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张学良

青年张学良轶事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陆军一级上将，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美男子之一。周恩来对其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人的一生做一件大事就足够了，但是张学良却做了三件：东北易帜、“九·一八”不抵抗和“西安事变”。尤其后两件事，不仅海内外评说不一，而且事件本身也扑朔迷离，颇有几分神秘感。有人说他不过是“富二代”，他下令不抵抗政策，令人愤慨。也有人说他是花花公子。然而，春秋褒贬分内事，惟真名士自风流，他对历史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以下我们从青年张学良的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来感受他的名士之风。

张学良的爱国情怀——“我是中国人，我要东北三省”

日本对大连旅顺铁路的租约快到期了，张学良他们商量收回来，日本人说这是我们箭射来的城，你要想拿回去，你给我的箭射回去。换句话说：你想随便收回去，没那么容易。就是拒绝的意思。

张学良恨透日本人，日本军人跋扈，到中国士兵的枪上划洋火抽香烟，开玩笑。张学良告诉士兵们，别出声，你别理他。人家骂张学良不抵抗。张学良认为：“我们打不过人家有什么法子，他愿意你抵抗，你把事情扩大了最好，他好打你。”

张作霖死后，日本人派林权助为大使来吊唁。林权助对张学良说了好多事，最后，张学良总没有一个具体的答复，实在的答复。最后他要走了，张学良又喝了几盅酒，张学良说：“林老先生您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正确。”

林权助说：“那很好，那你到底为什么不独立？”

张学良说：“你忘了一件事。”

“那我很愿意知道。”

“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东北全部沦陷。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是张作霖最亲信的军事顾问，也是张学良的好友。本庄繁把张学良的家财送还到北平。

张学良对本庄繁讲：“你若不拿回去，我在火车站就烧了，给你不好看。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我要拿我自己去拿，用不着你。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就还给我东北三省。东北三省你不还给我，却还我私人东西算什么，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

张学良的大局意识——张学良傅作义涿州争夺战

1927年，奉军主力在河南被北伐军和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打败后，阎锡山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9月，晋军由阎锡山亲自率领，兵分三路，突然向奉军发难，奉军一开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特别是由傅作义率领的晋军别动队，乘奉军换防之机轻取河北涿州，矛头直指北京。

没料到奉军一阵反击，又将晋军各路击破。阎锡山狼狈逃回娘子关。傅作义部还没有得到撤退的消息，就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于是，双方在涿州城展开了一场城市攻防战。

自10月15日至12月30日，奉军九攻涿州，动用了坦克、重炮、飞机甚至化学武器，张学良还亲自驾驶飞机到涿州上空侦察地形，但都没能使傅作义屈服。张学良开始劝其父张作霖和平解决，先后派在奉军效力的傅作义的同学、老师及山西同乡会代表和红十字会的代表前往劝说，允许投降后将优待傅作义，对晋军士兵予以收编，不加歧视。

傅作义孤军奋战两个多月，仍不见阎锡山来援。城中粮食早已被吃光，不少军民已被饿死，拖下去只会累及更多的无辜。12月30日，双方正式通电停战。1928年1月5日，傅作义身着便装，亲赴保定与张学良议和。张学良一见到傅作义就热情地说：“将军辛苦了。”傅作义先是惭愧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接着又说：“傅某此来，有个要求向总指挥提出，涿州城的军民已经两天没有一点吃的了……”不等傅作义说完，张学良当即指示部将万福麟传令前线，马上给涿州城内送去三天的粮食和蔬菜。

傅作义表示感谢。张学良却感叹说：“两家本为一家。同室操戈何时休啊！我本不愿打仗，只是父命难违啊！”

傅作义看张学良如此直率，坦诚提出三项议和条件：晋军出城后改编为国防军；奉军必须抚恤和赔偿因奉军攻城而造成的涿州平民生命和财产受到的损失；本人则退出军界，不接受任何军职。张学良当即同意。

1928年1月6日，晋军7000多官兵昂然走出涿州城。奉军官兵则在门外高奏军乐，摆队相迎。双方官兵互相握手，互道辛苦。

张学良私访张恨水

1925年，张恨水任北平《世界日报》总编期间，在晚报“夜光”栏刊登了百万言的长篇连载《春明外史》，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部小说里，张恨水以北洋政府统治下种种光怪陆离的、社会世象为素材，紧贴生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正直、年轻、英俊、有抱负的将军。这个人物的原型取材于当时镇守天津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小说一问世便轰动京华。张学良看过这部小说，大加赞赏，认为作者是个不可多得的有用之才。于是，专程赶到北平，登门拜访。

一天，张学良自己驱车找到北京张恨水寓宅叩访，做了一回不速之客。当大为惊异的张恨水弄明白眼前这个小自家六岁的“行伍知音”，原来即是声威赫赫的奉系少帅，亦甚感欣幸。虽是贵客登门，张恨水待客依然不亢不卑。两人一席欢晤，从此成了挚交。张学良提出要张恨水到东北军中任职，张恨水声称自己是一介书生，断不是提枪弄刀的料，婉谢了张学良。

张学良虽然“碰了壁”，却对张恨水的人格备加赞许，依然执意授了张恨水一个“参事”的空衔，每月照付薪水。

张恨水于1929年岁首游历东三省。张学良尽管政务繁忙，仍拨冗抽身，专门设宴招待这位自己心仪的好友，并请他参观了不少地方。大约就在这时，少帅让部属钱群“授意张恨水”，央他替自己撰写一部传记，书名即《张学良》；而且一定得“秉笔直书”，“是怎样便怎样，不要美化装饰”，“要写出一个真实活生生的张学良”。这一诚恳朴直的请求，自令张恨水怦然心动，遂慨然允之，但又认为少帅正当年轻有为，事业无量，“其历史难告一段落”，传记须从容筹划，不宜操之过急。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含耻蒙羞，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华北。而富有民族正义感的张恨水“心如火焚”。他书生报国，握笔作戈，毅然尽捐前调，投入了新的“国难小说”的创作，先后在北平《新晨报》、上海《新闻报》等处，发表了《满城风雨》、《弯弓集》、《东北四连长》等作

品。这自然引起日本人与汉奸的忌刻恚恨，他们向张学良数番施压，提出所谓“抗议”。张学良正背负着弃乡丢土的家仇国恨，焉肯违衷助逆？不幸1933年3月，热河又失。张学良面对举国滔滔，只能再扛罪名，引咎辞职，不久即偕家人远去欧洲“考察”。张恨水的写作环境，也日趋艰险恶劣。他上了日特的“黑名单”，不得不逃离北平。

张学良与宋美龄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公布的少帅张学良生前与宋美龄、蒋介石伉俪往来的信件显示，宋美龄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数十年一直对张学良备极保护、关怀，两人往来信函反映其深厚情谊。张学良生前也说，他因为蒋夫人而保命：“西安事变后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了解，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Johnson写的，他写道：宋（指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即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都公布出去’。”

张学良与基督教

由于张学良将军正式接受基督教信仰是晚年之时的事情，所以许多人以为这是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心灵孤寂，为要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而为之。其实，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是对张学良将军的一种误解。有关资料显示，虽然张学良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在晚年之时，但接触基督教信仰却不在晚年，而在早年。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接触，对张学良后来接受基督教信仰不能说没有关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年仅11岁的张学良随其父张作霖来到奉天（今沈阳）。此时的奉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都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在这里设有领事馆和商务机构。这样的环境，促使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可能会接受更多从国外而来的新生事物。在这个城市里，20世纪初就成立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加入其中。张学良来到奉天不久，便常常出入基督教青年会，很快便结识了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朋

友，并认识了许多英美等国的朋友。不久后，张学良就对基督教的精神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917年，张学良正式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之后还担任过董事，与该会总干事Joseph Platt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张学良早年接受西方启蒙教育可以说是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的。在这里，他学会了乒乓球、网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跳舞和英文。他时常参加青年会举办的体育比赛、娱乐活动、学术讲演会、时事报告会、读书报告会等，结识了众多各界友人。不过，虽然此时的张学良对基督教有深厚的兴趣，但他所喜爱的只是基督教中的诚实、博爱、和平等基本精神，对基督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

1919年，张学良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毕业后便统兵作战，之后很少再有接触基督教的机会。1937年，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孔祥熙公馆时，励志社总干事黄霖仁在看他时送一本圣经给他。但他只是随便翻看，并未认识阅读。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辗转到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等地。这一时期，张学良主要以研究明史来打发时间。去到台湾之后，张学良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有一种信仰，需要一个心灵的依靠。上世纪50年代初，张学良在高雄寿山幽居。一次，宋美龄前去居所看望他，和他有一席较为深入的谈话，这次谈话对张学良后来接受基督教信仰有重要的影响。谈话中，宋美龄向张学良表示，希望他能研究一下基督教。张学良对此表示赞同。由此，宋美龄成为带领张学良进入基督教信仰的引路人。

现在对张学良评价争议很大，主流评价说他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当然我们也会听到反面的声音，说他是千古罪臣，误长官领袖，误国误中华民族，不抵抗日本侵略等。两种评价从不同立场出发来看，都有道理，个人立场不同而已。但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终究会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正视历史是我们评价历史的基础，历史真相终究也会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