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起源

第一编中华民族的起源

1949 年以前，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仅限于华夏／汉民族；本书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方面探讨其起源。

民族属于历史的范畴。从人类起源到旧石器时代结束，占据了人类历史99％以上的岁月，在那漫长的时代，当然没有民族的区分；新石器时代各部落与部落集团，也还不能与国家形成以后的民族区分相提并论。然而以现代科学成就说明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来源、社会进化与部落集团状况，是中国民族史应有之义。故本书首先以一编的篇幅，对中华民族的起源作一扼要的叙述。

迄今古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华大地上，人类起源的各个阶段没有缺环，可以建立比较完整的进化序列；在世界上，也仅仅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发现。更引人瞩目的是，其体质特征与蒙古人种（黄种）的起源、形成相联系，说明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应是这些繁衍生息于中华大地的远古居民。从而证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

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及同一区系不同类型的区分，反映出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当时社会进化及其多区域不平衡状况，又说明中华民族在起源时代已呈现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同时彼此影响，有着多层次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远古神话传说，与地下发现所反映的上述历史特点，差可相互印证。

总之，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既不是来自中华大地以外的任何一方，也不是均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

第一章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与多元特点

第一节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诸说

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从一个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一个多世纪以来，曾有过多种说法，至今未能定论。不过，目前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已公认：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自本世纪60 年代在云南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后，1975 年又在云南禄丰陆续发现，不仅化石的数量多，并且至今还是世界上唯一发现了腊玛古猿（雌性禄丰古猿）头骨的地点①。

1987 年，又在元谋县小河村蝴蝶梁子发现了蝴蝶腊玛古猿。这些重要的发现，在地理上都距元谋直立人发现的地点相距甚近。近些年来，在湖北建始、巴东等处也发现了南方古猿化石，1990 年5—6 月，在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更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化石，经初步研究断定与1989 年 5 月在同一地点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属同一类型，定名为郧县人②。在郧西也发现过直立人化石；距郧县、郧西县均不甚远的陕西蓝田县也发现了蓝田直立人。这些从猿到人相衔接各个环节的发现，加上其它多处直立人的发现，证实了我国应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中华民族决非来自中华大地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是从一个中心起源，还是多区域起源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综括先秦史料，叙述共工、驩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甫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古代的正统观，影响非常深远，是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说。

自17 世纪起，欧洲开始有人认为中国人种与文化来自埃及。这是欧洲人倡中华文明“西来说”最初的假说。到19 世纪，法国的东方学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倡中国人种与文化来自巴比伦的巴克族。到本世纪20—30 年代，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

安特生（J．G．Anderesson）主要依据我国仰韶文化彩陶艺术的某些图案与西方某些新石器文化中的彩陶风格有相似之处，断言仰韶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首先开化于中国的新疆，然后才东移发达于中原地区。此为关于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新西来说”。由于安氏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作过开拓性贡献，其假说曾流行一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安特生后来对其“西来说”已有所纠正①。此外，还有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起源干中亚、南亚等说，均可归入“西来说”；起源于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处，略可称之为“南来说”；起源于西伯利亚等处，可称之为“北来说”。凡此种种，以“西来说”最为流行，均可概括称之为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的“外来说”。

上述各种“外来说”的产生，一方面受着当时流行的学说与方法论的影

①参见吴汝康：《古人类学》，第82 页、216 页。

②参见《中国文物报》1991 年2 月3 日第1 版。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以下简称《考古卷》）安特生条说：“安特生……曾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但对中国考古工作的发展上，安特生是有贡献的。后来，他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有所纠正。曾强调，中国从仰韶文化，经过商代直到今天，在人种上和文化上是连续发展的。”

响，有些也受着西欧中心史观的支配，同时也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与资料缺乏。这些假说提出之后，在中国与西方当时即已受到了驳难，终因考古资料的贫乏而未能消除其影响。至于各种“外来说”的内容及其驳难的详细内容，属学说史范畴，不拟在此详述，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有专节介绍，可资参鉴②。新中国建立以后，对“西来说”等进行了批判，可参考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③等论著。

在当代，关于世界文明起源的学说中，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在其《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认为，世界上有六大文明是独立起源的，即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包括奥尔密克文化和玛雅文化）和秘鲁④。值得注意的是，丹氏所举的六种文明，中华文明既不像两河流域与埃及那样地处五海三洲相接，四通八达之区⑤，因而希腊、罗马文明受其启发而臻于发达，与印度文明也有较密切的联系；也不像美洲印第安文明那样被两大洋隔绝，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不为世人所知⑥。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上述六种古老文明中，唯独中华文明从起源时发展到今天，其文化传统一脉相传，未被割断。中华民族这种独树一帜的特点，在起源时代已经萌芽。

第二节中华民族起源的土著特点

在中华大地上，埋藏着十分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人类起源与进化，自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个进化阶段没有缺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远古居民的体质，具有明显的承袭与发展特点，基本上是蒙古人种主干下发生和发展的。种种关于中国人的祖先外来的说法，没有可信的古人类学依据。

一、中华古人类各进化阶段的发现

详细论证中华远古人类各进化阶段的特点与序列，属古人类学的范畴，已有人类学家一系列论著。今简要谱列中华大地远古人类进化各阶段的发现：

直立人，又称猿人，是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其距今百万年以上者为直立人的早期阶段，数十万年者为中晚阶段。

元谋直立人，或称元谋猿人，简称元谋人（以下均用简称）。

1965 年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那蚌村，距今170 万年，为我国已得到确认年代最早的古

人类①。

②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三章第二节。另，前苏联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其第二章对中国文明史学详加介绍，亦可参考。该书仍持“西来说”，不足取。有郝镇华等的汉译本。

③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其它论著不备举。

④参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1 页、102 页注（3）。

⑤五海指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三洲指亚、非、欧。

⑥目前国内外学者中，都有人在探讨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从亚洲迁去的。但印第安人文明发达于公元纪年以后，其与商文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盖由于祖源相同。参见张光直《考古学六讲》及《中国古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等论著。

①直立人（Hotno Erectus）是从猿进化到人最早的人属成员。人类社会历史以此为发端。又有能人（Homo Habilis），有的认为是介于南方古猿与直立人之间的人科成员，但也常常与直立人作同位使用。至于腊玛

蓝田人，1963 年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了古人类的下颌骨，1964年在该县公王岭又发现了古人类的头骨，经研究均定为直立人，命名为蓝田人。其公王岭发现者年代早于陈家窝者，距今约百万年②。

郧县人，1975 年在湖北省郧县梅铺龙骨洞已发现四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为直立人遗骸，已命名为郧县人，属直立人早期③。前已叙述，1990年又在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经发掘出土一具古人类头骨，经专家研究与1989 年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属同一直立人类型，仍命名为郧县人。

北京人，1921 年和1923 年在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猿人洞（周口店第1地点）开始发掘发现古人类化石，1927 年命名为北京猿人，现已改称北京直立人。1929 年在裴文中教授独自主持下，于12 月 2 日下午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震动了世界的学术界。自此以后，尤其是发现了旧石器与用火的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了肯定。新中国建立后，又有许多重要发现，前后总计发现了属于40 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不下10 万件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尤其是发现了丰富的用火的遗迹。北京人的文化堆积达40 米，积年距今70 万—20 万年，可证当时已有较稳定的活动范围与较固定的居地。在全世界同一阶段人类遗址中，北京人的材料最为丰富。

和县人，1980 年发现于曳徽省和县龙潭洞。年代与北京人相近而较北京人有若干进步性状④。

金牛山人。1984 年经发掘发现于辽宁营口市永安乡金牛山。专家研究，认为其头骨形态较北京人进步，而与大荔人比较接近，然而伴生的古生物物种，未越出早更新世⑤。目前，有的著作将金牛山人谱列于直立人⑥，有的谱列于早期智人⑦。尽管属人类进化哪个阶段尚未论定，但这一发现在研究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则无可置疑。在距此不远的辽宁省本溪市庙后山，1979 年出土了古人类化石，其形态与金牛山入接近⑧，两者都是东北地区目前已发现的最古的人类。

此外，在安徽省巢县、山东省沂源县、河南省浙川县和南召县、贵州省桐梓县等处，都已发现了直立人化石，并已按人类学传统命名。经过初步研究，这些均属直立人中晚阶段。

早期智人，又称古人。从我国材料看，这一阶段人类生活在距今10 万至4 万年以前。已发现的有大荔人，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丁村人，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许家窑人，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长阳人，发现于古猿、南方古猿，虽为人类直系祖先，但它们均为人科动物，与人属界限仍需加以区分。

②1987 年4 月16 日《人民日报》报导，蓝田人距今110—115 万年。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40 页说，公王岭头骨距今约百万年。以下年代数据未另加注明出处，均依贾先生上述专著与《考古卷》相关条目。

③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及《考古卷》均叙述于早期直立人阶段。

④参见吴汝康：《古人类学》，第141 页。

⑤参见傅仁义等：《金牛山遗址考古新收获及其研究的进展》，《辽海文物学刊》，1988 年第

12 期。

⑥参见吕遵谔：《金牛山猿人化石发现及其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5 年第 3 期。

⑦参见吴汝康：《古人类学》相关章节的论述。

⑧参见辽宁省博物馆、本溪博物馆：《庙后山》，相关部分。

湖北省长阳县；马坝人，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

晚期智人，又称新人。这是生活在距今4 万至1 万年以前的人类。在我国已发现的范围远较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为宽广，举其要者：山顶洞人，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山顶洞；峙峪人，发现于山西省朔县峙峪；河套人，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一带；哈尔滨人，发现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阔家岗；安图人，发现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建平人，发现于辽宁省建平县；柳江人，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兴义人，发现于贵州省兴义县；丽江人，发现于云南省丽江县；东山人，发现于福建省东山县；左镇人，发现于台湾省台南市左镇。

以上直立人，除元谋人发现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元谋县，地处金沙江南岸，属长江上游；其余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早期智人，目前所知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晚期智人，已知的分布范围，西南至云、贵，东南至闽台，东北至黑龙江，北方至内蒙古；若以与晚期智人相应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分布而论，则已有较晚期智人遗骸化石的发现，范围更大。可见，到了晚智人阶段，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已普遍有了人类的分布。

二、中华古人类与蒙古人种起源形成的联系

自本世纪20 年代发现了北京人、河套人等古人类化石以来，古人类学界即已注意到中国古人类的体质不仅一般地表现了人类进化各阶段的特征，还越来越与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相联系，从中已初步追溯出蒙古人种起源与形成的过程。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海德路加（Ale ■，Hrdli■ka）①曾首先指出铲形门齿是蒙古人种的性质。魏敦瑞（Franz，Weidenreich）曾指出北京猿人具有一系列与蒙古人种密切相关的性状。我国人类学家贾兰坡依据魏登瑞和海德路加的研究结果，统计现代蒙古人种和其他人种有铲形门齿者所占百分比，指出铲形的上门齿在蒙古人种中有最大的优势。在蒙古族人中，有铲形上门齿者，男女均占91．5％；汉人中男性占89．6％，女性占95．2％；居住在美洲的奥克斯印第安人，男女均占98．3％。而黑人男性中占9．O％，女性占7．8％②。据人类学家卡包奈尔（Carbonell）于1963 年统计，中国人、日本人中显著具有内侧铲形门齿者占92．7％，上外侧铲形门齿者占91．3％；其他人种，或者完全没有，高者也不过5％③。

过去魏敦瑞曾经将北京人的铲形门齿这一特征，作为北京猿人是现代蒙古人种祖先的一个论据。现在的材料证明，这个特征，一直可以追溯到170万年以前的元谋人。元谋人的两枚上内侧门齿，即已呈现铲形结构④。在我国所发现的古人类遗骸中，凡发现了上门齿的，铲形性质都很明显①。

铲形门齿发育，在我国远古居民中都比较突出，只是表明其与现代蒙古人种的直接渊源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其它如头型、颅面等许多特征，均表明

①已有较规范的译名：海德利希卡，因征引贾先生旧著，仍依其旧译名。

②参见贾兰坡：《骨骼人类学纲要》，第24 页；《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第16—17 页。原将汉人接英文直译为“中国人”，今按族称称之。

③转引自吴新智等：《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收入《古人类论化文集》。

④参见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化石》，《地质学报》1973 年第1 期；《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第16 页。

①参见吴汝康：《古人类学》第205 页及吴新智等的论文。

大荔人、马坝人等早期智人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方向演化的萌芽，到了晚期智人阶段，不仅有了柳江人那样的早期蒙古人种的代表，并且与山顶洞人比较，蒙古人种在那时已出现了南北异形的现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点，与晚期智人阶段有明显的继承性与发展联系，并且在蒙古人种的同一性中，有了不同种系类型的分化。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以及其它边疆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既是在蒙古人种主干下发展，同时以黄河中游与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为例虽属于同种系，仍存在某些性状的差别，表明当时的居民，已存在不同族群的区分②。

综上所述，中华大地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有些在漫长的进化中已移居于中华大地以外，但中华民族的祖先，应是来自这些远古洪荒时代已繁衍生息于中华大地并且继续在本

上创造着中华畏族起源阶段历史与文化的人们。中华民族在后世的发展中吸收了外来的文化与民族成分使自身更加壮大，但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具有鲜明的土著起源的特点。

第三节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

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在彼此分隔的条件下，适应辽阔中华大地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着历史与文化。旧石器时代已显现出来的区域性特点的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更发展成为不同的区系，从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多元特点的科学基础。

一、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与区系的萌芽

迄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已发现旧石器地点200 余处，其中比较集中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而长江以南的发现显得相对少一些。

属于百万年以前的旧石器地点，已知的有四处：即发现于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的西侯度文化，距今180 万年，是东亚与北亚已知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元谋人文化，距今170 刀年。另外两处在河北省北部阳原县小长梁和东谷坨。这两处地点相距甚近，年代距今百万年左右。以上四处，除元谋人文化遗址地处云贵高原，其它都在黄土高原及华北平原向蒙古高原过渡的地带。

距今10 万年以上至百万年以下的旧石器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晚阶段，以北京人文化最为丰富和突出。前已叙述，稍早于北京人文化的有蓝田人文化及山西省芮城县发现的匼河文化；晚于北京人文化的有金牛山文化和大荔人文化等。这一阶段的旧石器文化发现，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汾两水流域最为集中。在贵州省黔西观音洞发现的观音洞文化，是这一阶段中国南部旧石器文化的代表。它的石器类型与工艺较之北京人文化有多方面的相似与相同，也有明显的差异。反映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晚阶段，已出现地区复杂和多样的面貌。

距今10 万至4 万年以前的文化遗存，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从分布地理

②参见吴汝康等著：《人类发展史》，第180—183 页；《考古卷》，第710—711 页；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初探》。收入苏秉琦主编《考古学论文集》；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 年第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89—193页。

看，已发现的与距今10 万年以前的阶段基本相同①；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4 万至 1 万年的时期，已发展到分布于全中国各省区②。

在中国北部，旧石器晚期文化地点几乎遍及黄土高原；在内蒙古和华北平原也有越来越多的发现；东北地区已延伸到黑龙江中上游的漠河、呼玛十八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县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和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及那曲县城附近发现了五处旧石器地点。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霍霍西里、托托河沿及海西藏族自治州的格尔木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炉霍等处，也都发现了旧石器地点。青藏高原发现的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既与黄河流域同时期文化有共同的特征，又显示出地方性的特点③。这些在海拔4000 米以上的旧石器地点，是世界考古学史上创记录的发现。中国南部分布范围扩大的突出例子，是继1987年在福建省东山县发现了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山人之后，1990 年又发现距今14000 至8000 年的旧石器文化④。在台湾省也发现了左镇人及旧石器晚期文化，并依据其体质特点与文化面貌，可证台湾旧石器晚期有人类活动并且是由大陆向沿海岛屿迁徒而来⑤。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不仅分布广泛，而且已出现不同技术传统的区别，是考古文化不同区系发展的萌芽。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晚阶段，中国北部与中国南部的旧石器文化既具有基本的同一性，又具有不同的风格。同一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的技术传统。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可以区分出“匼河一丁村系”和“周口店第1 地点（北京人遗址）一峙峪系”两大传统。前者以大型石器为主，其中尤以三棱大尖状器为最典型的器物。蓝田、匼河、三门峡等处遗址的旧石器文化都属这个传统；后者以小型石器发达为特点，尤其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细化的倾向已相当明显。周口店第1 地点、15 地点、大荔、许家窑等遗址的旧石器文化属于这一传统。这种不同技术传统的区分，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⑥，已酝酿出新石器时代形成诸多文化区系的基础，是追溯中国新石器文化多元起源与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渊源所自。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元起源与多区域不平衡发展我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迄今在各省区已发现共7000 余处。黄河与长江两大河的中游与下游分布较密，尤其黄河中游，仰韶文化遗址已发现达1000 余处。年代一般自公元前6000 年至公元前2000 年。

①据《中国文物报》1989 年 3 月17 日（总第123 期）第1 版头条报导，洞庭湖区发现了距今10 万年以前的文化遗址，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从而填补了中南地区这一阶段文化的空白。

②目前仅新疆地区尚未发现可以肯定的旧石器地点。

③参见邱中郎：《西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2 卷，2、3 合期，1988 年；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 年第6 期；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收入《藏族史论文集》。另外，西藏文物普查队1990 年在吉隆县宗嘎乡调查，发现了西藏高原等6、7 两处旧石器地点，见《中国文物报》1990 年10 月4 日（总203 期）第1 版。

④参见《中国文物报》1991 年1 月27 日（总218 期）第 1 版。

⑤参见《台湾省三十年的考古发现》，收入《文物考古三十年》。又参见前引《中国文物报》

关于东山文化的报导。

⑥以上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叙述主要参考《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考古卷》相关条目以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一章。

1986 年在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乡甫庄遗址发现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经过四年研究，确定其年代距今万年左右①。华南则早期年代偏早而结束晚于中原地区；其它边疆地区结束均稍晚些。尽管发展不平衡，但各地区地新石器文化各有渊源，自成系统，分布区域明确，文化内涵与面貌也不能互相重合②，因而可以划分出几个较大的文化区系。各区系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有着多层次的联系与统一性。根据考古学界的整理和研究，各文化区系的内涵、面貌、演进、交融与汇聚，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轮廓③，反映着各个区系的文化是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历史；同一区系中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中心和诸多类型，又表现了各大区的部落集团中存在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

（一）黄河中游，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至甘青接壤地区，分布着仰韶文化。其渊源与承袭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裴李岗、磁山、大地湾三种较早的新石器文化④，（前6000—前540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中原（陕西省关中、山西省南部、河南省及河北省南部）龙山文化（约前2900—前2000）⑤。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可能是夏文化（晋甫、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先周文化（关中）。

（二）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隶，实际是先秦济水及海岱地区，分布着大位口文化。其渊源与承袭序列是：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400—前4000）⑥→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岳石文化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空隙。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多认为是远古传说大吴、少吴及夏商西周三代的东夷文化。

（三）长江下游以大湖平原为中心，南达杭州湾地区，北以南京市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石器文化区系，其序列大体是：河姆渡文化早期（前5000—前4000）→马家浜·崧泽文化（前4300—前3300）①

①《中国文物报》1990 年12 月20 日（总213 期）第1 版。

②参见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和发展不平衡论》，收入佟著《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

③苏秉琦教授指出，自1979 年正式提出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划分问题以后十余年的发展，是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重要标志之一，苏先生所划分的区系为各家所宗，然而也还存在多种不同的划分，本编参考各家而断以已意划分为九大区系。

④参见安志敏：《略论中国早朗新石器文化》，收入《磁山义化论集》。该文论述仰召文化起源西起陇山两侧，南达汉水上游及汝颍中上游，北达太行山东侧今河北中部与南部易水南岸。实均为古黄河的中游与下游。前引徐水早期新石器文化，由于报导过于简略，不知其与仰韶文化渊源关系如何，其地理位置则界于仰韶文化区与红山文化区南限之间，殊堪引人注目。

⑤近年考古学界颇以中原龙山文化概称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的龙山文化，以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对而言，今从之。

⑥考古学界有的主张两者为不同文化，但都与大汶口文化有渊源联系；有的主张统一命名为青莲岗文化或北辛文化。《考古卷》两名并存，并叙其分布地域基本重合。今仿夏鼐先生“磁山·裴李岗文化”的表述方法。以“北辛·青莲岗文化”表示这两重分布重合内涵有所差异而又都与大汶口文化有渊源联系的文化。又，凡关于年代数据而未特别注明出处者，均依《考古卷》相关条目碳—14 测定经树轮核正的年代数据。

①马家洪文化与崧泽文化，考古学界意见尚未统一，一种认为均为马家浜文化早期和晚期；另一种认为是→良诸文化（前3300—前2200）。良渚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大体同时发展，曾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在长江下游的变体，可见其受黄河流域影响之深；另一方面，良诸文化因素，特别是其中玉器，如玉琮、玉壁等礼器，在商周礼器中为祭天地的重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某些花纹，后来在商周青铜器上颇为流行。又可见其为商周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目前，民族史学界颇以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为追溯百越民族与文化起源的对象，而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在考古学与民族史学界都很重视。

（四）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尽三峡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新石器文化相间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石器文化区。其渊源，目前考古学界尚在继续研究。自1977 年起，先后在湘西的石门县、澧县等地发现了早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文化，其中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经碳—14 测定（未经树轮校正）为距今6920±200 年②。1990 年夏，又在湘北岳阳市洞庭湖区坟山堡遗址上层发现属于屈家岭文化的一组连体建筑，在其下层出土一批较大溪文化更早的遗物，与皂市下层文化近似③。1989 年初在湖南省澧县洞庭湖区澧水北岸鸡公山发现了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10 万年④，还填补了洞庭湖平原旧石器文化的空白，对研究中国南部旧石器中期文化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起源都有重要意义。此外在湖北省秭归县、天门市等处也发现了属于皂市下层文化范畴的新石器文化。据目前已有发现与研究成果，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区的序列大致是：皂市下层文化（约为前5000）→大溪文化（前4400—前3300）→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000）→青龙泉三期文化（又称湖北龙山文化，约为前2400）。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颇以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为追溯三苗部落集团及其文化起源的对象。

（五）辽西及燕山甫北，主要分布着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因赤峰红山后遗址命名，分布以辽西及赤峰市为中心，延及河北省北部及京津地区，北缘达哲里木盟与铁岭以西与沈阳一带。过去因其陶器彩绘颇具有受仰韶文化影响的风格，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一支。自80 年代以来，发现日增，更注意其陶器的“之”字纹，有细石器等特点，逐渐认定红山文化分布之区是一个自有渊源和自成系统的新石器文化区。在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下层、阜新石查海、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等处都发现了年代显然早于红山文化而又与之有密切渊源关系的新石器文化。红山文化的后延已知的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这已是青铜器早期的文化遗存，其上限与红山文化的下限尚有千年空隙。因此，红山文化区的序列大致是新乐下层文化（前5300—前4800）⑤→红山文化（前4500—前3000）⑥→夏家店下层文化（前2000—前1500）。由于红

前后相承的两种文化。马家洪早期的年代可能与河姆渡文化晚期大致相当。不过，一般仍认为是继河姆渡早期文化发展的一种新石器文化。

②参见何介钩：《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报》1986 年第4 期。

③《中国文物报》，1990 年8 月 2 日（总194 期）。

④《中国文物报》，1989 年 3 月17 日（总123 期）。

⑤参见李晓钟：《沈阳新乐遗址1982—1988 年发掘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0 年第1 期，年代数据仍依《考古卷》。另参孙守道：《牛河梁与红山文化》，《辽海文物学刊》1989 年第2 期。

⑥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认为兴隆洼为红山文化早期，碳—14 测定距今5864±65（未经校正，下同），晚期为东山嘴遗址，距今4975±85 至4895±70 年。断定红山文化经历了距今6500—5000 年的1500年发展。该文收入《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山文化有了玉龙、积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重要发现，而且其玉器很发达，与商代日常使用玉器渊源联系明显，因而考古学界非常重视其在中华文明起源史上的地位。

（六）黄河上游。黄河中游彩陶艺术在公元前3000 年以后就已衰落，在甘肃、青海、宁夏一带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中却更发展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主要是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以陇西为中心，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北部，北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据地层叠压关系与文化面貌，或可以认为是仰韶文化的一种变体，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 至前2050 年。其后延一般认为是齐家文化，是一种晚期新石器文化或早期青铜文化①。其分布与马家窑文化地域重合，然而到底是承袭马家窑文化还是承袭陕西龙山文化，考古学界意见分歧，年代上限约为公元前2000 年。

燕山以北和黄河上游两个区系，都在新石器时代（包括早期青铜文化）为农耕文化兼有较多的养畜业。青铜器时代，即主要是游牧民族的文化。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一般认为是山戎和东胡人的文化遗存；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则可能是氏羌部落集团及其先民的文化遗存。

（七）华南地区，以鄱阳湖一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两广、闽台和江西等省区，依目前所知，新石器时代基本可以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遗址多分布于洞穴、贝丘和台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量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骨角器比较发达，有的还有蚌器，普遍地使用器形简单的绳纹粗陶，农耕遗迹不甚显著，也没有明显可以肯定的家畜遗存，而采集与渔猎经济占主要地位。年代也普遍偏早，如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下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广东省英德县青圹洞穴遗址的新石器文化，经碳—14 测定，年代大约都在距今8000—9500 年，即约为公元前7500—6000 年。

华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有了较发达的农业，其中有些硬陶甚至是在高达900—1100℃高温条件下才能生产出来。有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彩陶。已命名的有以江西省修水县山背村遗址命名的山背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800 年左右；以广东省曲江市石峡遗址命名的石峡文化，约为公元前2900—前2700 年；因福建省闽侯县昙石山遗址命名的昙石山文化，年代尚待进一步测定，其文化性质与台湾凤鼻头文化属同一范畴②，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 年左右。广泛分布在华南的新石器文化，应是百越先民所创造的文化遗存。

（八）西南地区，包括云贵和川康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相对少些，区系划分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从云贵高原元谋人、桐梓人、丽江人及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发现来推断，应有当地新石器起源的发现。然而月前所知的当地新石器文化遗址，年代普遍晚于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其文化面貌，既与黄河中游与上游地区，又与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多层次的联系，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区域：

①考古学界又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目前一般认为仍相当新石器时代晚期。

②参见《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台湾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两文均收入《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一书中。

昌都、甘孜等地区、川西和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黄河上游及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大概与黄河上游、中上游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同属氏羌部落集团的先民。

1990 年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郊曲贡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文管会联合发掘，出土大量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高领罐、豆，不

少陶器制作精美，同时发现的一件猴头陶塑艺术品，似可以将西藏古蕃人关于人类起源于猴的神话传说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细石器的发现，填补了西藏腹地细石器的空白。是一处距今约4000 年，即大约为公元前2000 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而且是代表着与昌都卡若文化不同的另一种的文化遗存①。

川东属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区，已如前述。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文化，受陕甘影响较深，而又具有独特的风格，至商周发展为蜀文化。从今大理以东以南和滇中、滇东北及贵州和长江以南的川东南地区，成为我国西北与东南的新石器文化的交汇地带，有来自黄河上游与中游的明显影响，而来自长江中游、下游及华南的文化影响占有一定优势。可能是一支受氏羌先民影响较深的三苗与百越集团的先民所创造的文化分布之区②。

（九）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木盆地东缘，普遍分布着以细叶石器为代表的遗存，而陶器与磨制石器始终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些以细叶石器为代表的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除东北北部有些地方有农业的发展，大都仍以采集、狩猎为主；进入青铜时代，或演化为游牧区，或为渔猎区；塔里木盆地东缘，则有较发达的农业文化遗存。这些以细叶石器为代表的文化，是北方各游牧与渔猎部落集团的先民的文化遗存。

以上各区系，发现与研究都不平衡，有些课题在考古学界尚有多种观点在争鸣竞长。然而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是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已得到了共识的观点。

①《中国文物报》1990 年11 月1 日（总206 期）第1 版。

②参见方铁：《从考古遗存看远古时代西南地区人们共同体的分布》，《思想战线》1989 年《西南民族研究专辑》。

第二章中华民族起源的时代

第一节原始群与原始氏族社会

在第一章已叙述，中华民族起源时代包括整个中国的石器时代近200万年的漫长岁月；从社会进化而言，是原始社会时代。推动社会进化的，一方面是人自身的进化和种的繁衍；另一方面是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因为那漫长时代没有文字，依据考古学成果，先秦记述的远古传说及民族学资料互相印证，才有可能对原始社会的进化做出轮廓式的判断与叙述，即原始群、血缘公社、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和原始社会向国家起源的过渡。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通常称之为军事民主制，本书称之为前王朝期军事民主制古国。

一、原始群

直立人早期阶段，人类还保留明显的原始性质，但西侯度文化与元谋人文化，都已有较定型的打制石器并且已有用火的痕迹。其中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经过火烧的动物肋骨与鹿角等，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用火的遗痕①。尽管已有较定型的石器证明直立人阶段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人类社会已经发端，但当时的人类只能使用上述旧石器进行集体狩猎和采集，群居野处，随自然所赐游荡，性行为除母子以外不避年龄与血亲。《吕氏春秋·恃君览》描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积蓄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列子·汤问》也说：“长幼济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这些记述，反映着在先秦还保存着对于初始蒙荒时代社会膝胧而真实的记忆。

二、血缘公社

直立人的中晚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晚阶段，在距今数十万年间，人体进化与石器种类都有明显进步，以北京人为例，已捕猎大型动物如野马、鹿等。对人体进化而言，最

伟大的进步，是对火的使用与管理。北京周口店第1 地点，从上到下有13 层文化堆积面，从第10 层下部灰烬约 1 米，越往上，灰烬层越厚，其中第 4 层有的地方达6 米。在灰烬中有烧残的动物骨头及硬果果壳等，说明北京人已能有效地保存火种，使用火并已进化到熟食。这一进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②。北京人之所以有稳定的居地，与具有保存与管理火的能力有很大关系。其活动与居住在周口店地区达50 万年之久，说明已脱离原始群，进至血缘公社阶段。一些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共居一处，集体采集与狩猎，共同享用，有经验的年长妇女掌握着火种，是事实上的首领。已排斥父母与子女的性交与生育，而兄弟姐妹间通婚仍是普遍现象。这种兄弟姐妹为夫妇繁衍后代的传说，不仅保存在《后汉书·南蛮传》中有关于槃瓠与高辛氏女为婚产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而繁衍成长沙武陵蛮的神话传说，在中南、西南的许多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中，至今还普遍流传。有的不仅传说兄妹为婚所生子女成了本民族的始祖，还是中国许多兄弟民族的共同来源。云南省彝族神话《梅葛·人类起源》叙述：在一次浩渺无际的洪

①参见贾兰坡：《西侯度文化遗存》，收入《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

②参见贾兰坡、王建：《人类用火的历史和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教学》1957 年第1 期。

水后，只剩兄妹二人，天神命其结为夫妇，生下一个大葫芦。天神用银锥打开，首先从葫芦里生出汉族，依次是傣、彝、傈僳、苗、藏、白、回等各民族。黎族神话《人类的起源》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地上生出一个大葫芦，突然洪水漫天地，雷神打开葫芦救出兄妹两个和其它动物，命兄妹结婚，所生之子被雷神分身变为汉族和黎族各支的来源。其他如壮、布依、侗、瑶、佤、傈僳、白、拉祜、基诺、纳西、哈尼及台湾高山族等都有类似的神话传说①。这些神话传说，都反映着远古存在过兄弟姐妹通婚的历史，是血缘公社阶段婚姻状况的倒影。

三、母系氏族社会

自然选择，使血缘公社内婚制的严重缺陷逐渐暴露，所生子女，体质退化，痴呆畸形，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女间分工逐渐发展。于是早期智人阶段，即旧石器时代中期已开始由血缘公社内婚制向血缘公社的外婚制过渡，排斥同一血缘公社兄弟姐妹及男女之间的婚姻，而与邻近不同血缘公社实行族外群婚。这样就形成了包括两个互为婚姻的氏族。每个氏族都有一位共同的始祖母，世系按母系计算，共同进行狩猎与采集，男女有一定的分工，妇女在居住地附近采集和抚育与保护幼儿成长，男女外出狩猎，所获由妇女推举的首领共同分配。婚姻在不同氏族间实行大体同辈分的群婚，男女双方属不同氏族，所生子女为女方氏族成员，知母不知父。

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随着定居与聚落的形成和农业、家畜、制陶、纺织的发明，妇女掌握了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男子偏重从事狩猎、捕鱼等生产，母系氏族社会繁荣发达，而进入母权制阶段。

氏族的外婚制，使两个互为婚姻的氏族结成部落；氏族的外婚与部落的内婚是当时婚姻的基本形态。而氏族成员的增加，氏族内不同亲族的发展，又必然使同一氏族分化出诸多的胞族，产生新的氏族和部落，以至形成有共同祖先传说与大体相同文化特征的部落集团。

在旧石器晚期，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已出现了居住地与葬地的区分，老年和妇女尸体周围撒有赤铁粉，身上佩带兽牙和蚌壳、鱼骨做的装饰品，反映了当时已出现某种宗教观念和妇女的重要地位②。典型的母系氏族遗址则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才发现，这就是西安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东西宽处近200 米，南北最长处为300 米，总面积约5 万平方米。年代约为公元前4800—前4300 年，距今约6500 年左右，遗址明显区分为居住区、氏族公共墓

地和烧陶区三个部分。居住区约占 3 万平方米，分成两大片，两片间有一条深1．5 米，宽2 米的小沟为界。每片内有座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领所居兼为氏族聚会的场所，大房子周围是小居室，一律门向大房子，表现明显的内向氏族聚居的特点。居室间散置许多贮藏窖穴，另有两个长方形牲畜栏圈。在居住区外，围绕一条深5—6 米、宽6—8 米的大防卫沟。沟外北边是氏族公共墓地，东边是烧陶区。墓地共发现成人墓葬174座，排列有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另分别有2 个男子、4 个女子同性合葬，随葬品多为日常用的陶器和骨珠等装饰品。反映了氏族成员的血缘纽带支配作用和氏族成员地位平等。小孩盛行瓮棺葬，有73 座，葬在居住区；在

①参见陶立璠等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篇》。

②参看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研究》，《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7 年第 3 期；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走进现代人的行列》。

居住区内还发现了三座幼儿土坑葬，其中一女孩厚葬墓，不仅随葬品丰富精致，而且是半坡遗址中唯一有木板葬具的墓。这种对女孩死者的厚葬，可能是处在母权时代的半坡文化的主人某种特殊宗教观念的反映。类似半坡遗址①这样居住区、墓地、烧陶区的划分，在陕西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河南洛阳王湾等仰韶文化早期聚落遗址也得到了印证。在黄河下游，大位口文化的早期，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皂市下层文化的社会进化程度，大致应是与仰韶文化的半坡期相当，可能也是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

关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在汉文古籍中有痕迹可寻。比如西周所推行的同姓不婚制度，认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②。在远古传说中，远古的圣人及夏、商、周的始祖，大多是知母不知父，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自然现象如雷电风的感应中“感天而生”，这些感生神话或反映了远古氏族部落的“图腾”信仰，也是社会进化到文明时代以后，人们对知母不知父的“先圣”、“先王”降生的神化。关于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不仅可以在最初的姓多有“女”旁，如姜、姬、姒、妫等等得到反映，而且直到春秋初，仍保留男子不称姓，仅女子称姓，以别婚姻的习惯。母系氏族社会在民族学资料中的印证，无论从世界和中国一些保存原始社会残余的部落和民族中，都有比较丰富而生动的资料③。

四、父系氏族社会

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黄河流域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已经完成。这两种文化大体经历了从公元前5000年到前2600 年左右的两个多千年纪。其后一个多千年纪，聚落与墓葬的特点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父系氏族社会的特征。

仰韶文化中后期诸遗址聚落已大不同于半坡、姜寨等遗址那样内向的氏族聚居布局，这时的聚落，已出现了大小向两极分化，并形成了中心聚落和从属于它的周围小聚落的外向布局特点。另一方面每个聚落中虽然仍是氏族聚居，但住址一般为单间或双间，各有火塘、库藏，氏族内各个家族或家庭经济上有一定的独立性④。这一时期的墓葬，虽然仍是氏族公共墓，但随葬品多寡、合葬的方式等，都表明当时社会已较早期有质的变化。

（一）已出现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半坡、姜寨等遗址，男女同性合葬，到了仰韶、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合葬墓一般是成年男女双人合葬，或成年男子与两个成年女子合葬，反映着此时已有一夫一妻制家庭，甚至有的男子已过着多妻生活。

（二）女性已由原来的中心支配地位，转化为从属地位，世系已由母系转化为父系。属仰韶文化前期的陕西省华县元君庙墓地共57 座墓葬，其中有45 座分属东西两个并存的墓区，内有28 座为多人的合葬墓，合葬墓中死者占墓地死者92％，其余为单人葬。合葬墓地大多是二次葬，多者达25 人，少者 4 人，从死者年龄看，为不同辈分，男女不成比例，应是氏族内不同家

①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

②《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另参见《国语》中的《周语》、《鲁语》的关于“同姓不婚”，“恶不殖也”，“惧祸也”等记述。感生神话，在皇甫谧《帝王世纪》及罗泌《路史》中辑述颇多，均可参考。

③参见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第二、三章；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第四、五章。

④参见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收入《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庭的合葬，家族以母系计辈分，子女随母，子女之父属另外的氏族，生不与其子女之母同属一氏族，死不同葬一墓地。随葬品一般为女多于男，还有少数成年女性和女孩厚葬的例子，随葬的生产工具，女性身边为农具、纺轮、骨针，而男性身边为骨镞，也是当时女子掌握定居和农耕、纺织，处在中心地位的反映①。在大汶口中后期，已发掘的墓葬比较多，一般多为单人葬，所发现大汶口及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各有8 座合葬墓，山东省邹县野店遗址也发现了10 座合葬墓，这些合葬墓的特点是：

1．除大汶口35 号墓为一对成年男女与一个小孩合葬，其余25 座，凡经过性别鉴定的，都是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

2．除个别有二次葬遗迹，其余均为一次葬，并且全都按男左女右顺序排列。

3．随葬品偏在男性一侧，其中大汶口13 号墓，男性身佩一对象牙琮，还有石铲、骨镖、骨匕等工具，女性仅手握獐牙。大汶口 1 号墓，男性安葬在墓穴正中，左侧放有陶器、石器、骨器等40 余件，女性偏放于墓穴右侧延伸的小穴，仅有一小玉管和一对龟骨随葬。有的墓中女性随葬品多些，也是纺轮、骨针、石磨等家务劳动工具②。此时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农具都随男性随葬，说明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已转由男性支配。

（三）贫富分化的出现。大汶口文化中后期的墓葬已明显反映出贫富分化，仅大汶口墓地133 座墓葬，可分为大、中、小型3 类，大墓有木椁，随葬品丰富，少的50—60 件，多的达180 余件；中等墓少数也有木椁，随葬器物一般为10 余件到30 件左右；小墓墓坑小，随葬器物仅有1—2 件。随葬器物数量的悬殊已可见贫富的分化，器物质量更加区别明显，最精致的黑陶、白陶和彩陶几乎都出在大墓中，有的大墓中还有玉器（钺、环、珠、坠饰等）、象牙器（梳、琮、雕筒等）、鳄鱼鳞板及镶嵌松绿石的骨雕筒等，大概是显示墓主的贵族地位。不仅大汶口墓地显示了大汶口聚落居民的贫富分化，大汶口墓地与周围其它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比较，还显示出大汶口聚落居民普遍比其它聚落居民富足，有当时极贵重器物象牙琮一类乃至礼器的大墓，在大汶口文化中后期仅见于大汶口墓地，可能显示了大汶口聚落社会地位高于其它聚落，其贵族在大汶口聚落处于统治地位，还号令着周围其它同期的聚落③。

第二节原始社会瓦解及向国家民族的过渡

公元前3000 至前2000 年这一千年间，是中华民族起源时代社会进化以空前速度发展的时期，部落与部落集团间的战争兼并，加速了部落间的交往，形成了众多的前王朝期古国。反映在文化方面，起源于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渐统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与下游以及燕山南北，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早期）、良渚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湖北龙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后期）。这些文化虽有地区差异却明显具有交融

①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基地》。

②参见于中航：《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会的解体》，收入《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③参见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另参见魏勤：《从大汶口文化墓葬看私有制的起源》，收入《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的趋势。所以这一千年间，考古学上可以概括称之为龙山文化时期。

在四周边疆，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些，先前已存在的发展不平衡，这一时期已更趋明显。

一、父权制家庭与阶级分化的萌芽

促使原始氏族的分解，父权制家庭形成的原因是私有财产积累与男子在生产中的支配地位及战争中的作用。而私有财产的积累与社会以空前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

农业的起源与进步，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成就。到龙山文化期，农具已有明显的改进，农业生产已由女性支配转向男性支配。

中华大地农业从起源阶段已呈现南北不同的特点。黄河流域是以粟（稷）、黍为主体的旱地农业。这两种作物起源于本土。至少在公元前6500—5000 年，西起陇山，东至泰山，北至燕山，甫至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已形成以粟、黍为主体的旱地农业体系。从磁山·裴李岗（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诸遗址的发现判断，首先由母系氏族社会起源与发展的农业，即已有了惊人的成就；到龙山文化期，生产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据测定，仰韶时期人们的食物中有近50％的碳—4 植物，龙山期碳—4 植物已达70％①。而粟、黍为碳—4 植物，说明龙山期黄河中游与下游居民的食物以农业生产物为主，农业已代替狩猎、渔猎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这时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不如黄河中下游那样高，但粟的种植已传播到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及藏、康、云贵与东北松嫩平原等处。

秦岭与淮河一线以南，是以水稻为主体的水田农业区。稻起源于何处尚有争议，然而目前所知最早的稻作品种是在长江的中游与下游。河姆渡遗址的稻谷遗存距今约7000 年，数量也很惊人。到公元前3000 年以后，良渚文化中已出现石制犁，稻的品种稉、秈俱全，种植范围也已扩大到岭南及云贵等地区。

与农业同步起源发展的是家畜的牧养，它是农业的附属，到龙山文化期已经是狗、猪、羊、牛、鸡普遍饲养，南方以水牛、山羊为主，北方以黄牛、绵羊为主，猪、狗、鸡均为多型畜禽，为最早驯化与畜养的动物。无论南北，都普遍以猪骨随葬。在大汶口墓地有1／3 的墓中用猪头随葬，最多的一座中有14 个；到了龙山文化期，随葬猪骨显增且差别更加悬殊，以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为例，随葬猪下颚少者仅一块，多者达68 块②。可见猪不仅作为一种普遍畜养的家畜，而且是衡量私有财富多寡的一个标志。

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被称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华民族起源阶段，这种分工应是指游牧区的形成。新石器时代存在于广大草原的狩猎文化及黄河上游、河套地区、西拉木伦河地区一线的河谷原始农业文化，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在青铜时代产生的生产力推动下，这些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游牧文化。游牧业与旱地农业、水田农业是并行发展的。于是形成了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为水田农业区，此线以北到河套、阴山以南为旱地农业区，河套阴山以北为游牧区。在中华民族起源时代已初步形成的这种南北三个发展区的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格局，对后世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有极深刻的影响。

旧石器时代业已存在的打制石器及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兴起，制陶的

①参见蔡莲珍等：《碳13 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 年第10 期。

②参见《考古卷》秦魏家遗址条。

发明与推广，直到仰韶女化期，这些手工工艺都是氏族公共劳动、共同使用。到龙山文化期，陶器轮制、烧制的方法与火候都说明制陶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山东龙山文化不仅烧制精美的黑陶，其中有一种薄如蛋壳的黑陶，堪称绝世精品；还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创造了世界上最早使用高岭土烧制器具的记录，是瓷器发明的前奏。山东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广被四方，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中游与上游、长江中游和下游、燕山以北都已推广轮制和烧制火候较高的灰黑陶。玉器的制作，在仰韶文化中极少发现，而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海岱地区北辛·青莲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燕山南北红山文化都发现了玉器，使东部沿海新石器文化与西部内陆新石器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到龙山文化时期，各地普遍发现有玉器，而东部沿海诸文化中玉器数量之多及工艺之精美，都说明玉器制作也是一个独立的、有特殊工艺水平的手工业部门。

农牧不同类型经济区域的形成，手工艺生产从农业中分离，促进了交换和商业的起源与发展。在黄河上游、中游及长江中游诸遗址发现不少海贝遗存，不仅是作为饰物从沿海交换而来，从中还可以追溯货币的起源。在甘肃省兰州市白道沟所发现的陶器制作场和湖北省宜都县红花套石器制作场，其生产规模及周围的发现，都证明其生产目的是为了交换，是商品性生产。其中红花套石器制作场的产品，推销范围远达周围数百公里。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时期，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后期）、青龙泉三期文化、齐家文化、红山文化（后期），都已发现了纯铜小工具。在红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过冶铜的模具。说明冶铜技术在燕山南北、陇山东西、太湖平原、江汉平原，与中原及海岱地区，是大体同步出现的。同时，在齐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都发现了青铜制品，更证明青铜冶炼技术在距今4000 余年以前也已经发明。这些发明更加强了男子和氏族部落贵族的地位。因为青铜器进一步发展，武器的质量有划时代的进步，而在等级礼制中，青铜器是贵族专享物品。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部落间战争、掠夺与兼并，都使男子社会地位越来越提高，妇女完全降到了从属地位，乃至视同婢妾。在甘肃省武威县皇娘台齐家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合葬成年男女墓最说明这一问题。其中二人合葬者，男性居左，仰身直肢，女性居右，侧身屈肢；三人合葬者，男性居中，仰身直肢，女性在左右两侧，均侧身屈肢。无论二人或三人合葬，从保存完整的妇女骨架看，大都面向男性。这种葬制已表明男性在家庭中的中心支配地位，女性的从属屈卑地位，是父权家庭的生动写照。这类墓的随葬品一般都很丰富，有石壁、玉壁、玉璜、绿松石珠、红铜器、陶器和猪下颚骨等。个别男性身上集中放置80 多个玉壁，不仅说明财产属于男性，还说明这种拥有大量玉壁随葬的男子，在部落中是享有特殊地位与权力的贵族②。

1987 年，南京博物馆在江苏省新沂花厅属于良渚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在一座大型墓中不仅发现了大型玉器，如琮，有的高达30—40 厘米，并且发现

①参见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

②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2 期；《考古卷》皇娘台遗址条。

了人殉和可能属于人祭的现象①。其它类似发现，也陆续在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遗址中有所报导。说明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原始氏族社会正趋于解体，而奴隶占有制、阶级对立已经萌芽，并已有了初步的发展。

二、前王朝期古国与文明初曙

私有财产的积累与贵族权力的提高，刺激着氏族部落间的战争频繁，龙山文化时期诸遗址，男子随葬品中的箭镞陡增，且箭镞无论骨制与石制，都磨得极为锋利，说明战争是男子

最重要的职责。战胜与征服者的部落，迫使战败各部落或氏族加入自己的部落而降为奴隶，原来以血缘纽带结合的部落瓦解而转向地缘重新组合。其它一些部落，降为其附属。于是出现了以强大有力的部落酋长为代表的权力中心，大酋长成为号令众多部落成为共主，事实上已是君王权力的雏型。对于这种由原始社会崩溃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形态，通常称之为军事民主制，今姑且称之为前王朝期古国。考古文化表明，在距今5000—4000 年这千年中，前王朝期古国和文明初曙，包括礼制的萌芽，城堡的出现和文字的起源等重要内容，在燕山南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体同步出现，然后汇聚于中原，奠定了中华民族最早一批王朝夏、商、周在中原发展和华夏民族在中原形成的历史根基。

（一）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后期的坛、庙、家组合与古城堡

自1979 年提出考古文化区系类型的问题，考古学界首先注意到中原文化与燕山以北文化两大区系间通过太行山东西南侧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从华山沿汾河和桑干河北上，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顺大凌河、西辽河向南延伸到石家庄附近、它们在桑干河与汾河发源的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②。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汇与撞击，反映着创造这两种文化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交往与冲突。这种交汇与撞击，已迸发出文明的火花。辽宁考古工作者继1979 年在辽西山区喀左县东山嘴发现一座大型红山文化后期大型祭坛之后，1983—1985 年又在距祭坛50 公里的建平、凌源间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的女神庙、积石家和小型城堡。经碳—14 测定和树轮校正，这些遗址距今5000 余年。

东山嘴石砌祭坛，各个部位都以南北分布，南圆北方，两翼对称，讲究主次，附近有陶塑神像群，龙形和鸟形玉饰以及一批奇特而非实用的彩陶与黑陶。牛河梁遗址主体范围有50 平方公里上下，以女神庙为中心，周围山上有积石冢环绕。

女神庙本身面积不过200 平方米，而且有近1 米的地下部分，尚未脱离半地穴式居住址的原型。但已分主室、左右侧室、前后室和南室组成的多室神殿址，主次分明，前后对应，讲究对称，已具备后世宗庙建筑的雏型。其地理位置，北通老哈河谷，东连大凌河川，东北以努鲁儿虎山谷与敖汉孟克河相接，西、南沿大凌河两源分别通往承德市和喀左县，正好处在红山文化分布四通八达的中心地带。因此，它不仅是牛河梁庙与家建筑群的核心，大概还是整个红山文化创造者各部落的祭祀中心。

牛河梁已揭露的积石冢共编号5 个大冢，东西一线铺开，其东西各二冢之间有特大冢，呈圆坛式，用三层石砌圆圈，自外向内，层层叠垒，或称之

①参见汪遵国：《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 年第 2 期；《展现我国最早的人殉人祭现象一为阐明我国奴隶制文明的发展提供确凿论据》，《文汇报》1987 年第

12 月14 日第1 版。

②参见苏秉琦：《文化与文明》，《辽海文物学刊》1990 年第 1 期。

为坛。同时每个冢前（南）都有铺石面和红烧土面，与家上建筑南北对应，留下了冢前祭坛活动的重要证据。

据残存的陶塑神像分析，东山嘴有两件无头孕妇裸体像，牛河梁所发现的一尊完整的女性头像，其大小与真人相似，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相似，其双目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珠镶嵌而成，显得炯炯有神，加上其它残存的塑像残块，比如那些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那样圆润的肩膀，那些肉质感极强的修长手指等等，都证明牛河梁女神庙是有许多女神像的大殿堂①。或以为此即母权社会的遗存，实为商周高禖祭天求嗣大典之嚆始。《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谓：“是月也，玄鸟至。至三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这一记载说的是商代崇信“玄鸟生商”而设每年仲春燕子飞来时后妃陪同天子到郊外举行祭天求嗣的大典，并且与后妃同寝。周继承了这一大典。商祭简狄、

周祭姜嫄，祭祀对象都是始祖母。玄鸟被认定是上帝的使者，送嗣的媒神，故与祭为天子及后妃九嫔，祭祀的对象也都是女神，祭祀的目的是为求嗣生育蕃殖后代。牛河梁女神庙证明这种祭典起源于红山文化后期。同时，东山嘴祭坛南圆北方，也符合中国古代君主祭天南为圜丘，北为方泽的仪制；东山嘴、牛河梁的坛、庙、冢在50 公里范围内“三合一”的整体布局，也与后世各王朝的天地坛、大庙、陵寝“三合一”整体布局相似。红山文化晚期，这么规模宏大，经过整体规划的祭祀中心，表现出对天和祖宗隆重的祭祀与崇拜，中华民族在整个古代的宗教观念核心都与此一脉相承。积石冢葬在山顶或小山包上，中心是大墓，周围是很多小墓，墓中有的很少甚至没有随葬品，有的则有大型精美的玉器随葬，除日常用玉器之外，有的大墓，如牛河梁第二地点冢I 第四号墓，墓主男性，一对猪头龙饰挂在胸前。此外，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大型玉龙，高26 厘米，在东山嘴还出土了一件双龙首玉璜。这些都不是一般饰物，而是含有特殊地位和宗教与权力的重器。在其它一些陶器上，也发现有龙题材的纹饰，而以玉雕猪头龙最具代表性，年代越晚，头部渐小，吻部渐长，身渐细，由头尾相连到缺口渐宽，近似蛇卷曲形状②。这种龙与在中原所发现的如蛇似鳄的龙虽为两种类型，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坛、庙、冢遗址，已发现小件铜器与冶铜的遗址。古城堡的出现目前所知多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中在敖汉旗大甸子发现的土筑城址，城内面积达 6 万平方米，这些古城距今都有4500 年左右③。

（二）黄河上游大地湾遗址“殿堂式”建筑群体

黄河上游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地处陇山以西渭河发源之区。这里不仅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湾文化，而且仰韶文化早、中，晚各期遗存也很丰富，还发现了少量马家窑文化遗存，是黄河上游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①参见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11 月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两文均载《文物》1986 年第8 期；又参见《光明日报》，1986 年7 月25 日头版报导。

②参见上已征引的关于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诸考古报告；另参见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尤的起源》，《文物》1984 年第6 期。

③参见《考古》1989 年第12 期第112 页徐光冀在中华文明起源座谈会上的发言。

大地湾遗址，坐落半山腰上，随地形变化而分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建筑技术甚高的大型房屋，其中最突出的901 号房，是一座结构严谨而复杂的建筑群体，包括前面的广场总面积达920 平方米。建筑分主室、左右侧室、后室、前门附属建筑四部分。主室居中，大门向南，全室呈长方形，面积达130 平方米，八柱九间，大门开在正中间第五间，东西边各有门通向侧室，北边是后室。整个大厅地面外观极像现代水泥地面，平整光洁，用铁器叩击，发出与叩击现代混凝土地面相同的清脆声。厅中两根对称的顶梁支柱，直径57 厘米，周长1．79 米。经测定，此建筑距今为5000 年前后，属仰韶文化后期。这是目前所知同时期最大的建筑群体，显然不是一般的居住址，表明了大地湾应是当地的中心聚落，而901 号建筑群体，是这个中心聚落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它所具有的奇数开间，正面设门，建筑成长方形，以长的一面为正面；左右对称，前后呼应，木架承重，墙壁仅起间隔作用，是后世延续几千年中国土木结构建筑的传统特点。它不仅充分表现了5000 年前已有建筑艺术与建筑水平相当惊人，也是后来几千年中国式殿堂建筑的一个雏型①。

（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等级礼制的萌芽

以太湖平原为中心，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已发现属良渚文化墓葬近百座，其中小墓

居多，而少数大墓的规制、特点与随葬品等，表明了当时已有等级礼制的萌芽。

在江苏省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县寺墩，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浙江省余姚县反山、瑶山等处所发现的大墓，都建在人工堆筑的土墩上。这些土墩，一般要高出地面数米，面积达数千平方米，被称为“土筑金字塔”。土墩不是随意堆起来的，如反山大墓，堆土约 2 万立方米，上有封上层，其下各堆上层，分别由带粘性的深灰土、黑色粘土和深灰黄土、青灰色粉土、深灰褐土以较平整的层次逐层堆筑增高。这种分层以不同颜色土逐层往上筑，反映事前有过有意识的设计，施工有统一指挥，这是当时某种特殊宗教信仰的体现。瑶山土墩顶部设有祭坛，坛的面积约400 平方米，四周有砾石坎墙。中心部分是7×6 米的近方形红土台，红土台外有灰土填的沟围绕。在坛上有两列共12 座墓，南列多以琼、钺等玉器随葬，北列则多为璜和纺轮，所葬似有性别的不同。

大墓墓坑一般为5—9 平方米，有木质葬具，有的发现了朱绘木棺或木掉的痕迹。各墓都有以琮、壁、钺、璜、冠状饰等礼玉及各式玉佩为主和少量陶器、石器、象牙器等丰富的随葬品。如寺墩 3 号墓，墓主为青年男子，随葬品达100 余件，仅有陶器 4 件，石器9 件，而琮33 件，壁24 件，钺3 件，玉制重器总共达60 件。这类礼玉重器，不仅是财富的标志，还是当时宗教意识的象征，反映出大墓的主人，生前不仅是最富有和拥有很大权力的贵族或酋长，还是身兼通天地的大巫。《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述：古“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而钺在夏、商、周都是王权的象征。可见夏、商、周礼制文化中这些玉制礼器，在良诸文化中已经发端。

良渚文化的札玉以琮、璧、钺为代表，与红山文化以猪龙为代表不同。

①参见《光明日报》1986 年8 月 6 日头版，《人民日报》1986 年8 月7 日头版的报导；甘肃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 号房北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2 期；郎树德：《大地湾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西北史地》1988 年第3 期。

良渚、红山两种文化，都以用玉为突出特征，两种文化都有鸟、蝉、龟等类玉佩，然而红山文化无论礼玉或日常玉佩，虽然造型生动，玉器上却多为素面晶亮而无刻纹；良渚文化王器则一般都刻有兽面或神人兽面合壁的花纹，精致对称，庄严沉重，神秘肃穆。其中有些花纹后来移植到商、周青铜礼器上。再从良清文化的大墓与小墓比，不仅随葬物相差悬殊，而且墓的大小也不可同日而语，大墓按当时的宗教意识精心设计与施工，小墓则极为草率。尤其是福泉山七座大墓中的三座有人殉；前已述及，新沂花厅大墓则不仅有人殉，甚至可能还有人祭。这些大墓均属良渚文化后期，与中原龙山文化中后期并行发展，已可见当时的礼制萌芽，是建立在部落中有明显等级区分和奴隶制已有初步发展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四）黄河中游与下游的礼制萌芽与小型城堡的形成

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晋南、冀南和关中的中原龙山文化，一般仍称之为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2 期）、河南龙山文化。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共性，可统一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它们的地方差异，又表明有晋南豫西、关中、豫北冀南、豫东皖西北及南阳等几个中心，或可称之为地方类型。

中原龙山文化的礼制萌芽，目前所知以陶寺类型较为典型①。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霍太山（太岳）以南临汾盆地，已发现遗址近80 处，而以汾河、浍河、滏河交汇地带分布最密，有的遗址群面积达100 万平方米以上，其中最能反映当时等级分化与礼制萌芽的是襄汾陶寺的一批墓葬②。

陶寺遗址墓地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已发掘揭露面仅5000平方米，1000多座墓，估计整个墓地墓葬总数要超过已发掘的5—6 倍或更多。墓葬大致大中小三种类型。在年代大致相当公元前2500—前2400 年的陶寺早期，虽然几百座墓依旧在形式上仍保存氏族墓地

的传统排列，但大型墓约占总数1％；中型墓约80 座，约占总数10％；此外，约占总数87％以上的为小型墓。这三种类型又可依据墓的大小及随葬品情况分为七八个层次。可见在公元前2500—前2400 年时，当地的社会已明显出现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到公元前2000 年左右，则墓葬分为几座、几十座一组，似乎是家族墓地，连氏族部落的外壳都已抛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陶寺早期的五座大型甲种墓的分布与排列可以看出，那时执掌大权的部落贵族可能相继出现于同一氏族乃至是同一家族，从而提供了当时部落首领已经从某一贵姓中世选或某一家族中世袭的证据③。

大型墓甲种，墓室约8 平方米以上，使用朱绘木棺，棺内铺垫朱砂。随葬物多达100 余件乃至200 件以上，墓主均男性。其中3015 号墓，出土器物，有木器23 件，石器130 件，骨器11 件，陶器14 件，此外还有30 件随葬品被扰乱在灰坑内。

200 多件随葬品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蟠龙纹陶盘、鼍鼓、陶异形器（土鼓？）、特磐及玉钺、彩绘木案、俎、盘、豆等。中间七八层次的墓制与随

①考古学界目前使用名称不很统一，有的称之为陶寺文化，或晋南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不过目前渐趋统一使用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文化局：《1978—1980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③参见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第 6 期；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收入《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葬等级有序，由大到小渐次降低，而小型墓，墓坑不足 1 平方米，除骨骸外，仅1—2 件骨笄、石器，或全无随葬物品。陶寺龙纹，明显有鳞片，扁方头，豆状圆目，张口露牙，舌端吐圭，呈树权状，全形象蛇似鳄，与红山文化龙纹通身光亮，猪头蛇身不同。两种文化中有共同因素——龙，也有明显差异。龙在古代崇信的“四灵”中居首，其起源也是多元的：陶寺龙纹为蟠龙，红山龙纹为猪龙。

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玉钺等仅出土于陶寺大型甲种墓。龙纹在整个古代的特殊地位，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已有表现；鼍鼓和特磬，曾在安阳西北岗1217 号王陵中发现过①，《诗·大雅·灵台》说周文王受命于天修灵台“于论鼓锺，于乐辟雍，鼍鼓逢逢，朦瞍奏公”，其它考古发现与传世铜器也一再证明，鼍鼓和特磬是王室或诸侯专享的重器②；玉钺在夏、商、周为王权与兵权的象征，屡见于《诗》、《书》记载。这些重器在陶寺大型甲种墓中出现，既证明了夏、商、周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也证明了陶寺大型甲种墓主人，生前是高踞于部落一切成员之上并掌握着祭祀与征伐大权的酋长或显贵。大墓两侧分布着使用彩绘木棺与华丽装饰品的女性中型墓，大概是酋长与贵族占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妻妾的反映。其它如案、俎、盘、豆等彩绘木器或成套彩绘陶器、玉器等，一般也只见于大型墓和中型甲种墓。这些同样是等级身分的体现，也是攫取大量财富的证明。

小型城堡则比较集中于今黄河下游，古河、济之间，今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北部地区。

城子崖古城，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龙山文化即因最先发现于此而得名。过去对城子崖遗址是古城址还是大型聚落遗址，尚无定论。

1989—1990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进行勘探与试掘，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垣比较规整，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外凸，城内东西宽430 余米，南北最长处530 米，面积约20 万平方米。城墙大部分有莹槽、夯筑③，以后岳石文化、周代均在此筑城，可见自龙山时期形成的城址，直到周代都稳定地是当地的政治、宗教中心。

淮阴平粮台古城，在河南省淮阴县南4 公里，呈方形，边长185 米，总面积约3．4 万平方米，属龙山文化晚期，据碳—14 测定、树轮校正，约当公元前2355 年，距今4300 多

年，是一座早于夏代的古城。

登封王城岗古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西约1 公里的台地上，地处嵩山南，为东西并列而相连的两座城，每城面积不足 1 万平方米，属龙山文化晚期，据碳—14 测定、树轮校正，距今约4400 年，也早于夏代。

边线王古城，在山东省寿光县边线王村，略呈圆角梯形，城内面积4 万平方米，夯土城墙基槽内发现有儿童、猪、狗等骨架，是为奠基牺牲。属山东龙山文化古城，虽地处在济水之南，也与河济之间相距不远④。

《荀子·富国篇》说：“古有万国”，《战国策·赵策三》也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人。”这

①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 6 本，《1217 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 年版，第23—27 页，插图81，图版13—22、31。

②参见前已征引《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

③参见《中国文物报》1990 年7 月26 日（总193 期）第 1 版报导。

④平粮台、王城岗、边线王三古城均参见孙淼：《夏商史稿》，第42—48 页。

是对原始社会崩溃时期，氏族部落与王朝前古国林立的描述，而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虽不具有“市”的性质，却是酋长祭祀天地与祖神的宗教中心与战争不息的防御工程。《墨子·明鬼篇》说：“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国之正坛，置以宗庙。”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已有了这种性质，至少也是其雏形的出现。

第三章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各部落集团

第一节史料问题及父权制以前的史影

一、史料问题

有文字记载以前，先民通过世代相传的神话传颂着远古的历史。除了天地开辟、人类起源和洪水的神话，最重要的便是关于本族所奉祀的天神（或称帝、上帝）与祖神的神话。

远古初民相信天地可通，人与自然一体。各部落或部落集团所奉祀的天帝往往与祖神同位并称，但各部落间互相不能混淆。直到春秋时期，仍认为祭祀他族的天帝、祖神为非礼，有“神不歆其非类，民不祀其非族”①的信条。

由于时代荒远，神话传说在流传中受到了部落间融合、文化互相渗透等影响，往往原属不同部落或部落集团的天帝与祖神，归纳成同一来源的谱系，放到了同一神坛上祭祀。加之自先秦以来的记载，带有各地区与各家学说的特点，哪些是真正反映远古历史的神话传说，就成为必须仔细鉴别的问题。今天所能见到关于远古神话的最早记录，在先秦文献中仅有如下几类：

《诗经》及《尚书》中较可靠的夏、商、周三代文献所记述的始祖传说及敬祀的神祗②；

《左传》、《国语》、《战国策》、《古本竹书纪年》等先秦史书所保存的远古神话传说；

先秦诸子所征引的神话传说。

以上三类，既不是三代与春秋战国所编述系统的远古历史，也不是为了保存远古神话而编纂的神话系统；而是为追述祖源或君臣应对，卿大夫之间讨论问题所征引的片断；至于诸子征引的神话，为己立说，取舍不同，其中有些或为寓言。

先秦保存远古神话较为系统而流传至今的有《天问》、《九歌》、《山海经》，成书稍晚但仍为《史记》所依据的还有《世本》及《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与《帝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