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尚通脱”的惊世骇俗群体，他们独立特行而随情任性、无拘无束而消遥自在、恣肆癫狂而独得其乐，正统的儒家训导成了他们的耳边风，礼教习俗成了他们的多余，功名富贵被他们看谈，毁誉生死被他们堪破，醉酒和清谈是他们的人生第一要务，只一个顺其自然，循其本性。然而他们又并非市井无赖，愚钝顽徒，他们都有着较深的文化根底，他们谈玄论道驾轻就就熟，口灿莲花妙笔生辉，有的还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过令人敬仰的宏篇佳构或妙曲精绘，后人称他们为“魏晋名士”。连劝告青年人莫读中国书的鲁迅也对他们刮目相看，以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长文来探究名士行为的原因。多亏一部《世说新语》，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才没使它们被历史的烟灰埋没，才让后人能够一睹名士风采。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是在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当然是名士者流。他于雪夜忽忆起友人，便兴致勃勃乘船前往，船行了一夜到得友人家门口，却是“不前而返”，因为他已经尽兴，没有必要再登堂入室，风雅得很。王子猷还有两个风雅故事：一个是他暂住别人家空宅，便急急忙忙在宅前宅后挖土种竹，有人讥他是多此一举，他却摇头晃脑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一是他乘船去京城办公事，见岸上有位吹笛的名士，于是当即停船把那位名士唤来船上，为他连吹三曲，他仍不厌足却不着一句评语，然后任其开路。公务肯定耽误了，但是王子猷觉得欣赏优美的笛声比忠于职守更重要。其实，王子猷当官也是当得莫名其妙，因为对于名士来说，官位可是不祥之物，是粪土。“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当了“骑兵参军”的官，却对所司何职，战马多少匹之类的职权内问题一问三不知，还引用孔夫子的话来跟长官恶搞。还有一次，顶头上司对王子猷说：“你任职这么久了，近期内我会提拔你。”王子猷却不表示感谢也不回答，而是抬头望着对面的山吟咏道：“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可见王子猷并不想当官，当官只是他游戏人生的材料而已。王子猷应当还玩过许多“游戏”，世说新语记不得那么多。

阮籍不但是名士，还是一个文学家，中国文学史有“竹林七贤”，阮籍便是七贤之一。魏晋名士都嗜酒，阮籍也难免，李白有诗云：“古来贤者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魏晋名士倒确实因饮酒而留芳。“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只因为有足够的酒，阮籍才去求步兵校尉一职，酒比官位更重要，嗜酒如命可见一斑。“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与猪共饮可谓闻所未闻，“诸阮”中当然有阮籍在。阮籍因酒而非礼的故事也有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共眠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醉后竟睡在人家的美妇身边，却是“终无他意”，可谓“君子好色而不淫”，虽然是喝醉了酒。阮籍不醉的时候也常常非礼，例如，阮籍的嫂子有一次回娘家，阮籍竟不顾当时的忌讳去送别，还和嫂子肩并肩谈笑风生走在路上，有人讥讽阮籍这一行为，阮籍的回答是“礼岂为我辈而设也！”。再就是阮籍丧母，有位叫裴楷的去吊唁，却见阮籍披散着头发盘腿坐在床上而不哭。裴楷倒是礼貌性的大哭了一场。后来裴对人解释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而且守丧期间，重孝在身的阮籍不遵礼数照旧饮酒食肉而“神色自若”，把孔子倡导的以孝治天下的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不但如此，阮籍还极端傲视权贵：“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不拘礼节，独立特行，被阮籍演释得确是淋漓尽致。

“竹林七贤”中还有个嵇康也很有名。魏晋名士都喜好相互品赏各自的容貌和气质，并且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嵇康身长七尺，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颂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可见嵇康是个美男子，大帅哥，并且风流倜傥。嵇康的才学也煞是了得，说是有个叫钟会的名士写了一篇论文，非常想要嵇

康指点，可是拿着稿子到了家门口，却忽然害怕嵇康对他的论文驳难，于是惊惶失措地把文稿丢进嵇家便逃之夭夭。嵇康还极其孤傲，不怕得罪人。有一次，还是那位钟会请了当时的贤才名流一起去见嵇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值“贤才名流”的拜访于不顾，只管自己打铁，也不与之交谈，其实是看不起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的假名士。有时嵇康也还是与名士交谈，却是讥讽挖苦，他是这样挖苦一个“名士”的：“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气量小狭！”先是假意奉承人家有大将军白起的风度，接着单刀直入：“可惜你气量太小！”。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则更有名，那是他视官位为污浊之物的宣言书，原因是“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山公——山巨源虽是好意举荐嵇康当官，嵇康却是一个不领情。孤高遭祸，嵇康后来的结局为此言作了诠释。嵇康有次去一名山游玩，遇见一位名叫孙登的道士，周游了数天，分手时孙登对嵇康说：“你才华高超，但明哲保身的本领还不够。”果然就出了事。“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有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嵇康当然是得罪了文王（司马昭）才惹来杀身之祸的，临刑时嵇康的视死如归却是悲慷慨悲壮，而对那首叫《广陵散》的著名古琴曲的失传，表现出无尽的惋惜，则更是一个文化人的应有品质，其孤傲也由此巍峨崇高。

一介武夫的王敦王大将军，似乎算不得名士，他是个乡巴佬，讲一口土话。有次晋武帝召集名士一起谈论技艺，他一无所知，但是他说他能打鼓，于是晋武帝便命人拿鼓来，王敦于是“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旁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王敦评价自己的性格是“高朗疏率”，还精通《春秋左氏传》，可见他并非文盲，且有较高的学问。并且王敦还能从文化的角度识人，他评价名士杨朗是“世彥识器理致，才隐明断，是为国器。”他评价名士王舒：“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和另一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在一起则是“相见欣然，谈话弥日”，然后感慨道：“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若无文化是说不出如此有文化内涵的话来的。“王处仲（王敦）每酒后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既豪爽又豪爽得有文化。王敦曾经沉溺女色，身体有些疲惫。朋友们劝他戒色，王敦爽朗地回答说：“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于是便打发家中的几十个婢女离开，他的当机立断戒色得到了大家的赞赏。“乡巴佬”王敦还经常闹出笑话：“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王敦娶公主为妻，生活档次来了个大提升，然而却是“乡里人进城无见识”，厕所内塞鼻要避臭用的干枣，他吃得精光，洗澡时，琉璃碗里盛着洗澡用的澡豆，他倒在水里喝了下去，还以为是干饭，虽是“纰漏”，却同样表现出王敦的豪爽和疏狂。大将军王敦后来起兵谋反，为推翻腐败的西晋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世说新语》记载下了他戎马疆场时的一些小故事，例如，有一次他和部下坐谈时，问起跟他一道起始谋反的好友周颖，却得知周颖已经被害，于是伤感不已而泪流满面。由此可见出王敦温柔和义道的一面，真实的王敦确是地道的名士一个。

王羲之是个大书法家，他的《兰亭集序》至今仍买得天价。不过，《世说新语》并没有提及他的书法，而是津津乐道他的名士风度：“郗太傅在京口遗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这就是有名的王羲之坦腹东床的故事，郗太傅也算得上是慧眼识珠，“逸少”王羲之虽是吊儿郎当，不像他的其它兄弟太把觅婿当回事，确是才子一个，所谓“是真名士白风流”是也。名士们对王羲之的评价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云和龙可是飘逸矫健之物，能当此称当然不是凡人，王羲之的书法便体现了他的去和龙的风度。王羲之却也不泛智慧和诡诈，说是王羲之还不到十岁时，王大将军王敦非常喜欢他，经常将他放到自己的床上睡觉，有一次有部下来与王敦商量谋反计划，睡在床上的王羲之恰恰醒来而：“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佯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造半，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于是得全。于时称有智。”如此小屁孩竟能如此随机应变而避免杀身之祸，其诡诈实堪与曹操匹敌。名士都有些高傲，王羲之也不例外，王羲之成年后当了个“会稽内史”的小官，有个叫支遁的读书人慕名求见，“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不与交谈。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

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已。”先是不与支遁交谈后“留连不已”，只因支遁确实有真学问，若是酒囊饭袋，王羲之定会一如既往不与交谈。

还有一个叫王述的名士，也是被王羲之向来看不起的人，王述晚年名望越来越高，王羲之尤其不服。王述的母亲去世，作为同僚的王羲之好多天也不去登门吊丧，后来去了，却不上前慰问，以此羞辱王述。二人从此结下深怨。后来王述提拔为州官，王羲之却仍是县官，便异想天开的要求朝廷把他管辖的县改为州，为此他遭到了名士们的讥笑，王述也以此为由来打击王羲之，结果是“右军（王羲之）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王羲之为自己的孤高和狭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惜可惜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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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禁

于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人也。黄巾起，鲍信招合徒众，禁附从焉。及太祖领兖州，禁与其党俱诣为都伯，属将军王朗。朗异之，荐禁才任大将军。太祖召...

王敦

(266～324)东晋初权臣。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士族出身，王导从兄，娶晋武帝司马炎女襄城公主为妻。早年任给事黄门侍郎，王衍荐...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魏晋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形成【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浅谈魏晋玄学

班级：中文系语教本132班姓名：黄全星学号： 130110102019 论文题目：《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黄全星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新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也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本文将就于玄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浅谈式研究，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这一哲学范畴中收获文学的启迪。关键词：玄学思辨文学影响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魏晋玄学,起源于魏正年间。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及社会矛盾问题开始日益显露，汉代儒家经学的衰落，也预示了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诞生。在法、道、墨等思想并起的过程中，经过学人不断地清谈讨论，得出了玄学最适合解释解决时局与理想问题的结论。玄学是在乱世中产生，它具有老庄思想中无为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全新地诠释。玄学在当时满足了魏晋时期学者、文人对于形而上学追问的渴望。所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二、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及主要代表人物（一）正始时期１何晏，重要著作：《道德沦》，核心思想：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圣人无情而有性。２．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核心思想：万物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言意之辨＂；自然名教，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二）竹林时期１．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核心思想：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声音和情感具有主客观的区别；明胆论，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２．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核心思想：阮籍反对虚伪的名

从魏晋名士看“名教”“自然”

从魏晋名士看“名教”与“自然” 自古以来，每当社会发生较大的动荡或者战争频发的时代，都是百家争鸣、思想激荡的时代。而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名教理论开始破产，“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但是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他们更多的是追求入仕从政，追求“名教”。因此，魏晋掀起了一股“名教”与“自然”的争辩之风。《魏晋名士风流》是以简洁易懂地描写魏晋时期的社会变迁和名士的思想、生活来叙述魏晋的文化的一本书，借用其编辑的话：“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名士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的可爱。本书从不同方面勾勒出他们的精神风貌，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书里分为三大篇：社会百态篇、生活情趣篇和思想灵魂篇。书中有这么一段引言：“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魏晋名士的独特群体人格精神。其主流价值取向的特征就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制；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这些特征固然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全盘吸收和继承的，但它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国古代士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其参照和借鉴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选择从魏晋的名士出发，以他们特殊的风流展示魏晋特殊的风度，以及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书中对魏晋的社会生活甚至服饰等方面有着比较独特的描述，但是本文里我打算注重于书中的第三篇——思想灵魂篇的玄学的“有无”与士人的“名教”“自然”。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来自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解释玄学的涵义为“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之中有矛盾对立的两派：“名教”与“自然”。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对此两者的解释是：“故名教者，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即“名教”指的是入世求仕，而“自然”指的是避世不仕。由于正统“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魏晋初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名士崇尚抑名教而扬自然的思想。何晏在《道论》中说：“有之为有，待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由此看出何晏提出“贵无论”来阐述“道乃无为”的精神。他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息息相关。连年不断地战争，造就了一批“偏至之人”成为统治者，而在乱世中发展的士人阶层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十分关注统治者的人格问题，希望君王只有“平淡无味”的“中庸之德”。而王弼则丰富和发展了何晏的“贵无”思想。王弼强调“崇本息末”，即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名教本于自然。然而他不单单看到了自然之于名教的作用，还留意到了自然并不是独立的“无”，“无”是通过“有”的外在载体形式呈现出来，存在于每件具体事务之中。用哲学中普遍性与具体性解释就是“无”是普遍性，存在于任何事物里，并通过“有”这个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学术思想，与时消息。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立论

魏晋名士真风流

魏晋名士真风流-国学教育论文魏晋名士真风流口文／郭廉夫 “风流”一词早在汉代已广泛使用，原指风俗教化如风之行、如水奔流。风流往往与恃才而不拘礼法的名士连在一起，称之为“名士风流”。风流是一种美，是魏晋士人的一个鲜明特征。冯友兰说：《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魏晋风流主要表现三种形式：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清谈之风清谈对于统治者来说十分有利，因为转移了许多人的视线和注意力，所以上至帝王下至文武官员，文人僧道都崇尚和参加清谈。清谈，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说来，是高贵风雅之举，是显露自己才华的极好机会。清谈内容以《易》《老》《庄》三玄为主，论辩《周易》《老子》《庄子》的义理，清谈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主客相对论辩，在两人中进行；一人清谈，听者不进行辩驳，或者自己问难，自己答辩，犹如独角戏一样，王弼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本领，往往所谈的义理别人是难以企及的；临时拈题，在座都各清谈一通；两人论辩，一人评判。东晋时代，清谈之风之盛无以复加，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东晋以后，士人们流为清谈，而不去做文章了。品题之风东晋时代的品题，实际上就是上层社会中对士人品德、才干、容貌、举止、风度气质的品评论鉴。

品题是有其目的的，品题既是审美的，也有其功利性。虽然不像李白说的“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但它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前途。《世说新语·品藻》云：“世论温太真（峤）是过江第二流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温峤品题因为未列入第一流，脸色都变了，足以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此是何等看重。名士品题或毁或誉都非同小可。在不少情况下，品题能起到发现与选拔人才的积极作用。对一些青少年来说，品题可激励他们成才。汉末出现郡国举士的“月旦评”。其主题词是：“评”。而东晋时代是赏誉，其关键在一个“赏”字。品题是一个审美过程，从品题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对人物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品题在美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宗白华曾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任诞之风任诞之风主要表现在饮酒、服药、裸裎、率真任性等方面。魏晋饮酒者之面广、人多，是这一时期以前各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文人雅士极少是不饮酒的。他们狂饮酣醉，放浪不羁。东晋名士们嗜酒如命，终日沉醉，其实质是为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他们表面上放达任诞，内心却无比忧愤，“何以解忧，唯有社康”；“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用酒来麻醉自己。更有一些名士用酣饮作为抵抗和逃避政治的一种手段。据《晋书·阮籍传》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在魏晋的名士看来，全身远祸，酣饮是最佳选择了。当时的名士学人感到人生易老，生命短促，通过服药以求健康长寿。《晋

浅谈周易特点及现实意义

浅析周易的特点及现实意义《周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贵文化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它对于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举世惊羡的空前繁荣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周易》原为卜筮之书，但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具有两重作用：一是占卜，二是智慧的积累与启示，成为哲理与人生智慧的教科书。古圣人在《易经》和《易传》中所阐述的道理，是来源于对人们生存活动的观察和归纳，是自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形而上无象无物的道理境界。其形而上说教的目的则在于指导规范形而下人们的生存活动。《周易》是跟“玄学”挂钩的。这与“魏晋玄学”颇有关系。魏晋玄学的一个特点，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相当程度上的合流，亦即论证“名教出于自然”。名教者，儒家伦理也；自然者，道家玄思也。两家思想的这种合流是有文献依据的，这就是当时玄学家所谓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前两部书都是道家的，唯有《周易》素来是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儒家以“六经”为原典，而《周易》为所谓“六经之首”。但事实上，《周易》本来并无所谓哪家的。唯其如此，先秦诸子许多都跟《周易》有所关联。

不仅如此，事实上可以说：此后的一部中国思想史，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部《周易》诠释史。在汉代经学里，“易学”极为昌盛；董仲舒的哲学，所取于《周易》的观念尤为显著。接下来是魏晋玄学，已如上述。汉唐佛学也与《周易》多所关联，般若学脱胎于玄学，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宋明理学，其中的易学更是蔚为大宗，理学大家莫不治《易》，理学家往往同时也是易学家。直至现代所谓“新学”，《周易》仍然发挥一种基本思维模式的作用。一、《周易》特点 1、阴阳的普遍性《易经》有六十四别卦，每卦皆有六爻。爻象只有两种，要么是阴爻，要么是阳爻。为什么把爻称谓阴阳呢？据郭沫若先生生前考证，卦、爻象由来已久，它们最早是生殖文化时代的象形文字，阳爻最初的形状是，象征男性生殖器，谓之阳根；阴爻最初的形状是，象征女性生殖器，谓之阴根，阴阳称谓由此而来。周易的八经卦都是由三个阴阳爻的不同排列构成的，而六十四别卦则是分别由两个经卦的排列构成的。这就是说，阴阳在卦象中具有普遍性，即任何卦象都是阴阳的组合，卦象的不同，仅在于组合情形的不同而已。更主要的是，在《周易》作者那里，六十四卦分别代表社会与自然不同类别的事物，所以六十四卦都是专卦。例如乾卦是官贵者专卦、坤卦则是民佣者专卦、师卦是军旅专卦、

魏晋名士

魏晋名士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尚通脱”的惊世骇俗群体，他们独立特行而随情任性、无拘无束而消遥自在、恣肆癫狂而独得其乐，正统的儒家训导成了他们的耳边风，礼教习俗成了他们的多余，功名富贵被他们看谈，毁誉生死被他们堪破，醉酒和清谈是他们的人生第一要务，只一个顺其自然，循其本性。然而他们又并非市井无赖，愚钝顽徒，他们都有着较深的文化根底，他们谈玄论道驾轻就就熟，口灿莲花妙笔生辉，有的还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过令人敬仰的宏篇佳构或妙曲精绘，后人称他们为“魏晋名士”。连劝告青年人莫读中国书的鲁迅也对他们刮目相看，以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长文来探究名士行为的原因。多亏一部《世说新语》，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才没使它们被历史的烟灰埋没，才让后人能够一睹名士风采。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是在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当然是名士者流。他于雪夜忽忆起友人，便兴致勃勃乘船前往，船行了一夜到得友人家门口，却是“不前而返”，因为他已经尽兴，没有必要再登堂入室，风雅得很。王子猷还有两个风雅故事：一个是他暂住别人家空宅，便急急忙忙在宅前宅后挖土种竹，有人讥他是多此一举，他却摇头晃脑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一是他乘船去京城办公事，见岸上有位吹笛的名士，于是当即停船把那位名士唤来船上，为他连吹三曲，他仍不厌足却不着一句评语，然后任其开路。公务肯定耽误了，但是王子猷觉得欣赏优美的笛声比忠于职守更重要。其实，王子猷当官也是当得莫名其妙，因为对于名士来说，官位可是不祥之物，是粪土。“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当了“骑兵参军”的官，却对所司何职，战马多少匹之类的职权内问题一问三不知，还引用孔夫子的话来跟长官恶搞。还有一次，顶头上司对王子猷说：“你任职这么久了，近期内我会提拔你。”王子猷却不表示感谢也不回答，而是抬头望着对面的山吟咏道：“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可见王子猷并不想当官，当官只是他游戏人生的材料而已。王子猷应当还玩过许多“游戏”，世说新语记不得那么多。阮籍不但是名士，还是一个文学家，中国文学史有“竹林七贤”，阮籍便是七贤之一。魏晋名士都嗜酒，阮籍也难免，李白有诗云：“古来贤者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魏晋名士倒确实因饮酒而留芳。“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只因为有足够的酒，阮籍才去求步兵校尉一职，酒比官位更重要，嗜酒如命可见一斑。“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与猪共饮可谓闻所未闻，“诸阮”中当然有阮籍在。阮籍因酒而非礼的故事也有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共眠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醉后竟睡在人家的美妇身边，却是“终无他意”，可谓“君子好色而不淫”，虽然是喝醉了酒。阮籍不醉的时候也常常非礼，例如，阮籍的嫂子有一次回娘家，阮籍竟不顾当时的忌讳去送别，还和嫂子肩并肩谈笑风生走在路上，有人讥讽阮籍这一行为，阮籍的回答是“礼岂为我辈而设也！”。再就是阮籍丧母，有位叫裴楷的去吊唁，却见阮籍披散着头发盘腿坐在床上而不哭。裴楷倒是礼貌性的大哭了一场。后来裴对人解释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而且守丧期间，重孝在身的阮籍不遵礼数照旧饮酒食肉而“神色自若”，把孔子倡导的以孝治天下的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不但如此，阮籍还极端傲视权贵：“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不拘礼节，独立特行，被阮籍演释得确是淋漓尽致。 “竹林七贤”中还有个嵇康也很有名。魏晋名士都喜好相互品赏各自的容貌和气质，并且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嵇康身长七尺，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颂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可见嵇康是个美男子，大帅哥，并且风流倜傥。嵇康的才学也煞是了得，说是有个叫钟会的名士写了一篇论文，非常想要嵇

魏晋玄学产生与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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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四) 天才的诞生：黄初七年，曹丕在位的最后一年，奉这位皇帝之命而继承王粲爵位的王业家中，添了一个小儿子。王业的长子取名王宏，宏，发扬光大，意味着使一度中断的王粲家族兴旺发达；王宏字正宗，以肯定其正统的继承人身份。所以当小儿子出世命名时，取名为“弼”，意为辅助，后字为“辅嗣”，以表示帮助兄长王宏共同振兴家族。于是，世上一个姓王名弼，字辅嗣的男儿诞生了。山阳王氏深厚的文化渊源，荆州学术的薪尽火传，还有王粲留下的来自蔡邕的近万卷书籍，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家学内容。这是王弼先天的财富也是他后天成功的基础。关于王弼童年以及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内容，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从那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另一位少年才子钟会所受的教育中，可以间接的推导一些王弼学习的基本内容。颍川钟氏家族与山阳王氏关系密切，钟氏家族以擅长刑名学和古文经闻名。钟会追忆自己文化启蒙教育的过程中这样写道: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岁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尽管家庭文化传统十分重要，而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更为重要，尤其是当一个思想家在其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代，他所生活的氛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正始时期，何晏等“浮华分子”上台后所掀起的玄学思潮风靡了思想界，而这时的王弼才十五岁，正是最容易接受“奇文异训”的年龄。正始玄风主要风行于首都洛阳的上层知识界和上层贵族官僚青年中。王弼恰恰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山阳王氏是名门望族，与汝颍名士为世交。王业是王粲的嗣子，正始时期在中央尚书台任尚书郎，全家定居在洛阳，生活在上层士族文化环境中是无疑的。

浅析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

浅析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作者：陈睿梁侨龚驰来源：《现代交际》2012年第04期［摘要］从两汉经学发展出来的魏晋玄学，将宇宙生成论发展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企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与佛学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两种相继的思潮，本文旨在阐述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理清二者之间发展的主线，在深刻理解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说明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关键词］魏晋玄学佛学佛学玄学化玄学佛学化［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72－01 前人对魏晋玄学的内容、魏晋时期佛学的发展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但是，魏晋玄学与佛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作出深入、全面探讨的学者并不多。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才能洞察其中原委。一、魏晋玄学的思想渊源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基础，从两汉经学中发展而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哲学思潮。汤用彤先生指明了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这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探索，最终找到了“无”作为哲学观的理论基石，从而使得两汉时期的宇宙生成论发展成为玄学本体论。因此，从思想渊源看，魏晋玄学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二、魏晋佛学的发展佛学自东汉时传入，在魏晋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翻译佛经、融入中国文化方面，到隋唐时期，佛教达到兴盛的顶峰。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初步引入佛学并融入中国文化的时期。该时期佛教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三国、西晋的初步流传阶段，到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盛行阶段，再到南北朝时期的趋于隆盛阶段，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为证。三、时间上的先后性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汉魏之际，学术巨变。随着经学危机的加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儒、道异同成为重要的思想课题。玄学的思潮应运而生。经学危机：道家思想从西汉至魏晋经历了一个由盛经衰又至盛的过程。《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提倡黄老之术长达45年，汉景帝时，儒、道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到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强调道德教化。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之后在朝廷的扶植与思想界的参与下，逐渐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自东汉中叶开始，经学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一为繁琐：为了实现政治需要，对“六经”进行“微言大义”的无限发挥。《汉书·文艺志》：“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毙正坐此。”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载“夫言立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二为神秘：谶纬之学的介入，导致经学的恶性发展不可遏止。 “谶”是用诡秘的用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纬”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的经典所作的解释。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神话儒学，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仅《春秋》一书，目前可见的相应汉代纬书种类即达15种。这些纬书大多荒诞不经，而汉儒却极力将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用谶纬注释六经。甚至出现了像《白虎通》这样的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法典化著作。《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 ‘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经学的谶纬化，标志着经学思潮即将寿终正寝。三为实践：汉代经学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是以“名教之治”形式出现的，并与当时的察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可悲的是，道德教化一旦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则立刻变成了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后汉书·种嵩传》载田歆之言“今当举六孝廉，多的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清官尚且如此，剩下那些三观不正的可想而知。道德教化反而成了摧毁道德的工具，“名教之治”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黄老复兴：在中国思想文化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汉魏之际，道家学说占有主导地位。表面上看，两汉的学术思潮似乎走进了一个由黄老到经学再到黄老的圆形，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螺旋似的运动。自东汉中叶随着经学危机的不断加深，形式发生逆转。东汉安、顺之际出现了代表上层士人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和代表下层士人及农民的早起道教，他们在寻找思想武器时，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集中在曾给汉初社会带来安定繁荣的黄老之学。黄老之学也在发展中演化为政治形名学与神仙方术两个流派。西汉初期与东汉末期形式不同，所以两个时期的黄老之学也各自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汉初需要修生养息，此时的黄老之学强调的是“清静无为”；东汉末年时弊是繁琐、虚伪和腐

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世说新语》中的“酒”与“药”看魏晋名士

从《世说新语》中的酒与药谈起 ——魏晋名士及其“洒脱”人生简析摘要：魏晋名士指的是生活与三国、两晋晋时期的名士。此间名士迭出，形成一个非常活跃、影响极大的阶层，虽人格内涵与外在表现仍在流动变化之中，但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特征，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显得特别突出，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至今人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而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对于文人学士来说，天下愈乱，愈见士至；天下越黑，越见士节。汉末魏晋名士正是处在天下大乱且黑暗的历史时代，故名士之宏志、气节也更加张扬或也更隐晦。魏晋名士实际上是一批生活于魏晋期间的精神贵族，是高扬生命意识、崇尚清逸自然、具有非凡才情、洞识人生玄理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自觉追求完美的人格，表现出与世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①。他们自建安至东晋末年的两百余年中，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中闪出耀眼亮丽的色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关键词：酒、药、魏晋名士、魏晋风度 ①

一、学术史回顾关于魏晋风度，学术史上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其中罗宗强先生在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是从玄学这个思想领域对魏晋士人的心态以及作为作出的探讨；范子烨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则是全方位的解读了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和文化现象；而余英时先生则是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用了三章（这三章分别是：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主要探讨的就是魏晋时期的士人及魏晋时期的思想与文化；再者如王晓毅先生所著《中国文化的清流》，又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将魏晋风度的内在精神做出了阐释。由于魏晋时期文化的大繁荣和魏晋士人之独特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进行研究，对于前人之探索与研究自己了解的还太少，但感觉对于魏晋风度和魏晋名士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对于他们的放诞不羁和潇洒风流的生活态度虽然都有提及，但没有集中阐述，特别是对“酒”和“药”这两个在魏晋士人生活乃至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角色还没有较为全面的探讨。在本文就着重想要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所提及的魏晋士人之与“酒”、“药”的密切关系来简单谈谈魏晋名士之“洒脱”人生。二、酒与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酒是最有魔力的饮料。从不知年代的远古起，人类就如痴如狂地醉心与它了。在地中海北岸，古希腊人用最动人的神话塑造了自己的酒神狄俄索斯，又在每年葡萄收获的季节，载歌载舞地狂欢着向他献祭，感谢和祈求他带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①。而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岸的华夏先民，虽然没有古希腊人那么浪漫，但依然也把自己的厚爱献给了美酒：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琴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小雅·鹿鸣）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诗·大雅·既醉》）酒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①

浅析魏晋名士群体形成的原因

浅析魏晋名士群体形成的原因 S0******* 刘觅知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激流，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混乱的纷争，社会的激变，留给后人无数的感慨和凝思。然而，这段历史也留下了独具魅力的光泽，折射出一段绚丽的光彩：文学上的建安风骨，山水田园诗；艺术上的石窟，书法，山水画。再加上佛道二教的初创，使这段历史繁杂而又生动，常被后人乐道。尤其是魏晋的名士风气，更是一段历史的绝笔，回响于后世。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此名士，大约相当于隐士。故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唐孔颖达疏次句亦云：“谓王者勉劝次诸侯，令聘问有名之士，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子们对君王和国家政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干禄求进，不再隐居不仕，丛而使名士之含义由隐士逐渐向有名气的人转化。魏晋时代的名士指的主要是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文人学士。这一批人虽然与当劝者格格不入，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的时代精神。这些名士们旷达不群，傲然独得，高度任性。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俗，纵情任性，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话言行风范。整个时代都张扬着一种慷慨奔放的奇丽空气。魏晋的名士们演绎出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现象。不过深究根源，就会发现事实远非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么光鲜。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遥远的绝响》中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名士们为了所谓的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付出了深重的代价。叔本华曾经说过：“世界旁观之则美，身处之则苦。”次话用在魏晋的这些名士们身上再恰当不过。后世所看到的这些风貌特异的魏晋名士，他们的形成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本篇就试着简要地探求一下魏晋名士形成的原因。首先，东汉以来的不断发展的田庄经济和豪强大族是魏晋名士阶层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刘秀本身就是豪强地主，他所创建的东汉王朝，也是在南阳，河北等地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虽然刘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经限制过豪强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但最终妥协。因此，豪强地主势力在东汉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济南王刘康（刘秀的儿子）有田800顷，奴婢1400人，厩马1200匹。迨至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更是疯狂掠夺土地。桓帝时，外戚梁冀将“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方圆千里的地区，霸占为己有（《后汉书·梁冀传》）。正如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徙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仲长统传》）。这种豪强地主的大田庄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封闭性，通常这种田庄都是规模很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田庄内有农业，牧业，手工业，有的还兼营商业和高利贷。每一个田庄，都能基本解决自己的吃，穿，住问题，甚至武器的添置问题。魏晋时期的世族名士大都与这种庄园有着不解之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如正始名士何晏，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山水诗人谢灵运，他们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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