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独秀先生

作者：yuyanchao

来源：关天茶社

来源日期：2004-5-12

本站发布时间：200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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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台湾的殷海光先生总结影响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思潮时，“大致概括为3类：第一是社会主义；第二是保守主义；第三是自由主义。”⑴而首要的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引进者功劳最大莫过于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然而这个影响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启蒙思想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却是最为备受争议的人物。虽然他的前半生充满着英雄般的史诗色彩；然而后半生却遭遇了丧妻、失子、被开除党籍等不公正待遇！甚至死后又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潮学者盖上了“激进主义的开创者”的盛名！加上历史的原因以及意识形态的制约，使得我们当代的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陈独秀只不过是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言人！写到此，不由的想陈先生应该是五四先辈中最为蒙冤的人物吧！本文简要反思、批判陈独秀先生在二十世纪中所受到的非议！以表达我们对这位五四先辈的怀念之情！

相比同时代的鲁迅、胡适先生而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称的上独领风骚！而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莫过于陈先生亲自创办的《新青年》期刊！《新青年》期刊是当时中国人汲取、介绍外域思想的重要阵地！更是传播异域思想、启蒙国人思想难得刊物！它的历史功效已经无须多言！单单看看《新青年》中的健将与他们发表的作品足以令我们惊叹与钦佩！例如：胡适先生所倡导的“提倡白话文进行创作”的主张，动摇了两千多年“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们垄断的话语权”，使得五四先辈们的启蒙思想得以为普通民众所能了提供了必要的土壤；而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它的发表不仅仅抨击和通斥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毒害！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教悔后人，麻痹人民”的劝世色彩！使得小说成为启蒙民众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且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潮学者们开创和引入了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使得中国小说的风格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这些成就的阵地都是在《新青年》杂志。当然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先生则为五四的启蒙者们提供了一个呐喊与启蒙的舞台；仅此功绩足以站立于中国二十世纪文化、思想史上的位置！但是，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们却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将过多的笔墨放在了鲁迅等人的具体创作上，而尽量的回避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先生的功绩！或许是意识形态作故的原因吧！

同样，陈独秀所领导下的《新青年》在介绍马列主义的功绩更不可忽视！但是我们细看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史学家们往往将陈独秀先生的功绩移植、嫁接于李大钊先生的笔下。但是大家只要稍稍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史”时，就会明白那种“抑陈扬李”的论调不过是“史官屈从于政治权威”的具体明证。其一：作为学者的李大钊先生的影响力相比作为革命家、思想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的陈独秀而言，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陈独秀凭借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力，更容易的宣传马列主义的主张。而李大钊先生的宣传范围只是限于学者间的讨论以及北大学生之间。就当时而言：胡适、陈独秀就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双子座”！大部分青年将他们二人当作是自己的精神领袖！就连缔造中国革命成功之父的毛泽东同志，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说：“青年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数陈独秀、胡适之

先生”。⑵可见陈先生的影响力了！其二：修正这段历史的根本原因就是陈独秀不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缔造中国历史上最大政党的人物却因为“错误”而被开除了自己所创建党的党籍！正因此，我们的史官为了求得政治的统一性，而甘愿丧失史家的秉正之笔！可叹独秀先生的遭遇更加验证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强势！

今天我们的许多学者们都认为胡适之先生代表着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尤其是关于民主的言论与独裁的反思的论述上，认为胡适之先生有开中国自由主义之风气的第一人。但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前苏联的独裁制反思最早也是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陈独秀先生。即使今天我们重新拜读他的晚年著述时，不由得惊叹于他那超前五六十年的眼光。譬如：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他把民主称为“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语言的还要丑陋”。⑶随后的几年陈独秀先生依然没有放弃对民主和独裁的思考。在1940年《给西流的信》中，陈先生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的政治条件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①议会由选举生；②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③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④思想言论出版自由；⑤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此外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拉、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⑷而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之先生，看到了既是“同乡”又是非道扬镳“战友”的言论时，不无感慨的说：“特别重要的是反动党派之自由”这13个字中，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

⑸不仅仅是如此，在陈独秀先生逝世前《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陈独秀先生对待“民主”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见解”。他说：“其实所谓的民主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民主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一面理想旗帜，它鼓励着被压迫着为了实现自己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正义之所在。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凡是没有对立党派以及没有言论自由等措施的话，必然走向独裁主义”。⑹而这恰恰是陈独秀先生最为让我们怀念的地方。也是他反思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令我们敬佩的！在那个为苏联“马列独尊”的时代，甚至是被国、共两党都视之为异端的时间中，他的声音孤傲而又冷清。但是却是相当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流。而在当今的学者们眼里，陈独秀先生毕生的努力又回到了当年五四期间的道路上。然而我却认为陈独秀先生《我的根本意见》以及他在晚年与友人的书信中民主的论述，应该是解决了我们党史上的关于民主制度，是否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产物的理论解答。即使是放在如今的环境下，审视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仅仅为作者的深邃的思想所惊叹。同时也为我们当今政府进行民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来源。同时在对待历史人物上的评价，陈独秀先生的看法也常常令我们叹为观止。尤其是在对于斯大林的评价上，陈独秀更是比毛泽东的评价早上20多年。同时相比毛泽东的评价，更加的深入到了制度化的思考中，而不是通常我们所谓的个人品质化的简单评论中。譬如：“如果不从民主制度上解决问题，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许多个斯大林产生出来。”⑺就在陈独秀先生逝世前仍有着关于独裁的惊世议论，譬如：“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制）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克格勃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些。”⑻中国文革的悲剧以及前苏联的教训无一不验证了陈独秀先生的先见之明。总结20世纪八十年代总结文革的教训的时候，邓小平等党的国家领导人对于毛泽东晚年的悲剧的评价也仅仅是在制度化方面评价的。同时陈独秀

先生在把握时代潮流，也是有许多相当深远的卓见。譬如：陈独秀先生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⑼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巨变，最为本质的原因就是以及独裁统治以及缺少民主制度化。更从实践的方面印证了陈独秀先生超人的睿智与前瞻眼光。即使深处台湾的民主人士雷震先生，在看到了陈独秀先生晚年关于民主的见解时说：“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可见陈独秀先生关于民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加觉得这些思想的宝贵。⑽

当然，陈独秀先生晚年不仅仅思索关于民主方面的理论与知识。同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着文字以及史学研究等学术创作。尤其在客居四川江津后，完全醉心于中国古史以及文字的研究。当然此时陈独秀先生早已认识到五四启蒙的不彻底以及传统文化的强大与根深蒂固。譬如：他致友人台静龙的书信中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之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⑾可见陈独秀先生晚年，意识到五四的启蒙的道路依然是很难摆脱传统的束缚。为此他宁愿放弃了正在写的自传。而投入到《小学识字教本》的研究上，一直到他逝世。在致沈尹默的书信中所赠的诗，足可以表现他对此事的重视。诗曰：“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造懦事丹铅。“。同时陈独秀先生在《小学识字教本》的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醉心于此书的初衷：“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及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⑿而陈独秀先生的此作在中国的文字、音韵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陈独秀先生曾拟作《宋末亡国史》、《明末亡国史》等历史书籍。可惜，天不假以时，过早的离开了人世。而所有这些创作都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以及不被世人所理解的苦闷中独立完成的。陈先生晚年不仅仅患有高血压，加上生活的贫困。完全是凭借着精神支持，完成了他的著作大部分而去世了。⒀

然而，20世纪八十年代的学者们反思“五四运动”的潮流中，陈独秀先生骤然被蒙上了“激进主义的开创者”的盛名！相比同时代胡适之先生“自由主义之父”的美名；鲁迅先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父”以及蔡元培先生的“中国现代教育之父”而言。最为含冤的要数陈独秀先生了。甚至有的学者竟将“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归咎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者们。我想台湾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先生的那段话足让我们深思：“中国那套出自静滞的农业社会的政治、伦教、文物制度之不能适应全世界走上科学文明的新形势，远自1842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即已露其端，摇摇欲坠、破绽必露、现象环生。到了五四时代，可谓“败象大露”，五四运动一起，不过是下个文而已。如其不然，几千年古老而坚强的文教建构，哪里能够被几个书生一喊就跨？……与其情感用事，责怪五四运动与胡适思想，比如擦亮眼睛，把古老中国的一套，与西方的科学文明比较比较吧！”⒁虽然这里殷海光先生是说明胡适之思想在中国社会所遭受的待遇。但是我觉得用在对待陈独秀先生身上也是不足为过的。

我想学者们这种一味归罪于体制、传统的说法，责难前人而逃避自我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道义的陋习！在中国现代化探索将近一百五十多年后，依然没有多大的改观。我真不知这是阿Q的自慰还是民族的劣根性的体现？更不知这是民族的悲哀还是不幸！

当然，伴随着二十世纪的钟声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但是五四启蒙者的道路依然是漫长与艰难的！作为历史中的他们已经叙写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虽然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当代人们重新评估、反思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反思、评估决不能以树立政治权威、甚至以修正、移植、转嫁历史的真实为代价！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不正确看待自己历史的民族，又如何肩负起振兴本民族的重任呢！谨以此篇文章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2周年！

本文参阅的资料如下：

⑴《胡适还是鲁迅》谢泳主编《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殷海光

(2) 斯诺的《西行漫记》

⑶《终身反对派》傅国涌

⑷《革命压倒民主》为题给《历史的先声》写序李慎之

⑸《终身反对派》傅国涌

⑹《陈独秀秀晚年的民主思想》王思睿原载《书屋》二０００年第四期

⑺《陈独秀秀晚年的民主思想》王思睿原载《书屋》二０００年第四期

⑻《革命压倒民主》为题给《历史的先声》写序李慎之

⑼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1940年11月28日

⑽《终身反对派》傅国涌

⑾ 1940年9月15日、10月14日致台静农信，见靳树鹏选注：《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刊长沙：《书屋》2000年11期.

⑿《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与晚年陈独秀徐雁军

⒀《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与晚年陈独秀徐雁军

⒁《胡适还是鲁迅》谢泳主编《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殷海光

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比较研究

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比较研究( 唐建兵（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35000）摘要：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陈、相约建党”的美誉。他们对中国是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肯定地回答。对政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们的建党思想不仅对党的成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党的建设也不乏有参考价值。关键词：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大钊（以下简称陈、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需不要建党，陈、李作出了肯定地回答。不仅如此，陈、李以先知先觉者之睿智与远识，审视国际复杂之局势、研判国内动荡之政局，还对“要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建党为什么”等系列问题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长期倾注于他们建党活动或建党中作用的考察与梳理，而对他们建党思想探讨涉足甚少，对其建党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更是盲点。基于此，笔者怀着忐忑之心，不揣浅陋，试作《陈、李建党思想比较研究》一文，略抒己见，以冀就教于同仁。一“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对民国初年的复杂政局而言，的确难以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有没有建立政党的必要性及建立政党是否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李都作出了肯定回答。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此后，“民主共和”不过是各派政治势力高擎的招牌，一个虚空而期待充实的符号，并不具有多少实质内容。袁世凯称帝梦破灭后，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政治或军阀割据政治，政党只不过是各派系或政客们实现其意图的工具。国民党的不断革命带来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争，劳动人民苦不堪言。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严酷现实，使陈对政党政治不以为然，认为政党仅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私党。“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戎可相容；专利自态，相攻无己。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这是陈对民国初年政党的认识和判断，足见他对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鲜明立场。既便后来面对党派客观存在和政党作用日显的社会现实，他也不改其初衷，“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陈在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其政治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在透视中国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认为“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既然此时中国依然处于阶级社会，有阶级就有政党，劳工阶级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代表劳工阶级利益，为劳工阶级服务的政党。分析中国各阶级之现状，结合劳工阶级的特点与地位，陈论述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侧重于从劳工阶级、党派团体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入手，阐发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旧中国，劳工阶级处于被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他们有人身自由却无任何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也仅获得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仅仅依靠部分劳工阶级的力量，与资本阶级集团单打独斗不可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陈认为，劳工阶级“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还没有完全成为自为阶级，因而不可能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坚决斗争。改变劳工阶级被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外，其他捷径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政治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言，陈认为“既

李大钊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在人们回顾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时，首先当追念当初开天辟地、相约建党的创始者，即“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同志。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李大钊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对李大钊“三绞处决”，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

评陈独秀

评陈独秀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对陈独秀先生，我觉得应从功与过两个方面来评价。首先是功绩方面。对于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已有很多著作进行了论述。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主要有以下几大贡献：一.在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组建岳王会,借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鼓动革命，后来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大多是出自岳王会可见，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对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起了多大的作用二.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养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己任的新人；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他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70至80年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影响最早而且时间最长的当然是第一次，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如果没有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没有後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後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三.被毛泽东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以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束缚在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于是在1919年5月4日这天掀起了思想解放热潮，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四.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他和李大钊一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还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披荆斩棘。毛泽东说过：“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我想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也许就是陈独秀提倡科学精神的延续吧，毛泽东一直很尊敬与欣赏他的前辈兼老师陈独秀先生，但遗憾地是他没有继承和发扬陈独秀的民主与自由的普世真理而是走向了民主与自由的反面____独裁（专制），也没有陈独秀的学识渊博和高尚人格，进而酿成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也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带来了专制这个消极影响，如果毛泽东很好贯彻了陈独秀的民主自由与科学那今日之中国也不会出现国共两党两岸对立，也不会出现众多的官僚与贪官，经济发展也会比现在

港台及海外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港台及海外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作者：陈建明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07期点击数：1585 更新时间：2007年12 月12日一、台湾、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国民党政府兵败台湾，原已投降国民党的托派任卓宣(叶青)等人，也随之到了台湾。他们偶有回忆和谈论陈独秀的文字，但无甚价值。倒是台静农、胡秋原、郑学稼三人对陈独秀的回忆和评论，有足观处。台静农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讲了他“为未能做仲甫(陈独秀的字)的学生而遗憾”；陈独秀“谈及(苏)曼殊的日本女友”；章士钊在陈独秀面前自称“小瘪三”；陈独秀的“笔底寒潮撼星斗”；“艺术趣味终未灭”和“晚年遗愿”。[1]晚年陈独秀的气度、风貌、理想、心态，跃然纸上。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编印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全为陈独秀的手迹影印，共有114封陈独秀书信手迹，弥足珍贵。胡秋原在1996年11月14日与郑超麟的通信中，称陈独秀《给H和S的信》中H是他自己，S是薛农山(Shich)(按：S实为孙几伊)；1997年1月8日致郑超麟信中，谓“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1997年5月31日信中，说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坚信抗战必胜”。在他的著作《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胡秋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作了具体精辟的评介，可见胡秋原对陈独秀确有研究。陈独秀逝世后不久，胡秋原即写了《悼陈独秀先生》的文章，说陈独秀“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彗星，当年叱咤风云，此日销声匿迹，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这一形象的譬喻，倒也切中陈独秀的肯綮。台湾学者郑家稼辞世后，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在1989年出版了《陈独秀传》，该书陈独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马克思主义先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书中有些资料比较难得，如陈独秀晚年从江津发出的致作者的14封函件的手迹，就很宝贵。但全书反共色彩浓厚。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别成一家。一是因为香港有托派及有托派刊物《先驱》。居住在香港的中国托派元老一丁(即楼子春)于1986年4月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记者访问时说：“到目前为止，您知道，中共对中国托派，对陈独秀个人，曾经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情。近来我们见到，他们甚至对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都企图作出比较为公正的评价。这都是好事，值得欢迎。”[2]反映了今日托派(按：还在1988年，苏联政府已对托洛茨基——季诺维埃夫联盟中的托派平反，谓托派系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并非帝国主义收买的间谍、特务)对陈独秀的看法。如《先驱》1994年第二期发表的向青的文章《似曾相识燕归来》，借评论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的机会发表了托派的陈独秀观：“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前，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里面政治能力最强的一个，他比所有别人都更懂得运用托派政纲，制订实际策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非常积极地支持并且企图影响当时的抗日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个光辉的例证。”“大约从一九四○年起陈独秀倒退抛弃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民主党那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了。他认为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独立，只能够是同盟国或者轴心国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

陈独秀眼中的鲁迅

陈独秀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且一为《新青年》主编，一为《新青年》重要作者。以常理论，这两人之间产生亲密友谊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在回首当日与新青年同人的交往时，鲁迅却如是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的。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关着门，门上贴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的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刘）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陈鲁二人终未成挚友，原因大概的确也只能归于性格。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彼此做出精当的评价。即如以上鲁迅的寥寥数语，便传神刻画出了陈独秀那外表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而内心实无城府的独特性格。反过来，对于鲁迅，陈独秀也有着一般人所不能及的深刻见解。鲁迅逝世后，陈独秀曾有一篇小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只是此时的陈独秀，无论在政坛上还是文坛上，都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这篇短文也就不大为人所知了。然而历经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再回首凝眸，却越发见出其睿智清醒。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然而他们二位，都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的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之前，一帮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钱不值。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帮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外，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陈独秀的文字并未对鲁迅的具体作品进行评价，然而“毁誉过当”四个字，实在是写尽了鲁迅身前身后的是是非非，也预言式地写尽了鲁迅研究界数十载风风雨雨。“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的朴素断语也实在比后世那么多光辉赞誉要深刻得多。而“独立思想”四个字，则更是对鲁迅的相知之言，点出了鲁迅最大价值所在。不过，这位曾叱咤一时而后经历坎坷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这位曾被讽为“陈独兽”的孤傲书生，在说这些话时，心中恐怕比一般的评论家有着更深的感触吧！

陈独秀与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经历及其意义

陈独秀与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经历及其意义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从 1901 年到 1915 年，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 14 年。据记载，陈独秀在 1897年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于翌年北上沈阳，在担任地方官员的嗣父陈衍庶⑤幕中从事文案工作。考虑到陈独秀不满2 岁时丧父并在5 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22 岁的他能在1901 年11 月远赴日本留学，也应该是得到了为官多年的嗣父的资助。①关于留学日本的动机，陈独秀后来曾回忆道: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人之一。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外国，查看一番。”②由此可见，忧虑国家命运并期待祖国振兴的爱国心，正是促使陈独秀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据统计，1901 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达 280 人，并开始出现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的第一个高潮，③因此陈独秀可以算做是近代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这也是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留学，至于其入学的学校则有宏文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等四种说法。④鉴于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陈独秀既无日本语能力又无新式中学教育基础，因此他不可能直接进入任何日本高校去学习，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到一个预备学校学习将来考取日本大

学的必要知识，包括日本语。所谓“宏文学院”应系弘文学院之误。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研究，由近代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高等师范学校，曾在 1896 年至1899 年间接受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的留日学生 13 人，并专门为他们开设“连学校名也没有的学校”，亦即临时性预科班。到 1902 年 1 月，则专门为教育中国留学生而在东京设立弘文学院，第一次留日的陈独秀也是先到弘文学院学习，然后进入高等师范科进修。⑤至于所谓“东京高等专门学校”应系 1882 年由大隈重信成立的“东京专门学校”之误，东京专门学校则是在 1901 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并设有专科部与大学部。因此，1901 年 11 月东渡日本的陈独秀在既无任何新学基础更无日本语能力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直接进入早稻田大学去学习。就在此次留日期间，陈独秀与张继等人参加了留日学界最早的团体励志社，而这也是他最早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尽管由于不满励志社标榜“对于国家别无成见”的温和立场而“先退会”，参加励志社毕竟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表明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心。可以说，正是在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陈独秀的思想开始由支持立宪改良的“康党”而转变为拥护共和革命的“乱党”，⑥留学日本遂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端。然而，陈独秀在

如何评价陈独秀

如何评价陈独秀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之间的几乎所有事件，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一生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而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是这样看待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功绩有以下几点：1，在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组建岳王会，借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鼓动革命，后来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大多是出自岳王会，可见，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对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起了多大的作用！ 2，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以《新青年》

为战斗堡垒培养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己任的新人；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他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 3，被毛泽东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以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束缚在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于是在1919年5月4日这天掀起了思想解放热潮，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陈独秀同志的积极鼓动也给他带

来了下狱的噩运。 4，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四大" 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 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5，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当然，陈独秀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犯过错误。 1，陈独秀轻蔑人民群众的思想，反对把国家重任放到人民群众身上，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真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

关于陈独秀，360百科是这样说的，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这个简短的百科中，大家已经能够认识到陈独秀的贡献，我们把陈独秀的贡献做一简单概括。一、陈独秀的历史贡献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仍然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注意是上海）创办《青年》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

号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首次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了区别于上海青年，从第二卷开始，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不久，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曾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每月出一期，上海那边恐怕走不开。”“没关系，你正好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蔡元培说，“北大还要聘请一大批名流学者任教，正可以帮你编杂志。” 陈独秀随即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之后，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加入《新青年》的阵营，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这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追求自由解放。《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所以大家可以理解陈独秀作为发起人，也是最早的旗手和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作用。有的学者说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70至80年

我对陈独秀的看法

我对陈独秀的看法 10电子信息工程林源鑫学号：2010052707 记得陈独秀曾经说过：“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 在我看来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首任领袖是陈独秀最为辉煌的时刻，在那时候，他的思想高度与先进行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他只是播种者，而不是收获者，他把先进的思想种子散播到神州大地上，让人们觉醒，但最后又由于思想反复和右倾路线的推行，走向被撤消总书记的职务和开除党籍的深渊。 1914年，陈独秀发表了《《双枰记》叙》与《爱国心和自觉心》两篇文章，企图把愚弱的国民真正惊醒起来。为一个新的社会思潮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文化风气得以开创，一个从根本把中国人的思想乃至中国社会引入现代化轨道作铺垫。文学革命的兴起对于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推动作用无比巨大。就陈独秀而言，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设计者，同时也是由胡适首先发难的文学革命的直接的诱发者和最有力的支持者。正由于陈独秀有力的督促和诱发，胡适很快就把自己的理论主张写成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从而以发难者的身份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可见，五四文学革命，虽为胡适首先发难，陈独秀继而相应，但整个革命的兴起及其深入发展，陈独秀却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当时情况下，倘若没有陈独秀的督促诱发，胡适未必能够很快地把自己的主张贡献在国人面前；同样，倘若没有陈独秀以《新青年》的阵地对他作坚强有力的支持，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也不可能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广泛积极的影响。对此，胡适本人也反复强调过，谓正因为文学革命得以陈独秀的声援，以及像他“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陈独秀根据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特点，选择几个重要的方面主攻：（1）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倡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2）清算封建主义旧道德，倡导以“独立自主人格”为核心的新道德。（3）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倡导科学。（4）反对旧文学，倡导新文学。由此观之，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帅，在全面指挥和重点攻坚方面，建有特殊的功绩。由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震动以及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远远胜于在这之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和政治动乱。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适时地为一个行将衰亡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最深刻最严峻的问题：当闭关锁国主义再也无法抵挡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为物质形态的猛烈冲击时，古老的中国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实现危险，必须不失时机地追顺世界文化潮流，通过真正的经济变革和政治革新来迎接中国现代化的曙光。陈独秀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缺陷：（1）体现了较浓厚的轻视群众的思想倾向。（2）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既有反复，也有矛盾。（3）在处理党内矛盾及党内同志相互关系时，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缺陷，爱大发脾气。（4）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国共产党陷入绝境。（5）政治上的幼稚天真。陈独秀的主要错误是：对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政治面目没有清醒的认识，

对陈独秀的客观评价

对陈独秀的客观评价陈独秀，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而又十分特殊的领袖人物，民国以来，尤其是到五四运动、大革命和抗战前期，他一直都是一位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历史风云人物，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既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要影响而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陈独秀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离开了“举人“的旧路，踏上了“共产党”的新路。陈独秀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从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到反袁斗争；从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欧事研究会到岳王会；从《国民日报》、《甲寅》、《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更为辉煌的是他成为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既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是指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最先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旗手。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无庸讳言，陈独秀在领导新文化运动中确实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言论，对一些问题也确实是矫枉过正。然而，矫枉过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包袱过于沉重的民族来说，不啻为跳出窠臼的必要动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观点“固然偏激武断，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不能不说，它是打破宗法礼制、圣贤名教一统天下的禁锢，为中国文化步入现代化进程，立下不世之功的。” 因此，毛泽东和孙中山都对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长期以来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突出，反而被其他文化人盖其锋芒。对此，一位台湾的学者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中国大陆的文化界长期以来高举鲁迅而贬低陈独秀，在台湾及海外则高举胡适而贬低陈独秀，两者都是有欠公平，而不合乎实际的。事实上，陈独秀无疑是这一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的领导者，而鲁迅和胡适乃是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时代的左右大将罢”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非常注重启迪民智、民德的工作。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仅

对陈独秀的评价

对陈独秀的评价（一）一枝独秀开正艳，狷介狂傲众人羡。政治潦倒心失意，才华锋芒实难掩。陈独秀，在政局混乱的时代，却生就一副不会钻营圆滑的傲骨和思想先进的才骨。这也许决定了他未来在文化思想界的巨大成就和最终在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他在思想上的先进和自由，使他在文化领域和初期的政治生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创办《新青年》杂志；他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然而，即使他光芒耀人如此，终由于他的狷介狂傲和固执的个性，使他命运多舛。他曾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但是大革命中，即使他心中百般反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但却最终执行。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他被冠以“右倾投降主义”（后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他了解到苏联共产国际与自己思想的偏差，于是准备组织托派，而这一举动和他在对中东问题的不同意见导致他被开除党籍。但即使这样，固执坚持的他依旧不悔。他在看待问题时，有时的确过于偏激，掺入了自己的感情因素。他认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他是深深厌恶斯大林的，但这样说，过于偏激了。另外，他应该及时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决策，作为那时中共的最高领导，如果他真的努力去抵制，还是可以在自己的国家上采取正确的决策。从人性的角度，他所处的混乱复杂社会背景决定他这样一个毫无心机、没有手段、光明磊落的人难以担当一个新兴政党的领袖，但这却不能淹没他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贡献。

（二）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之间的几乎所有事件，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一生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而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是这样看待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功绩有以下几点：在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组建岳王会，借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鼓动革命，后来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大多是出自岳王会，可见，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对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起了多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养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己任的新人；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他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被毛泽东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以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束缚在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于是在1919年5月4日这天掀起了思想解放热潮，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陈独秀同志的积极鼓动也给他带来了下狱的噩运。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当然，陈独秀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犯过错误。

陈独秀和李大钊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比较一、杜毅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李大钊、陈独秀比较》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30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马克思学说》 (一)关于唯物史观基础地位问题李大钊、陈独秀两人都提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以《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他们的阐释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大精髓：物质决定意识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认识和诊释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方面存在差异。在对唯物史观的地位认识问题上，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而陈独秀按照由主到次的顺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成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四个部分，其中他对剩余价值这一部分的介绍约占《马克思学说》的一半内容，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不是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李大钊、陈独秀对唯物史观根本地位的不同重视程度，是由于他们介绍唯物史观的主观出发点不同。 1、从解析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上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统介绍是本着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观愿望，虽然有着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主观愿望，但是李大钊在学术上的研究是很谨慎和认真的，力图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作，减少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是较客观和科学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放在西方哲学史中加以考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对人类认识史的研究成果，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独特见解。从李大钊对唯物史观阐释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准确的并极为难得的。 2、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述是从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是为了从唯物史观说明“人类历史全是阶级争斗的历史”，由于陈独秀是从宣扬阶级斗争说为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的出发点来解读唯物史观，他的《马克思学说》即使比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晚了两年，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上与李大钊还有一定差距。陈独秀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关注不够，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执政时期犯下过错的理论根源，也是他最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的理论根源。 (二)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地位问题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上比较相似，都是以剩余价值为研究重点，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指出剩余价值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可以团结在一起的理论基础。但是具体来看，他们对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认知存在差异。上节已经提到，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但是陈独秀将剩余价值问题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他在《马克思学说》的第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最后一段指出唯物史观是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的阐释，是对经济制度变更合理性的解释，是建立在正确认识生产力、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陈独秀将剩余价值提升到这种高度是由于他关注于剩余价值最终引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问题，这也与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不无关系，是中国实用理性精神的具体表现。此外，在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方式上,李大钊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和公式进行说明论证，解释的内容也较为深奥和抽象。虽然在理论程度上，李大钊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他的文章读者范围更适用于专家和学者，因此在社会影响上就很难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尤其是对于普通劳工大众,就更难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三年后，李大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再一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时，就采用了和陈独秀论述剩余价值时一样的方法，使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社会各界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更容易被无产阶级劳动者所理解，达到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陈独秀的功与过

陈独秀的功与过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他举着五四运动的旗帜，也是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对中国的革命有着数不清的贡献，但是在成立共产党的后期，他却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几乎将共产党的命运推上绝路。他身上有“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投降主义者”，乃至“汉奸”“叛徒”的名号。陈独秀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曾一度紧密相连。 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开始向外界广泛宣传。后来他前往上海，联系了共产国际组织，在其帮助下，陈独秀等人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同时与全国各地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并且成为了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重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他还是党的最高领袖。但是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偏离了革命道路，逐渐走向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他放弃了各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这直接导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在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非但没有认真分析革命失败的教训，从中吸取经验，反而将目光转向“托派”，其革命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他被中共开除党籍后，进一步参与“托派”组织的活动，并逐渐成为了党内“托派”的首领。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血的教训，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第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不仅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还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传播者。他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永远不能磨灭。

阅读理解《李大钊》附答案

李大钊（节选） 1920年初,李大钊与爱国志土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进行活动，积极准备筹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在北京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等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作准备。此外,李大钊还多次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同年秋,为了和在上海的陈独秀相配合,李大钊还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两人相互配合,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党的主要创始人。此后,李大钊全面负责党在北方的工作,还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并多次当选中央委员。在1922-1924 年间,李大钊奔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爱国人士80余人。在狱中,军阀对李大钊处以极刑,但是大义凛然的李大钊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人民的心声，张作霖将李大钊等人于4月28日在西交民巷看守所内绞杀。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地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带

领其他人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38岁的李大钊英勇就义。（选自《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英雄人物》浙江人民出版社） 1.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大义凛然：慷慨激昂： 2.“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南陈”指的是，“北李”指的是，相约建的是。 3.下列事项是由李大钊主导完成的是（）。（可多选） A.独自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进行活动，积极准备筹建中国共产党。 B.组成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C.多次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 D.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4.你是怎么理解李大钊在临刑前的发言的呢？ 5.学习了短文，你能从李大钊身上体会到什么精神呢？【参考答案】 1. 由于胸怀正义而神态庄严，令人敬畏。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充满正气。

评价

开篇语：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电影《建党伟业》于6月15日高调上映，影片描述1911年到1921年间中国的风云变幻，窃国者、改革者、共和派、立宪派，各色人物悉数登场。后世的人对这些历史的弄潮儿，往往贴上简单的标签：陈独秀在官方文献中曾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九顶帽子，改革开放以来又被一一摘去；张国焘背叛的是自己亲身参与创建的党，他曾是著名的学运领袖，尤善演讲，后来一手创建红四方面军；五四运动中的三大“卖国贼”，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曹汝霖建立了民国中央医院，章宗祥参与起草了第一部国人自己的刑法典，陆宗舆则创立了首钢的前身…… 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重要人物回忆录的出版，那些随时代沉浮的人们不再仅仅是个符号，而渐被还原成一个人。在电影《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戏有20多场，仅次于毛泽东，而此前，以陈独秀为主要角色的影视作品十分鲜见。扮演陈独秀的演员冯远征说：“我在拍《建党伟业》时重新认识他、靠近他、演绎他。他是一个立场鲜明、非常有远见的人，一大召开前，他就说不能让共产国际介入，中国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戏里写的很清楚。”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改革开放30年来，这9顶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该摘掉，因为陈独秀所犯的种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陈独秀简介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拒俄运动，组织安徽爱国会。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陈独秀在杭州鼓楼张贴声援武昌起义的檄文。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 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端。《新青年》推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批判孔孟，倡导自由。1916年末蔡元培阅读《新青年》后登门恳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鼓励他“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第二年初，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上任以后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将文科分成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和外语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在课程中增加必修课和新的选修课，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1917年初，陈独秀写作《文学革命论》讨论文学改革问题，引发了国内著名学者的相关讨论。为使《新青年》适应形势需要，从第五卷五号起，陈独秀在其上刊登了蔡元培在天安门前的讲演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rism的胜利》；并于1918年12月22日与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副刊《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4月，由于反动当局压迫，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1919年6月因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于9月获释。 1920年初他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从中共一大到五大，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中，他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经过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推进北伐，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