城门地名了。比起有10座城的汉阳和3座城的武昌来说，汉口只能说有半个城墙，人们把这弯弯的半个城叫做“月城”。1907年，既挡水患，又挡来犯的城墙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拆除后，就改为后城马路了。它就是现在的中山大道，它是汉口的第二干道，也是汉口的“脊梁”。

真正让汉口定型的是张之洞于1904年的一次大刀阔斧的壮举。他在汉口的西北角到东北角主持修筑了一条30余里长的大堤。这不但使堤内大片沼泽地变为万顷良田，而且使汉口城区大体定型，大堤当然应该命名为张公堤。直到如今，三干道——解放大道、四干道——建设大道、五干道——发展大道都在它的庇护下兴建起来的。汉口是在与水争地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城市。这印证了《汉口丛谈》的作者范锴所说的“汉镇之发展，长堤是赖也”。从中也可以得见张之洞这个人物在武汉城市发展上的重要地位。也难怪武汉三镇中与他有关的地名竟不下10个：张公堤、张之洞路、抱冰堂、奥略楼、警钟楼、方言街……。

汉口的发展史就是人进水退的历史，所以汉口地名中“水文化”色彩特别浓重也就不奇怪了。堤、桥、湖、海类的地名很多，其中有两个特殊的通名就是“墩”和“台”。它们原是水中的高地，可以供人居住生息，就成为聚落地名了。全市有墩164处，汉口就占了一大半。

汉口的历史地名中有许多洋名称：梅神父路、霞飞将军路、巴黎路、洋园……它揭示了这座城市有着曾经辟为租界的伤痛。

如今看来，蛇行环曲的汉口街道似乎杂杂无章，其实不然，它的命名是很有规律的。凡是与汉水长江平行的街道称为“大道”或“街”，而街是汉口最古老的通名，如汉正街、黄陂街、花楼街、大夹街等，它们往往可以追溯到明清之季；凡与汉水长江垂直的街道则称为路”，如江汉路、南京路、天津路等。从大兴路到堤角，共有21条路与大江垂直，它们大多处在原租界内，其中的建筑有异国情调，而“里”、“巷”散落在它们中间。因此可以说，汉口的街道是由长江和汉水共同谱成的城市旋律。■

工匠“拓展”了武昌城

站在汉阳门，临江大道阔且长，车水马龙。这里原是武昌城外的一片荒芜地，也是江西工匠们的聚集之所。

明代末年，为躲避长期的战乱和灾荒，江西吉水县一批制作筷子的工匠们，相约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去寻找他们的栖息之地。最终，他们来到武昌城外，选择了依靠大江和湖泊的地方定居下来，重操旧业。当时的筷子以竹子作原料，制作工艺中有两道非常重要的工序：浸泡筷子和晾晒筷子。为了制作的需要，工匠们在一个小湖堤旁搭棚居住。这个无名小湖因为长年浸泡大量的筷子，被称为筷子湖，而晾晒筷子的堤防则被称为筷子堤。随着岁月的流逝，筷子生意越来越红火，棚屋越来越多，渐渐形成一条街巷，遂被称为筷子街。

这里生产的筷子质量好，经久耐用，所以特别受消费者的欢迎。筷子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作坊达到100多家。每年从阴历八月十五起，筷子就开始俏销，订单似雪片般飞来，工匠们须忙过了小年，才有空走亲访友。有意思的是，筷子街的工匠们流行着不成文的规矩：手艺传媳妇，不传女儿。大概是因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落后观念，匠人们害怕手艺外传，削弱了筷子街的名头吧。

民国以后，筷子街逐渐萧条冷落，但地名一直保留到解放后，后来随着临江大道的扩建而消失。所以，如今的汉阳门怎么也不会和筷子扯上关系了，可毕竟，这里曾是筷子工匠们的聚集之地。正是他们的勤劳，让这片原本一片荒芜的地方，成了工商业聚集之地。如此看来，说江西工匠们“拓展”了武昌城，似乎一点也不为过。

广利巷、太平路、歆生路——

地名演变再现江汉路沧桑

作为国内闻名的步行街，江汉路两旁店铺林立，以其大量独特的历史建筑，吸引着国内外大批的游人。可行走在江汉路，你是否想到，这条路曾先后有4个名称？这些地名带着一个个故事，讲述着江汉路的百年沧桑。

据《武汉地名志》记载，1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小段狭窄的人行土路。先民们为这段土路起了个吉祥的名字——广利巷。公元1861年，英国在汉口强辟租界后，将广利巷拓宽，改建成了碎石路，长度从武汉关大楼至鄱阳街口。因这条路紧靠英国租界，人们取“对外忍让，唯求太平”的含义，改名“太平路”。

此时，鄱阳街口至解放大道一段，还是沙滩洼地。1906年起，武汉“地皮大王”刘歆生组织填土公司，取后湖之土填基垫高，在此建房筑路，始成街道。为迎合英殖民主义者的需要，刘歆生一边让基建路抬高地价，一边将花楼街口以北至中山大道地段，纳入英租界，以换取英帝国主义的庇护。为表彰刘歆生，英租界当局特呈准英皇，将这段新马路命名为“歆生路”。

1927年，太平路南端的武汉关前，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三惨案”。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随之而起。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政府最终收回了英租界，并将太平路和歆生路合二为一，取其南端耸立的江汉关海关大楼特有建筑物为名，命名为江汉路，并沿用至今。

历史上，江汉路曾是华人与洋人的分界线。江汉路西面的花楼街、黄陂街以及毗邻的大兴路一带，是民族工商业者开设的店铺、作坊、前店后厂型的食品店等。而其临街则基本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和官僚、民族资本家开设的银行、公司和商店，加上江汉关轮渡码头迎送客源，营造了江汉路的商业氛围。

如今，江汉路上仍遗留有13栋近代优秀历史建筑。

从华景街到华清街——

近代武汉史的风情画卷

在江岸区三阳路和公安路之间，原是武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华清街。华清街早先并不叫华清街，叫华景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汉口开埠以前，这里曾是黄陂、孝感两地农民进入汉口的必经之路。汉口开埠后，5国租界逐渐开辟，这条路毗邻德租界。1898年5月开始，德租界动了坏心思，想把这块地划入德租界。为了保护这块地盘，湖广总督派人在这里修了一条灰石马路，设立了警察分所。同时，由华商陈景堂出资，在马路北边建起成片房屋，形成街道。为了强调建立街道的目的，给街道命名时，便特别强调要带上一个“华”字，但出资修建这条街道的人也功不可没，便又从陈景堂的名字中取出一个“景”字，合二为一，定名华景街。

华景街并不宽大，长仅250多米，宽4米。由于最初的房屋多是板壁房，1916年7月30日这里发生火灾。火灾并不大，却给了德国当局一个很好的借口。德国驻汉领事借保安全为由，向湖北督军王占元提出照会，要求将华景街划入德租界，并要求在这一带设立巡捕，维持治安。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华景街1300多人联名上书，要求收回主权。

在民众压力下，大总统黎元洪要王占元保住华景街。经过多次交锋，德国领事被迫同意华景街之事缓议。1917年3月14日，随着中国和德国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德国租界被正式收回，那些曾企图把华景街划入德租界的德国人，不得不在48小时内离开汉口。

后来，华景街改名为华清街。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韩永清取代了陈景堂。韩永清是民国时期商界中的传奇人物。他家境很贫寒，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靠母亲出苦力养大的。在贫困中成长的韩永清非常用心读书，尤其对英语感兴趣。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边读书，边打工，为自己的未来做着积极的准备。他的机遇来自张之洞。韩永清19岁时，在一次商务活动中，被张之洞相中，推荐到巡警道署做翻译。他和外商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不久就被同乡杨坤山推荐到英商和记洋行，被任命为长沙收购庄经理。

从此，他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国内颇有实力的实业家。1919年，在汉口的实业界人士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景堂命中家要败，赌博输了一条街。”陈景堂输掉的就是华景街，而赢得这条街的正是从南京回到武汉的韩永清。韩永清在这里修建了武汉第一家菜市场，形成了汉口颇有名气的副食品商业市场。这时，一些人为讨好韩永清，便提议将华景街改名为华清街，这个市场也就此被称为华清市场。

华清街是汉口近代史的一个见证，曾见证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爱国之举，也见证了一代商业奇才对城市建设的贡献。遗憾的是，2005年，华清街因为旧城改造被拆除。

修建袁公堤顺便修石桥

告诉你硚口的前世今

现在，人们提到硚口，都觉得“硚”这个字很别扭，为什么不是“桥”呢？这要从早就消失的袁公堤说起。原来，硚口依汉水兴起，地域内多河流滩涂。河流多了，桥梁就多，就要修堤。最早修的堤是明代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修的袁公堤。取名袁公堤，是因为此堤是当年的汉阳通判袁焻主持修建的。在修建该堤时，还顺便在玉带河和汉水之间修了一座石桥。如果把玉带河上的37座老桥排个序，这座石桥是第一座。随后，在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人们在挖土修筑城堡后，又在城堡外的护城河上修了一座桥，这也是一座石桥。

我们知道，硚口历来多桥，而最先修建的两座竟是石桥，是用石头砌成的，因此这里就成了“硚口”，沿用至今。据悉，在国内，用“硚”作地名的，除硚口外，只有四川自贡的“硚头”。因此，硚口在国内算是特有地名。

袁公堤位于哪里？就是现在的长堤街。当年，袁焻主持修筑袁公堤，是非常有眼光的。该堤上起硚口，环绕镇北，呈半月形，东至堤口，直抵大江之滨，长约5公里。别看堤不长，在当时的作用却很大，堤外是湖汊，镇南滨临汉水，地当汉江之冲，沿河一带，回曲成港，非常有利于泊船，因此码头遍布，商贾云集。当年取土筑堤时，环绕堤北掘土成沟，沟宽两丈，西起硚口，连通汉水，东经江汉区近江地带，通往长江，以其回曲襟带市镇，取名为玉带河。后来，玉带河上修桥30多座，渐渐成了居民聚集之地，硚口雏形初见规模。

在硚口的历史上，还有一件大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公元1864年，环汉口市镇西北，修筑了半月形的城堡，城外开挖护城河，城堡则可代堤防，玉带河也因此逐渐消失。长堤内外却从此人烟稠密，成为街市。由此看来，硚口能成为今天的滨水商贸强区，袁公堤可谓功不可没。

双街、来福巷、跨鹤街、米市巷……

消失巷道记述曾经的繁华

如今的汉阳南岸嘴绿树成荫，风景秀丽。上了年纪的老武汉人都会记起，当年的南岸嘴巷道交错，民居成片，热闹非凡。

提起南岸嘴昔日的繁华，不得不提高公街。从铁门关向汉水走，便是高公街。这里曾是密集的居民区，有大庆街（洋油街）、老街、双街、来福巷、跨鹤街、米市巷、码头巷、渣砖巷、天符巷、品字巷、弹夹巷、打扣巷、南岸嘴等，居民们多以卖鱼为生，加上南来北往的客商，好不繁荣。

在这些巷道中，双街又最为繁华。双街西起米行巷，东至南岸嘴，长不足400米，宽不过两丈。清代以来，如果从汉阳到汉口的集家嘴、四官殿，双街下的渡口，绝对称得上是要津。于是，这里店铺毗连，短短的街道上，天天是人挤人，人挨人；岸边，有篷的货驳，无篷划子，天天是船挤船，船挨船。这样一来，这里就给人以街中套街、街中有街的感觉，因此才有了“双街”之名。

然而，双街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得此地利而兴，也因此地势而衰。奔腾的汉水日夜不息地冲刷着河岸，剥蚀着双街，导致河岸逐年崩塌。于是，民国以后，商铺别迁，商市冷落，街面日渐萧条，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此处已经只剩民居。

跨鹤街则因神话传说而闻名。不远处的长江边，有“记载”大禹治水功绩的禹公矶。而禹公矶又被武汉人称为吕公矶。原来，相传唐代道人吕洞宾曾在此矶上吹箫。最后，吕洞宾得道成仙，驾鹤而去。因此，他驾鹤升仙的地方就成了跨鹤街。

如今，随着南岸嘴的改造和晴川桥的修建，高公街已化为乌有，只有彩虹飞架。桥下居民迁走，荒芜数年后，形成林木葱翠，升为“中国角”，成了武汉一景。

给武汉留下“城市的根”

“武汉的老地名已消失得太多了，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忧虑。”采访中，武汉地方志专家董玉梅告诉记者。她说，老地名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承载着民风民情、历史掌故和地域特色等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对于废除和改变武汉市的老地名，应该慎之又慎诚然，纵观武汉，很多地名刻印着先民开拓城市的历史进程，有的地名还与历史人物和事件息息相关。从某一角度说，一部城市地名的演变史，也就是一部城市的发展史。试想，当老地名在我们的城市完全消失，将来，我们的后代又如何去评判自己的家乡？

然而，这些年来，随着旧城区改造的加速推进，大量的老地名不见踪影，如汉阳高公街、汉口汉正街里面的许多商业街都没有了。许多老街名也随着街衢巷陌的消失而消失。在城市的建设中，人们希望能够有意识地保护原来的地名。但存方寸地（名），留给子孙识。老地名作为先民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城市的宝贵财富，值得全社会珍惜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