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歌

开元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富庶，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成为时尚。而道教的归朴返真，佛教的净心明性的崇尚，为文人的漫游、隐居，及观照、把握大自然美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氛围、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一些诗人在政治上曾有过建功立业的抱负，但最终因仕途受挫或不满现实，而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甚至辞官归里，躬耕田园。由于他们大都拥有田庄，具备漫游隐居的经济基础。所有这些都为进行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创造了条件。主要代表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储光曦、祖咏、裴迪等。这一诗派并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相互之间常以所作山水田园诗酬唱切磋，形成了远绍陶渊明、谢灵运，近学张九龄的清淡自然的流派特色。作品通过大量细致入微描绘自然山水，体现了情景交融、物我契合的意境，发掘和开拓绚丽多姿的自然美。

进入盛唐，诗歌达到高峰，表现之一是随着内容题材的开拓，出现了相应的诗派，每派都拥有大批高水平的作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派，一是山水田园诗派，二是边塞诗派。前者重要的作家有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綦毋潜、丘为等，后者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等。值得注意的是，两派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有些作家两者兼善，如王维也写过很多优秀的边塞诗，岑参也写过不少优秀的山水诗。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大多有长期的隐居经历，但有大多不甘心隐居，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因而在山水田园诗中常表现出矛盾的思想。他们彼此交往颇深，常互相唱和，其风格也颇接近。正如胡应麟《诗薮》所评：他们都“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山水田园诗源远流长。早在《诗经》、楚辞中就有一些描写这方面内容的诗句。魏晋时，完整的山水田园诗正式出现，但那时山水与田园的结合还不够紧密。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创作田园诗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田园生活的亲身经历，二是有闲适的归隐之情，并将这份情感化作对田园生活的一种美的体验。陶渊明以前，只有“竹林七贤”具备第一个条件，但尚未能完善第二个条件，故没给后人留下什么田园诗。只有陶渊明，才把田园生活上升到审美的体验，写下一系列田园诗。他的诗虽有不少写景名句，但往往是为抒发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服务，不是专为写景，故而人们习惯称他为田园诗人。山水诗兴起于南朝，那时许多士大夫以隐逸为清高，将自己的情怀寄托在大自然中，形成了雅好山水的社会风气。而随着经济文化重点的南移，南方优美的山水自然又为这些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提供了丰富的审美对象。再加上受玄学的影响，士族文人又喜用哲学的眼光把山水看成“以形媚道”的客体，故描写山水成为当时的习尚。先是谢灵运与谢朓崛起于前，将着眼重点从田园扩展到大自然，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后是何逊、阴铿、初唐诸人并起继作，山水诗遂牢固地占领诗坛，成为最常见的题材。初唐王绩学陶渊明，写了不少田园诗，但诗中写景的句子仍不多，“山水”的成份较少，隐逸的成份太浓。其后张说、张九龄创作了数量颇多的山水诗，但“田园”的成份较少，直到盛唐的王、孟才真正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开宗立派。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成就有三：一是将山水与田园二者结合得更紧密了，亦即把隐居田园的情趣和欣赏山水的优美加以融合，丰富了意境。二是保留了陶渊明的纯朴而更趋优美，摒弃谢灵运等人的艰涩和玄言的尾巴而更趋清新，形神兼备，物我契合，致使诗意与画境相结合，名篇辐凑，俊句迭出。三是山水田园诗背后具有更深厚的思想内涵，大多数的山水田园诗人都在诗中寄托了自己高尚的情操和难言的身世之感。如常建的《江上琴兴》：“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黄金。”表现出极高雅的清心澄虑的思想修养。而王维的这类诗更能达到“气和容众，心静为空” （王维《裴右丞写真赞》）的“无我”之境。

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兴起有其社会基础。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优游林下，寄情山水。王维的一些作品就是由此得来的。而漫游风气也很盛行。文人纷纷“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各处饱览名山胜迹，广交友朋，干谒公卿，希图获得社会声誉。孟浩然的一些作品就是这样的产物。特别是由隐入仕成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并被视为“终南捷径”。《新唐书·卢藏用传》说：“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这更刺激了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而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志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王维以佛教徒自居自不必多言，孟浩然亦云：“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迷心应觉悟，客思未遑宁”（《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当他们进入禅静之后，面对尘世外的山水田园，自然会以次为契机，进入“搜

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语）的创作境界，这也是唐代山水田园诗高于前代的深层次原因。

边塞诗严羽《沧浪诗话》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足见边塞诗在唐诗中的崇高地位，而盛唐边塞诗成就尤高。

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作家作品量多。据初步统计，隋以前的边塞诗不足二百首，而唐代则有两千首，自初唐以至晚唐，绵延不断，而以盛唐尤多。著名的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王翰等。二是内容广，有客观描写，有主观抒情，有赞美，有批判，有从军之乐，有征戍之苦，不一而足。三是风格繁多，形式多样，有豪迈，有沉郁，有浪漫，有写实，有直露，有含蓄，有歌行，有律绝，各臻其美，尤以盛唐达到高峰。

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实状况所致。唐自建国以来边事不断，开元天宝后尤多。玄宗后期还有“吞灭四夷之志”，发动了多次扩边战争，也进行过多次正义的守边战争，这些重大的客观现实必然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去。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普遍时尚。从初唐起，文人就以此为理想，于是官吏巡边和诗人从军几乎形成一股潮流，而戍边开疆、建功立业也成为他们建功立业的首选途径。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盛唐以后，国力更强，诗人的浪漫气质和追求功业的热切希望及自信力也更强，此风变得更盛。正像胡震亨所评：“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皆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唐音癸签》）这些人自然要“一窥塞垣，说尽戍旅”(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崔颢语)。三是有悠久的文学渊源。先秦的《诗经》、《楚辞》，虽无边塞诗一说，但已有描写征戍的篇章；秦汉虽没有流传下多少边塞诗，但汉乐府中已有《出塞》、《入塞》等横吹曲辞；汉魏之际，描写征战的作品渐多。南北朝时边塞诗渐盛，颜延之、鲍照、谢脁以至萧绎、陈后主都喜写这类诗。当然，他们的作品多是想象之词，缺乏生活基础；有些干脆就是赝品。只有庾信、王褒由南入北后，有些实际经验，写下了一些优秀之作。隋和初唐，边塞诗更趋繁荣、成熟，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都有这类作品，即使像沈佺期、宋之问这样的宫廷诗人都不乏佳作，四杰、陈子昂的成就更高。他们都为盛唐边塞诗的全面繁荣和高度成熟开创了良好的风气和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比虞世南的“雾锋黯无色，霜旗冻不翻”（《出塞》）和岑参的“愁云惨淡万里凝”、“风掣红旗冻不翻”（《白雪歌》）；以及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和高适的“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即可看出两者的传承关系。中唐后边塞诗仍很发达，但内容和风格与盛唐有别。简言之，中晚唐边塞诗更长于思考和批判，风格更趋向深沉悲凉，与盛唐的百花齐放而偏重热烈奔放各具时代特色。

盛唐边塞诗体裁完备，但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运用得更多。这些诗表达了他们请缨杀敌、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描写了边塞和军中艰苦的征戍生活和奇异风光；抒发了他们缭绕不尽的乡思边愁；有的还揭露了军中矛盾与黑暗，批判了当局穷兵黩武的政策，反映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这些诗人大多具有雄杰豪侠的气质，因而诗风大多豪爽俊健、风骨凛然，具有一种刚健奔放、热情开朗的格调，和边塞题材极为相配，从而为唐诗宝库增添了瑰丽雄伟的宝贵财富。

山水诗源于南朝（宋）谢灵运，田园诗源于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

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侧重于歌咏自然景物中的山水田园。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形成一个诗碑，至于山水田园诗之外的数量更多的写景诗反例显得不很突出了。古代优秀的山水田园诗，都是佳山胜水的自然美在艺术上的再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孟浩然、王维、范成大、杨万里等，李白、杜甫等也有大量描写山水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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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侧重于歌咏自然景物中的山水田园。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形成一个诗碑，至于山水田园诗之外的数量更多的写景诗反例显得不很突出了。古代优秀的山水田园诗，都是佳山胜水的自然美在艺术上的再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何谓边塞诗：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一般认为，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即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达两千余首。

三、唐代的边塞诗（一）概况：

1、边塞诗和边塞诗派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是初唐写作边塞诗较多的作家，他的边塞诗一方面题材开阔，内容包括：A、边塞风光；B、边疆战士的艰苦生活；C、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抱负D、边疆将士思乡的情思。不仅内容涵盖了盛唐边塞诗的大多领域，而且格调高亢。此后其他著名诗人如：杨炯、陈子昂、杜审言等人也创作边塞诗。边塞诗创作一时蔚为风气。

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高之《燕歌行》、岑之《白雪歌》、《走马川行》等七言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即：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除此之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们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战城南》、《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有《出塞》、《从军行》，王之涣有《出塞》，王翰有《凉州词》。盛唐诗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题材有所扩展。

特点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

体裁兼善：歌行、律绝皆有佳作。

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它包含了：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等各个方面。

盛唐边塞诗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在边塞诗中，一方面以夸张对比衬托的手法对战争残酷，环境恶劣进行展示，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金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但另一方面，边塞诗作更凸显人面对战争时奔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既有：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壮志。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这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所产生的张力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洋溢着的崇高感，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山水诗源于南朝（宋）谢灵运，田园诗源于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侧重于歌咏自然景物中的山水田园。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形成一个诗碑，至于山水田园诗之外的数量更多的写景诗反例显得不很突出了。古代优秀的山水田园诗，都是佳山胜水的自然美在艺术上的再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谢灵运、陶渊明、孟浩然、王维、范成大、杨万里等，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等也有大量描写山水的佳作。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山水田园诗起自晋宋之间。陶渊明为田园诗之祖，谢灵运为山水诗之祖。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即与陶谢一脉相承：在艺术上，他们能综合陶谢所长，融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于一炉，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不仅表现山水个性，而且力求表象与意象的合一、内情与外景的交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大大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把山水田园诗推向高峰。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这一概念有特定的内涵：首先，顾名思义，它形成与活动于盛唐时期。明乎此，前代的陶、谢与后代的韦、柳等山水田园诗人当不在其列。其次，它从一开始便同隐逸之风联系在一起，其成员多以五言的体式，借歌咏山水田园风光，表现隐逸意趣，抒发闲适情调，诗风清新淡雅。明乎此，我们也就不会把同处于盛唐时期，并且也写过山水田园诗的高、岑、李、杜划归这一流派了。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产生当然不是偶然的。隐逸风气盛行，庄园经济的发展，佛老思想的广为传播，分别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思想原因。其中，隐逸风气的盛行尤为一大关键——在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开、天盛世，既有视隐逸为“终南捷径”者，也有借隐逸以遁离现实者。他们都寄情于山水、栖心于田园，使山水田园成为自己的主要审美对象。于是，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也就盛乎一时了。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除了王维、孟浩然之外，还包括储光羲、常建、祖咏、刘春虚、裴迪、卢象、丘为等人。但其中最能代表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创作成就和卓异风貌的，当推王、孟二人。

盛唐边塞诗写景抒情的风格，无论是平中见奇，还是悲中见壮，始终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出“盛唐气象”。盛唐边塞诗既可表现为尽情地歌颂雄奇的边塞风光或欢呼战斗的胜利，也可表现为直面严峻现实的勇气与真诚。边塞风光有它奇异的一面，诗人们尽可像岑参那样以新奇浪漫的眼光为之高歌，面对风雪交加的情景，却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美丽想象，让人们在严寒的环境中唤起对春天温暖的回忆；但边塞的环境更有其恶劣荒凉的一面，诗人们也可像王之涣那样面对“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荒寒时，既不怨杨柳，也无须责备春风，而以平常的心态来审视，不做悲欢之态。盛唐诗人甚至能满怀豪情地面对死亡。王翰《凉州词》甚至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都写得风骨凛然。这首诗所表现的是盛唐人审美观的一种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艰险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盛唐边塞诗中才有。同样，西北边疆雄阔之中带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领略、被大量表现在诗中。这种笑对死亡的洒脱态度，这种对壮阔和荒寒的美的欣赏，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国力强盛、民族自信心增强而产生的。只有理解盛唐的人，才能理解盛唐的诗。

边塞诗虽不等于战争诗。盛唐有不少边塞诗是写征夫思妇之间的相思离别之情，好像没有战斗的情怀，似乎离“盛唐气象”距离很远。但诗人们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对由于征战频繁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正是在这种认识下，边塞诗中出现了反对穷兵黩武的呼声。“万里长征人未还”是历代以来边疆战争的悲剧，唐代也不例外。这种惨状的出现，有的完全是因为君主好大喜功和边帅邀功固宠所致，所以有的诗人直把矛头指向这些君臣：“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车行》）。有的诗人还能超越狭隘的民族眼光，对战争给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苦难也深表同情，寄托了各民族和平共处的美好希望。“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裘”（岑参《赵将军歌》）对胡汉民族在和平时代和谐相处的描写，本身不就昭示着和平给人们带来何等快意的生活了吗？这些充满深厚情感的描写和广泛深刻的思考，又始终是建立在“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高适《蓟门五首》其五）、“洗兵条

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李白《战城南》）这样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和高适《燕歌行》诗中的战士，面对流血牺牲以及军中不平待遇，仍主张为国尽节，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盛唐气象”是由宋人严羽首先提出来的。关于它的内涵，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他还认为以“雄浑悲壮”四字评盛唐诗，最为贴切。这种“雄壮浑厚”、“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与盛唐的边塞诗关系如何?严羽并未明确说明，但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四种诗歌题材，除迁谪与边塞诗无甚关联外，其他三种大多与边塞诗有关。林庚先生也在《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一文中指出，边塞诗的具体内容“往往是传统的游子主题的扩展，政治视野的扩展，山水风光的扩展”。可见，边塞生活渗透在盛唐多种题材、多种主题的作品中，因而更能体现出盛唐诗歌普遍具有的“盛唐气象”。当然，边塞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它本身与“盛唐气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盛唐边塞诗具有悲壮有力的感人力量，因而成为“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的典型体现。而这又离不开盛唐这一特定的时代土壤，以及在这种土壤上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一旦时代土壤变了，时代精神变了，边塞诗的情调与精神也会发生改变。中晚唐的边塞诗尽管在艺术技巧上不一定比盛唐逊色，但在总体风貌上与盛唐诗是迥异其趣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盛唐边塞诗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深刻联系。晚唐诗人陈陶《陇西行》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该诗把相距遥远、对比鲜明的沙场骨和春闺梦联系在一起，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给人以惨烈的感受，这种不幸的感受显然不属于“盛唐气象”。虽然盛唐边塞诗不乏牺牲场面的描写，却能让人们直面现实，而不会让人们沉睡在梦中——梦毕竟不是生活的真实，更不能掩盖时代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