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严复与泰特勒的翻译观点之差异
略谈严复与泰特勒的翻译观点之差异
英本07-5 马丽
摘要
国内学界提到严复的翻译圭臬「信达雅」时，常常会与苏格兰的泰特勒在《翻译原理论》中所揭橥的「三条翻译通律」相提；不过，多半都说严氏「信达雅」观念之形成是受到泰特勒氏之影响。而这类「影响」论述，又常流于历史性的巧合或自传式的主观判断，或表象上的模拟，较缺乏就两者间对翻译的本质性认知的客观探讨。本文首先介绍严复“信达雅”说和泰特勒翻译原则，然后对二者做一横向比较，从文化渊源和理论内容本身的差异来论述，对比二者的异同，以此证明两者分属中西方传统译论的宝贵遗产，从而阐释相似及抄袭说出现的原因。
一、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三原则
（一）严复的“信达雅”
众所周知，“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信”由“修辞立诚”中的“诚”演化而来，它含义广泛，既包括对原文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信。“达”则指“辞达而已”中的“达”，即“达旨”，其前提是汉语表现要通顺。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这显然是在说“达”比“信”更重要，严复是不是由此就不要“信”了呢？非也，请往下看：“……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即“达”的目的还是“信”。严复的“雅”则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目的是“为达易”，“实则刻意求显”，是为“达”服务并最终服务于“信”的，是追求“达”的手段，而不是并列于“信”和“达”的第三个标准。因为严复预设的读者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故而他要“求其尔雅”以迎合其读者的口味，或如王佐良先生所言，此为其“招徕术”。他认为用“近世利俗”的文字来翻译“则求达难”。他是在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表现手段来达到其求“信”，求“达”的目的。由此可见，自“信”至“达”至“雅”都是在追求“达旨”即“意义不倍于本文”。“为达，即所以产信也”，求雅，“实则刻意求显”，亦即为达。求“雅”为“达”，求“达”为“信”，最后的落脚点在“信”上，既一元论，同时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互为条件，又各自为独立的副标准。此可谓“信、达、雅”之真谛所在。
（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1790年，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中指出：“我想这样描述以下好的翻译：原作的长处应完全无损地移入另一种语言，使移入语所属国的本地人能够明白地领悟，鲜明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领悟，所感受一样。”（王宏印，2003：103）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泰特勒非常注重对原文的忠实。
泰特勒提出的三原则为：“（1）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2）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3）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1）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谭载喜，2006：129）泰特勒指出，这三项原则是好的翻译所必备的条件，它们次序的排列是恰当的、自然的，是按重要顺序排列的，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牺牲某一个原则就要注意到它们的次第和比较上的重要性，决不能颠倒主次，以牺牲思想内容的忠实来求得译文的优美和流畅。
在国内对严复(1854-1921) 的翻译观之研究可说是个老议题。但诚如山间行草在＜文学上最
有影响力的翻译家：改变一个时代的译者严复＞里写到：「而历史上所不会忘记的严复，是翻译家严复。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开始大量译述西方重要思想著作，．．．而他为译事所立下的『信达雅』三原则，解读歧义虽多，恐怕迄今仍是最多人奉行的原则。」[1] 一个老议题，却仍为多数人所奉行，就值得我们再探讨。今天谈「再探严复与泰特勒的翻译观点之差异」，就是想走出一般对他们之间的「三难」与「三通律」表象上的模拟，进而探索他们内在观念与结构上之差异。
二、两种理论的文化渊源
（一）严复翻译的文化渊源
国内有学者认为“信达雅”受到泰特勒三原则的影响。其实信、达、雅的思想早见与1700多年前中国佛经翻译家支谦的理论。据钱钟书先生考证，严复的“信、达、雅”三字，在三国时支谦写的《句法经序》中，皆已见到，问云：“仆初嫌其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以，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按“严”即“庄严”之“严”，与“饰”变文同义。可见，信、达、雅这三个字，早在1700多年前支谦的这段文字中逐字拈出。此后，“信达雅”仍零散地出现于其他翻译家的译论中。清朝时期，另一位被人忽略的翻译理论家马建中在1894年，即严复的“信达雅”发表的前五年，在《拟设翻译书院》提出了好的翻译必须具备的三个要求：（1）译者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知道两种语言的相似处和差异；（2）译者应该全面了解原文的意思、精神和风格，并把这些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来；（3）译文和原文应没有差异，即译文和原文是一样的。这些要求概况起来就是“信”，从内容意指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与严复的原则相比，马建中对翻译的要求更为普遍，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原则。由于马建中是位语法学家而非翻译学家，加之他没有任何翻译实践，因此，他的理论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忽视。
（二）泰特勒翻译原则的理论背景
对于翻译实践的方法和原则的概况早期较为典型的法国多莱所提出的成功翻译的四原则；随后是德国路德提出的翻译修补七规则；18世纪的巴托提出句法调整十二法；1680年，德莱顿提出：（1）翻译必须掌握原作特征；（2）译者译诗，不仅要掌握目的语和来源语，还必须懂得作诗的艺术；（3）翻译时要特别注意表面修饰成分，即词语；（4）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5）翻译分为三类：逐字译、意译、拟译。
三、两种理论的对比
（一）具体内容的差异
严复翻译标准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语义含混，对“信、达、雅”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
泰特勒氏的第一重要：完整的转写原著的思想（属于内容的范畴）；第二重要：写作的风格与笔触应该和原著的特性一样（属于形式的范畴）；第三重要：要模拟原作者之心创造相同的文气和效力(force and effect)，达成译文的精准和泰然自若(ease with fidelity)（属于文体的范畴）。翻译过程中如不得已要「牺牲」其中之一的话，泰特勒建议应从「重要性低」的开始；换句话说，就是首先牺牲原作的「文气和效力」（文体）；然后不得已再是原作的「风格与笔触」（形式），凡此都是「为了传达原文意义的忠实面貌」(in order to convey a faithful picture of the sense)；如非得已，最后被牺牲才是原著的「思想和精神」（内容）。[18] 因为严复并没有清楚地表列重要性，若从他的文本上来推论，在翻译过程中，唯一要守住的是「而意义则不倍（悖）本文」，在此前提下，其他有碍达成此「表意」目标的顾虑、写作要素皆可妥协。例如译者可以在「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倒附益」，因为「假令仿此（指西文句法）为译，则恐必不可通」。换句话说，原作的风格与笔触特性一致等等写作元素皆
可被牺牲（泰特勒的第二通律里的要素）。总之，都是为了要能「通」「达」原文之「深义」。因此我们要在守住「原文意义」这个总原则下，才会有合理的逻辑来就「信达雅」的重要性给个次序(order)。
诗人罗青也持相同的看法：「我们仔细阅读严氏的文章，便可发现，他最注重的还是『达』。」不过，罗青后来又说：「信与达应该分属两个平行相联的范畴，有些字辞，译得『信』也就等于『达』了。有些根本无法停留在『信』的范畴，迟早要进入『达』的范围。沈苏儒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的矛盾，即「信达雅」应该摆在同一的「情况」下来评量的，「信」与「达」哪个重要，只能同时择其一，不能另设个「情况」（即退而求其次时）再来谈「达」的。再者，「信」与「达」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是「二元矛盾对立的运作」(a binary-opposition operation)，他们是相互相辅的；因此在同一的「整体性」平台上。
（二）价值取向的差异
中国翻译理论传统的侧重点，历来在于立论的实用性。翻译思想的提出要能指导翻译实践，对实践有参考价值。严复的“信达雅”原本是用来描述翻译之难，并非作为翻译标准而提出来的。他是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所关心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问题。而泰特勒的三原则是忠实的三个层次的详细界说，从内容忠实到风格手法一致再到语言表达自然流畅，步步深入、层次井然。反映出的逻辑形式清晰明了，与洗练含蓄、充满暗示的“信达雅”的重大不同。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起，就开始强调哲学的在于它满足了人性自在的思辨兴趣，体现了人的自有本性，不在于征服自然的实用目的。即西方学术是本着“认知”的目的，为着严肃的“科学”追求而建立的。西方译论重细致分析，理性抽象及理论推演，语言表述上注重逻辑的条理性，层次性及内容上的清晰明确。
西方译论受传统哲学的影响，自始至终贯穿者强烈的主客体意识，如从多莱到泰特勒都强调译文应以原文为指归，突出原文的重要地位，字面上也交代得一清二楚。以“达”为例，严复的“达”和泰特勒的第三条原则“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意思大致相同，只是思维方式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最为接近的原则中，最能反应出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差异，以及对原文的尊重程度的不同。严复不具体阐释“信达雅”的具体含义，不是语义疏漏，而是受我国传统思想影响，心领神会，点到为止。
四、结论及启示
从以上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三原则在具体内容、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有差异。对这些差异如不加以分析，很容易认为这两者之间大体相符，这也是造成抄袭之说的重要原因。其次，它忽视了中西译论丰富的自有传统，人为割裂了中西译论各自内在的传承性、连续性。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西方译论本位，过于崇拜西方译论思想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西译论交流中的极度不平衡状态，是对西方译论盲目崇拜，对我们自有的译论缺乏信心的一种表现。。即西方学术是本着“认知”的目的，为着严肃的“科学”追求而建立的。西方译论重细致分析，理性抽象及理论推演，语言表述上注重逻辑的条理性，层次性及内容上的清晰明确。
而严复认为「信」是第一困难，其次是「达」；在其次是「雅」。在此，我们更可明白地看出，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一开头就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之清晰逻辑；原来他是依照难度最高次序来排列「信达雅」的。
为了达到“信达雅”三者和谐的统一，关键的和首要的一条是准确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和深切感悟原作的风貌，后者主要指语言特色，当然也包括作者的写作风格。原文中的疑点、难点和译文中的误译、硬译，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译者首先要精通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否则一切译法都无从谈起！但无论译者外语水平多高，总很难真正地、完全地做到“准确理解”和“深切感悟”。这就要求译者具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译风；上面讲的“微调”，这种方法本身就要求译者不怕辛苦，不怕麻烦，对译文字斟句酌，反复琢磨，精益求精。至于勤查词典（无论译者掌握多少词汇），考究资料，那是起码应该做到的。
除了外语水平，译者的中文水平和文化功底，理论修养和生活经验也十分重要。正是：学外语切忌死记硬背，搞翻译光靠外语不成。这两句是我最近应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之邀为《中华名人格言》一书写的两句顺口溜。既是人生感悟，也是经验之谈。是资深专家和学者对提醒初学者与外行人，也许不是无用的废话或虚言吧！
翻译学导论严复
Preliminary Study of Yan Fu’s Main Translation Thought Abstract: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are Yan Fu’s main translation thought. Faithfulness means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transmit the meanings or thoughts from the originals during translating. Expressiveness demands that the version must be clear and flowing without any grammatical mistakes or confused logic and sense. Elegance is also a standard of Yan Fu’s translation thought. Translating is not to copy information from the original, but a creative project. “The criteria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summarized the scattered translation views in theory, brought up a standard for the later translation theory specific and practical, and promot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up to a new stage”(贺显斌，2002). Key words: Translation; Yan Fu;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I. Introduction Yan Fu, the great translator, educationist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was born in Fujian province. In 1886, he passed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Mawei Ships and Military School by high score. After graduation, he received a practical training in a naval vessel. In 1877, as a member of the navy, he went to the British Imperial Navy School for study. During those times, he studied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esides, he gave his mind to western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politics. Later, he has made a survey of the justice process in British court, and then compared with that in China. After he retuned, he served the post of the coach in Mawei Ships and Military School. Except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articles, most of Yan Fu’s works are about translation. His contributions to translation include two aspect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ory,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is that he brought up “faithfulness, expressi veness and elegance”(严复，1986), which summarized the scattered translation views in theory, brought up a standard for the later translation theory specifically and practically, and promot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up to a new stage. II. The Core of Yan Fu’s Translation Thought Since Yan Fu brought up the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t became the condens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theory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focus of modern translation study. Some people regarded them as principles, some considered them were theories, and some thought they were standards. Each famous people of the translation circle aired their own views, commendatory or derogatory, but no one could surpass them. Therefore, some thought that studying the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s equal to study the whole translation theories of China. Thus it can be seen,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nfluenced profoundly in the translation circle of China. In the different period,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translation circle had different viewpoints to the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Lin Yutang brought up the standard of “Faithfulness, Fluency and Beauty”, but this doesn't overstep the “Faithf 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林语堂，1937). Mentioning the standard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most scholars don’t think to deny it or discard it simply, but amend it or expound it. Some people stated the standard from the angle of linguistics: Faithfulness is the equivalents of meanings, Expressiveness is the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解读
论译事之难-严复 中国清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三字翻译标准信达雅，下面就是严复先生曾经写道的他对翻译的个人见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其中信达现在一直沿用，只有雅，严复指的是要用古文写成汉语译文，当今肯定不能接受，但是严复所处的时代，他翻译过来的东西主要是给朝廷的高官和当权者看的，所以要写成华丽的古文。 (录自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翻译工作有三项不容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著即准确，译笔流畅明白，文字典雅。要做到忠实于原著本来就很不容易，而如果只注意准确却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便是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可见译笔的流畅是应予重视的。自从海外交通开放以来，具有一定翻译能力的人才，几乎到处都有。不过，我们随便取一本译作来看，要求它把忠于原著和译笔流畅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却并不多。按其原因，一是由于对原著只作粗略的浏览，二是对原著缺乏全面的分析研究，三是不能真正理解原著。现在这本《天演论》所阐述的，原都是五十年来西方科学界崭新的研究成果，又是作者晚年出版的著作，我的译文着重在揭示它的理论精髓。因此，词句之间，就时而不免会根据自已的体会而有所增损，或甚至加以修正补充，只要主要精神不与原文相违背，则译文尽可不为原著文字结构所执束。换句话说，只要原著的主题思想能得到充分表达，也不一定按原文直译，以便译者有进行再创造的余地。但这实在不是做翻译工作的正确方法。正象名僧鸠摩罗什法师所说“学得不到家，反而会产生流弊”。以后，搞翻译的人将会更多，千万不要搬用我这种做法。 二、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经，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二、英文句子中的一些名词术语，一般都边举例边解释，插在中间，就象中文的引证、旁注一样，然后远远地与前文相接，把前后意思贯串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因此，英文的句子结构自有其特点，它少则二、三个字，多则数十、成百字为一句，假如机械地照译原文，就必然会令人费解。假如为图省事而大量砍削原文中的难译部分，又会损害原意。这全靠译者先将原文的全部精神实质紧紧地掌握住，做到融会贯通，烂熟于胸，而后下笔，自然就能使译文准确、流利，
严复_天演论_译例言
严复《译例言》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与斯二者之间，夫故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
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新理锺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甫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 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
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翻译
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 原文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晩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Translation involves three requirements difficult to fulfill: faithfulness, comprehensibility and elegance. Faithfulness is difficult enough to attain but a translation that is faithful but not comprehensible is no translation at all. Comprehensibility is therefore of prime importance. Sin ce China’s opening to foreign trade by sea, there has been no lack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But if you assign them any book to translate and tell them to meet these two requirements, few can do so. The reasons for their inability are superficiality, partiality and lack of discrimination. This book is based on the new knowledge of the West acquired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and was one of the author’s later works. My translation attempts to present its profound thought. It does not follow the exact order of words and sentences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reorganizes and elaborates. However, it does not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ideas. It is more an exposition than a translation as it seeks to elaborate – an unorthodox way of translation. Kumarajiva sai d: “Whoever imitates me would fall.” There will be many others coming after me in translation work;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y will not use this book as an excuse for their fallings. ( Translated by C.Y. Hsu) 注评： 1.“虽译犹不译也”译为“… no translation”较为合适，no 放在名词前能 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 2.则尚达也：尚，尊崇、重视；主要在于。译为“of prime importance”。 3.象寄之才：《礼记.王制》中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达其志， 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所以译员在古代又可称为“象寄之才”，译为“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4.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此句合并译为“The reasons for their inability are superficiality, partiality and lack of discrimination.”比较简练，符合英语的习惯。如果译为“firstly，… secondly…, and thirdly…”则显起来冗余。 5.今是书所言：译为“This book”即可，不必译为原书名。因为“是书”在此 既可指“原著”也可指“你面前的这本书”。 6.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倍，通“背”，违背。此处是指不违背原文主旨大意，故 译为“… it does not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ideas.” 7.达旨：表达主旨。 8.取便发挥：取便，取其方便。发挥，阐发，把意思或道理充分表达出来。故 译为“It is more an exposition than a translation as it seeks to elaborate…”
浅谈严复的翻译三原则 2
浅谈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任何时代，任何大师的翻译都离不开社会背景，个人经历，自身修养，因此我们在谈及严复的翻译原则时需要对他的教育经历，所处时代进行略析。 严复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教育家，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就是严复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所谓“信”，即是忠实、准确、无误；“达”，即是达意、通顺、流畅。而对“雅”却是众说纷纭，往往难以达成一致共识。有人将其理解为“典雅”、“高雅”；有人理解为“文采”、“雅致”；有人理解为“风格”、“韵味”。所以在具体讨论“雅”字之前，需要了解“雅”在中国古语中的含义。雅者，古正也。是正确，合乎规范的一种标准。我认为这三原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在翻译时，要做到忠实于原文，能够切实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抓住主旨要点，具有可信度，当然，要语意通顺，流畅顺达，能够使读者明白作者所想表达的丰富情感，翻译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科学，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思想的表达，这就需要一种标准，一种规范。因此，后来的翻译家们都一直遵循翻译的基本准则和规范，力图使自己的翻译符合标准，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严复这三原则的影响。 现今，对于翻译的准则和规范是数代人经过不断改进和学习总结出来的，但是依然沿袭了严复的“雅”的思想内涵，即在“信”、“达”的基础上，在潜移默化中遵循着一种准则与规范，当然也会结合时代的特色，这从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关注和研究某位思想家，翻译家的翻译作品时除了要知道是否做到忠实于原文，是否通顺流畅，也要了解翻译家的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社会影响等，这样才能评价翻译家是否遵循一种准则与规范，翻译的作品是否是经典。
严复 天演论 译例言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严复《译例言》 Sunday, August 29, 2010 3:12:03 PM Zitate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与斯二者之间，夫故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新理锺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甫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 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迻译之本心矣。 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賾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沔阳卢君木斋借钞，劝早日付梓。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论文严复及其翻译简述
严复及其翻译简述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Yan Fu and his translation contributions 摘要：严复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传西学，译西著，对近代中国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历来受到学术界各家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它却能长盛不衰，屡改不倒，这说明它是“实用的”、是“精练之至”的、是“经验之谈”、是杰出科学的翻译理论总结和宝贵的翻译理论遗产。 关键词：严复生平；信达雅；译著
Abstract: Yan Fu is a great modern enlightenment thinker in China. He raised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t plays a great role in translation work. He had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some famous western works to china. After reading his translating works, our Chinese have changed much more in thoughts. He also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played a great role in Chinese society’s advancing. Key words: Yan Fu； biography ；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
严复中英文简介
严复（1853——1921）：tripl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信（faithfulness）：忠实准确 达（expressiveness）：通顺流畅 雅（elegance）：文字古雅 Yan fu put forward this―three character guide‖in his prefa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Huxley`s book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天演论》译例言1898）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雅。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岂钓奇哉。…… Translation has to do three difficult things：to be faithful，expressive，and elegant。It is difficult enough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and yet if a translation is not expressive，it is tantamount to having no translation.Hence expressiveness should be required too……The Book of Changes says that the first requisite of rhetoric is truthfulness. Confucius says that expressiveness is all that matters in language。He adds that if
严复 天演论 译例言
严复《译例言》 Sunday, August 29, 2010 3:12:03 PM Zitate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与斯二者之间，夫故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新理锺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甫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 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迻译之本心矣。 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賾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沔阳卢君木斋借钞，劝早日付梓。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谈严复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
谈严复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信达雅”的大概意思，在我的理解下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解释大意为：能够对原文实现基本还原（信），能够流畅的向读者表达原作者的意思（达），拥有文笔优美，富有文采（雅）。严复先生在自己的翻译工作中总结出了“信达雅”这个完整的原则体系。这个体系对中国的翻译史有着巨大的贡献。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严复在这里就说明了翻译文章的时候就算只翻译出原文的意思，能够忠于原文，已属不易。他接下去又详细解释说，翻译时不光要对原文要忠实，还要对译文要通顺，还要文雅。有时为求译文通顺，不免要颠倒原文字句，甚至在原文之外，还要斟酌补足。这种补足，只是发挥原意，绝非节外生枝。有些原文的含义很是艰深，难得理解，他便要在这些句的前后，酌加“引衬”，以便使得原文的意思可以明显。他不说“解释”，也不说“说明”，而说“引衬”，是很有道理的。“引”是“引伸”，“衬”是“帮衬”，即帮助的意思，所以“引衬”，是说多加几个字进去，以助了解。他说“信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可见单是忠实于原文，而译文不能表达，便失去了译介的作用。令人看不懂的文字，无论内容怎样好，也是无用的。他为求译文通顺，采用了四种办法：（一）颠倒原文字句。（二）有时补足一点。（三）遇到原文长句，采用意译。（四）原文含义深奥的地方，便酌加引衬。单是译文通顺，他还不满意，必须做到文字优美才罢手。这儿说的优美，不但是字面上的美，而且要有声调之美。这便是严复翻译理论的要点。 对“信达雅”内涵的阐释,各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在“雅”字上争论不休。一种说法是:“…信?是对原著内容的忠实,…达?是指译文的通顺达意,…雅?是对译文质量的要求,要求做到文雅、古雅。”有学者提出,严复是刻意求雅,以彰显他高超的古文水平和文辞造诣。然而,严复始终不承认他是单纯追求译文的“古雅”、“高雅”。严复认为,西学是“学理邃积之书”,只有用司马迁、韩愈这样高水平的文辞才相称,所以“僕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另一种说法是:严复是以“信”为中心,“达”服务于“信”,而…雅?的提法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打消了“信”和“达”。陈之展在《近代翻译文学》一文中说:“严复译书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自然是他的缺点。不过他在当时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东西,便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
翻译理论
《翻译》课程理论汇编（基本概念） 1.1 翻译的概念 一般地，我们将翻译定义为：将一种语言（口语或笔语形式）（译出语）转换或创造为另一种语言（译入语）。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 人类高级语言活动，这种活动的整个过程是很难以图示、语言等其他方式阐释清楚的。不同领域、不同派别的学者对翻译有着不同的定义。 1.1.1 语言学家对翻译的定义 语言学家将翻译视为一种语言活动，同时认为，翻译理论属于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即研究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转换关系。解释如下： （1）Catford（1965：20）认为，翻译是译出语和译入语间的文本等效转换。 （2）Nida 和Taber（1969：12）认为，翻译是译出语和译入语间意义和形式上的最紧密联系转换。 （3）Newmark（1982/1988：5）认为，翻译理论源自于比较语言学，属于语义学的一部分，而所有语义学的研究课题都与翻译理论息 息相关。 1.1.2 文化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从文化角度来看，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同时是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文化间交流”。通常我们把这一术语又改称为“文化 间合作”或“跨文化交际”等。 Shuttleworth 和Cowie（1997：35）认为，与其说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不如说是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两种文化间的转换。 译者在处理涉及语言文化方面的译务工作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中都饱含着其文化中的相关元素（比如：语言中的问候语、固定搭配 等），任何文本都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同时，由于各语言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差异很大，语言间的转化和创造性生成模式千变万化。 Nida 认为，对于一个成功的翻译工作者而言，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语言中的词汇只有在特定的语言文化环境 中才能具有正确的、合乎文化背景的义项。 王佐良先生指出（1989），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不仅如此，还要不断的将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等都是相当的。 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会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1.1.3 文学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持文学观点的翻译工作者认为，翻译是对语言的艺术性创造，或是一种善于创造的艺术。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 艺术性改写”。 文学翻译的任务时要把原作中包含的一定社会生活的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在翻译过程中追求语言的艺术 美，再现原作的艺术性。用矛盾的话说，是“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著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语言是塑造文学形象的工具，因而文学的形象性特征必然要在语言上表现出来。文学语言的特征，诸如形象、生动、鲜明、含蓄、凝
著名翻译家严复
著名翻译家：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野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新法家、翻译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98年，严复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Henry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Adam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H. Spenser，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J. Stuart Mill，On Liberty）、《穆勒名学》（J. Stuart Mill，System of Logic）、甄克斯的《社会通诠》（E.Jenks，History of Politics）、孟德斯鸠的《法意》（C.D.S Montesquien，Spirit of Law）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W.S Jevons，Logic）等西方名著，
达160多万字。 严复被尊为中国近代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林”即严复和林纾。严复是维新派人士中最著名的翻译家,他对我国翻译事业的贡献同时兼备了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在理论方面,他的最大成就是尽人皆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字简直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史上言开必谈的金科玉律。严复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 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 求其尔雅……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 ,时有所颠倒附益……。 严复早期偏重意译，略亏于信，尤其是《天演论》，翻译时“不斤斤于字比句次”，”时有所颠倒附益”，就连他自己都承认“实非正法”：《天演论》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他用“达旨”的方法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主张（“取便发挥”），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解读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原文 解读 Company Document number：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
论译事之难-严复 中国清代着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着名的三字翻译标准信达雅，下面就是严复先生曾经写道的他对翻译的个人见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其中信达现在一直沿用，只有雅，严复指的是要用古文写成汉语译文，当今肯定不能接受，但是严复所处的时代，他翻译过来的东西主要是给朝廷的高官和当权者看的，所以要写成华丽的古文。 (录自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翻译工作有三项不容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着即准确，译笔流畅明白，文字典雅。要做到忠实于原着本来就很不容易，而如果只注意准确却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便是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可见译笔的流畅是应予重视的。自从海外交通开放以来，具有一定翻译能力的人才，几乎到处都有。不过，我们随便取一本译作来看，要求它把忠于原着和译笔流畅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却并不多。按其原因，一是由于对原着只作粗略的浏览，二是对原着缺乏全面的分析研究，三是不能真正理解原着。现在这本《天演论》所阐述的，原
历史背景下的翻译家严复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18, 6(4), 644-650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18 in Hans. https://www.360docs.net/doc/ae12275165.html,/journal/ml https://https://www.360docs.net/doc/ae12275165.html,/10.12677/ml.2018.64074 Reinvestigation of Yan Fu as a Translator in Historical Context Yaying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Received: Sep. 30th, 2018; accepted: Oct. 12th, 2018; published: Oct. 19th, 2018 Abstract The criterion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he voice of doubt and praise about Yan Fu’s idea of translation has coexiste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 but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huge influence of its translation view-point are beyond doubt.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his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works. His prediction about the progression of language and high expectation of the know-ledgeable group that should have great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strength make him choose ancient Chinese in his translation. This paper will try to take historical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so as to uncover a more objective translator Yan Fu as the historical elements have great impact on his translation. Keywords Yan Fu, Translation, Historical Context 历史背景下的翻译家严复 张雅滢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18年9月30日；录用日期：2018年10月12日；发布日期：2018年10月19日 摘要 严复的“信达雅”自提出以来便备受关注，质疑之声与赞美之词并行，但其翻译观点的先进性与巨大的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时局所需对严复翻译作品的选择起着巨大的影响，他对语言发展的判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