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派

七、元白诗派与新乐府运动

教学目标

新乐府运动

元白诗派定义

元白诗派的代表作家及成就

教学重难点

新乐府运动

元白诗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

元白诗派代表作家作品

教学安排2课时

教学步骤

一、元白诗派定义元白诗派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二、概说（形成及发展）

1、主要成员：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等。

2、他们之所以形成一个流派，主要原因有两个：

①都写了许多写实性的“新乐府”诗；②风格都是通俗平易。

3、“新乐府”的概念：就是以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注：新乐府名为乐府，但象唐朝一般旧题乐府一样，并未入曲乐。)

附：“乐府诗”的发展：

“乐府诗”本来是汉魏六朝诗歌中的一种类型，初盛唐时候的乐府诗基本上都是借用旧题，这种诗叫旧题乐府。中唐时期，元白等人开始大量创作自创新题的乐府诗，是谓新题乐府或简称为“新乐府”。有人说，新题乐府始于杜甫，此说不准确，因为早在三国时，曹植已经写过自创新题的乐府诗。不过杜甫写的多一些，对元白等人的影响更直接一些，也更大一些。换句话说，元、白等人主要是受了杜甫的启发而进行新乐府创作的。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都是新乐府。元稹指出它们都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可见元稹抓住了杜甫这类诗歌的特点。

元、白等人的新乐府除了受杜甫直接启发之外，也受到《诗经》和汉魏乐府传统的影响，前人曾经指出，《诗经》部分作品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而汉魏乐府大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写实性的或者叫现实主义的诗歌。因此，元、白等人的新乐府，从创作方法上看，都是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此外，从内容上看，大多是批评和批判现实弊病的，所以白居易把它们称为“讽谕诗”。关于《诗经》的内容，汉代以来就有“美刺”之说，元、白新乐府即讽谕诗主要是继承发扬了“刺”的传统以前一直流行“新乐府运动”的说法，但近来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妥，因为就中唐新乐府创作实际看，未形成“运动”，所以现在新出的一些教科书未沿用这一提法(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示：

《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杜甫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白等人的新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

3、张王乐府

中唐诗人张籍和王建乐府诗的并称。南宋许顗《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明代胡应麟《诗薮》更以“元白长篇，张王乐府”并称。

张籍、王建二人早岁同学，交谊甚深。他们出身寒素，官职低微,较能理解民生疾苦,并积极加以反映。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和重要成员，所作乐府诗，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以短篇七言歌行为主要体裁，揭露并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横暴、穷兵黩武、混战不休等罪恶行径，反映并同情广大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的不幸遭遇，题材广泛，主题深刻，倾向鲜明。又善于运用比兴、白描及对比、映衬等手法，语言通俗凝炼，韵律善于变化，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诗风。

比较起来，王建诗题材较张籍广阔，描写比张诗更具体细致，更含蓄，口语化程度更高；张诗语言则较王诗典雅，在反映商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及抒发收复失地、反抗入侵的爱国热情等方面，为王诗所不及。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说：“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

张籍作品：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鉴赏：

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异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羁旅之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

第一句说客居洛阳，又见秋风。平平叙事，不事渲染，却有含蕴。秋风是无形的，可闻、可触、可感，而仿佛不可见。但正如春风可以染绿大地，带来无边春色一样，秋风所包含的肃杀之气，也可使木叶黄落，百卉凋零，给自然界和人间带来一片秋光秋色、秋容秋态。它无形可见，却处处可见。羁留异乡的游子，见到这一派凄凉摇落之景，不可避免地要勾起羁泊异乡的孤孑凄寂情怀，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悠长思念。这平淡而富于含蕴的"见"字，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异常丰富的。

第二句紧承"见秋风"，正面写"思"字。晋代张翰" 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 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情况与当年的张翰相仿佛，当他"见秋风"而起乡思的时候，也许曾经联想到张翰的这段故事。但由于种种没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张翰的"命驾而归"，只好修一封家书来寄托思家怀乡的感情。这就使本来已经很深切强烈的乡思中又平添了欲归不得的惆怅，思绪变得愈加复杂多端了。"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欲"字颇可玩味。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意念和情态：心中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本来显得比较抽象的"意万重"，由于有了这"欲作家书"而迟迟无法下笔的神情意态描写，反而变得鲜明可触、易于想象了。

三、四两句，撇开写信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内容，只剪取家书即将发出时的一个细节——"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诗人既因"意万重"而感到无从下笔，又因托"行人"之便捎信而无暇细加考虑，深厚丰富的情意和难以表达的矛盾，加以时间"匆匆"，竟使这封包含着千言万语的信近乎"书被催成墨未浓"（李商隐《无题四首》）了。书成封就之际，似乎已经言尽；但当捎信的行人将要上路的时候，却又突然想起刚才由于匆忙，生怕信里漏写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于是又匆匆拆开信封。"复恐"二字，刻画心理入微。这" 临发又开封"的细节，与其说是为了添写几句匆匆未说尽的内容，不如说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疑惑和担心。而这种毫无定准的"恐"，竟然促使诗人不假思索地作出"又开封"的决定，正显出他对这封"意万重"的家书的重视和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千言万语，惟恐遗漏了一句。当然，并非生活中所有"行人临发又开封"的现象都具有典型性，都值得写讲诗里。只

有当它和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方才显出它的典型意义。这首诗，在"见秋风"、"意万重"，而又" 复恐匆匆说不尽"的情况下来写"临发又开封"的细节，本身就包含着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和典型化，而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写。王安石评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此评深得张籍优秀作品创作要旨和甘苦"三昧"。这首极本色、极平淡，象生活本身一样自然的诗，其实印证了王安石精到的评论。

王建作品：王建《宫词》（其二十五、其九十一）赏析

竞渡船头掉彩旗，两边溅水湿罗衣。池东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归。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赏析这两首七绝是王建《宫词一百首》(以下简称《宫词》)中的第二十五首和九十一首。它们分别写宫中竞渡之戏和宫女伤春之情。

优秀的宫词和淫艳的宫体诗虽然都以宫廷生活为题材，但二者在思想格调上却大异其趣。这与前者源于同情妇女遭遇的乐府诗有关。《乐府诗集》中的《婕好怨》、《斑婕妤》、《长信怨》、《长信秋词》、《蛾眉怨》、《宫怨》写宫廷妇女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一般都无轻佻之词。象王昌龄的“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崔国辅的“长信宫中草，年年愁处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阶行。”便可看做唐代宫词的早期名篇。王建《宫词>)以百篇绝句的大型组诗反映广泛的宫中生活，在帝王的上朝问政、召对使节、褒扬将帅、征集图书、大兴土木、射猎游乐之外，重点表现了宫中妇女的骑射歌舞、温室养殖、酥油点花、奕棋刺绣、值班看园、孤眠幽闭等等。诗人轻轻撩开皇宫一层纱幕，虽然多数作品主旨并非讽刺，但在维护宫禁尊严者看来却是太大胆了。当时宦官王守澄就企图以《宫词》为口实弹劾他，由于他的机智才得幸免于祸(详范摅《云溪友议》)。欧阳修强调它的认识价值，《六一诗话》曾说《宫词》可补史传之不足。我们今天来读它，很自然地会想到敦煌和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的壁画，在认识唐代社会生活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它们的诗意美。

唐代宫中划船比赛不限于端阳节，有的在春天，有的在秋天。盛唐多在兴庆宫举行。中唐以后常在皇家园林中的鱼藻宫比赛。《旧唐书·穆宗纪》说元和十五年九月，“大合乐于鱼藻宫，观竞渡”。鱼藻宫位于长安大明宫北，距宫城十三里。鱼藻池池广水深，植有菱芡，中央为九曲山，宫在其上，风光宜人。

这里选的第一首诗．诗人略去了山水的清碧、宫室的富丽、簇拥的观众，水中的倒景，热闹的乐曲，仅将魚点聚于竞渡上。可以想象。只只竞渡船都经过彩绘，船上各坐着一排排身着不同颜色绣罗衣裳的年少宫女。竞赛已经开始，船头站立的宫女正挥动彩旗指挥她们划桨。艘艘船只象离弦的箭一样穿行在菱蔓芡叶乏间。划桨溅起的水花沾湿了她们的衣裳。首联突出“掉彩旗”和“湿罗衣”两个镜头，便把紧张而热烈的气氛写出来了。第三句补充写起点和终点，能勾起人们对于广阔水面的联想。拈出“争”字。点明竞争激烈。末句写竞渡结局；首先冲到终点的船只，挥旗者上岸书写“上”字，然后率队而归。全诗风格质朴，叙事明白如话。

第二首与前一首诗的风格小同而大异，表现了《宫词》的另一特色。它的语言仍出之以平易，但其精纯程度却更臻化境。生活场面，前者热闹，后者凄清，表现手法，前者迳用直笔，后者力求含蓄。幽闭深宫的宫女，由于失去了人身自由和生活幸福，总是愁多欢少。《宫词》多处写到她们的无聊与苦闷。如“未承恩泽一家愁，乍到宫中忆外头。”(第五十六首)“闷来无处可思量”(第四十一首)“每见花开即苦春”(第四十四首)等无不是很好的写照。“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这一首尤为

出色。它借景传情，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诗境。这是宫里一片冷落之处，它沉寂得象幽谷。几株桃树已经绿叶成荫，树下一位宫女在怅望。诗用“残红”写春尽花残，既点明季节，又渲染了气氛。一个“觅”字把宫女推到了画面中心，它不仅写出了宫女抬头、低头以及环顾的动作，还起了刻画心理状态的作用，和刘禹锡的《春词》“行到中庭数花朵”、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用意相近。下句看似平淡，实则精妙，是晕染春尽花残不可或缺之笔。这景象与“一片飞花减却春”不同，不是写春将归去的预兆；也和“桃花乱落如红雨”不同，不是写春盛花落，而是为了表现春归的最后踪迹。晨风中偶尔有一两片花辦飞去，或东或西，零落无主。春，一年年过去了，宫女怎能不心绪茫然?如果诗人继续着笔于花落伤心，易陷于平庸，因为那样的吟咏在古诗中太多了。王建不愧为诗坛名家，他的下两句寓哀怨于自我排解，使诗意更曲折，意境更新颖。宫女本不甘心年华消逝，桃花自由开放结于满枝也曾激起过她对爱情婚姻生活的向往，但幽闭宫中，一切都成了泡影。于是她无端地嫉妒起桃花来，她说它的零落是急于结实所致，与风吹无关。“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充满生活气息又富于哲理意味。看似超脱，实际却是怨极而悲的无可奈何之语。前入很欣赏这首诗的写法，《唐诗品汇》；卷五十一引谢叠山的评语说：“说到落花，气象便萧索，独此诗从落花说归结子，便有生意。”《石洲诗话》卷二论《宫词》“在委曲深挚中别有顿挫”，此诗当之无愧。

4、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背景：（1）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2）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余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余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这样，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W

理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所谓“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主要在白居易《与元九书》、《新乐府序》中：

（1）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写时事，要有现实意义，写作目的是向朝廷敬献：“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2）追求浅切、明白的语言，使老妪能解。重内容轻形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来之者传信也，其体质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3）写作方式。写作新乐府，即事名篇，首章标其题，卒章显其志。

新乐府诗的瑕疵：

①由于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有的作品流于抽象说教：

②由于强调通俗，有些作品直白浅露，缺少美感和韵味。

创作：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如

（1）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

（2）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佚,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

（3）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

（4）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

（5）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

（6）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

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

再继续下去。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

三、元稹

1、生平简介（779一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

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里，传说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这是不切实地沿袭旧说，在未加严密考证的情况下以讹传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然而这是不严正公允的。后来元稹与韦从的爱情，也是真挚的，这从韦离世后，他所做的《遣悲怀》《离思》中均可看出。

元稹一生坚持“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政治理想，这与白居易的有所不同，也就造成两人后期政治生涯的差异，从政初期便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

几年之后，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虽遭贬滴，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

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

2、文学成就

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1）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20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12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50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

（2）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

（3）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

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

（4）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艳情诗——他生性风流，有《莺莺传》记其事。苏轼评曰；“元轻白俗”。元诗“轻”大概指有些作品“轻佻”、轻薄，

如《会真诗三十韵》等艳情诗，这是中唐文学世俗化的表现之一。另外可能也与《莺莺传》(又名《会真记》)的影响有关。“白俗”指白诗通俗平易。

悼亡诗——妻韦丛贤惠，早逝，追思亡妻。这些诗使他永垂不朽。

作品鉴赏

元稹《离思（其四）》赏析

元稹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数量很多，他把自己的诗分为古讽、乐讽、古体、新题乐府、律诗、艳诗等十类。这首《离思》(五首之一)属于艳诗。所谓“艳诗”，即写男女之间爱情的诗。在作者十类诗中，这类写得比较好。而这首《离思》诗，尤其写得一往情深，炽热动人，具有独到的艺术特色。在描写爱情题材的古典诗词中，亦堪称名篇佳作．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采用巧比曲喻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主人公对已经失去的心上人的深深恋情。它接连用水、用云、用花比人，写得曲折委婉，含而不露，意境深远，耐人寻味。

全诗仅四句，即有三句采用比喻手法。一、二两句，破空而来，暗喻手法绝高，几乎令人捉摸不到作者笔意所在。“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从孟子“观于海者难为水”《孟子·尽心篇》)脱化而来。诗句表面上是说，曾经观看过茫茫的大海，对那小小的细流，是不会看在眼里的。它是用大海与河水相比。海面广阔，沧茫无际，雄浑无比，可谓壮观。河水，只不过是举目即可望穿的细流，不足为观。写得意境雄浑深远。然而，这只是表面的意思，其中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第二句，是使用宋玉《高唐赋》里“巫山云雨”的典故。《高唐赋》序说：战国时代，楚襄王的“先王”(指楚怀王)，曾游云梦高唐之台，“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愿荐枕席，王因幸之”。此女即“巫山之女”。她别离楚王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楚王旦朝视之，果如其言，因此就为她立庙号曰“朝云”。显而易见，宋玉所谓“巫山之云”，——“朝云”，不过是神女的化身。元稹所谓“除却巫山不是云”，表面是说：除了巫山上的彩云，其他所有的云彩，都不足观。其实，他是巧妙地使用“朝云”的典故，把它比作心爱的女子，充分地表达了对那个女子的真挚感情。诗人表明，除此女子，纵有倾城国色、绝代佳人，也不能打动他的心，取得他的欢心和爱慕。只有那个女子，才能使他倾心相爱。写得感情炽热，又含蓄蕴藉。

第三句“取次花丛懒回顾”，是用花比人。是说我即使走到盛开的花丛里，也毫不留心地过去，懒得回头观看。为什么他无心去观赏迎入眼帘的盛开花朵呢？第四句“半缘修道半缘君”便作了回答。含意是说他对世事，看破红尘，去修道的原故，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他失去心爱的她，再也不想看别的“花”了。统观全诗，不难看出，“取次花丛懒回顾”的原因，还是因为失去了“君”。“半缘修道”之说，只不过是遁辞罢了。

古代诗评家，曾经说这首诗是作者为其曾经相爱的韦丛的悼亡诗，或臆断为诗人“与莺莺在闺中狎昵之游戏”（卞孝萱《元稹年谱》)的自我写照。此等说法，皆缺乏史料根据。

作者在这首诗里采用种种比喻手法，曲折地表达对曾经相爱的女伴的深情，前三句紧扣主题，层层递进，最后一句才用画龙点睛之笔，揭示主题。这种写法构思集中，意脉贯通，清晰可见，感情跳动性不大。并不象古典诗词中有些作品那样，感情跳动幅度太大，象电影的蒙太奇镜头那样，令人几乎看不到端倪。譬如。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描写对歌女的留恋和思慕的复杂心情，感情跳跃幅度特别大。它忽而写往昔的“轻别”；忽而写今日“故地重游”，楼空人去。物是人非，忽而又写幻想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其中省略许多衔接，思绪奔腾飞跃，令人颇费寻觅。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用感情跳跃幅度的大小，来作为评价作品优劣的标准。辛弃疾这首词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审美价值极高。

在描写爱情的古典诗词中．有不少名篇佳作，都一直为人们喜闻乐见，引起人们的共鸣。譬如，王维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它是用形象鲜明的红豆，象征美好而坚贞的爱情。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的诗句，是用一种执着到底的精神，表达对爱情坚贞不渝、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衷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两句，则与王、李写爱情的诗不同，它是用一种绝对肯定与否定的生动比喻。来表达对爱情的至诚和专一。正由于它与众不同，所以能引起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爱人的人们的强烈共鸣。有人把这两句诗写在文学作品里。也有人写在书信中，用来表达对对方的痴情。这就充分说明元稹这首诗具有巨大的影响和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的具体写作年代不详。它可能是作者自己生活的自我写照。据说，作者先是爱过“崔莺莺”，后来又有新欢。因此，有人便认为元稹在爱情生活上是非常轻薄的，从而也就否定了这首《离思》诗的应有价值。我认为，今天我们评论古典文学的价值，并不能依据作者私人的生活如何来作为评价其文学作品的标准。文学作品往往会突破作者的思想局限，产生巨大的

《遣悲怀三首》：

其一：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其二：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日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其三：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乡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不展眉。

这是元稹悼念亡妻韦丛(字蕙丛)所写的三首七言律诗.韦氏是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幼女.二十岁时嫁与元稹.七年后.即元和四年(809)七月.韦氏去世.此诗约写于元和六年前.时元稹在监察御史分务东台任上.

第一首追忆妻子生前的艰苦处境和夫妻情爱.并抒写自己的抱憾之情.一.二句引用典故.以东晋宰相谢安最宠爱的侄女谢道韫借指韦氏.以战国时齐国的贫士黔娄自喻.其中含有对方屈身下嫁的意思.[百事乖".任何事都不顺遂.这是对韦氏婚后七年间艰苦生活的简括.用以领起中间四句.[泥".软缠.[长藿".长长的豆叶.中间这四句是说.看到我没有可替换的衣服.就翻箱倒柜去搜寻,我身边没钱.死乞活赖地缠她买酒.她就拔下头上金钗去换钱.平常家里只能用豆叶之类的野菜充饥.她却吃得很香甜,没有柴烧.她便靠老槐树飘落的枯叶以作薪炊.这几句用笔干净.既写出了婚后[百事乖"的艰难处境.又能传神写照.活画出贤妻的形象.这四个叙述句.句句浸透着诗人对妻子的赞叹与怀念的深情.末两句.仿佛诗人从出神的追忆状态中突然惊觉.发出无限抱憾之情:而今自己虽然享受厚俸.却再也不能与爱妻一道共享荣华富贵.只能用祭奠与延请僧道超度亡灵的办法来寄托自己的情思.[复".写出这类悼念活动的频繁.这两句.出语虽然平和.内心深处却是极其凄苦的.

第二首与第一首结尾处的悲凄情调相衔接.主要写妻子死后的[百事哀".诗人写了在日常生活中引起哀思的几件事.人已仙逝.而遗物犹在.为了避免见物思人.便将妻子穿过的衣裳施舍出去,将妻子做过的针线活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不忍打开.诗人想用这种消极的办法封存起对往事的记忆.而这种做法本身恰好证明他无法摆脱对妻子的思念.还有.每当看到妻子身边的婢仆.也引起自己的哀思.因而对婢仆也平添一种哀怜的感情.白天事事触景伤情.夜晚梦魂飞越冥界相寻.梦中送钱.似乎荒唐.却是一片感人的痴情.苦了一辈子的妻子去世了.如今生活在富贵中的丈夫不忘旧日恩爱.除了[营奠复营斋"以外.还能为妻子做些什么呢?于是积想成梦.出现送钱给妻子的梦境.末两句.从[诚知此恨人人有"的泛说.落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特指上.夫妻死别.固然是人所不免的.但对于同贫贱共患难的夫妻来说.一旦永诀.是更为悲哀的.末句从上一句泛说推进一层.着力写出自身丧偶不同于一般的悲痛感情.

第三首首句[闲坐悲君亦自悲".承上启下.以[悲君"总括上两首.以[自悲"引出下文.为什么[自悲"呢?由妻子的早逝.想到了人寿的有限.人生百年.又有多长时间呢!诗中引用了邓攸.潘岳两个典故.邓攸心地如此善良.却终身无子.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潘岳<悼亡诗>写得再好.对于死者来说.又有什么意义.不等于白费笔墨!诗人以邓攸.潘岳自喻.故作达观无谓之词.却透露出无子.丧妻的深沉悲哀.接着从绝望中转出希望来.寄希望于死后夫妇同葬和来生再作夫妻.但是.再冷静思量:这仅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更是难以指望的.因而更为绝望:死者已矣.过去的一切永远无法补偿了!诗情愈转愈悲.不能自已.最后逼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诗人仿佛在对妻子表白自己的心迹:我将永远永远地想着你.要以终夜[开眼"来报答你的[平生未展眉".真是痴情缠绵.哀痛欲绝!

<遣悲怀三首>.一个[悲"字贯穿始终.悲痛之情如同长风推浪.滚滚向前.逐首推进.前两首悲对方.从生前写到身后,末一首悲自己.从现在写到将来.全篇都用[昵昵儿女语"的亲昵调子吟唱.字字出于肺腑.诗人善于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的意思.用极其质朴感人的语言来表现.诸如[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等.无不浅俗之极.也伤痛之极.再如[泥他沽酒拔金钗"的[泥"字.末两句中的[长开眼"与[未展眉".都是不加修饰的本色语言.状难写之景十分逼真.写难言之情极为自然.在取材上.诗人善于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几件小事来写.事情虽小.但都曾深深触动过他的感情.因而也能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叙事叙得实.写情写得真.写出了诗人的至性至情.因而成为古今悼亡诗中的绝唱.

清代蘅塘退士在评论此诗时说:[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这至高的赞誉.元稹是当之无愧的.

元稹《连昌宫词》赏析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初届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笛。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李谟压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途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舞榭攲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蛇出燕巢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动，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旁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自从此后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我闻此语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痍。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

连昌宫，唐代皇帝行宫之一，高宗显庆三年（658）建，故址在河南府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西十九里。元和十三年（818），元稹在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任司马，写下这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

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今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显然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

四、白居易(772—846)

（一）其生平和思想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四十四岁贬谪江州司马为界：

前期：积极入世，以“兼济天下”为主导思想。

出生河南新郑，十一二岁随家人迁符离，后迁越中。二十岁后在符离勤奋读书、写作，二十八岁在宣城应乡试，二十九岁省试及第，三十二岁与元稹同登科第，授校书郎。后又应制举。三登科第，正在长安传为美谈。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在朝为官，其中在四十岁丁母忧。四十四岁，宰相武元衡遇刺死，任闲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当天就上疏主张捉捕凶手，受诬被贬。（原因①宰相以为白为东宫官，不该在台谏官之先言事。②诬白母亲因看花落井死，而作“赏花”、“新井”诗，有伤名教。）

后期：中年时由于受到政治挫折，思想趋于消极，奉行“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

元和十年（44）至长庆四年（53），任地方官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杭州刺史等。最后二十年任秘书监、河南尹、太

子少傅等职，以刑部尚书致仕。由八品至二品，由月俸一万六至月俸十万。晚年虽然官职不断升迁，但却采取了明哲保身信奉佛道的人生态度。闲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修香山寺，号香山居士。其《竹楼宿》云：“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负春》：“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趟。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牛李争起，为避祸，分司东都。）

（二）白居易诗歌现存有近二千七八百首，为唐人之最。在江州自分其诗七八百首为四类(《与元九书》)：

讽谕诗——美刺比兴，因事立题，新乐府150首。

闲适诗——移病闲居，知足保，吟玩情性，100首。

感伤诗——事牵情动，随感而吟咏，100首。

杂律诗——亲朋离散，释恨佐欢，一时一物，一笑一吟，400首。

（说明：①讽谕诗列为第一，说明白居易对新乐府诗很重视。②分类不严谨，因为前三类是以内容为准的，而后一类则是以形式为准的。闲适诗里有近体，感伤诗中也有讽谕。）

去世前，自编其诗文“三千八百四十首”，分五本保存，这样他的诗文大部分得以保存。

讽谕诗，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议婚、重赋、不致仕、伤宅、伤友、立碑、轻肥、歌舞、五弦、卖花）为代表。此类诗之特点：

1、题材广泛，多反映揭露时弊；

2、主题集中，“一吟悲一事，”卒章显其志；

3、叙议结合，对比强烈；

4、人事典型，形象鲜明；

5、语言质朴、浅切。

【买花】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此诗原列《秦中吟十首》组诗中的第十首。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情景的描写，揭露了社会不平现象与矛盾本质，表现出深刻的社会意义。全诗为两大段，前十四句写买花情景，“春欲暮”点时，“牡丹时”点花，以见所买并非平常之花，所以接着写出花价之高昂与护花之精心。酬直，指付给的价钱。戋戋，形容众多貌。此段对这一“习为俗”现象作客观描绘，仅由“迷不悟”微露作者倾向并启转下文。后六句诗人以独特眼光发现了一位被人忽视的“田舍翁”，并借其口说出一丛花价等同于十户赋税，回应篇首“喧喧车马”，如此多的买花者将要耗去多少农民的赋税呢！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长恨歌】【赏析一】

这首诗是作者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

诗的主题是“长恨”。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并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六军不发无奈何”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起后，玄宗的仓皇

出逃西蜀，引起了“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的形成。这是故事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临邛道士鸿都客”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

今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

白居易的闲适诗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如诗人步入仕途不久所作、列在白集“闲适”第一篇的《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一诗，即表现出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现有生活的满足。诗末四句这样写道：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

另一首作于盩屋尉时的《官舍小亭闲望》也有类似的诗句：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

以淡泊知足之心，对清爽自然之景，境界不算大，格调也不甚高，但自得自适之情却别有一番意趣。这种知足保和的心境，越到晚年表现得越突出：“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尝黄醅新酎忆微之》）闲适生活与诗酒人生、拂道心境全都表现在闲适诗里：“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

白居易的知足保和，源于他对政治的厌倦和佛、老思想的影响，他炼丹服药，诵经坐禅，释、道二家在他的人生态度、生活情趣中都留下了甚深的印记。当然，也源于根深柢固的浅俗思想。他的很多闲适诗，都热衰于铺叙身边琐事，将衣食俸禄挂在嘴边，千篇一律，令人生厌。在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他这样说：“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这一时期的诗作，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越翼《瓯北诗话》卷四），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之又浅，俗之又俗。苏轼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白之俗，主要就表现在这里。

白居易另有不少记游写景的“闲适”之作，很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如那首长达１３００字、被后人评为可与韩愈《南山》诗“匹敌”（《唐宋诗醇》）的《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叙述游踪条理分明，步骤井然，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摹景写情既形象生动，又自然散朗。写山风是：“风从石下生，薄人而上抟。衣服似羽翮，开张欲飞骞”；写日落月出是：“西北日落时，夕晖红团团。千里翠屏外，走下丹沙丸。东南月上时，夜气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写出黄金盘”；写游山之意是：“我本山中人，误为时网牵。……今来脱簪组，始觉离忧患。及为山水游，弥得纵疏顽。”诗情画意弥漫其间，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他被贬之后写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等诗，都能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观照自然，抒写心愫，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他的《大林寺桃花》虽仅短短四句，却理趣悠长，活泼可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的闲适诗还有不少说理议论的篇章，所说之理又多为出世逃禅、知足保和之类，初读之下，尚觉清爽，数篇之后，便觉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正如他自己所说：“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怪拙言词。”（《自

吟拙什因有所怀》）但白居易诗也有说理说得好的，如组诗《效陶潜体十六首》便将议论与叙述、描写结合起来，以饮酒为契机，表现诗人“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的真实情态，较之一般纯发议论的说理诗，自不可一概而论。

（三）白居易诗歌风格及其得失：

各类诗歌总的风格特征：通俗平易、随物赋形、直抒胸臆。

《艺概·诗概》：“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非易到。”

《剑溪说诗·又编》：白居易诗“往往意太尽，语涉粗俗，似欠澄汰之功。”

（四）影响：白诗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有其匹。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几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侧，无可奈何。……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自居易《与元九书》：“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

王定保《唐摭言》卷15：唐宣宗吊白诗：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四、李绅、张籍、王建

（一）李绅，因“短李”。曾官至宰相。他是新乐府的最早创作者，原有《乐府新题》二十首，可惜已佚。《古风二首》(又名《悯农二首》)流传甚广。诗云：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二）张籍、王建：两个都擅长写乐府诗，后世并称为“张王乐府”。

王建有《宫词》一百首著名。

张籍与韩愈友善，有诗赠答。据说他焚烧了一卷杜诗，将诗拌蜜糖服食，以期换内脏作出好诗。（云仙杂记）

附一：元白叙事诗

两类：一是乐府：承“三吏”、“三别”，短小、写实。

一是歌行：长篇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

长篇叙事诗的艺术风貌：

1、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

《长恨歌》：结合、惊变、思念、寻觅、致辞。

《琵琶行》：送客、闻乐、相邀、演奏、叙身世、感伤、再演奏。

《连昌宫词》：宫边老人的追忆，记叙变迁。

2、卓越的叙事艺术。

《长恨歌》：以李杨爱情为主线。

《琵琶行》：以演奏贯穿，又通过“同是天涯沦落人”联系琵琶女与作者的身世之悲。

《连昌宫词》：宫边老人的见闻写盛衰。

3、细致传神的人物描写。

如杨玉环、琵琶女。

4、浓郁的抒情气氛。

《长恨歌》：抒悲情。

《琵琶行》：抒“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世之悲。

5、与抒情、叙事紧密相联的景物描写。

附二：关于元和体、长庆体、元白体。

1、顾陶《唐诗类选诗后序》：“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

学者翕然，号‘元和诗’”。

2、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又指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3、“元和已后，文笔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学流荡于张籍，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风格一致），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唐语林）

作品讲解

《上阳白发人》

这首诗是白居易《新乐府》50首中的第七首，是以“怜幽闲”为主题的政治讽谕诗。全诗塑造了一个老宫女的形象。集中概括了她一生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荒淫享乐，摧残无辜女性、断送她们青春和幸福的罪恶行径。全诗既有叙事、议论，又有写景，抒情。诗人的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营造浓郁的悲惨气氛，将环境的凄凉、冷落和老宫女内心孤苦情愁结合起来，突出表现了老宫女寂寞、辛酸的内心世界。诗中还运用对比映称的手法，将老宫女的服饰、装束、自我嘲弃的“女尚书”空衔以及春色美景等与老宫女老宫女的绝望情感交织在一起，相互衬托，委婉含蓄却极深刻细致地刻画了地倍受折磨下的变态心理。欲悲还笑，自我解嘲的神情还隐含着老宫女一生的悲苦和辛酸。全诗情调哀婉，音韵随着情潮灵活变幻，长短句工错落有致，语气通俗、含蓄，生动而富于感染力，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对被迫害宫女的无限同情之情。

《杜陵叟》

这首诗是也是《新乐府》中的一首。诗人选择许多地方官吏为了升官和贪污故意隐瞒灾情，横征暴敛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题材，充分发挥乐府民歌语言的传统特点，以三五七言相参差，巧妙地讽刺了皇帝赐予花氏的一切空恩典。通过杜棱发叹，表现了诗人对统治者残酷剥削农民的强烈义愤，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歌》

《长恨歌》是以历史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任周至县尉的白居易和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不胜感慨，遂写下了《长恨歌》一诗，陈鸿则写了传奇小说《长恨歌传》。两篇作品都很出色，且相得益彰，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结构上看，全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统摄全篇，诗人以“重色“的特点为基调，塑造了李隆基的形象，并从这个角度来塑造杨玉环的形象。对唐明皇“重色”误国和杨玉环以“色”邀宠乱政的行径做了讽刺和大胆的批评，点明了导致“长怀”的原因，为后一部分作了铺垫。随后即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两句收上启下，为要杨的“长恨”谱写哀歌。后一部分，则着意写“长恨”这一主题，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心理变化等多个侧面描写了他们的悲剧遭遇，表现了对死者的坚贞不渝和无限相思，并寄予了一定的同情。

全诗以人物的性格的发展而安排情节，结构作品，表现了“长恨”这一主题的复杂性。主线分明，构思精巧，剪载得当。人物的服饰、容貌、姿态、动作、语言及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细腻传神，悱恻动人。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自具首尾的情节描写曲折离奇。诗人将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审景注重细节，常运用以小见大，以少见多的艺术手法，通过人物对事件、环境的感受和反应来表现人物的情感。抒情气氛浓厚。夹叙夹议，悲剧色彩强烈、浓郁。

全诗通篇采用白描手法，融合了古诗、乐府以及说唱艺术的特点，语言精炼，自然流丽，形象性强、散文化的句式和特有的具有自然的音乐美的感人诗境，使人物性格和情节发的发展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将浪漫主义的境界表现得至真至诚、生动逼人。《长恨歌》成为后世广泛传颂的名篇，也奠定了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