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源流述略
君民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一
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此问题处理的当与不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
曾围绕这个问题曾展开过长期的争论。《说文》：
“木下曰本”。本即树根，引申为指事物在空间上的基础或时间上的起点，
是他物之存在不可缺少的条件。将
“本”的概念引入民与君的关系之中，首先是对君依存于民、民制约君的这种关系的认识，其次是指处理这种关系
的思想[1]。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孔、
孟等人，在进行整理文献、文化交流以及直面政治的实践中，
继承前人思想，加以阐发，提出了富含庶民政治意味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文献整理与儒家民本思想之渊源
早在孔子所处春秋之前，夏商西周甚至更久
以前，就有诸多的文化典籍。
因朝代更替以及频繁战乱，这些记载中国早期文明的典籍，或散失湮
灭，或残缺不全，或散落民间。自喻为
“天生德于予”的孔子，就把收集整理这些古代文化典籍，
使华夏文化得以传承下去，作为上天赋予自己的重要使命。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
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
《集解》：“何晏曰：‘物类相召，
势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者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故书传、礼记自孔氏。”[2]
《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
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
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
“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论语·公冶长》载：“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
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八佾》载：“子入太庙，
每事问。”《吕氏春秋》载，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
“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往求教，汝愿同往否?”[3]
《论语·公冶长》
载：“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十分好学，
每事必问，不耻下问，甚至是不远千里去问，谦虚好问使他学习掌握了广泛丰富的知识。
《论语·述而》载：“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载：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说，
他相信而且喜好古代的东西，对前人的学说思想只是陈述，不创
作、不发挥。他还说，不调查、
不收集资料，的人，不是真正的士人。他说，他自己不是这种人，对古代的东西，他会找很多相关的人来询问，听他们说，并选择那些有证有据的说法。同时，对古代的东
西，还要进行多方面的观察，
详尽考察，然后再记录采用。实际上孔子整理古代典籍就是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孔子收集了大量史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后，
开始整理古代文化典籍，
删《诗》、《书》，定《礼》、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源流述略
李秀英
（潍坊学院，
山东潍坊261061）
摘要：民本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古代极具进步性的思想主题，受到
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先秦儒家学者的实践，着重从文献整理、文化交流、社会现实三个角度，追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之渊源。
关键词：儒家；民本
中图分类号：B222；K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288(2019)04-0075-04
收稿日期：2018—11—26
作者简介：李秀英（1965—），女，山东诸城人，潍坊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潍坊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eifang University 2019年8月Ang.2019
第19卷第4期Vol.19No.475··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先秦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较 摘要：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无有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蓝图与和谐之愿；又说要建立法制社会，推进法制化进程，而在公元前两百多年，韩非就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儒家和法家作为先秦时的两大重要思想流派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般。儒家尚礼，法家重法且尤种刑，但两者异中又不乏共同之处，探讨儒法两家的异同并从中总结出了两者各自的优劣从而扬起所长避其所短、兼采二者之优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不无裨益。 关键词：历史背景联系区别“德”“法”结合标本兼治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育所学，皆成性格。政治思想作为政治和思想的结合物，既有政治的广度又具备了思想的深度，既给人史的明智，又给人诗的灵秀既让人有数学的周密，又让人有科学的深刻，还使人不乏伦理学的庄重与逻辑修之学的善辩。；历史证明儒法两家就是涵盖了政治是思想这一特质的思想流派。 一、儒、法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姑且不论道从何来，一、二、三优势什么，可以推知的是：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追溯先秦时代的历史，儒法政治思想之“果”产生的因由。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在华夏大地上纷纷兴起，诸侯国各霸一方，王权被削弱，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残酷的斗争，烽烟四起，连年战乱，生灵遭殃，百姓涂炭，中华大地陷入了分离与征战的局面。乱世造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思想家，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纷纷招徕门徒，宣扬自己的思想，希望借此来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用“夏政”，道家“无为而治”，法家立言，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家思想应运而生。 儒家产生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为改革时弊、实现天下太平，分别提出了诸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孔子尚仁、礼，孟子主张“仁政”，荀子认为当礼法并用。法家也产生于礼崩乐坏、诸侯国割据称雄的先秦时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一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代表人物是韩非。前期法家中，商鞅重视“法”，申不害重视“术”，慎到重视“势”。后期法家的代表是法家的集成大者，在继承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创立了法、术、势皆用的政治思想。 二、儒、法政治思想的联系 两家除在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相似之处外，在思想观点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无论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法并用”还是法家的“法”“术”“势”，其服务的对象都是统治者，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扩大自己的通知权益、加强对百姓的统治力度的一种策略。儒家随在法体上属于人治——博施济众、立人达人，但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在主张治人的同时又提出了治法：一曰用人之法，二曰劝禁之法，三曰正名之法。荀子的礼治思想，究其实质实际上是礼法并用，如《荀子·王制》说：“礼仪者，治之始也”，《君道》则曰：“法者，治之端也”，意思是说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荀子·劝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专制和礼教)继承(孔孟民本)和创新(民主经世致用)学案
第四讲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专制和礼教）、继承（孔孟民本）和创新（民主、经世致用）学案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刘立春 第一部分提前预习——微观分解，步步为“赢” 【阅读】分析明清之际思想批判时代背景时大致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角度进行。在晚明的思想界，理学占据统治地位，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八股取士使思想界呈现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习气。为了功名利禄，广大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空谈心性义理，“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这一方面对思想界造成严重束缚，另一方面又形成空谈误国的学风。于是便有了李贽鞭挞程朱理学、否认孔、孟思想权威、学贵自得的思想和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反对理学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思想主张。经济上，明中期以后, 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大批工商业城市兴起，逐利拜金之风在社会上日益兴盛，传统义利观，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受到极大冲击。于是便有李贽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束缚，肯定物质享受，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主张也有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反对抑商，主张“工商皆本”的思想。而明末清初的政治形势对其时思想家的影响更大。明末清初基本的政治形势是君主专制日益强化腐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最后导致明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清军入关，少数民族建立的清政府逐步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在当时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看来，这绝不仅仅是改姓易号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事关民族和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大问题，是“天崩地裂”,从而促使他们深刻地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思考的结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学风问题，即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和八股取士，无法解决当时日益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空谈误了国；一是政治制度上的问题，即明朝君主专制的强化和腐朽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其典型的表现是明开宦官当权，残害忠良，欺压百姓，是君权空前强化误了国。于是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提倡以史为鉴主要是明朝灭亡为鉴，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倡导“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 主张用各种办法来限制、分散君权，促进政治的和谐发展。而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以及“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思想也是明末清初这种政治形势的产物。 问题：据材料概括明清之际活跃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历史背景 （一）根本原因：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促进社会转型，导致各种新旧矛盾空前尖锐。（二）具体原因： 1.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及缓慢发展受到落后封建制度的阻碍；土地兼并严重， 赋役沉重。 2.政治上：封建制度衰落，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废丞相，设军机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帮会、西方殖民入侵）促了人们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怀疑批判；市民商业者经济实力增强，势力壮大，要求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3.思想上：传统理学下的封建传统礼教摧残人性、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社会进步；人们竞相逐利、重利轻义的思想促使社会风俗改变，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冲击；进步士人试图冲破四书五经的束缚，藐视礼法，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和发展经济；西学东渐兴起，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 4.进步人士作用：一批正直清廉，爱国爱民、参与抗清的学者努力探索改革社会的方案。 二、主要代表人物和基本主张
论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论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军械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论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些思想至今还为我们现在人所认同和接受，对现代社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随着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也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 一、儒家文化的概述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通过董仲舒的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道德的基础。孔子所谓的“仁”包括了忠、恕、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它几乎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仁的核心是仁爱，也即是同情、爱护和帮助人。仁是德行的根本，体现于万事万物中而使天下人相亲相爱(《原善》下)。“仁”是爱之源，是道德情感本身，“义”、“礼”、“智”是“仁”的推广和延伸，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现。如仁爱、尚义、和谐、诚信、自律等精神。 1 军械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二、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及其在古今社会的广泛体现 (一)中国古代的和谐及孔、孟的和谐思想
在中国文化中，“和”与“谐”同义，而“和谐”在古代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的思想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构成了完备而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思想史上的各家各派，尤其是中国哲学三大支柱儒、道、释，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和”的祈求与向往，这些思想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积淀和凝聚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悠久传统，至今仍闪烁着智慧之光。 “和谐”意义的形成，还与“天人合一”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大命题。自先秦理性精神确立之后，“神人以和”逐步让位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董仲舒把儒家的基本理论与战国以来风行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结合起来，为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论体系基石。 “和”是古典中国哲学在探究“天(自然)—人”、“人—人”、“人—我”等关系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中国哲学三大支柱儒、道、释对此都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各有侧重地发展和丰富了“和”的思想体系。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
先秦儒家思想
先秦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的三个主义：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
儒家“民本”思想的历史背景
首先，政治方面来说。初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军事动荡，政治局势动荡，各国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方面各国统治者都最循着不同的理念，有法家的法治理念，道家的无为而治，纵横家的循自然重自在的理念，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各种思想相互冲击融合，可以说是白发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相应的思想代表人物游走于各国之间寻求统治者的支持，希望借此以发展自身的政治理念。此时的“民本”思想也相应的得到了重视，并在各个思想之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的发展完善，这也为以后的“民本”思想的大一统时期创造了条件。在政治方面“民本”思想可以归结为民贵君轻，侧重于更加重视民众的思想规范和物质满足，以满足民众的普遍要求为工具和前提来稳固统治，但归结到底是一种封建统治者在保证自己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对于民众的放利行为，这在以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已然十分难得了。 其次，在经济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也是经济变革从而得到重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加大了各个经济地区的交流与联系。社会关系的变化也是从经济体系变化开始的，因此，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首先，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由于铁制品和农耕工具的发展和推广。生产力不断提高，各地地主阶级的田土逐步增加，合理合法的拥有了土地。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得以往“井田制”的格局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样以来，土地拥有的合法权利逐步增大，旧的机制已经跟不上新生产力的发展节奏，这就导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一步步取代了奴隶主的土地所有制，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民土地战争的爆发，百姓生活生灵涂炭，从而也一定程度的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作为统治者要改变现状，改变当前的局势，适应老百姓的心声，来缓和普通阶级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促进了生产力和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加强。这种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交流催生出了新的阶级，商人阶级。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商人们收购大量的土地，摆脱了商人阶级转变为了地主阶级，在政治上也有了新的权力要求。 最后，在思想上，儒家思想的政治核心就是民本思想，这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思想。在夏商之际，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他们认为神灵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者。然而到了周时期则否定了这个思想，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这个理论周人有如此的想法，其在根本上说明了天命观取代了商朝的帝命观，它是统治者的最高理论向导，也是老百姓的精神支柱和神灵庇护者。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人们对神的敬意油然增加，部分的统治阶级把自己神灵化便于自己的统治。箕子在《尚书?洪范》中对周武王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武王专断独行，偏信龟、巫，以巫术鬼神的占卜结果作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标准，不顾臣民诉求使得朝政荒废，民心离散。殷周之际，中国的古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革。到了西周末年，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的增多导致社会出现动荡的局面，王不上朝，臣子不策，致使德政治国荒废。在西周时期，敬天重神的民风尤其严重，但人民的生活疾苦却被君王抛之脑后，在此时期保民思想已经不具有其真正的意义。到了春秋时期，敬天保民，敬天成了布衣了祭祖的一种形式，已经没有了其具体的思想，但保民的意识也只具有表象意义。它反映的是在礼坏乐崩的情势下，对社稷存亡的一种忧患意识，是封建社会仁人志士面对当时的政治困难下的抉择。这正是选择民本思想的原因所在。 正如当时子产所说：“不媚，不信，民不从也”。要得到民宗的支持和拥护，必须重民意而轻君威，只有爱惜百姓、理解百姓、关爱百姓才是稳固统治地位的治本良方。在有限度的削弱王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让利于民，关心民众疾苦，施德于民，才能做到民心思齐。正是在这种政治动荡，民生缭乱的大背景下，为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才能使得统治者有理由接受这种理念。这正是民本思想的源头和起点。“民本”是指统治者重视普通百姓地位和作用的政治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明百姓才是国家的根基，百姓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供养者，也对国家的兴亡也起决定性的作用。统治者的政治生活必须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之比较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之比较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主张实行“德政”，推行“仁政”，提倡“礼治”。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主张“依法治国”，提倡“法治”。 一、先秦时期刑法思想的渊源 ㈠礼与刑的起源 中国刑的起源是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在生产力提高，私有财产出现，社会逐渐划分阶级以至形成国家的全过程中，氏族血缘纽带的顽强存在和加固；对上天崇拜的礼逐渐具有阶级性，频繁的战争促进了刑的形成和发展；氏族首领的权威则随着这些进程的加剧而日益强化。 ㈡礼与刑的关系 “以礼为治，以刑为用，出礼入刑。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礼进入阶级社会后其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风俗习惯与国家制度融为一体。礼在进入阶级社会前主要指部落成员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生活规范与起源于战争的刑罚有不同的制约对象。礼用于部落内部，以教化为主。刑用于部落见间的讨伐及对战败部落的惩罚。夏商周时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礼与刑的结合，礼既是刑罚维护的对象，又是刑罚实施的准则，出礼而入刑便是这种制度的概括。礼与刑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礼中有刑，礼刑一体。礼是刑的指导原则刑受礼的制约，罪行的大小以及刑罚的轻重都要依礼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礼仪规范确定。 二、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的形成 ㈠儒家的刑法思想 ㈡法家的刑法思想儒法两家在治国思想上存在对立与斗争，而在治国行动上坚持各自主张的前提下又有些交流与融合，各取对方之长以补己方之短。在政治思想上趋向儒法合流，既有仁义道德的公开宣传又有专断刑杀的实际专制。德主刑辅制度的确立，正反映了儒法两家刑法思想的特点和趋势，同时也实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表现在⑴借助儒家的刑法思想把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宣传成仁政教以麻痹人民。⑵借助法家的刑法思想把他们的封建专职统治落实到严刑酷罚的有力保证当中。招牌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德治仁政，骨子里实行的都是寡恩鲜义的刑杀为戒。②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封建统治才得以连续存在两千多年。因为儒家和法家的刑法思想，特别是法家的刑法思想仍有其社会价值和生命力，我们应对他们进行研究，通过系统的研究和科学分析，去其糟粕，吸收精华，这对我们今天同严重的刑事犯罪作斗争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 三、两家刑法思想的分析对比 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 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汉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到了宋代，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于久远，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清代卢文弨则认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 但是，近现代以来，为法家伸冤平反之声，此起比落，不绝于耳。这种现象的时代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儒家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是我们"古已有之"的相类物，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以法治国"的思
论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论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康复医学系戒康1031班蓝文平 第一：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民本”观念是作为儒家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然而先秦的儒学所倡导的“民本”思想渊源于上古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并在后世有一定影响。第二：从总体上考察，其并没有能够像新儒家期望地那样“一线”转出近代民主，其是与政治中的王权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这样，但并不代表儒家“民本”传统毫无价值意义可言。因为在当今社会我国的民主政治中儒家“民本”传统思想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述儒学的民本思想。第一、上古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第二、儒家“民本”传统与王权主义；第三、儒家“民本”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第一、上古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 儒学的产生也与上古文化存在着渊源的关系。如下： “中国在文明国家出现以前，原始的社会组织虽已具相当规模，且这组织中也有管理者，但由于其时尚无阶级分化，故而担负管理职能的君政刑长，其性质基本上是调节仲裁，而非阶级压迫，目的是要团结民众，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都能自由表达意见，管理者对之亦甚表欢迎，如《古今注》说尧立“谤木”以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也。……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并且，“选贤与能”，在《史记·五帝本纪》记其事曰：“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举舜。”如此等等。 上古文化传统对原始儒学的影响确实十分深巨。《礼记·哀公问》记孔子之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敢为大。……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正之本与！”孟子否认“尧以天下与舜”的说法，认为三代禅让制度并非出于天子个人的意志，因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2）可见，“天”意联系并体现或反映着“民”意，故而“天下”又是与“民”和“公”直接同一的，此即《尚书·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亦即孟子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3）董仲舒《春秋繁露》依据《公羊》之义指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天之所夺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又说：“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其不臣天下，何谓汤、武弑？”可见其也认为“汤武革命”合乎天道、顺乎民意。“民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国家治理理念崇尚“德治，仁政，礼制，重教化”，对先秦时期影响巨大，不仅如此对当今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治影响深远。为我们所熟知的内圣外王思想，礼乐制度，教化哲学，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内含，当然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强调修身为先时，最后还是寄希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国家政治明治，仁政，礼制，德治，教化是我在本文中着重研究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政，礼制，德治，教化 一、关于儒家内圣外王——治道思想研究 儒家社会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德化的治道”，是德治型的人治。王道是儒家治道的理想，孔子将周公王道的宗旨归结为两条1、“以德配天，保民而王”，这是统治者和管理者自律的原则。周公总结历史得出结论：夏殷兴亡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德”，夏禹殷汤有德而治兴，夏桀商纣无德而乱亡，他认为天子是天命所归，天命以民心为转移，所以德首先在于“保民”，即爱民利民恤民，为百姓兴利除害；其次是用贤，即将治权于政权分离，治权委托贤能之人，打破亲亲、尊尊的用人局限。2、“明德慎刑”这是管理被管理者的原则。明德即明道德，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质，主要措施有道德示范、礼乐教化和尚贤任能，慎刑即刑罚的实施以宽仁为主。 孔孟都把人的能动性局限于道德方面，孔子讲“为仁由己”、“富贵在天”。孟子认为善德是“求在我者”，富贵寿夭等是“求在天者”这种偏重道德因素的倾向构成儒家人治的基本特色道德心里素质是制约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孔孟忽视了智能因素和客观规律，使得他们的人治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 荀子对孔孟治道进行修正和完善，第一在坚持德主刑辅原则的前提下，强调了礼法的相关性。荀子的治道以“礼治”为宗旨，但他所讲的礼与孔子不同，他所讲的礼虽在礼仪规范上脱胎于周礼，但实际上维护的与西周不同的社会秩序，另外荀子认为礼与法不仅不相互对立，反而相互依存，“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非礼，是无法也”然而荀子的立场仍以人为中心，坚持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先教后刑。第二突出构成主体能动性的智能因素，他认为认识事务的不同属性和规律，从而“知天命而用之”，而且他将智视为道德心里素质形成的基础。第三、荀子吸取了法家崇信的管理原则，信是制度规范客观性确定性的表现。 对霸道的修正和完善是《管子》的贡献，《管子》的治道原则是先富后教，教而后法。其中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财政方面实行无税政策。此外，法是不可缺少的管理依据，立法权虽属于君主，但是必须遵循两项客观依据一是道和原则，而是民意。 二、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认识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生态学价值
收稿日期:2004-09-05 作者简介:刘厚琴(1965-),女,山东曲阜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儒 学与秦汉史研究。 2005年9月第27卷 第5期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u 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Sep.2005Vol 127 No .5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生态学价值 刘厚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1100) 摘 要:由“爱民”、“利民”和“治民”所构成的民本主义,是先秦儒家的一种政治主张和社会学说,它既是儒家的社会管理原则,也是其生态环境管理原则。其中蕴含的生态学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关键词:先秦儒家; 民本思想; 生态学; 价值 中图分类号:B 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05)05-0087-04 民为邦本既是儒家文化的特色,也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民本、民众利益是先秦儒家社会管理的根本原则,基中蕴含着生态学价值。儒家民本思想的生态学价值主要反映在爱民、利民、治民三个方面。它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对现代社会仍有借鉴意义。 一、爱民的生态学价值 在社会管理上,先秦儒家向来强调民本和民众利 益。荀子说:“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荀子?大略》。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他将立君的目的归之于“为民”,还将爱民视为统治者之大节,“故君人者, 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1](《王制》)儒家不仅认为社会管理应以民为本,而且还将民本、民众利益上升到了环境管理原则的高度:“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氵夸池,鱼鳖不可胜贪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2](《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明确指出,人们之所以要采用生态学的措施来保护自然资源,根本目的是为保证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性,从而保证人民群众的起码生活需要。在此,儒家具有民本主义的倾向,将民本主义从社会历史观上的一种学说转化为环境管理问题上的一项基本原则。 为显示民本,维护民众利益,先秦儒家提倡“爱民”,其“爱民”就是要求君要以一颗仁慈宽厚的心来 对待民,“宽民畜众”。[2](《易传?师?象传》 )儒家“爱民”的具体措施具有自然保护价值。 11让民休养生息 先秦儒家认识到,天地自然有节制的变化表现在风调雨顺上,只有风调雨顺,才能保证农业丰收;若风雨无节,农业就会歉收,民就会处于饥饿之中。因此,农事必须有节,统治者应体察民之艰辛,给其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样才能有利于农业发展。因而儒家指出:“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民, 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农事),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无收成)。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2](《礼记?乐记》 )这种思想虽有历史局限性,但也有合理性,除了它所体现的民本主义倾向外,也具有自然保护的价值,这首先是从“天地之道”推出了“先王之治”的法则,事实上也就是从自然规律推出了人事法则,认同了人和自然的一 致性;其次,它要求要按照生态学的季节节律(时)来对待民众和农事,将“时”作为连通自然和人类的中介,使生态学季节节律的范围得以扩展;最后,它要求在农事上要有节,强调不能一味地役使耕稼者,这样,既可以保护作为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生态条件———人的劳动力,又可以避免对土地资源的超负荷利用,从而也会保护土地资源。 21节用而爱人 节用就是要求统治者尽量减少财政开支,即“天 子诸侯无靡费之用”。[1](《君道》 )孔子指出统治者必须“节用而爱人”。[2](《论语?学而》 )孟子也说:
儒家的民本与人权
一关于儒家的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1]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民主（democracy），就其基本的或主要的涵意而言，是指一种与君主制、贵族制相区别的由人民治理（the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的政治体制（或管理形式）。我认为，儒家的民本（regarding the people as foundation）与君主制相联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二者合一的典型表达是皇帝起居室里的一幅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从政治体制上说，民本与民主是相对立的；但从价值观上说，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这一种子的萌芽表现在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的政治思想中。人权（human rights）是近代以来不断发展进化着的观念。“第一代人权”[2]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等人提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思想，《英国权利法案》（1689）、《美国独立宣言》（1776）和《法国人权宣言》（1789）是反映第一代人权思想的代表作。第一代人权主要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发表意见的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生命安全和财产的权利等等。显然，第一代人权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或者说，人权观念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严复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人权又需要从民主制度得到承认和保障。就此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是否包含人权的观念，似乎不宜作出笼统的判断。民本在政治体制上与民主相对立，儒家思想中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设定，因此似可说，民本思想中没有第一代人权的观念；但就民本的价值观而言，其中也包含着第一代人权的某些因素。儒家的民本思想源于中国上古时期（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政治观。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中写道：在记载夏、商、周三代史迹的《尚书》中，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是“王”，而思想观念上的最高崇拜者则是具有人格和道德意志的“天”（神）。天神所具有道德，也就是“保民”、“裕民”的道德；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这也就是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民之上是王，而王是天所选择的能够秉承天的道德意志而“敬德”“保民”的统治者。天所选择的王称为“天子”，因天子能够像父母般地爱护、保护人民，所以他才能成为王。……如果王违背了天的道德意志，肆虐于人民，那么天“惟德是辅”，“改厥元子”，选择另外一个诸侯，讨伐暴君，取代他为王。我曾设了一个比喻，即：“在夏、商、周三代也潜含着三权分立的观念。因为天的意志代表民的意志，而王又须按照天的意志来执政，那么民似乎具有立法权，王则行使行政权，而对王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权则属于天。”《尚书·皋陶谟》说：“天工，人其代之”，意谓统治者是代表天命而行事。就统治者必须“敬德”“保民”、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言，我们也可说是“民工，天其代之”，亦即人民把监督、节制君王的权利委托给“天”了。在此结构中，人民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利，其意志的实现要靠统治者对“天”的敬畏、信仰或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道德自觉。[!--empirenews.page--]儒家的政治设计一直未脱夏、商、周三代的原型。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天神的观念受到怀疑甚至否定，统治者的私有观念也愈发膨胀，在此形势下，儒家更主要以“仁”的思想启发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寄希望于“仁者得天下”，“君仁莫不仁”，“天下定于一”。面对现实中的君主的非道德，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荀子也主张“社稷之臣”对君主要实行“谏、争、辅、拂”（《荀子·臣道》）。孟、荀都肯定了“汤武革命”之说。但在孟子的思想中，这种“革命”的权利还是源于“天”对桀、纣的“所废”和圣王之受命（“天与之”，参见《孟子·万章上》），就一般情况而言，只有“贵戚之卿”才能“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对于“异姓之卿”，只能“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1993年出土的郭店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思想作文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思想作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进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那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的要义体现的。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全然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养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一辈子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一辈子，自然应从“修身”开始。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幸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依旧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汲取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汲取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的人文之化，中国突出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动身点，落足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差不多精神，儒家学讲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讲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地。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进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的以后而奋斗。《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对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与规范”的深入讲解，能够认识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1、国家间相处的和谐理念：“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简而言之是指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和”、“同”两个概念，差不多上讲同一性的，但内涵却有非常大不同。“同”是指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而“和”则是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因此“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和”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儒家文化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儒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非常不相同。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能够成为现代国际社会进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中国奉行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鲜亮体现。因此讲，“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差不多条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2、国家内政外交的和平理想：行“仁政”、修“文德”。“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是儒家思想在内政外交上的理想期求。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上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夷、狄、戎、蛮等诸少数民族进入地缘政治时代。在处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修“文德”的对外政策。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动身。显然，受着如此“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和平思想深远阻碍的中国决可不能干涉不国内政，可不能主动发动侵略其它民族、国家的战争，更不用讲侵占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