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_巴特新修辞理论的探讨及其启示(1)

罗兰·巴特的新修辞理论的探讨与启示

龙金顺

[摘要]罗兰·巴特将修辞学与符号学紧密相连，不断地发展他的理论与观点，并且将其运用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本文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考察巴特的写作零度及其文本的分析，探讨他如何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对各种文本的阅读和写作，及其提供的许多思考与启示。[关键词] 新修辞理论；写作的零度；文本分析；思考与启示

引言

二十世纪活跃在世界文坛上的法国文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堪称是位杰出的修辞学家，但以往研究中将他看作是文学评论家、文学家、符号学家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作为修辞学家的性质，由此，他留给世人的修辞学方面的启示尚且没有得到从分的认识。有感于此，本文将从新修辞学角度解读巴特的部分作品，在正视和理解其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感受他留给我们的相应启示。

上世纪30年代在欧美国家的兴起，60年代盛行的新修辞学突破了古典修辞学的“劝说”囿栏，将修辞扩展到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逻辑学、哲学等领域，形成了修辞哲学。它关注人类的交际行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认为“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这里“劝说”就是修辞。而这种修辞不仅仅是口语和书面语言，还包括促销、求爱、绘画、建筑等等方面，可谓是人类行为的理论阐释。罗兰巴特的学术生涯在那时正值发展和高峰期，受新修辞学的影响，巴特从语言学中吸取养分，甚至借用语言学的术语和概念来建构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他认为任何符号学系统都有言语介入，比如电影、广告、照片必须配以文字说明证实含义。用符号学家的批评眼光看社会，他以创新的方法阅读文学作品，兼收并蓄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等领域大家的成果，表现出自己的新修辞学思想。

一：写作的零度与神话

零度写作是罗兰·巴特欲达到的一个理想。他每写一种书，几乎都创制一个理想，构织一个隐喻。他的第一部作品《写作的零度》既是一部有关文学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也是有关写作风格的探讨。写作既是作为本书的中心思想，也是作者毕生思想主题的“写作”（ecriture）概念本身。写作一词，巴特取其“书写的笔迹”、“书法”这一词源意义。巴特力图摆脱思想和形式关系的传统含混性分析，而倾向于直接观察剖析文本的意义构成方式和条件，其结论具有特殊的理论启示价值。其重要前提是：写作即风格，“纯洁的写作”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写作绝不是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只供说话的动机通过的康庄大道”。同样也决没有和意识形态无关的诸如“精确”、“明晰”这样的超历史、具有普遍意义的风格模式和条件。“事实上，明晰是纯粹的修辞属性，而不是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能存在的语言的一般性质。(王铭玉，2004：137) ”

“零”概念可以表示中间、中性，也可以表示空无、虚无、欠缺或待变的过渡态。这些一般性喻义现在都被用在语言学中。如语言学的“零度”概念往往指语言系统内一种形式的或语义的特征“欠缺”，因此在系统中有关诸单元可按此特征的出现与否彼此规定。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在于：特征的不出现正像其出现一样的有意义。正如巴特所指出的，在修辞学中，在涵指平面上修辞性能指的空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风格能指。

因此，零度正确说来不是一处虚无[一种现前的无意义]，而是一种有意指作用的欠缺；一种纯区分性状态。零度证明了一切记号系统有“从无中”创生意义的能力：“语言结构可安于使某词项与虚无对立。”（巴特，2008：59）

在《写作的零度》巴特说，小说有两个标志：使用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他和她），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5点侯爵夫人出了门”。这样一句话就是小说风格的范例，也是一种修辞手段。克里斯蒂（A.Christie）在她那本著名的侦探小说《罗杰疑案》中之所以能够欺骗读者，就是因为过去时和第三人称，这种修辞使叙述者和叙事保持距离的范例。所有读者都在叙述者描写的那些人物中、在小说特有的那些“他”或“她”中寻找凶手，其实凶手藏在叙述者自己的“我”下面。谜底来自代码的破裂（卡尔韦，1997：81），我(I)与他或她（he or she）同一，因此，人们最终发现罪犯正是这个叙述故事的人，这个叙述侦探波洛的行为的人。

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坚持认为：写作处于语言和风格这两种既定体系中，它们之间具有一种特性。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写作是作为权力与语言的关系的复杂反映而出现的。我们的写作决不只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尚待书写的历史的产物。这种历史会解释其原因。巴特还认为，所谓“零度写作”是一种直陈式的写作，即一种消除了主题态度、情绪表现的写作风格（2008：48）。他注意到一些语言学家在一些对偶关系中，如在单数和多数、过去时和现在时的词语中建立了“第3项”，即所谓的“中性”项或“零”项。中性态或零态在形式上表现为某种中间态，它因此可作为一种比喻方式，用以描述其他话语层次上的中性风格倾向。这是他当时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性”的一种分析策略。

巴特的创作起始于索绪尔的符号，即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创立。在此基础上，巴特增添了connotation (涵指) 和metalanguage (元语言)，通过将符号变成一个新的过程，从而打开了符号系统并使其失去了稳定性；connotation和metalanguage就成了新的符号，这样无穷尽地增生，使这个世界充满了意指。能指和所指是社会性的；它们处于某一文化的产品中，巴特称之为神话。

巴特的符号学神话旨在作为一个能揭露句子层次以上的话语秘密的解码过程。这也就是巴特一生都在试图创建的一种新修辞学。他认为，旧修辞学沉迷于分类及其分类后面意识形态的力量。零形式概念还用于神话修辞学中，巴特借助神话来表示思想意识(意识形态)，他认为，在完全是构织而成的神话里，意义决不处在零度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概念才能够扭曲意义，使之自然化。另外，由于意义的缺失决不是零度，神话才能够完美地掌握意义，使之呈现荒谬、超现实主义等意指作用。

在讨论《神话集》时，巴特极大地拓宽了修辞的领域及其形式的程序。他将神话定义为给无意义的物质世界增添社会的使用；只要某事被描述，那么它就充满了意义，就成了一个必须解读或者必须破译的指意场的一部分。职业摔跤是巴特著名的神话主题，透过其过度行为及其壮观场面传达了一种十分清楚明白的含义：正如在古代悲剧中一样，正义的拼搏是通过摔跤者们所遭受的痛苦、失败和侮辱、“坏蛋”的恶行以及这种拼搏中特别强调的道德性来加以彰显的。巴特在《图像修辞学》这篇文章中，从符号学角度对广告所包含的各种信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探讨了图像信息的修辞手段，并与绘画和电影相比较，揭示了作为图像系统的照片所具有的符号学特质。与意识形态（含蓄意指的所指）相应，含蓄意指的能指称为含指项，种种含指项的集合是一种修辞学，修辞学遂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意志方面。

巴特认为：神话意义十分丰富。这如同歌唱者一样，强调的是表达而不只是陈述他声音的实体。神话将历史，即事件的意外状态，变成自然。神话的消费者把神话看成一个事实系统，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符号系统。他还认为：只要语句写下来或故事讲出来，就存在着神话。

总之，只有零度才能抵抗神话（2009:193）。

二：作者的死亡与文本

巴特认为，只有坚决把作者排除在外，文本的意义才不会被固定化。批评的任务就成了

“解开”写作，而不再“解释”作品。这样，意义就成了阅读（批评）的产物，“文本的同一性不在其起源而在起终点”。为此，巴特提出了他的警句：在文学作品中，声音失去了其源头，“作者死亡，写作开始”（2004：507）。

对于科学（政治语言的模式）而言，知识就是话语；就文学而言，它是透露说话者的权势、地位、状况和影响的言语行为。因此，巴特极想对他称作文学的语言来一次永久性革命。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所写的散文至1979年的《作家索莱尔斯》一书，巴特都在寻求并支持写作的新模式。巴特认为，那样一种写作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抵制任何将主体置于这个世界并固定其可能性的确定命名。巴特将那种写作称为writerly (作者文本)，因此，这些文本产生ecriture (写作)，他预见到了写作的某些实践的出现，这些实践能够消除在语言中积聚的巨大的社会压力。巴特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不断改变其方式方法，从他的《米什莱自述》的现象学主题到《时装系统》的二元对立的符号学、《S/Z》所阐释的阅读符号、《爱情絮语》中的主题分析、《罗兰·巴特》的个人自我反省以及《转绘仪》中的身体意识。词语必须紧随其他词语（政治话语），观念必须紧随其他观念（意识形态），事件必须紧随其他事件（叙事）等都是一种神话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个神话结构使整个世界充满了意义，与此同时又促成新意义的创立。

《时装系统》中，巴特借助音位学，把符号学理论运用在书面服装，即时装杂志上的文章，作者从这些文章入手，总结出“交换类型”，分析了服装功能，说明了意义层次，最后提出了一个“能指模式”。根据他的分析，时装的陈述可以归结为一个“OSV”模式，它包含一个客体（Objet）、一个受体（Support）和一个变体（Variant），例如，在“开领长袖羊毛衫”和“闭领长袖羊毛衫”这两个句段中，我们有同一个客体---长袖羊毛衫，同一个受体----领子，它有两个变体----开领和闭领。巴特的《时装系统》是一本方法论书，标志着一种完全“科学化”的研究方向，是“符号学的基础音阶”（卡尔韦，1997：163-164）。

分类就是提供和强加一种同一，即一个体系内的稳定地位。巴特就是要破除这种同一和力量。这从《时装系统》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分类转向《转绘仪》的不可分类的激情就见分晓。巴特常提出对立词语、倡导新词语，如：读者文本/作者文本、滥情/聚情、作者/写者、文本/作品，以及阅读的五种符号、作者之死、影像库、声音颗粒等等概念。因此，文本这个概念就成了一个多元的、未完成的和不确定的过程，这个过程能抵制任何清晰的和最终的描述。与文本相对立的是作品，一种在形式上能加以描述，历史上能加以解释的客体。作品能被阅读，而文本是不能阅读的，因为文本的意义无法抓住。因而，文本是一个极乐的、乌托邦式的空间，其中，任何语言或符号都不能支配别的语言或符号。就写作的支配来源的意义而言，文本的出现是与作者的死亡相呼应的。一旦文本被认为不可解码，并从属于演奏（play），那么作者就失去作用了。其实巴特在宣布：读者战胜了作者。

巴特的目标是要把文本从意义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他采用的策略是阅读。巴特在阅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表现在《S/Z》一书中。古典的读者作品具有清晰明白的信息，而作者文本由于缺乏固定意义，迫使读者续写文本，巴特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着手。巴特维护读者文本，因为“文学作品的目标就是要使读者不再是文本的消费者，而是文本的生产者”(S/Z 4)。书中巴特选取了巴尔扎克的故事《萨拉西娜》，该故事显然适合于读者文本类型，但巴特证明，甚至这个故事也具有多重意义，是一个作者文本，拥有无限众多的能指，而不是一个由所指组成的结构。他把该文本分成561个片段，并使用五种符号（阐释学的、符号学的、行为的、象征性的和指称的）来分析阅读发生的方式。然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将《萨拉西娜》故事的信息解码，而是不断增生意义成为众多的引申意指和话语，朝着四面八方投射，并不允许有权威性结论。这些符号是所见、所读和所为的事情的传声筒；他们在每一话语旁都建立了一个由可能意义和指称意义组成的巨大网络。通过打破文本并拒绝将这些意义碎片重组成一个总主题，巴特指出了众多的能听到的和能看到的声音和符号。《萨拉西娜》这样的古典文本

的主题是不确定的，其作品意义在任何阅读中都是任意的（Kellner, 2000:26-28）。

巴特的《转绘仪》提供了一种新的词汇和新的视角来摆脱诗歌词语。书中谈的是摄影，巴特只看到了一个语言背景，一个指向观众的形象，他认为符号后面总是有承载它的语言。他这样描述这张照片中的“滥情”（studium）：有趣、令人赞美、能被审视和欣赏；在此背景下，他放置一种对他造成伤害的元素“聚情”（punctum）。“聚情”拒绝尊重相片的一般意义，从而困扰“滥情”；如果相片某个细节虽然对个体有重大影响，但却使一个人感到“刺痛”，又无分辨意义，甚至与照片无关，那么“聚情”的主题对他来讲毫无意义。巴特不发表“冬季花园照片”，即他已故母亲的个人照，而仅仅描述它，这是因为他认为照片的价值仅在于它表现的东西，而不在于它表现的方式。这便成了一种对死亡、损失和回忆的沉思。

巴特想象中的乌托邦实现着写作世界的概念：“尽管语言歪曲了世界，但世界还是被写得彻彻底底；符号无穷尽地延迟了它们的基础，将它们的所指变成了新的能指，相互之间无限引用，永无止尽：写作是概括推理的”(1978:167-68)。

三：思考与启示

修辞学是一门有效使用符号的综合性的语言理论，新修辞把关注的焦点从劝说转到交往，修辞的目的也由说服转向认知和理解。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巴特虽意不在修辞学领域,但是他对写作、神话和和文本的思考，并借助符号学的观点将修辞学从言语符号推向了非言语符号的领域却深化了我们对修辞学的认识,正所谓理论融合的过程也是发现新的理论盲点的过程。以上我们从新修辞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巴特的理论与思想，他的写作的零度的观点、文本分析和写作的方法给了我们许多的启示与思考：

首先，巴特的语言学零形式概念成为描述风格特性的有用的操作性工具，新修辞学注重语言风格的形式特性以及对形式特性研究的操作性概念的运用。新的风格学术语“零度”、“偏离”、“冗余性”不仅用来取代以往的规范和规范的违反这类常识观念，而且试图对雅克布森的结构主义诗学概念“隐喻”和“换喻”等做出形式化的处理（李幼蒸，2007：349-350）。引导了现代结构主义的美学方向，他的美学观点为新修辞学和新诗学奠定了基础。继他之后各学派提出的更系统的新修辞学术语（除零度、偏离、冗余性外，还有“自改正”、“不变项”等等）取代了传统修辞学中“修改”、“代替”‘“作用”等概念。

修辞的展开和意识形态的实现，皆因存在两种语言之故，一为本意者，一为转义者，其间均历经转变（偏离、陌生化）的过程，巴特尤其抉发意识形态借助修辞这一意指过程将文化之物转变为自然之物的历程（屠友祥，2001：175）。

巴特以此“零度”写作方式(避免意识形态的介入)实践的文学观，间接地反映了西方现代派文艺的普遍认识论基础---价值虚无主义。巴尔特企图干脆避免价值学的思想表现。这种避免“社会介入”文学观的修辞学实践本身，却反映了他对文化意识形态现象的观察和辨析效果，从而引生了认识论方面的价值。

其次，巴特的文本修辞学分析技术具有独创性，他试图从文学内部解剖并呈现“文学”作品的形成和作用的一般条件和方式。巴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分析和解读典籍文本的分析经验，这对于我们有关传统典籍现代化研究目标来说，比任何西方哲学方法都更直接、更有效。巴特的分析方法“反映着”一种战后新理论分析方向，这是一种跨学科思想方式，它来自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精神分析等众多领域。而另一方面，他往往只是从不同学术思想来源凭借直观和记忆随意摘取相关理论工具，而此思考方式的创造性价值在于：他可恰到好处地针对特定课题对象，自行配置一套相应理论手段，以完成具体课题的意义分析工作（李幼蒸，2008：88）。我们不仅应该研究文学思想的内容性，也应该研究文学思想的表达性，后者的构成分析相关于文学思想表达的背景、能力和目的等方面。这会有助于作家和文学研究者更深入地把握文学思想产生和运作的整体过程。

再者，无论是从方法到方法还是从主题到主题，巴特乐于采纳的非连贯性形式都是呈动态性的。巴特后现代的看法包含着不断的反对、批判、辩论与自我修正，也是充满不确定性、多变化、多差异和多元论的。从“现代神话”，到“作者已死”和“从作品到文本”，可以明显感受巴特破除“神话”概念的意图：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神话，或是作者的概念，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巴特认为，书写者(scriptor)是与文本同时诞生的，每一个文本都永远写成在“此时此刻”。因为写作的本身不再是一种记录、观察或再现，而仅仅是一种展演(performative)，语言的叙述就仅仅是语言而已。真正在诉说的是语言本身，而不是作者，所有语言排序背后所隐藏的是众多的文化意涵，而非作者一人的绝对意义。这样巴特就打破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作者所具有的那种自主性主体，彻底翻转了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阅读或诠释方法，给我们的启示是作者与作品间关联的断裂，破除了作者权威性的迷思。

最后，巴特作为话语客观意义否定者反到导致一种肯定性的意义效果：他对具体历史话语的伪客观性的揭示，增进了人们对意义和所指的意指机制构成复杂方式的认知。作为文学和文化作品意义构成和理解的分析家，巴特也触及各种时代意识形态问题。后者成为其意义分析的对象和“媒介”：表面上讨论意识形态的内容，实际上分析的是意识形态在作品话语中所起的特定作用。巴特的意识形态话语可以说在处理着另类真理探索---通过揭露意识形态内容的混乱表现来呈现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殊意指方式。后者在文学符号学层次上可归结为一种积极的结论：意识形态修辞术的运作方式问题。巴特对语言学的文化现象系统研究，促使人们增加对文化对象意义形成方式的认识。对文化世界意指规则问题开辟了一个研究方向，并建立一种新的意义分析角度，这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现象多重意义层次的注意，并对新修辞学进行全方位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Barthes, Roland. 1978. Image-Music-Text[M]. Trans. Stephen Heath.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 Barthes, Roland，《写作的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Kellner,Hans. Roland Gerard Barthes, in Michael G. Moran and Michelle Ballif (eds), Twentieth-Century Rhetorics And Rhetoricians: Critical Studies and Sources[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4] Barthes, Roland，“写作之死”，林泰译，载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5]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M]，车槿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 李幼蒸，摘自罗兰·巴特著《符号学原理》译文附论，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8] 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M]，屠友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The Rhetoric and Semiotics of Roland G. Barthes and the Inspirations and Reflections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rhetoric, this paper discusses Roland G. Barthes’ theories of zero degree of writing, his text analysis and writing, explores Barthes’ unique analytic skills in rhetoric,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inspirations from and reflections on his theories.

Key words: new rhetoric; zero degree of writing;text analysis; semiotics; inspi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