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辩护词
骗取贷款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接受本案被告人杨某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接受委托后，仔细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询问了被告人杨某，特别是今天又参加了本案的法庭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某某有限责任公司向某银行有限公司贷款1000万元的行为依法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根据《刑法》第175条第1款之规定，所谓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因此，判断借款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除了借款人采取欺骗手段骗取贷款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行为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本案的行为，未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依法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现进一步阐述理由如下：对于根据骗取贷款罪中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中的“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至今无相关司法解释作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法发〔2010〕22号）[4]（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对本罪的立案标准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该规定不是司法解释，属于效力低于司法解释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
为本案定罪的依据。现就本案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中的“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分析如下：
第一、本案贷款的行为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
“重大损失”指的是骗贷行为给银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一般的骗取贷款行为中，一旦行为人无法偿还贷款，银行的借贷资金就处在无法偿还的现实危险中，即可直接根据未能偿还的骗贷资金数额，认定骗贷行为造成的损失。
在本案中，2011年12月26日，某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担保公司）与某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某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某某公司将其在某银行有限公司的500万股股权质押给某公司作为反担保，某担保公司为某某公司向某银行支行借款1000万元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贷款期限为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止，2012年12月31日（10日内），安阳某
第二、本案贷款过程中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关于“重大损失”和“严重情节”的认定，应联系骗取贷款罪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进行解释。因骗取贷款罪是《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罪名，在规定罪状时直接使用了“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表述，对于“数额巨大”是否应属于“情节严重”，单纯从该罪名的规定来看，确属两可。
但结合《刑法修正案（六）》对于违规发放贷款罪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修改，就可以作出仅仅“数额巨大”不应属于“情节严重”的解释。
1997年刑法关于违规发放贷款罪使用的表述是“造成较大损失”、“造成严重损失”，修正案（六）在制定时，认为对违法发放贷款行为，只要涉及的资金数额巨大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不考虑是否造成损失，所以将该罪的单一“造成损失”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1997年刑法关于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使用的表述也是“造成较大损失”、“造成重大损失”，修正案（六）在制定时，认为实践中对“损失”如何认定难以把握，因此将该罪的“造成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这里“情节严重”所解决的，是针对部分损失难以认定的问题，而非完全没有损失的情形。所以，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单纯的“数额巨大”与“情节严重”的含义是有所区别的，若骗取贷款罪中，仅仅数额巨大，未造成损失即可构罪，那么该罪应与违法发放贷款罪相同，直接采用更为明确具体的“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表述，既然在同一次修法时采用了“情节严重”，而非“数额巨大”，就说明二者含义应有不同，这里的“情节严重”应指有损失，但损失难以认定，或者可能有损失的情形。另外，从本罪条文的表述来看，“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属于并列关系。在认定是否有“其他严重情节”时，也应当考察该情节侵害的法益后果与“重大损失”造成的法益侵害后果相当，这是同类解释的必然要求。综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情节严重”应指有损失，但损失难以认定，或者可能有损失的情形，而不是没有任何损失或者可能有损失的情形。
本案中，被告人杨某提供足额的担保，银行在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后，通过保证人财产受偿。对银行而言，由于担保的存在，
其借贷资金并未处在无法偿还的风险中，亦无经济损失，骗取贷款行为的危害性也就无从体现，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只有行为人的骗贷行为造成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资金上的重大损失或
者使得金融机构的资金处于无法偿还的风险中时，行为才具有了应受刑法处罚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本案杨某的骗贷行为，没有使得信贷资金处于无法偿还的风险下，不属于刑法第175条第1款中的“其他严重情节”。
本辩护人认为，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4项规定，关于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所以这个法是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既然没有规定在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
损失的情况下，单纯的根据“数额巨大”就不能认定为本案存在刑法第175条第1款中的“其他严重情节”，就不应当认定本案贷款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
二、本案如构成犯罪，也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
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定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故意实施的，或不履行单位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而由法律规定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2001
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有关单位犯罪问题作出规定：“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第305 号刑事审判指导案例，即被
告人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件的指导意见指出：“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区分，在实践中可以结合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具体判断：1、单位是否真实、依法成立。单位是依照有关法律设立,具备财产、名称、场所、组织机构等承担法律责任所需条件的组织。对于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由于不符合单位设立的宗旨,且通常具有借此规避法律制裁的非法目的,故应按自然人犯罪处理。2、是否属于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单位犯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单位意志的体现；而个人犯罪则完全是在其个人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体现的是其个人意志。单位意志一般由单位决策机构或者有权决策人员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来加以体现。未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同意的行为,一般不能认定为单位意志行为。3、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在故意犯罪尤其是牟利型犯罪中,只有在为本单位谋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单位行为。如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而进行走私,违法所得全部归单位所有的,即属单位行为；相反,即便以单位名义走私,但违法所得由参与人个人私分的,则一般应认为是自然人共同犯罪。4、是否以单位名义实施。一般情况下,单位犯罪要求以单位名义实施。对于这里的“以单位名义”应作实质性理解。对于打着单位旗号,利用单位名义为个人谋利益而非为单位谋利益的不法行为,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本案中，根据本案的事实，本辩护人认为：
1、某某有限公司真实、依法成立
某某有限公司是2004年依法成立的公司，具备财产、名称、场所、组织机构等承担法律责任所需条件。某某公司由小到大，由注册资本50万到几百万，业务由少到多，是完全真实的公司。本案公安机关指控的所谓犯罪行为发生在2011年之后，这说明该企业不是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而设立的，符单位犯罪的主体构成要件。
2、本案涉嫌犯罪的行为属于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
本案中贷款1000万元决定是由某某公司第七次股东会议决定的，且全部借款合同也均是以某某公司名义签订，因此，其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实行的决策行为应当认定为单位意志行为
而非个人行为。
3、本案涉嫌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单位谋取利益，其违法所得事实上也归单位所有
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某某公司向某县支行申请1000万贷款，其目的均是为了企业能够正常运营，增加企业效益，借款目的是增加单位流动资金，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终也使用在单位正常的运营中，系为单位谋取利益，而不是由被告人杨某个人使用、挥霍。
4、本案涉嫌犯罪的行为均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
本案中，某某公司与某县支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是以单位名义，而不是被告杨某本人名义实施，这也就是说，本案涉嫌犯罪的行为均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
因此，辩护人认为，安阳某某实业有限公司是合法成立的民营企业，本案指控涉嫌犯罪的行为均是在企业整体意志支配下、
以该企业的名义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为单位谋利益，且贷款全部用于单位经营。因此，本案如构成犯罪也应当是单位犯罪行为，而不是个人犯罪行为。
三、本案不属于漏罪，更不属于新罪，在刑法上不能再次处理
数罪并罚，是指对于行为人在法定时间界线内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法定的并罚原则及刑期计算方法决定其应执行的刑罚制度。按照时间界线分类，我国《刑法》第四章第四节规定的数罪并罚，只有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并罚（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并罚（第七十条）和判决宣告后又犯新罪的并罚（第七十一条）三类，没有第四类，即判决前已经发现还有其他犯罪，暂不对其进行处理，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再次对其进行判决。本案显然不是判决宣告后又犯新罪的行为，在此不再说明理由，就本案不是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行为，本辩护人说明理由如下：
《刑法》第70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之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根据这一规定，发现漏罪并罚的时间发现漏罪并罚的时间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这也正是发现漏罪的并罚与普通数罪的并罚根本区别之所在。在本案中，××市龙安分局于2014年12月1日受理报案，2015年1月23日由××市龙安分局决定立案侦查，该犯罪行为
在2014年12月1日就被发现，且根据卷宗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证据形成于2014年12月17日前，之后没有新的实质性证据，而被告人杨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9月27日被批捕，于2015年9月11日被宣告判决，本案犯罪行为发生在判决宣告之前，因此本案的不属于发现漏罪。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应当属于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情形，即普通数罪并罚，就应当在2015年被法院一并处理，当时没有一并判决，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应当认定为公安机关在2015年已经就本案作出了撤销案件的处理，不能认定为没有进行处理，就本案不能再行处理一次。更重要的是在刑法上无法再次处理，再次处理必然违反我国《刑法》第四章第四节三类数罪并罚基本原则的规定，而是对超出此三类数罪并罚的情况再进行处罚。
五、就本案量刑部分的意见
虽然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杨某构成犯罪，那么本辩护人就量刑方面提出如下量刑情节，供合议庭参考。
第一、被告人杨某不存在骗取贷款的故意，主观恶性小
首先，在办理该笔贷款业务时，因被告人杨某以某某公司名下真实、合法价值超过1000万元的股权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该反担保权利的设定系杨某明知自己无力偿还情况下所作财产
处分之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某担保公司能够以实现质押权的形式挽回损失，因此，被告人杨某不存在骗取贷款的故意，主观恶性小。其次，该笔贷款虽然改变本身就是《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合同第一条明确规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借款，虽然最终以购买原材料的形式进行了受托支付，但依旧属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并未挥霍取得的贷款，不能认定行为人有骗贷的故意。
第二、杨某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杨某主动交代本案贷款的情节，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调查，全面如实地交代了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口供稳定，态度端正，其行为依法构成坦白，依法可予以从轻或免除处罚。
第三、得到了举报人某担保公司的谅解
由于某某公司和某担保公司在贷款时签订有反担保合同，受害者某担保公司能够以实现质押权的形式挽回损失，因此，某担保公司对某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某的行为予以谅解，自愿申请不再追究某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某的刑事责任，也是本案的一个量刑情节。
第四、公安机关不一并处理本案导致被告人失去了一次减刑机会
公安机关在2015年不一并处理本案，导致让杨某丧失了在牢里本应该减刑的机会，本来杨某经过2年的改造已经获得了减刑的机会，但因为2017年被解回，失去了这次减刑的机会。
第五、银行贷款收紧，导致民营企业发展苦难也是本案一个诱因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某某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对某县当地曾经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后因为钢铁行业整体不景气，导致贷款不能按时偿还贷款，但其未偿还债务不是恶意逃避债务，确因铁行业整体不景气，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小所致。
综上，考虑以上量刑因素，对其行为依法也应当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给被告人杨某一个改过自新、回报社会的机会。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法庭在合议时参考！
辩护人：××律师
年月日
诈骗案辩护词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重庆张某犯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无罪辩护词
重庆张某犯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 无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张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我担任张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再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律师多次会见原审被告人，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法庭审理。现就法庭查明的事实，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一、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词。 （一）案件的基本事实。 2002年 9月11日，生猪经营户周某举等人收购生猪后未交纳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运输车辆在合川市小沔镇被受政府部门委托代收生猪采购税和工商管理费的被告人等人拦下。罗某等人闻讯赶来，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勒住被告人张某脖子并将其摔倒在地，因地上很多碎石，张某倒地受伤，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被紧急送往当地卫生院救治，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用去医疗费用人民币10余万元，该费用均由王某明垫付。2003年4月22日，由小沔派出所调解罗某支付14万元赔偿款。 （二）原审被告人不具有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 1、原审认定被告人装病治疗没有事实依据。 被告人倒地受伤后，当即出现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病情相当
危机，被立马送到当地卫生院进行救治，因救治条件不足及病情危重又先后转致合川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治疗，均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共住院224天，可见病情的程度。如果是装病，有谁会放弃自己工作在医院病床上躺上大半年，自己垫付花费10多万元，就为多要3、4万元，连工资收入都不够。同时，被告人的病情有相关证人证言以及病历材料为证。 2、原审判决采信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否认多家医院临床诊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人闭合性颅脑损伤（左侧偏瘫）的诊断是多家医院结合病人当时的病情、症状，检验报告，其他检查等综合情况，并且经过长达200多天的治疗、观察等最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而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仅仅依据两份病历资料，被鉴定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就认为“表明颅内无出血、脑梗塞等发生，左侧偏瘫诊断缺乏科学依据”的结论显然是不恰当的。我们暂且不论两位副主任法医师的水平能否推翻作为心、脑学权威、三甲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诸多专家、教授的诊断结论，就从程序上来讲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一份诊断结论的否定，不是随随便便找一家鉴定机构出具一份鉴定结论就能推翻的，而是要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向卫生部门申报、组织专家会诊、进行听证、听取诊断医生陈述、听取病人陈述及对病人坚持鉴于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原审判决简单、主观臆断是不负责和有失公平、公正的判案原则的。 3、根据刑法理论敲诈勒索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
银行信贷相关违法与犯罪
违法与犯罪： 违法与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行为的性质不同、责任承担的形式不同、适用法律不同。犯罪必定违法，但违法不等于或构成犯罪。 从狭义上说，违法，是指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但还没有构成犯罪的严重程度的行为。违法行为按照性质和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刑事违法、民事违法、行政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违法行为要受到行政制裁。 而犯罪，则是指违法行为已经达到构成犯罪的标准，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只有触犯刑法、依法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才是犯罪，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罚。。 总行通报的四起案件均属于刑罚处罚，也就说，当事人触犯了刑法。 民法与刑法：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做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刑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狭义刑法是指刑法典。 刑事责任，是依据国家刑事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刑罚，依照中国刑法的规定，刑罚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两种。 一、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1.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判处管制的罪犯仍然留在原工作单位或居住地工作或劳动，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3年。 2.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人自由，就近实行劳动的刑罚方法。拘役由公安机关在就近的拘役所、看守所或者其他监管场所执行，在执行期间，受刑人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1年。 3.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其他执行场所”，是指少年犯管教所、拘役所等。凡是被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 4.无期徒刑，是人民法院判决的，对犯罪分子终身剥夺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押送监狱执行强制劳动改造的重刑之一。 5.死刑分为死刑并缓期2年执行（死缓），与死刑并立即执行两种死刑判决。 二、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此外，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刑法》中信贷业务犯罪的有关规定表现形式及法律责任(2007-06-26 21:32:20)转载▼ 一、商业受贿罪 商业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主管、经管、负责或参与某项工作的便利条件。其内涵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利用自己主管、分管、经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法庭辩护词
刑事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上海市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
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公安部经侦局关于骗取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
公安部经侦局关于骗取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立案追诉标准问题的批 复 辽宁、重庆、陕西省、直辖市公安厅、局经侦总队： 你们《关于骗取贷款案件中“造成重大损失”、“有其他严重情节”如何认定的请示》（辽公经办[2009]094号）、《关于罗小平涉嫌骗取贷款案适用法律条款的请示》（渝公经侦文[2009]53号）、《陕西省经侦总队关于办理违法发放贷款案件涉及的立案追诉标准问题的请示》（陕公经[2 009]184号）收悉。关于请示中涉及的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案和违法发放贷款案的立案追诉标准问题，经研究并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意见，现批复如下： 一、关于“数额巨大”的认定问题 我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研究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对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案（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三）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 （四）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对违法发放贷款案（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刑事辩护词
刑事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某之母彭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须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被告王某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量刑方面提出几点看法：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事情是由被害人聂某等人因要强包水塘引起的，在案发当天被害人聂某等人在刘某家与台州村村支书刘某因水塘承包事项产生分歧而发生口角继而厮打，而刘某之弟、儿子刘某得知此事之后，召集被告人王某等人对其进行报复行为。在该事件当中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聂某等人平时不认识，且并没有过节。被告人主观上是不存在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图的，只是出于一种社会上对朋友的义气，对被害人进行了人身打击。而且在本案中被害人应当承担引起事端的主要的责任，假如不是被害人聂某等不讲道理，不按正常的程序承包水塘，只是单方面的认为水塘承包权应当由自己取得，而对村书记刘某进行人身伤害就不会有被告人王某等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被告人王某不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主犯。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我们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不符合主犯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被告人不是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策划者。而且也不是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人。通过对本案的分析，发现他只是按照他人事先安排号的方法、路线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实际上只是起到从属的地位。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从犯。故按照事情原由应当认定被告人易鹏的从犯地位并且从轻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毁坏财产罪有异议，公诉机关对于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而根据本案材料分析，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并没有参与到砸车行为当中（见王某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故辩护人认为本罪名不成立。 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的是数额较大。
浅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观罪过的特征
浅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观罪过的特征 【摘要】违法发放贷款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一，本罪历来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但对于该罪主观罪过问题，学者们却一直存在争论，主要有“故意说”、“过失说”和“故意和过失说”三种不同观点，其背后涉及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本文将对该罪的主观罪过问题进行探析。 【关键词】争议；罪过形态；判断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修正案（六）》）的规定，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修正案（六）》取消了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这一罪名，将其作为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从重处罚的情节加以考虑，并把本罪的构成标准统一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但是有关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本文中笔者结合了目前学界的一些观点主要探讨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的问题。 一、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争议开题报告/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一）故意说 “故意说”是目前的主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这一点是新刑法对95年《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
罪的决定》的重大修改点所在。原《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在本罪中特别强调‘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意在强调本罪包括过失犯。现行刑法删除上述罪过规定，实则是将本罪的罪过形式设置成了故意犯。意即行为人对其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行为是清楚的，对其很可能导致重大损失也是了然于心的，虽然如此行为人仍然追求或放任此种结果发生。”i “违法发放贷款罪其危害性应体现在对国家贷款管理秩序的破坏和贷款本身的巨大风险，因此主观罪过应集中在对非法发放贷款本身的主观态度，这无疑是一种故意的态度（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对于非法发放贷款造成的损失后果而言，不属于本罪主观方面评价的对象，即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不影响该罪的成立。”ii “刑法第186条规定的犯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或者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的行为本身，就是对金融秩序的破坏，属于非物质性结果，行为人对此至少具有放任态度。但刑法还分别要求行为‘造成较大损失’与‘造成重大损失’的物质性结果，这种物质性结果便是客观的超过要素，不需要行为人对之持放任或者希望态度，但对这种物质性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行为人明知自己所实施的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会侵害国家金融贷款秩序，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iii 代写论文
合同诈骗辩护词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敲诈勒索辩护意见
辩护意见 尊敬的检察官： 作为芦志鹏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1、犯罪嫌疑人芦志鹏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直接故意，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如下：（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本罪侵犯的对象为公私财物。（2）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或要挟方法，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一般来说，敲诈勒索行为与他人交付财物之间可以表现为：行为人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如有违则日后将其威胁内容付诸实现；行为人当场以暴力相威胁，要求日后按指定日期和地点交付财物；行为以日后将要对被害人实施侵害行为相威胁，当场取得财物。这是与抢劫罪的两个“当场”最显著的区别。（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如债权人为讨还久欠不还的债务而使用带有一定威胁成份的语言，催促债务人加快偿还等，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案中各犯罪嫌疑人夺取被害人邓春秋、杨胜文的财物后，予以登记保管，目的是为了让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是为了传销组织的利益而实施了索财行为。事实上，芦志鹏收到被害人的购买3套产品的货款共计8400元后，立即交给传销组织的上级领导“丁”和“乙”，并没有占为己有。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没有将被害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直接故意，因此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2、犯罪嫌疑人芦志鹏没有指使他人或者直接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一、2015年9月12日，邓春秋被骗至传销窝点，因为没有按照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要求放下背包，而遭到众犯罪嫌疑人的殴打。犯罪嫌疑人夺取邓春秋的物品后进行登记，但是当时并没有索要其财物。 第二、2015年9月23日，杨胜文被骗至传销窝点遭到殴打，芦志鹏没有在场，更不可能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第三、朱向辉作为该窝点主任供述其上级领导是“小李”，芦志鹏不是该窝点的上级领导，没有指示朱向辉等人实施强行索要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3、类似案例当地人民法院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2015）金婺刑初字第1344号刑事判决书，对传销活动中类似案件作出判决，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二、犯罪嫌疑人芦志鹏的行为属于非法传销的违法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的严重程度。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浅析违法发放贷款罪
浅析违法发放贷款罪 最近给信用社员工做培训，为他们讲解了违法发放贷款罪。得到了不错的反响，下面把总结的课件留了下来，下网能对需要帮助的人有所启发。 违法发放贷款罪 一、对于概念的分析 《刑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向关系人以外 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先就这个罪的概念分析： 1、主体：首先我们说可以构成这个罪名的主体，也就是哪些人能犯这个罪。 特殊主体，只能由中国境内设立的中资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服务公 司、金融租赁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及其他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上述金 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构成，其他任何单位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含外资、中外合资、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等)和个人都不能成为违法发放贷款罪主体。 2、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里只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我国的法律位 阶分为1根本法律（宪法）、2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制定）、3普通法律（全国人 大常委会）、4行政法规（国务院）、5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6规章（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 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 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部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也就是 说，这里面，只有基本法律，普通法律和国务院这三家做出来的规定，如果我们触 犯了，才会导致犯罪的后果。宪法一般是很泛泛的规定，不会涉及这些。另外什么 国务院个个部门还有省级人大或者政府制定的东西，顶多就是行政处罚，不会构成 犯罪。 法律依据目前主要是《商业银行法》、《担保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有的人说中国人民银行发的《贷款通则》也算是法律啊！对这个观点我 不敢苟同。刑法条文上明明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人民银行发的文件算得上是法 律啊还是行政法规啊？严格的说应该是行政规章！与《贷款通则》差不多的还有《贷款证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信贷资金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等等。 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表现：1贷款数额巨大；2 超越权限和规模发放贷款；3 不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发放贷款，对借款人是否符合有关贷款的条件进行审查而不审 查、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安全性、合法性、盈利性进行调查、评估却不 调查、评估；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而不签订合同，或者抵押物不登记（最高额抵
武银律师事务所敲诈勒索罪取保候审刑事辩护律师
敲诈勒索罪可以取保候审吗？答案是可以的。武汉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第一要务是尽快申请办理取保候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不予起诉，庭审辩护阶段做无罪、罪轻辩护，争取缓刑，同时对定罪是否恰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出独立的观点。取保候审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只要满足相关的规定是可以取保候审的。今天武汉律师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取保候审条件的相关知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非暴力犯罪的。相对于暴力犯罪而言，盗窃、抢夺、诈骗等非暴力犯罪的案件在办理取保候审时更容易一些。 2、存在重大疾病，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的。司法实践中，以这个理由申请取保候审的，只有严重到危及生命健康的，才会批准取保候审。 3、怀孕的妇女。 4、认罪的。如果不认罪，一般很难取保候审。 5、财产案件，退赃，积极交纳罚金的。 6、人身损害案件，积极赔偿被害人，并争取到被害人谅解的。
7、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实践中90%以上审判时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可能会被判缓刑，而缓刑的前提是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审理期间办理了取保候审，而判决时因不能缓刑而判3年以上的实刑，之后再被收监，就会令被告人产生对法律的不理解、对法不可知的恐惧以及对法无定律的迷惑，也不利于其改造。所以，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很难取保候审。 湖北武银律师事务所是由京鄂两地老一辈革命家、先烈的子女、后代在武汉投资成立的大型综合性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因律所核心团队和领导班子成员自幼受到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长辈之精神、思想的教育和熏陶.故律所始终坚持秉承我党我军传统的"红色文化"核心价值观，律所致力于维护法律尊严、践行法治精神、助力司法公正、彰显人文关怀。
电信诈骗 诈骗罪 辩护词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
对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认识及体会
对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认识及体会 兴化农村商业银行纪检监察室周勤昌 2015年9月19号至20日，本人参加了无锡新常态下中小商业银行案件治理与风险防控实务研修班。会上主要对《银行案件、员工不当行为法律风险、加强案件风险防控建议》三个部分进行深入讨论。通过学习，本人对违法发放贷款罪有了更新的认识，下面谈谈个人体会： 一、什么是违法发放贷款罪 是指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二、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立案标准。 对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三、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客体要件 违法发放贷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具体是国家的贷款管理制度。发放贷款是中国商业银行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的一项重要金融业务，它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为了规范贷款行为，提高贷款质量，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和使用的有效性，加速信贷资金周转，中国制定颁布了《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对有关贷款问题作出了规定。如要求作为贷款人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发放贷款；贷款人应对借款人偿还能力等情
况进行严格审查，一般应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并对担保的可靠性进行严格的审查，等等。如果贷款人在办理发放贷款业务过程中，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如不认真调查借款人的偿还能力或资信情况，随意评估有失水准，或未经批准擅自发放贷款等，其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的贷款管理制度，同时还会造成国家贷款的损失，影响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五、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观要件 违法发放贷款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于其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是出于过失，这种过失一般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至于行为人实施的发放贷款行为本身，则是出于故意，尤其滥用职权，更是故意而为，但违法发放贷款罪属于结果犯，行为人对行为的故意并不影响其对结果的过失，因而违法发放贷款罪仍属于过失犯罪。 六、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由中国境内设立的中资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服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及其他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上述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构成，其他任何单位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含外资、中外合资、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等）和个人都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七、我行违法发放贷款的现状 目前我行不良贷款余额大致在21亿左右（包括逾期欠息瑕疵贷款）。其中，违规发放贷款估算应该在5亿元左右。表现为：（一）未按规定对信贷业务的真实性、合规性、合法性、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等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出现超额授信等调查严重失实情形的。 （二）不坚持独立审查原则，按照他人授意进行审查的。
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
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 本案的被告人使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在此之后的两年内，从被害人处陆续取得共计350万元的“利润”。根据本案来说，应该认定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而非抢劫罪。 不管是敲诈勒索罪，还是抢劫罪，都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都可以使用暴力的方法，虽然刑法条文中并未明确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包含暴力，但因为该罪的实质在于引起被害人的恐惧心理进而使其转移财产占有，而暴力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在本案中，并不能单纯以被告人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在之后取得了财物就将其定为抢劫罪。 再说，被告人的暴力行为所导致的是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非当场使被害人交付财物。股权转让合同并非是抢劫罪所保护的行为对象，因为合同的签订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的转移，合同只有在实际履行阶段才能发挥其原有效力。被害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只是一种承诺，承诺是否真的被践行具有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用抢劫罪评价该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其实，认定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是行为人是否是在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情形下取得财物，如果被害人只是出于恐惧的心理交付财物，那么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要强调的是，本案的被告人取得财物是在从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的两年，而在暴力胁迫后的两年内，被告人并未再实施任何行为使被害人陷入不得不交付财物的紧急状态，被害人在遭受实际财产损失的时候，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寻求救济避免自己财产受损。然而被害人却乖乖交钱，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自己缺乏法律意识，误认为强迫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从而交付财产，另一方面可能是被害人为避免东窗事发而自主处分财产，不管是哪一方面，被害人都不是在无法反抗的状态下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转让自己的财产，而是在遭受暴力后基于恐惧的心理处分的财产。因此，用敲诈勒索罪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最后，被害人尚未完全丧失意思决定与行动自由，还有从容选择的机会，既保财又保命，则行为的法益侵害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纯粹的财产犯相当，不值得以抢劫罪科以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