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文学

第七章19世纪中期欧洲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

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可数的几个黄金时代之一。出现了一大批属于该时代又属于一切时代的文化巨人如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罗曼罗兰、狄更斯、哈代、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德莱塞等灿若星辰的作家，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数量之多、整体水平之高，可以说前代不可与之比肩，后代也难以再现。

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继浪漫主义后盛行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它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广阔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和矛盾，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并注意从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塑造典型性格，具有较大的认识作用和艺术借鉴价值，对后代欧洲文学有很大影响。由于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西欧和俄国、东北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现实主义在此不作为写作方法，而是指文学思潮。30年代之前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起点一般认为是在法国。作为策源地，法国的现实主义开始并不是在文学领域，而是在绘画上。离枫丹白露不远的巴比松，风景优美，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画家，他们描绘最庸常的生活，既没有浪漫主义的浓烈的色彩，没有浪漫主义选材的传奇性，也没有古典主义的庄重、严谨。代表作品有米勒的《拾穗者》、《播种者》及为库尔贝的《石匠》。他们形成了一个画派，学院派对这个画派非常反感，就给了他们一个蔑称：“现实主义”。当时在法国召开的博览会根本不接纳他们，他们便自己在展览会外（后）挂上横幅：现实主义，自己展览自己。这时已是50年代，文学家们也开始探讨文学，发现在文学上已有了现实主义，如此时已不在世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还有福楼拜，他们的作品中早已有了现实主义，这样，在19世纪中后期，现实主义的地位逐渐有了提高。

浪漫主义在还没有创作时，就已有了宣言，它是喧嚣地登上文坛，而现实主义则是静悄悄地出现。

第一节概述

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1871年巴黎公社后，日趋衰落。

社会背景：

这时欧洲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已经确立，（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形成，法国则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1830年7月七月王朝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是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之外，还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投机专营、功利主义、金钱至上等原则乘势而入，逐步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人们观察社会的目光变得冷静、务实，社会风气转向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哲学上说注重功用、效果，也注重道德规范，强调社会秩序。人们开始意识到在这种财富的创造和自由竞争中，以前所设想的理性王国只不过是一场美梦，历史的发展并不与人们的愿望相吻合。这样的社会现实必然引发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考。从对新制度的热切追求转向对社会的冷静分析、深刻解剖，并做出严厉的批判，成了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风尚。社会风气的变化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风格，浪漫主义的喧嚣、浮躁、空洞与社会风气不再吻合。

哲学与科学背景：

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深受当时哲学的影响，体现世界观理论体系的哲学，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有巨大的进展，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局面。它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一些最根本性问题的探索，对作家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孔德的实证论思想甚至更早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的思想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费尔巴哈的哲学强调“将人连同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他的“幸福论”和恢复“人的被异化了的本质”的主张以及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在当时风靡一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的认识已进入第三阶段即科学的阶段，人类精神“不再求知各种内在原因，而只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以便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这种理论对现实主义描绘事物精确细腻的方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后来自然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福楼拜曾经说：“描写不偏不倚，就可以达到法律的威严和科学的精确性。”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又引导许多作家探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序言中就认为“社会环境是自然加社会”。为此，他非常注意环境对人的影响并努力表现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

十八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在欧洲先进国家以突飞猛进之势向前推进，科

学的发展对作家理解世界很有帮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论、施旺和施莱登的细胞学说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森林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世界竞争法则；法拉第关于电的研究、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以及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的深入研究都为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些学说在理论上又一次冲击了神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对世界采取接纳的姿态，觉得人类可以理解、征服、占领整个世界，总想对世界作宏观的整个把握，人类意识到事物的渐进的过程，就建立了关于进步的概念、意识。这时文学的状态还是较积极的，在科学精神鼓舞下，现实主义作家也试图以同样精细入微的观察、分析和推理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解剖其中的奥秘。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分为三研究部分就是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法国社会作一番别开生面的探索。

文学发展的自身原因：

批判现实主义在欧洲的流行，除了欧洲社会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等背景的因素外，它还继承发展了欧洲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受益于创作方法上的源流、各国文化的相互影响有各艺术门类间的浸润等内在原因。现实主义在欧洲可谓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几乎每一个民族文化史的初期都能找出这种创作倾向的基因。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传统即使在最沉闷的中世纪也没有间断。到了近代，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后流行，现实主义文学也相应地以各种形式得以发展。18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俄国讽刺文学是批判现实主义在艺术方法上的直接先驱。狄德罗小说中对人物的刻划和细节的描绘为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我们可以在巴尔扎克的故事和人物中找出这种血缘关系，也可以从司汤达、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看出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如莎士比亚、拉伯雷、莫里哀、拉布里耶等人作品现实主义因素影响的痕迹。

从反映现实的基本方法上说，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颇不相同的，但批判现实主义也借鉴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艺术经验，如浪漫主义者表现历史题材时注重风俗画面的描绘，他们在心理描写上的某些技巧等。

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地，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在受到各国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启迪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从莎士比亚到司各特，还有倡导现实主义小说的笛福、理查生、菲尔丁，包括感伤主义的乔治艾略特，他们丝丝入扣的现实主义描绘手法给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直接的营养；而反过来，高度发展了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强烈地影响了英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文学。各国间文学艺术的相互影响使现实主义文学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文学自身的现实主义传统冷静客观地观察世界在此时已经成熟。

发展：19世纪后期以后，现实主义局势有些萎缩，气势和成果不如中期，当时很多思潮流派如非理性主义、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影响了现实主

义的继续发展，导致新的文艺思潮如象征主义等出现。现实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但与早期已有明显不同：早期犀利的批判锋芒后期已经褪化，而悲观的色彩在加重。如哈代。

以前期为主，总结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

现实主义的基本立足点是：①基本的政治主张，很强的介入性，积极干预生活。作家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改良主义（18世纪是赞成暴力，如卢梭）、空想主义。②基本的道德思想（即道德基础）：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站在人性人道的立场上观察社会问题。人道主义是价值基础也是批判尺度，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讨论社会的矛盾冲突、走向。虽然当时工人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贵族的阶级对立已经很严重，但作家对社会分析并不以阶级的眼光，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张扬个人主义、个人发展，又不偏离道德轨道。他们反对以暴抗暴，这一点列夫托尔斯泰表现得最为强烈，英国盖斯凯尔夫人说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③哲学基础：现实主义持唯物论的认识论或者说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这尤其表现在《红与黑》里。马克思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主义作家从文学角度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后期的哈代认为世界不可把握，而这时的作家认为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上面是从创作主体（作家）来说，下面从文本来说。

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①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广阔性。真实性是现实主义作家特别自觉的创作目标及要求。《红与黑》写的是“残酷的真实”，高尔基要“对人世的各种情况作赤裸裸的描写”，要写出俄罗斯“无条件的真率的真实”；司汤达说“文学是一面镜子”；巴尔扎克说：“文学是书记（对现实作记录）”；福楼拜说“只要是真实的，就是好的”，“只要英雄，不要妖怪”。他特别反对浪漫主义，当时主要针对雨果。到了20世纪以后，这种真实性受到了质疑。人们认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真实更多的是表象的真实，而意识流、象征主义展开的真实才是本质的真实。而且，现实主义的真实不仅是表象的还是不可信的，因为现实主义作家强调真实的同时又强调改造、加工、整理、提炼，现代主义认为加工、改造后就会走样，这样的真实性也令人怀疑。现在看来，应当是对真实理解的不同，无法做高下之分。广阔性：这也是作家的自觉追求，总希望能全景式的展示生活社会，这一点确实也有很大程度的实现。巴尔扎克把90多部小说，连成“人间喜剧”，就是为了广阔性，他说：“我准备写出整个历史。”果戈理写出了《钦差大臣》，他说：“我要把俄罗斯全部丑恶集成一堆。”关于《死魂灵》他又说：“我要把全俄国的丑恶暴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比当时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还要丰富得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阅读，但当作历史来读不合适。②强烈的暴露性、批判性，即批判现实主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反映现实人生、揭露社会矛盾的优良传统，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和18世纪现实主义不同，它是以批判和暴露社会的黑暗为主要特征的，而前两个阶段，资产阶级还在积累和上升时期，那时的文学还有丰富的理想和歌颂对象。“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生气勃勃地宣称“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18世纪也还有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的憧憬，这两个时期的文学都不是以批判为主。到了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所幻想的理性王国完全破灭，这时的文学品评事物持“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高尔基）。这与自然主义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自然主义作家追求无动于衷作客观描写，巴尔扎克经常跳出来直接表达思想倾向。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则更突出。③写作手法。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注重性格与环境的典型性。④形式上盛期时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达到鼎盛，最突出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俄国的《战争与和平》（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延期较长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雨果后期的《悲惨世界》（雨果后期法国的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并存）。短篇小说也达到高峰，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坷夫、美国欧亨利等。小说在此时最盛行、最有光彩、最经典，同时也最大众化。

第二节法国

梅里美：学写作结构，提高写作品味要看梅里美（1803-1870），他是“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曾经是司汤达的密友，被认为是一位才华出众却又高标逸韵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少能见出明显的倾向性，但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梅里美那些看似冷静隽逸的作品，还是能见到一颗跳动着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灵魂。梅里美作品的锋芒所指，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习俗和它的秩序。最著名的是两部中篇小说《高龙巴》和《嘉尔曼》（又译作《卡门》）。对照一下他早期的作品如《雅克团》、《查理九世时代轶事》等，这两部小说至少在表层结构上更缺少一种现实感而充满了异国的情调，而恰恰是这种绚烂的异国情调色彩为他赢得了广大的读者。《高龙巴》写的是科西嘉岛上两家世仇斗争的故事。女主角高龙巴是被害的律师的女儿，她那略带野性的性格中蕴藏着正义和力量。在虚伪的道德和法律面前，她的行动显得更加有力并使正义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张。实际上，高龙巴这种好象远离文明的强悍个性，正是作家以曲笔形式对现实社会法律与文明的否定。这种方式在《嘉尔曼》中有了更多的运用。

和高龙巴性格有些相似之处的嘉尔曼是梅里美作品中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她那妖冶的外貌、泼辣的性格和火一样的感情是文学人物长廊中浓墨重彩的典型。这个吉普赛女人与唐若瑟的爱情纠葛成了小说的基本内容。表面看来，她走私贩毒、勾引男人、谋财害命，但这些仅显示嘉尔曼人格的一面，她的另一面则是率直质朴、感情炽热、酷爱自由，具有与世俗陋习形成鲜明对比的独立不羁的精神，这正是被作者所否定的。梅里美在描写这样一位激情如火的人物质时，并没有脱离现实的土壤。唐若瑟迷恋嘉尔曼美色，从与她敌对的阶层中走了出来和她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二人的生活态度、立场观点仍然是不同的，由此而引起种种冲突最后导致了悲剧性的下场。作者写出人类的精神受到了歪曲，真实的个性正在被泯灭，他借嘉尔曼表达了这种思想。

梅里美的作品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题材，人物性格也是浪漫主义的，情感个性非常强烈，但他的写作方式是现实主义的，非常冷静地、有距离地去写，甚至带有些嘲讽。梅里美的作品简炼，他的炼字方法很出色。梅里美在艺术水准上决不逊色于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等，篇幅不长，但水平很高。

大仲马：他说“我不追求什么党派，我追求娱乐趣味”，与后现代很接近（巴尔扎克说“小说家要做人类的教师”），他靠文学发了大财，建立了基督山堡，但最后又不会理财，穷困潦倒。大仲马精力旺盛，10年写90多部戏剧，？年写了500多部小说。很多小说可能由人代写，也就是由创作实体进行集体创作。一生未结过婚，却据说有200多个孩子。

司汤达：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司汤达是一个与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等伟大作家几乎齐名的艺术大师，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已成为各国评

论者争相研究的“热门书”，大学生们写作论文的必然瞩目的论题之一；但是，他的同时代人对他却没有这样重视，如果说在19世纪欧洲的文坛，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梅里美、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都曾受到读者的欢迎、评论家厚爱垂青的话，司汤达则是一个被时人所冷落、忽视、误解的作家，他的生平、经历、个性、思想、爱好、文风都被蒙上种种的浓雾，成了一个传奇式的神秘怪诞人物，寂寞潦倒地度过了他的一生。法国当局的官员、教皇和奥地利暗探知道有一个叫亨利贝尔的，但他们不称他文学家，根据他们所得情报，这个可疑的人物总是以写下流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书作为消遣；同时代的文学家们对他也不很理解，他们认为这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性格怪癖的司汤达，有时的确也写过一些很有趣的短论，但他大可不必写什么长篇小说，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才华，他既没有幻想的情趣，又没有谋篇布局、编织故事的天赋。有人认为，他的《红与黑》是一部用过分怪异的形式表现一种粗鲁行为的书，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只不是为了吓唬别人罢了。雨果认为，他的《红与黑》不能令人勉强读上4页，“孟德斯鸠靠了他的书不朽于世”，而“司汤达先生留下了什么呢？要知道，他可连一分钟也不能想象写作是什么意思”。即便是巴尔扎克、歌德这样贝尔生前难得的知音，对他的创作也颇有微言。巴尔扎克写信告诉韩斯迦夫人，《巴马修道院》是法国近50年来文坛最佳小说之一，但他又认为司汤达在谋篇布局方面“缺少方法”，作品显得“拥挤”“凌乱”，不甚统一。他还认为在字句安排上，司汤达就“像17世纪作家那样随便、不正确”，不会清楚地表达思想和支配词句。一时动词的时态不相符，一时又没有动词，一时尽是虚词，使读者“感到疲倦”，就像“坐了一辆车身没有搁好的马车，在法兰西的大路上奔波”。而歌德则说，他被司汤达小说中的“反常性”和“不翔实”的细节弄得茫然不解。就是到了19世纪后期，虽说法国人发现了这位作者，但他们认为他的作品是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左拉责备他在人物心理活动时没有写出周围环境。福楼拜认为他的《红与黑》无论在人物性格或构思方面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尽管他们也赞扬了司汤达的创作。

但是，司汤达不是文学中的野心家，也不是个妄自菲薄的作家，他并不急于得到公众的承认，也很少为批评家们的冷嘲热讽弄得难堪或自寻烦恼，作者充分地认识了自己的才能和天赋，以及作品所包含的深远的意义，深信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方面，都有许多独到新颖之处，远远超出了时人的理解水平和能力。司汤达说：“到1880年将有人读我的作品”，“到1935年人们将会理解我”（确实到了20世纪人们开始理解、谢意、研究他）。这就是他在作品中时常写着“To theappy few”（献给少数幸福者）这几个字的真正用意。梅里美在回忆录中也说：“我认为，21世纪的某个评论家将在19世纪文学的杂物堆中发现贝尔的著作，并给予它们在同时代的评论家那里没有得到的公正的评论。”贝尔和梅里美的预言都已得以实现。法国当代司汤达评论专家李托也指出，作为一个人，司汤达被看成一个“轻

骑兵式的享乐者”、一个“向所有道德和宗教施放毒箭的无神论者”，一个“用精心选择的言辞把自我标榜的欲望掩盖起来的伪善者”和一个“不谐调的、幼稚滑稽的怪人”；而作为一个作家，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专好剽窃、粗制滥造和极不道德的小说家”，他一直遭到误解，评论家几乎花了一个世纪，才把蒙在他身上的种种尘埃拂去，露出他原来的真实面目，整整用了一个世纪才使人们抓住他既复杂又线条分明的“完整的个性”，使人们得以更准确、深入地了解他的作品。20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很多作家的地位动摇过，司汤达却被人看好，并未因现代主义的盛行受到冲击，而他的地位的确认正是在现代派盛行的时候。

无论是理论的建树还是创作的实践，司汤达都可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发表于1825年，这时雨果尚未登上文坛，他的《巴黎圣母院》在1831年发表时，《拉辛与莎士比亚》已为现实主义张幕，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发难，觉得浪漫主义很夸张，推崇莎士比亚，一般认为《拉辛与莎士比亚》是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宣言。司汤达的《红与黑》发表于1831年，这时雨果刚发表《巴黎圣母院》，法国浪漫主义刚刚登上文坛。他的写作种类很多，有乐评、画评等理论文章，文学作品量不多，主要是《红与黑》、《巴马修道院》、《法尼娜法尼尼》。虽然巴尔扎克象一个巨大的里程碑，但巴尔扎克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和司汤达的媲美。司汤达生前寂寞，《红与黑》发表出来后遭到排斥，只有巴尔扎克独具慧眼，他说“一页纸常抵得上一本书”。从这句话可看出《红与黑》的份量和巴尔扎克的胸襟（巴尔扎克也爱夸张）。

司汤达（1784-1842）他的一生是法国最动荡，政局变化最剧烈的时刻。他的一生可总结为两件事，一是追随拿破仑。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兰西东南部伊泽尔省省会格勒诺布尔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贵族出身的大理院律师；他敬神、守旧、害怕新思想、仇视革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保皇党人。母亲是意大利后裔，出身于自由主义者家庭，信仰伏尔泰主义。她能阅读但丁和阿里奥斯托的原著，这在当时乡间妇女中是极不平常的，贝尔非常依恋他的母亲，从小受母亲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他对意大利艺术的兴趣一部分原因就来自这儿。贝尔三岁时，妹妹出生。贝尔非常喜欢他的妹妹，离开家乡之后，经常给她写信，鼓励她学习文学、历史知识，想把她培养成司汤达式的“英雄”，可是他的期望并没有达到。贝尔给妹妹的信，是研究贝尔生平和文艺观点的重要资料。7岁时，母亲去世，他与妹妹由姨妈照顾。姨妈也是个天主教徒，专横而又虔诚，姨妈的专横，父亲的严厉，使贝尔童年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乐趣。贝尔痛恨父亲，父子之间很早就燃烧着一种敌对的情绪。他的父亲在革命时被关押，他认为：“该。”司汤达的作品有很强的自传性，他自己也说：“于连就是我。”《巴马修道院》的主人公就有他的投影。斯蒂芬茨威格也说，司汤达的三部长篇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吕西安娄凡》中的人物，无疑“只是他自己的代

表”，是“青年亨利贝尔心灵”的历程，和“老亨利贝尔孜孜不倦地回顾自己，不让他消亡”的“自我回忆”的记录。他还说：“这三个有着不同命运与性格、属于不同种族的青年是感情上的兄弟，那个创造他的人，将自己的浪漫天性与成熟作为遗产给了他们。”

贝尔9岁那年被交给家庭教师拉义安神父教养，神父是个保皇党人，横暴、伪善，贝尔非常恨他，他说：“这个人大概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无赖。”对少年贝尔的思想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外祖父，外祖父加尼翁是个聪明而有教养的医生，他受启蒙时期思想家的影响，拥护共和派自由主义观点，是个伏尔泰主义的信徒。他关心贝尔的成长，培养他的爱好，养成他阅读法国古代经典著作的良好习惯，并给他讲述古代英雄故事。在外祖父的教导之下，还在少年时期，贝尔就读完了卢梭的作品。这些作品培养了他尊重人民，同情不幸者的感情。他在《亨利勃吕拉》这本自传体的作品中写道：“阅读《新爱洛绮丝》，和其中圣普乐的好心肠都使我感动得成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少年时期的贝尔，曾以兴奋的心情目送沿着格勒内特广场经过他家门口的共和国的士兵。在共和党人胜利的那些日子里，他还自己缝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独自在他住的那所大宅的空房间里举着它，当他的旗子被撕毁时，他觉得自己就像是殉国的烈士一样。他酷爱自由，当他看到“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时，竟感动得落泪。

15岁时，他专心学习数学，他认为数学有无可争辩的精确性，同时拿破仑把数学运用于实际的炮兵战术并每每获胜，也大大地刺激了年轻的贝尔对数学的爱好和钻研，对他日后世界观的形成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有一定的影响。16岁时，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的第二天，他去巴黎求学，第二年，就投入了拿破仑的部队，从此追随拿破仑，只是在后来由于热爱艺术才短期离开过。拿破仑攻入意大利时，贝尔不在部队，他的亲戚来信约他到意大利，于是他立即前去，从未学过骑马的他在日内瓦他骑上亲戚留下的一匹病马，仅花去两天时间就追上的拿破仑的远征军。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拿破仑将军”。他参加了马伦坡战役，这为他日后在《巴马修道院》中生动地描写战争场景提供了生活基础。在意大利他接触了艺术，从此受它的影响。1812年28岁时，贝尔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他亲眼看到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熊熊大火，接着又经历了拿破仑的溃败。1814年，拿破仑帝国倾覆，路易十八在欧洲反法联军的刺刀下卷土重来，波旁王朝复辟。贝尔的军人生涯随着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他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官吏的希望也烟消云散，他曾流着泪说：“1814年4月我和拿破仑一块下台了。”《红与黑》里的于连也想以军功建立荣誉。

对拿破仑的崇拜持续了司汤达的一生，他写过很多《拿破仑传》。在拿破仑被囚到小岛上时，他还在一部传记中写了给拿破仑的致辞，他的临终遗嘱也写到：“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拿破仑。”

另一件事是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他追随拿破仑的最初的在意大利的两

年，意大利的音乐、绘画强烈地吸引了他，甚至超过了拿破仑对他的吸引。司汤达一开始并不写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发表时43岁，《红与黑》出来时他已近50岁。他写过很多音乐家传记、绘画史等（参见教材）。拿破仑失败后，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也没有投机钻营在复辟王朝中弄个一官半职。他开始转入艺术生活，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文艺评论家和作家。从此，他侨居意大利，直到1821年被逐。

司汤达的写作具有南欧人的激情，他是一位具有意大利气质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意大利的异国风情。他的意大利气质表现在：①他的作品中有着大量的意大利的题材，以及对意大利的深刻了解和对意大利的一系列问题的独到见解，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有关意大利艺术的评传中，小说中也是这样。从他的作品中，人们可看到这个民族的光辉的历史、辉煌的文化艺术传统、民族心理特征、人民所蕴藏的激情、力量和无限的创造才能，同时也找出了这个民族衰落的原因。最能体现他对意大利民族理解的力度的，是长篇《巴马修道院》和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巴尔扎克说：“意大利没有自由，意大利唯一可以写好的小说已经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好极了，这部小说就是《巴马修道院》。”②作品人物的意大利性格特征。司汤达部作品的核心就是描写人的激情、力以及在激情和力的驱使下对幸福的执着的追求；而在司汤达看来，世界各民族中最能体现他这种“激情”、“力”、和“幸福”观念的，不是英国、德国、俄国，也不是他的祖国法兰西，恰恰正是他理想中的第二故乡意大利。他认为意大利的男男女女不仅充满激情，而且他们已经找到了谋求幸福的最确实、最直接的途径。因为意大利人的气质，比之法国人更富于“冲动”，更加“精力充沛”，激情满怀。司汤达笔下人物的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表现为彻底不信教的不慕虚荣、充满激情、追求真诚和特殊的审美能力。这些性格特征，不仅表现在意大利血统的人物身上，同时也表现在非意大利血统的人物身上，如法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俄国人等。③意大利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征。在艺术风格上，司汤达也深受意大利艺术的影响，尤其是19世纪意大利浪漫派文学和意大利绘画、雕刻和戏剧的影响。梅里美说，司汤达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对绘画和雕刻艺术的“形态”没有灵感，对于“色彩”也缺乏天赋的鉴赏力，只是常以戏剧性的意图去鉴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绘画和雕刻，他所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关于绘画和雕刻的艺术，而是从中获得艺术创作“神韵”的启示，并把这一启示运用于他的小说创作。不过梅里美没有指出，司汤达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理解，是与他这位心理描写大师对人心的细致的观察分不开的。司汤达认为，绘画的线条和色彩，人物的形态和服装的式样，就像文学作品中的环境、人物外貌描写一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写出人物心灵的细致变化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在绘画上，最能看出来的就是画面戏剧效果的“动态”的美，和人物的情态的细微变化，热情流露。这一点在《巴马修道院》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对意大利的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的研究是司汤达异国情调的主要内容，

这样不仅使他创作出许多以意大利为题材的作品，同时也使所有作品的人物都富于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和艺术风格上的意大利浪漫主义的色彩，这在19世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他在他的遗嘱里就写：“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恋爱，生活。”

《法尼娜法尼尼》是个短篇，背景是意大利复辟时烧炭党人的活动。法尼娜是贵族小姐，爱上了一位地下党员，她认为事业分割了她的爱情，向政府告密，当局抓走了所有人。她找个借口把情人留了下来，情人知道后愤怒地和她分手，走入监狱。从这可看出意大利人的激情，即使是贵族小姐也是这样。

《巴马修道院》出来后并无反响，只有巴尔扎克对它青睐有加：“这是现代的巨匠，只有生活在19世纪的马（文艺复兴时的政治家）才能写出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在政治描写上很见功力，非常出色（司汤达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很强，在《红与黑》中他借出版商之口说：“若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这句话既然是作者为作品的内容作的提示，又反映了他现实主义的创作观）。这是一部反映1769年至1830年意大利北部反对“神圣同盟”统治，争取自由幸福的作品。小说中主要有两个人物法布利斯和他的姑妈吉娜。法布利斯开始崇敬拿破仑立志为社会服务，而最后被迫从事教会事业。当代有评论将他与于连相比，在家中与父兄关系非常紧张；都崇拜拿破仑；都遇到了王朝复辟，路被堵死；都违心去从事教会工作；都犯罪，被关进监狱，并死在狱中；都有堂璜的特点，很美。与于连的不同是于连更老谋深算些，法布利斯出生于贵族集团，是私生子，而于连出生在低贱的贫民阶层，这导致他们对社会的姿态不同。女主人公吉娜是法布利斯的姑妈，是个有激情又有理性的女人，作品中写她对侄子的爱特别有感染力，超越了一般的姑侄关系，但又不是乱伦。司汤达写过一本书《论爱情》，他自己一生未婚，却有很多情感经历，吉娜很有才华，相貌、性格都很有感染力，她非常理解法布利斯，以她的地位、智慧去保护法布利斯。司汤达笔下的人物都有意大利人的“激情、冒险”，吉娜就是典型之一。作品中写到了滑铁卢战役，就其描写的严谨、真实，不带任何浪漫主义色彩的点缀来说，在描写战争的文学中是独具一格的，滑铁卢的场面是脍炙人口的生动的画面。托尔斯泰曾对巴黎的记者说：“我再说一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是司汤达。”

《红与黑》，在它诞生的那个世纪没有人注意到它，左拉、雨果都否定了它，写作风格与那个时代不同。20世纪给了它新的评论。我国建国以来几次进行热烈的讨论，60年代上演电影，《人民文学》发起讨论，引起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于连是个英雄。他同情受压迫人民，憎恨统治阶级，审判台上的发言是他的宣言，表明他的反抗。另一种意见认为于连归顺复辟王朝、背叛了自己阶级，认为于连是蔑视人民的，去市长家任职（做家庭教师）说不能与仆人同桌共餐，在神学院中表现出对农民子弟的仇视，并参与保皇党的

活动。在神学院里表现虚伪，审判台上的发言是挤不进社会的怨言，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文革后期76年，《红与黑》作为被解放的世界名著的第一部出版，江青很喜欢这本书，毛泽东看于连,江青说：“《红与黑》应该是不朽的，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一定地位。”当时作为反面教材来读，把于连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真正的自由讨论是在80年代中期，讨论他的仕途及情感问题，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接纳了他。作为悲剧的英雄，个人奋斗的失败者，“他真的靠奋斗，而不是靠施舍。”

作品的题材来自一个真实的案件，27年，作者的家乡伊泽尔省勒诺布尔市处决了一个杀人犯，事情的经过是：该省北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马蹄匠的儿子安托万贝尔泰，颇有天才，一度进市神学院学习，因病停学后，被一乡绅聘为家庭教师。但是他与乡绅的妻子发生了暧昧关系，不到半年就被辞退。他到另一家任教不久，又因风传他同这家小姐有不正当关系而被解雇。他怀疑流言是第一家夫人所为，决心报复，在教堂前对她开了两枪，结果被处决。作者认真了解了这件事，并进行了实地考察，二、三年后完成了《红与黑》（1831）。作品起初的名字为《于连》，出版商建议他改个名字，就成了《红与黑》。“红”、“黑”是什么意思？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曾这样解释，认为“红”指拿破仑军队军官的服装，“黑”是指修道院的黑色道袍。于连开始时追逐拿破仑，后来被迫弃红着黑，进入修道院。“红”与“黑”是形象的比喻，“红”象征着拿破仑火热的、奋斗的发展、创造英雄的时代，“黑”象征着卷土重来的王朝复辟时期教会、贵族势力，社会陷入压抑之中。西方对“红”与“黑”的理解更多着眼于于连的个性、对荣誉和爱情的追求。于连有幻想、报负，这是“红”；由于社会环境他变得庸俗，精神世界变得阴暗，这是“黑”。

作品的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它就在提示我们原材料来自一桩情杀案，但经过作者加工已变成一部社会小说，法共书记阿托贡说：“这是部政治小说”，也强调作品中有强烈的政治内容。

我们从政治生活、于连其人、写作特色三个方面来看：

政治生活内容，作者为人物活动提供了三个具体的场景：维立叶尔——于连出生、成长的地方，他踏上人生之路的起点；贝尚松神学院——充满伪善、阴谋、罪恶环境，于连人生之路的第二站，巴黎莫尔侯爵的府邸——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环境，于连人生之路的第三站。作者通过这三幅中心场景的描绘，既生动展示了于连生活的复杂性，奋斗的艰难性，也逼真地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严峻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风貌，同时也让人物在这典型环境中生活，深刻地揭示于连悲剧的结局的必然性。维立叶尔是小城市，资产阶级统治，作品开篇就是“有利可图，这代表了维立叶尔市3/4的思想”，写出了资产者的特性。在这个场景中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德瑞那市长，一个是平民寄养所所长哇列诺。哇列诺书中写：“这是没有被当场抓住的偷儿”，自从哇列诺“照管贫苦人的救济事业以后，他私人的产业顿时增加了

两倍到三倍之多，这是怎样的公开的贪污，这是怎样卑鄙的荣耀呀！”“他赚钱甚至赚到最悲惨的孤儿、弃婴身上去了”。他非常卑鄙，与市长争权，最后就是由他宣布于连的死刑。他对市长夫人早就垂涎三尺，却不得手，而他认为很下贱的于连却做到了，这使他非常嫉恨于连，他善于钻营，我们可以看到他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四年时间他由所长——市长——省长，而且还在争取做议员。他让人感到憎恶，德瑞那市长让人感到可鄙，两人都没有信仰，德瑞那“作为市长唯一的才干就是收讨他人的欠债，而自己……爱财如命。”他发现妻子与于连有了私情，一开始气得要离婚，甚至要杀死于连，但他很快又闪现一个念头，她的妻子将有一大笔财产要继承，念及此，他的“妒恨一下子就消失了”。于连表示不要工资，只要求他给于连写一封品行优良的证明，他激动得流着泪拥抱了于连。让人最感到可怕的是于连的父亲，于连小时，他认为于连瘦弱不能挣钱，很不喜欢他，听说市长愿聘他做家庭教师，立刻就很兴奋。对于连说：“你该还我的赡养费了。”于连上断头台之前，他来探监，却无一点恻隐之心，劈头怒骂，作品中写于连也不伤心、悲哀，他说对父亲说：“我有存款。”一听这话，父亲立刻停止了鼓噪。这不禁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名言：“资产阶级撕开了罩在家庭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共产党宣言》是在《红与黑》发表20多年后才出来的。宗教是王朝复辟时的另一股力量，贝尚松的神学院的描写是作者最满意的，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于连在神学院的章节。对教会作了不遗余力地揭露。站在黑漆漆的神学院的大门口，于连两腿发软，认为这即是人间地狱。而且作品中写于连的伙伴们，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这里到处“充斥着答尔丢夫，集聚着一群豺狼”，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权势的、物质的诱惑，这点从贝尚松新来的代主教就可看出来，他来贝尚松12年后，成了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在神学院暴敛财富。教会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一方面引诱，导致神学院的权势之争的状况。还有一个细节，相对比较正派的院长彼拉被于连的假象所迷惑，很看好于连，他被权势之争挤下后，于连也受牵连。本来他考试一直名列前茅，但有一次却从第一名降到198名。在巴黎这个场景，作者对贵族的精神、生活状态做了描写，写出复辟贵族灭亡前的恐惧和疯狂。波旁王朝复辟15年，这15年中的旧贵族处在惶惶不安中，“那些贵族是那么害怕革命党，看到革命党就象看到罗伯斯庇尔和他驾来的囚车”。木尔侯爵明确意识到“我们的教会和贵族明天就会被消灭”，他们对现实认识得很清醒，“唯有死斗而已”。也由于这一点，司汤达还写了贵族的另外一个状态：醉生梦死。贵族的生命力已经耗尽，特别是年轻的贵族已呈现出“灵魂的早衰”，玛特尔小姐是贵族小姐，选择爱人时却选择对立的阶级——于连，这说明那些贵族们已对本阶级的异性失去了感召力，形象地揭示了贵族的没落、衰朽。作品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统治发生怀疑，它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人物（于连）：司汤达作品的政治性很强，他认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必须谈政治，但作者在强调政治的同时又有一个意识，他认为政治进入文学很不好。政治“是拴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用不到半年就会把它淹死。政治在趣味无穷的想象中间，就象音乐会中间的一下枪声。这响声刺耳朵，却没有力量。它和任何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会无可挽回地冒犯一半的读者，而使其余的一半读者感到乏味，因为他们在早上的报纸里已经看到过那种相比之下要专门得多，有力得多的政治。”《红与黑》大谈政治，却未使读者乏味，原因在于不仅作品本身写得富有感染力，而且更写出了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于连，使作品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对于于连，我国早期的讨论总想给他定性：英雄？非英雄？其实真正感染我们的是于连短暂的生命过程本身。于连其人，从基本特征来看，外表内心反差很大，很不统一，当代研究认为他是个精神分裂者。德瑞那夫人第一次看到他时（可详细读一读她的感受），她认为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于连是不是个女孩子，他特别地清秀文弱，内心却充满很强的精力、意志、激情，还有过人的智慧，他天资很高，作品一再强调“于连有超人的记忆力和卓绝的聪明”。他出生在锯木场场主家庭，“我的父亲从我在摇篮里就恨我”，他童年就失去了母亲，父亲给他一个没有家庭的童年，作为小儿子（他有两个哥哥），备受歧视，备受凌辱。做家教时，有了高收入，却还被哥哥打了一顿。另外，从社会环境来说，他14岁王朝复辟，由于他出生平民，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参政的权利，社会地位又很低贱，这些使得于连过早地尝试了人世的冷酷与屈辱，使意志、个性极强的于连有很大的反应。他的内心充满戒备之心，充满愤愤不平之气，（因为他很聪明），这些反过来又都刺激了他要改变现状，报复给他困境的人。这样，个人奋斗的意识很早就产生了。还有小时候，在拿破仑军队当过差的一个老军医常给他讲以前部队的故事，使特别他崇拜拿破仑，①拿来破仑当年与他一样卑微、穷困、靠个人奋斗、军功做了世界的主人。拿破仑在他眼里是个人奋斗的典范；②拿破仑不仅自己成功，同时为出身低贱的平民开辟了晋升之路，开辟了发展之路，因而，于连很早就想追随拿破仑，步其后尘。③于连崇拜拿破仑，还不只是看到拿破仑的发迹这一表面现象，而是要象拿破仑一样，凭一己之力，负起拯救社会和人类的重任。于连所考虑的是“自己的荣誉和人类的自由”，他时常从拿破仑的回忆录中的所汲取的是“对于宇宙的一切观念”和“一切事实”。14岁时，拿破仑倒台，把于连的追求彻底毁掉。但是由于他很早时就把成功看得比生命重要性，因而他不会就此消沉，而是在找其它出路。后来果然被逼走上了另一条路。

19岁时，于连走出家庭，进入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社会，他非常聪明，有过人的记忆力，能把拉丁文的《圣经》倒背如流，这样，西朗神父介绍他去做家庭教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阶段。得知这一消息，他首先的反应是，“我不愿做奴隶”，虽然一听到这消息他立刻心跳加快（因为可以摆脱家庭）。

他又要求“吃饭的时候不能和仆人一道同桌共餐”，这显示了他的自尊。于连本能地站在他所在的阶级立场上与对立阶级不合作。德瑞那市长有一次斥责他，他说：“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他不屈膝，哇列诺请他吃饭，想到没饭吃的平民，他一大滴眼泪落了下来：“我以后要成功了”此时他的正直、单纯很突出。在他与德瑞那夫人交往中，他决定要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为此他斗争了一整天，那时，他还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一个有预谋的行动，要报复看不起他的那个阶层。第一次幽会回来，他认为“昨夜里只是完成了一次胜利，并不能感到愉快”，他要去羞辱那个阶级。在他的人生的第一阶段，他用明的暗的行为与对立阶级保持着明显地对抗。第二阶段，在他走进神学院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有很强的适应环境利用环境的能力，进神学院大门时他有强烈的恐惧与抵触，进去之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但到后来，他意识到“在这个狼的世界里，必须把自己变成狼，以答尔丢夫的办法去对付答尔丢夫的办法”。作出决定后，他每一分钟都假冒为（不是“伪”）善，变得非常虚伪，他的行动只是一连串的虚伪，根本不信甚至是憎恶宗教的他，却变成最虔诚、最勤奋的学生。他也叹息：“这么做是多么大的困难啊！”但仍然坚持不懈，在特别辛苦地得到彼拉院长获许让他做辅导教师之后，他欣喜欲疯，作品里写“快乐得发疯了”，本来在拿破仑倒台后，他失去了目标，失去了进取之路，现在他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此时，他的心理活动很多，“好多红衣主教出生比我还低，却比我有权”，“我知道选择我这时的军服”，“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我可能是个军曹，在教会里我可能是主教”。他认为自己适合这里，这时的他已背叛了初衷，以前的不平、对抗被冲淡，新的更大的成功在召唤他、鼓舞他。第三阶段，彼拉被排挤后，于连也受到牵连，彼拉将他带到巴黎，做了复辟王朝的重臣木尔侯爵的秘书。人们认为他是从粪坑里上来的人，他感受到四面而来的目光都是对他的抵制和蔑视，在神学院里淡化的对抗意识又被激起。他以冷淡抗击冷淡，以轻蔑回答轻蔑。木尔侯爵想收降这个对立阶级的优秀人物，就给他一个殊荣，让他和自己家人一起吃饭，却没有想到遭到了拒绝。这种冷淡更表现在他对玛特尔小姐的态度上，玛特尔小姐美貌、年轻，于连却无视她的存在。这些方法引起了特别强烈的效果，贵族们说：“这个人不是生来下跪的。”虽然他们恨他，却没有人敢轻视他，他在成功的防卫的同时也有效地打进这个社会，做了一个角色。他工作出色、勤勉、谨慎，对木尔侯爵不伤自尊的恭维；他的记忆力、聪明都博得了主子对他的更加器重，木尔把儿子一再要的一枚勋章给了于连，他受宠若惊，决定“我将遵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意志行动”。在此以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服务、效力，全身心地付出，还顺理成章地利用了玛特尔小姐的感情。侯爵不愿招平民女婿，但玛特尔小姐怀孕，于连以既成事实使木尔侯爵同意他们的订婚，并接受了侯爵为他编造的身世：是拿破仑放逐在一个深山的私生子，又给他一万法郎、一块领地、一队骑兵。“于连再不能控制自己的狂欢，他看到自己被承认了”，

“刚刚做了个中尉，已在盘算至迟在30岁能做司令”。他的野心被大大地激发。但一封信使一切毁于一旦。木尔侯爵通过神父诱逼德瑞那夫人写了一封揭发于连的信，木尔侯爵借故毁约。愤怒中的于连从巴黎赶回维立叶尔市，对他唯一爱着的女人连射两枪。第四阶段，死囚牢。此时的于连对英雄主义已经厌倦，野心在他心中死致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于连在进行深刻的反省，或者说对人生有新的觉悟。他终于看清自己的幻想是多么地虚妄，对他的惩罚正是对他那个阶级的惩罚，以便彻底打消他们跻身上流社会的梦想。他否定、蔑视现实，不愿拿生命与这样的现实交换。他有一种人生顿悟，也可理解为有一种自戕的意味，“哀莫大于心死”，这些理解都可以，或者说这些成分都有。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尔小姐为营救于连多方奔走，本来是有机会可改判的，但于连却拒绝了，并在最后的审判中作了发言，对贵族阶级作了尖锐的批判。到这里完成了他短暂的人生。

性格；于连走入社会后，对社会始终持复杂的姿态：蔑视、憎恨，但又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与社会对抗的同时又有妥协。这些始终交织在他走入社会的每一个阶段。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由于他的野心，于连野心的产生从他的出生分析我们可找到土壤，有评论说：“世界上许多罗伯斯庇尔都是在某一时期，由他们身受的屈辱所造成。”于连也是不幸的童年的产物，作品写“于连常被自卑的感情弄得十分困苦”，他并不意识到自己对女性有那样大的吸引力。过多的伤害使他深受自卑的煎熬，他要成功，很重要的就是要摆脱自卑；还有冒险的冲动、强烈的意志与天赋的激情、聪明也加深他的冒险的意识，二者结合起来，他强烈地想要改变现实。他的野心有很大的功利的成分，正是这种功利的成分使他在实现野心时完全不考虑道德尺度，“假装为善”只是困难，却没有良心的谴责。

对于女人，对玛特尔小姐，从认识到被关入囚牢他从未动过真情，对她只是征服欲、占有欲。书中有一节“夜半一点钟”，玛特尔小姐主动相向后反复无常，为了打击她的反复无常，于连设计帮别人抄情书以刺激玛特尔小姐，玛特尔再也受不了，求于连不要冷落她，昏倒在于连面前。于连说：“看哪，这个骄傲的女人倒在我的脚下。”冷酷得让人不寒而栗。在牢里，玛特尔小姐来看他，他感到很厌烦。他与德瑞那夫人，一开始确实是出于理智，但开始几天之后，就疯狂地陷入到爱情里，从贝尚松到巴黎的途中，他冒死去看德瑞那夫人，最后的日子，他只有一种悔恨，恨自己向她开枪，时常回忆两个人在一起时的幸福。于连对她们的态度不同与她们两个自己有关，于连执着、内向、不易动情，一旦动情则一发不可收拾。他与德瑞那夫人先发生感情，德瑞那夫人虽比于连大十多岁，但她却很单纯，她的精神世界里没有等级、财富的观念；另外，她又成熟，懂得什么是爱，怎样去爱，在于连之前她爱上帝、孩子，她把对上帝的敬爱与对孩子的宠爱都给了于连，这种感情对任何人都有感染力，都是无法抗拒的，对细腻、敏感的于连更是如此。玛特尔小姐从未爱过，在她的世界里她就是中心，她唯一爱的就是她

自己。她被所有异性注视时，却不被于连注视，她很好奇，想要征服于连只有主动接触他，她一贯受人宠爱，主动的行为又使她受不了，所以反复无常。这又使于连认识到她是把他作为对立阶级的。

于连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最常见的个人反抗社会题材的中第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他五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和悲惨下场都与社会经济、政治、阶级矛盾紧密相连。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他周围的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动地构成了法国社会的真实画面。司汤达说：“在当时的法国有20万个于连。”“只是因为有个炮兵中尉当了皇帝，并且把3000个每年靠3000法郎收入生活的普通人提到上去，所以全体法国人都滋生出疯狂和必然要使你倒霉的野心。”当时的年轻人都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成功，于连的形象就有了时代性。

另外，当代评论认为，司汤达“在写这个人物时表明司汤达是第一个当代人”，他对于连的理解和当代人的感受很接近。比如，①于连是个异乡人，始终有飘泊感，不能和周围和谐相处，常处于彼此陌生或对抗的状态——这也是20世纪初的异乡人的形象。②还有一类形象，即性格分裂的形象、二重人格的人。于连也是小说中第一个“真正分裂的人”，他蔑视周围一切人，自视资质优异，骄傲、自负，同时又常被极端自卑的感情所煎熬；有时特别勇敢，如面对玛特尔小姐、德瑞那夫人的行为，但行为发生之前的心理又是那么脆弱，而完成后，心沉浸在幸福里，因为一个可怕的矛盾结束了。③再有，于连拿破仑时代尼采超人思想的实践者，于连有很大的权力扩张欲望（此处“权力”是指自我扩张，自我实践，一种强行入世的愿望，尼采的“意志”即“欲望”）。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说：“司汤达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奇遇之一。”他认为“他具有先知的哲学家的眼光，这种眼光确实可贵，它对事物的理解力使人想到最伟大的大师”。这些最新研究使于连这个形象有了超时空的意义，于连所接触的冲突在阶级社会里都会不断地发生，才智很高的年轻人迫切地要实现自我，在等级社会里讲究秩序，讲究上下尊卑、先来后到、论资排辈，而这些人的追求与这些规则不吻合，冲突就必然要发生，这些人是作为个人与社会冲突，因而注定要失败。司汤达说：“这个人是不幸的，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社会的维持和存在应该有些秩序，但确实阻碍了人性的发展。——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呢？

艺术上（课件）作者不是太追求，尤其是与福楼拜相比较，他说：“关于写小说的艺术，我从来没想到过。年轻的时候，我也写过一些小说计划（提纲），可一写计划我就感到乏味。我想的是第一要真实，第二象心里想的那样清楚。”他有个预见，写《红与黑》时是1830年，法国文坛以雨果为首的那批人把浪漫主义炒得非常热闹，司汤达写与他们炯然不同的小说，他知道是会不讨好的。他说：“我想，1740年的光华、流畅而又空洞的风格到1880年将十分龙钟。”雨果后期写的《悲惨世界》风格大变。司汤达对艺术不做有意识的追求，但还是有一定的成就，①叙事方式是古典文学的一个范例，

用因果关系逻辑顺序来叙事，于连的生平作为贯穿线，展开层层的内容，以清晰的时空定位，叙事完整，中间富有戏剧性的跳荡、转折（两次爱情经历），四个典型场景构成人物命运的过程，取材也来自现实。②人物刻划取得很大成功。第一，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他写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第二，心理刻划，用笔很充分，写人物外形、语言及外部动作都很简单，作品中大量的是人物的内心活动。在当代他的作品特别受到关注这也是一个方面。从他留下的书信日记看，他自己就有自我分析的热情，他的《论爱情》是心理分析的专著。古典作家中，尤其是巴尔扎克，他的人物总是匆匆忙忙地在行动。

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在司汤达出生16年后，巴尔扎克诞生。巴尔扎克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也是世界文学史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巴尔扎克的生平资料比较单纯，他的人本身和他的作品对研究者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法国泰纳说：“这个人是一个世界。”波德莱尔（19世纪中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家，著有《恶之华》）说：“他是《人间喜剧》诸多人物中最奇怪最滑稽、最有趣也最虚妄的家伙。这个肥胖的家伙浑身上下洋溢着才情和虚浮，他有那么多优秀品质和平庸，要想对他扬长避短，总令人提心掉胆、踌躇不前，唯恐顾此失彼。”（很困难。人们在夸罗丹时经常好举一例，人们请他为巴尔扎克塑像，他认为这很困难。罗丹并不是专门刻划美人，还也刻划老妇，但塑造巴尔扎克不仅在相貌，因巴尔扎克身上还有很世俗平庸的东西，罗丹就把巴尔扎克的眼睛雕塑出超出一般的热情和智慧）。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讨论巴尔扎克、司汤达时把他们全列入浪漫派。

20世纪现代派盛行后，人们对巴尔扎克有些异议，认为他的写作已经过时，或者说他把这种写作达到极致，要想创新须另辟蹊径。70年代，美国一个快报作出调查发现，爱读巴尔扎克的人占69%，比任何一个现代派的、古典的都要多。

其人其事（1799-1851）：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都尔（与拉伯雷相同）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上务农，父亲到巴黎从政、经商，家道富足。他的父亲51岁时与银行家19岁的女儿结婚，巴尔扎克作为长子，童年很不愉快，他自己说：“童年是很多人都不曾遭受的最可怕的童年。”他出生后被送往乡下，由奶妈抚养，8岁时被送到学校读书，8年后出来时形容枯槁，神情恍惚。17岁时按父母的意志进入大学读法律，3年后放弃专业要当作家。具有坚强意志的父母第一次在他坚定的意志前作了让步，约定给他2年时间去尝试，这期间给他最低的生活费，如果成功了就一直走下去，失败了还得回头重学法律；如若一意孤行，就不再管他。母亲帮他找了一个小阁楼。8个月后拿出一剧本，即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后来由于大仲马戏剧成功的诱惑，

他一直想写戏剧，却一直未能写出）。他把手稿读给亲友听（这也是他创作的一个习惯），但所有人都听得昏昏欲睡。父母把他的剧本拿去请教一个教授，教授说剧本没有价值，作者也没有才华，没有发展前途。父母想把他拉回来但没能成功，2年后就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援助。以后8年的时间，巴尔扎克为了生活，剪辑报刊上的事，写成传奇故事、神怪小说去发表，混稿费，这实际上也是剽窃。所以一直用各种笔名。他出名后彻底否定这些作品是他的手笔。十年的生活使他的作品风格不简练，但是练就了写作速度。

1829年，巴尔扎克以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朱安党人》进入文坛，然后，以不到20年时间完成了一个文学奇迹（他在48年以后就不能写作了，身体垮了），将近100部，原计划定三、四千个人物，后完成2700个。他完全是一个人写作，没有秘书（大仲马、歌德都有秘书，大仲马有自己的写作班子），戈蒂耶（原与雨果一起搞浪漫主义，后转向唯美主义）说他：“从工作室出来时，浑身冒着热气，象从锻造室出来的火神。”他曾经有一个秘书，但不能适应他的工作。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4小时，3天能用完一瓶墨水，10支凭鹅毛笔，《高老头》是用四天写完的，《幻灭》三部曲8天写完第一部和三部的题纲。他用以维持工作精神的就是咖啡，巴尔扎克活在5万杯咖啡上，也死在5万杯咖啡上。咖啡使他爆发出超人的能量，但提前预支了他的生命，他的父亲活到98岁时还为感情问题上法庭，他却在51岁时就去世。戈蒂耶说：“我们惊异之下，也不禁要问，是哪一个人搬动了这样一个巨石，把整个装着乱哄哄的社会的巴别塔造得这样高。”（巴别塔，是一个典故。传说中富庶的巴比伦人想造一个通天塔，上帝发现了人类有这样一个妄念后，就把造塔的人的语言弄乱了，使他们彼此无法沟通，这样，塔就造不下去了。后来，“巴别塔”就指巨大的神奇的工程），左拉的写作也没有他这个量。1829年起他用真名发表作品后，写作态度很认真。他一生缺钱（有人说他一生有三要素：金钱、女人、咖啡），这使他很头疼，他到死还欠债20万法郎。有一次有一个出版商把他未修改的稿子拿去出版，他非常生气，借钱与他打官司。他写作最急时也是最没有钱时，经常在校样上进行修改，这又要付校样费。窘迫的经济使他困难使他赶快送去出版，送去后又不满意。因为经济他还经常经商，泰纳说：“创造的金钱与买卖的史诗。”这种创造依赖于他经商的经历，他经商一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一是冒险的冲动。丹纳说：“巴尔扎克的一生是现代事业中冒险事业的典型。”他做了很多商务活动，为了发财致富，改变家庭经济的困境，他又先后办过报纸，做过出版商，开过印刷厂，经营过房地产，甚至还准备开采一个从古罗马时代起就一直废弃的银矿。但是，巴尔扎克的这一番努力不仅没有获得成功，反而弄得债台高筑，拖累终身，每一次都使他惨败。但每一次稍有些钱，他又去经商。他经商的冲动大于写作，并且他喜欢享受，但品味又不高。乔治桑到他刚修好的房子里去，却很不喜欢，觉得搞得象一间女人的卧室，是粉红色的色调。他的打扮也像贵族，很粗俗。对他的欠债，他说：你要欠债就欠得多多的。他还有一

过人之处，债主逼得最紧时，也是他佳作迭出时。《贝姨》是在他最窘迫时完成的。经商的经历给他提供写作的素材（巴尔扎克的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使他熟悉各个阶级主要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特别是由于经常和高利贷者打交道。使他对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为日后《人间喜剧》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失败又刺激了他的写作。斯蒂芬茨威格说他与女人的关系“换情妇比换衬衫还勤些”。他完成一本书后会休息一下，这时的他就在情场上。巴尔扎克的初恋是柏尔尼伯爵夫人，巴尔扎克23岁时与她相交，此时的她49岁，是9个孩子的母亲。巴尔扎克的母亲性格不太好，对孩子缺乏关心，巴尔扎克自己评价她，“我的上帝在人间，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她又是我的朋友、家属、顾问、伴侣”，“她象姐妹，没有她我早已死去了”。巴尔扎克第一次经商失败，柏尔尼夫人拿出9万法郎帮他填补债务，巴尔扎克作品中来自上层社会的资料也由她提供。她守护了巴尔扎克的青年时期，也指导了他的成熟期。还有一个是韩斯迦夫人，她后来成为巴尔扎克的夫人。她是波兰裔的俄国人，1830年，巴尔扎克小说里最有魅力的女人是30岁的女人。她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写信给他，感谢他写认真地女人。巴尔扎克给她回信，两人通信达十多年，这种关系非常复杂。巴尔扎克向她求婚她不同意，却仍要保持这种关系。评论对她的评价不太高，斯威格说：“这个女人觉得被一个著名作家所追逐是个骄傲。”（在上个世纪末她的侄女为她作了不少辩解）。她在女儿死后，要求巴尔扎克到她那里去，这时巴尔扎克已经50岁了。巴尔扎克本来身体就不好，再加上俄国寒冷的气候，他们回来的路上巴尔扎克就生了病，在他们婚后6个月巴尔扎克死去。巴尔扎克本人对她也并不是一往情深，二人在书信中经常打仗，说巴尔扎克与某个女人关系怎样怎样。巴尔扎克年轻时就想娶一个富孀来解决他的经济问题，一个为钱，一个为名，17年的书信往来却没有爱情的成分。

政治观（世界观）：复杂（二重性）。①对贵族的态度上，巴尔扎克认为他们肯定要倒台，完全没有前途，但他在1830年又加入贵族党（保皇党），他说：“我在一种永恒的思想照耀下写作：宗教和君主。”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写出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画面，但与此同时，他为这个必然崩溃的社会谱出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贵族有同情也有嘲讽，而且是空前的尖刻、辛辣，正如恩格斯所说，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他嘲讽他们的不识时务、打肿脸充胖子。日常生活中，平民出身的巴尔扎克在名字前加个“德”字，奥诺利德巴尔扎克。从这可看出，一方面巴尔扎克有俗气的一面，暴富的资产阶级弄出自己的家世，就如于连；另一方面，面对资产阶级带来的社会风气的拜金思潮、人伦丧失、人情寡淡，他认为传统的道德原则对风气的改良会有意义。他对贵族的人伦关系非常欣赏，认为可抑制现在的物欲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