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暴力：类型、效应及控制

媒介暴力：类型、效应及控制

去年以来，网络舆论监督力量兴起，但由此出现的“人肉搜索”、“网络谩骂”引起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媒介暴力”问题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对新兴网络媒体环境下媒介暴力出现的新的特点、效应、社会控制等问题，展开广泛而激烈的讨论。本文即针对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发表我们的一些浅见。

一、“媒介暴力”的概念辨析

对“媒介暴力”的概念到底如何界定，学界一直看法各异，归纳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类观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宪奎为代表，认为“媒介暴力”由“真实暴力”与“幻想中的暴力”两种形式构成。“真实暴力”指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暴力事件、暴力场面的报道；幻想中的暴力，则主要是指在一些娱乐性节目、电视剧中出现的暴力场景。①还有学者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媒介暴力一般被认为是包括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报刊等在内的媒体含有或刊登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②以上这两种观点都是将媒介暴力看作是大众传媒中所承载的暴力内容，没有提及传媒自身作为“施暴方”所实施的暴力行为。

另有一类观点则认为：“媒介暴力即大众媒介传播对受众造成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身体上或者心理上伤害的行为。”③这一观点是将媒介暴力定义为一种伤害行为，将传媒看作是“施暴方”，倾向于强调其负面影响。

由于媒介暴力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歧义性，也有人不是简单地为其下定义，而是根据媒介暴力对现实行为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显性暴力。“显性暴力是指在媒体中被描述为不正当的、非法的暴力行为。这种显性暴力可能是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等真实暴力在新闻节目中的报道，也可能是这些暴力在电视剧、电影等娱乐节目中的反映，但其共同特征是表明暴力的结果是施暴者受到严惩，受害者则遭受身体上的痛苦和折磨。”二是隐性暴力。“隐性暴力是指在媒体中被合理化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更多地出现在娱乐节目中。人们往往因习以为常或以宣泄情感为由而漠视它的影响。其主要形式有体育暴力、卡通暴力、游戏暴力、图像暴力等。……这种隐性的暴力更易得到受众的赞同，也更易被忽略，它所带来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暴力伤害，对受众行为的影响则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④

经过以上的归纳不难发现，“媒介暴力”并不像字面意思那样单纯和固定，由于大众传媒特殊的身份与职能，人们对“媒介暴力”的理解呈现出了各种观点互相交织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局面，并随着现代社会媒介手段和形式的发展变得愈加复杂。

实际上，“媒介暴力”问题作为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能不能单纯地从理论上为其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并不是十分重要。最关键的还是在其具体内涵上能够统一认识，从而能够使得我们对于社会控制的研究更有针对性。所以在这里不想把问题的讨论更多纠缠在定义问题上，而是直接通过划分“媒介暴力”的类型来认识“媒介暴力”问题。

我们认为，从构成形式及其影响效果来看，现代社会中的媒介暴力基本包含三大内容：一是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暴力内容，可简称为“媒介化的暴力”；二是大众传媒作为实施者所施加的暴力行为，可简称为“暴力化的媒介”；三是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传媒所搭建的虚拟世界中的游戏化暴力，简称为“虚拟化暴力”。其具体表现如下：

1.媒介化的暴力

这主要是从内容暴力的方面来看，即大众传媒所承载的内容是经由筛选、制作并传播出的暴力事件，是现实中的暴力行为被传媒转述和图景化了的暴力故事。由于传媒转述和图景化的过程往往会为了引人注目而凸现暴力的刺激性内容，所以可称之为“媒介化的暴力”。

媒介化的暴力又可细分为“真实的”和“幻想的”两种，“真实暴力，指媒体对城市骚乱、示威游行、政治暗杀事件、战争场面等等的报道；幻想中的暴力，是指在一些娱乐性节目中存在的暴力场景，如在电视剧里大量存在的暴力镜头，一些儿童节目中出现的暴力游戏。”⑤

几乎从大众传媒诞生时起，媒介化的暴力就与其如影随形。最早进入市场化的大众传媒为了谋生存谋发展，必须拥有一个稳固的受众市场，而暴力故事中的刺激性恰好是人类本性所容易趋附的内容，于是暴力毋庸置疑地被媒介化并成为了大众传媒吸引受众、取悦广告商的一种策略。

“媒介化的暴力”是媒介在传播中所承载的内容，但传媒在其中的身份远远不止载体而已。在进行传播之前，传媒要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进行挖掘、筛选、提炼、制作，将其转码为适于传播的媒介化的暴力内容。例如，在对一起抢劫案件的电视报道中，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不可能是对案件的绝对还原，而必然是经过编导剪辑制作并加入某些主观成分的结果。因此，在媒介化暴力的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始终是“主动者”和“能动者”。而恰恰是这种主动和能动，通常会夸大暴力中的血腥、残酷的部分，以更加吸引眼球。

2.暴力化的媒介

这主要是从形式暴力的方面来看，即大众传媒利用其特殊身份，尤其是传播方面的强势，对受众及其他社会成员造成的暴力侵害。

暴力化了的媒介，是在传播媒介繁荣发展以致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后出现的，并在网络媒体等新媒体形式出现后愈演愈烈。在现代社会，“施暴”的传媒成为了很多人恐惧并极力想控制的问题。其主要特点如下：

(1)话语的集权主义。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将社会学中“把关人”的概念引入传播领域，即大众传媒对社会上的信息进行“把关”、取舍，由他们决定哪些内容最终进入媒介与受众见面。大众传媒利用这一特殊地位实现了对话语权的控制，普通民众不通过大众传媒就很难找到表达观点的切口，逐渐形成了传媒尤其是主流传媒对于话语的集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炒作”之风和铺天盖地的宣传动员，也有媒介暴力之嫌。前者如香港明星张国荣去世时，许多都市类报纸整版整版地报道，从友好怀念到生前秘闻，事无巨细，罔顾读者感受；后者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更多表现在党报党刊的重大典型、重要会议的宣传上，常常是官话套话充斥，而且大多是统发稿，版面安排也基本一样，造成千报一面的状况。这些都对普通受众形成话语暴力。而在现代社会的高科技时代，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更新，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使得这种话语的集权现象更为复杂，在很多时候体现出了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其造成的侵害后果不可小觑。

(2)传媒的越权行为。2006年，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了一起“穷父救女求助富人”的事件。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走投无路之下，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公开了被求助的6位富豪的名字，并对还没有捐款的富豪点名报道。对此，陈力丹教授提出了“媒体逼视”的概念，“媒体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会给处在媒体‘逼视’下的被报道的个体带来莫大的压力。”所谓“媒体逼视”，其实就是媒介僭越应有权利，对受众施暴的一种行为。在我国，一些舆论监督类节目的成功大大提升了大众传媒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但是这种权利的不正常运用，却使大众传媒不断发生一些越权行为，出现诸如媒介审判等问题，甚至发展到媒介暴力的程度。

(3)无法摆脱的强制传播。现代社会中人们处于大众传媒编织的天罗地网之中，每天都承受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轰炸，从手机短信、电视广告到网页弹出窗口、公交电视、户外广告，面对暴力化的媒介，毫无还手之力。而一旦媒介从四面八方对一个事件围追堵截，也经常会使得当事人深受伤害。如杨丽娟追星事件，各个媒体狂轰滥炸，造成当事人身心疲惫。

3.虚拟化的暴力

在现代传媒极大发展的今天，媒介幻象的问题一再被人们提起。“英国左派的杰出代表斯图尔特?霍尔指出，大众传媒凭借凝结社会的霸权符码的生产而发挥作用，看起来反映现实但实际上是构建现实。”⑥也就是说，大众传媒运用暴力的传播手段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所有的媒介暴力其实都是文化或符号构建出来的。在这里，为了与前面所述“幻想的”媒介化暴力进行区分，我们更强调现代媒介营造出的参与性特点，也就是说，这种媒介构建的暴力场景与受众产生互动，而不是传统媒介时代仅仅处于观看状态。

以网络游戏为例，现代游戏开发商们都力求模糊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为玩家提供一个最接近真实的体验，对于暴力游戏的爱好者来说，这种接近真实的体验又为他们提供了成倍放大的感官刺激。在校内网、开心网等时下最热的网络平台中，也出现了“好友买卖”“奴隶交易”等带有明显暴力色彩的应用程序，这种程序看似游戏，但游戏中的“角色”“筹码”实则都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个人，这些程序由于最大限度地模糊了虚拟网络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极受欢迎。

大量事实表明，这种将媒介化暴力与暴力化媒介相叠加的方式，也叠加放大了媒介化暴力与暴力化媒介的社会影响。

二、媒介暴力的正负效应

传播学效果研究尽管大多承认媒介暴力的危害，但并未对其负面效应得出定论。因此，我们也不妨比较理性地认识媒介暴力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社会影响。

首先从正面来看，媒介暴力的传播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作为大众传媒难以舍弃的一种营销策略，媒介化的暴力在传播过程中无可否认地为大众传媒吸引了大批受众。在电视、影视、网络的传播中，暴力元素都被大众传媒大加利用，并切实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以暴力电影为例，带有暴力、犯罪情节的影片由于广受欢迎，甚至已经发展出自身的美学体系，充实了电影研究内容。

第二，现代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社会压力的不断积累，而大多数的压力排解方式又让繁忙的社会人群只能望洋兴叹，这时，通过媒介化的暴力刺激感官就成为了人们宣泄情绪、疏导压力最便捷的方式之一。由传媒提供的安全的虚拟暴力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由于情绪积压介入现实世界的暴力之中的可能。另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理论，悲剧可以借激起人们怜悯和恐惧来达到情绪的净化作用。同理，暴力内容也有此功效：观看一则对于车祸的报道，可以使人对违反交通法规产生恐惧；一个关于战争的影片，可以使人更珍惜现有的生活等等。因此，媒介化的暴力传播对于社会情绪的净化是有一定效果的。

第三，暴力化的媒介带来了传播的极大通畅，尤其是网络媒介的普及，使每个人都有了监督社会、成为舆论制造者的可能。这些自发的社会监控者，使得社会上的不法或不道德行为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对于净化社会环境有一定帮助。一段时间以来，从“周老虎”到许多贪污腐败案件，都是通过畅通的网络平台聚集一批极有热情的舆论制造者，被揭发并引起关注的。

至于媒介暴力的负面效应，更是需要我们充分加以认识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弱化人们的道德界限。媒介化的暴力不会直接导致现实生活中的暴力，但媒介化的暴力所带来的某些思维定式，使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得到了认可。例如，在许多新闻报道与影片中对于警匪暴力冲突的描绘，使得许多受众在潜意识中会针对犯罪分子的施暴行为持默许态度。在《被美化、淡化的电视暴力》一文中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电视节目里的暴力行为被美化了；很多严重的暴力行为甚至被轻描淡写了；极少的节目强调反暴力的主题。有的媒体甚至用英雄、爱国、正义等虚幻的名词伪装了暴力，使得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的道德界限越来越弱化，接受底线也越来越模糊。

近年来网络传播的发展，给媒介暴力带来新的动向。特别是在网络论坛上，由于是匿名发帖，网民的自律意识就比较薄弱，语言偏激、意见盲从现象比较突出。前两年网络上曾出现韩寒和白烨之争，原本意义上是文学价值观的讨论，但在网络论坛上却出现骂人大战，后来不少参与者都因为受不了网友的谩骂宣布关闭博客、退出争论。类似的现象，在一些网络论坛上不断重复。陈力丹教授对这一现象造成的后果有一个中肯的分析：

网络暴力似乎是对个别当事人，但是，观众是谁呢？观众是整个社会的人。这些人实际上作为一个旁观者，他们在看哈哈。经常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会失去道德感，失去对人的爱心，而且往往把别人的痛苦建立在自己的快乐上，这是网络暴力对社会的根本危害。而这种危害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因为这个事情没有摊在他头上，一旦摊在他头上，恐怕就会深刻认识到这个暴力对社会的危害。⑧

第二，对暴力行为有放大效果，导致人们的焦虑与恐惧。大众传媒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制作，因而受众所接收到的媒介化的暴力实际上是被提纯放大的，但是一段时间持续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播，就会在受众中营造出一种虚拟的社会情境。例如对各类犯罪案件、交通事故的集中报道，就会在该地区民众心中营造一个不安全的社会心理情境，导致人们产生恐惧与焦虑，而这种恐惧与焦虑不断积累，最终会对现实社会的实际环境产生影响。

第三，“虚拟暴力”诱发“现实暴力”行为。“虚拟暴力”是否会诱发“现实暴力”，至今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屡屡出现的暴力事件确实值得我们反思。2008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案震惊世界。警方调查发现，凶手赵承熙从高中时代起，就是暴力游戏爱好者，尤其痴迷一款射击游戏，玩家可扮演恐怖分子或反恐部队，使用各类枪械互相射击。枪杀案发生后，也有人在福克斯电视台发表谈话提出，电子游戏才是一切暴力活动的真凶。类似在现实暴力事件与暴力电子游戏之间找到联系的案例还有很多，这已成为人们声讨电子游戏商的一个重要理由。

另外，不断扩张的传媒势力，使传媒与受众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受众对媒体的不信任感。媒体的强势地位越来越明显，引起了一些受众的抵触情绪。人们渐渐发现，大众传媒会在传播时自行设定立场与对错，因此，受众对于大众传媒的报道渐渐持质疑态度，媒体在受

众中的信任度开始下降，甚至有人发出报纸、电视报道全不可信的偏激言论，这也可以认为是媒介暴力引发的现实中的受众对抗行为。

三、媒介暴力的社会控制

媒介暴力问题在大众传媒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不容小视，因此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恰当的控制也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加强管理，完善法规，变“堵”为“疏”

我们一直强调要建立法治社会，对媒介暴力的控制当然也不例外。今年初，传出江苏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最高可罚款5000元的消息，也是法治建设的一个步骤。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简单地禁止、封杀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在目前我国民主制度尚不健全，民众表达渠道尚不畅通的情况下，依靠简单粗暴的方式治理媒介暴力，很可能影响了信息传播自由，得不偿失。我们认为，对于媒介暴力的控制与管理，“疏”的效果要好于“堵”。媒介暴力发展至今，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政府应该更多的在传播管理与疏导方面加强控制，比如尽管出台“分级制”。除了电视电影的分级制外，网络传播也可以采用分级的方式，对于特殊级别的传播内容限定时间限定渠道，或是采用技术手段进行受众的身份限定，在不影响社会文化流通的前提下控制媒介暴力的影响程度。

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媒介暴力的千变万化，面对这一现象，政府部门不能够墨守成规，动辄视之为“网络暴民”、随意关闭网站、删除讨论帖子，而应该通过提高透明度、倡导理性声音的方式进行疏导。比如前不久云南省的“躲猫猫”案件，在经历了网民的嘲讽、谩骂之后，云南省有关部门组织了网民调查团，参加案件调查。虽然在组织上尚有欠缺，但这一行为疏导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增强了信息透明度。这种做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也是值得政府管理部门研究、借鉴的。

2.大众传媒要提高专业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

传媒从业人员把握着媒介暴力的源头和渠道，他们的工作态度、专业修养甚至自身道德水平，都直接影响着媒介暴力的社会控制。因此，大众传媒从业人员自身职业道德、专业修养的提升至关重要。在媒介暴力问题出现时，不缺席，做好监督与把关的工作，同时媒介自身也要做到不越权，防止出现类似“媒介逼视”的现象，自己成为媒介暴力的“施暴者”。

大众传媒专业化进程中，各界的媒介批评必不可少。媒介批评是对新闻界的监督，是为媒介伦理和公众信任作贡献。有学者提出，当前媒介批评正成为继政策监管、市场机制、传媒技术三种力量后的促进中国报业变革的第四种力量。⑨对于校正中国传媒航向，防止和消解媒介暴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媒介批评常常采取学术化、精英化的角度，未能在广大受众中产生明显影响。如果能够将媒介批评定位在一个更加平民化的角度，利用大众传播渠道在受众中广泛开展，可望取得更好的效果。

3.提高受众媒介素养，抵制媒介暴力的不良影响

媒介暴力的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广阔的受众市场、巨大的经济利益，给媒介暴力的出现与传播带来了无穷的动力，而这些又基于受众对媒介的崇拜心理。“媒介崇拜是人们使用媒介时表现出的一种对媒介过分依赖、认同、轻信和盲从的心理状态，把媒介内容看作不容置疑的真实再现、权威发言和真理表达，进而将媒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⑩可见，受众自身首先要树立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有一个独立于媒介幻想之外的世界观，要能够清晰分辨现实世界暴力与媒介化暴力的界限，受众在接受传播的过程中保持理智与清醒，媒介暴力就会丧失大部分的受众市场，丧失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媒介暴力的泛滥自然会相应得到控制。-

(作者分别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研究生)

注释：

①陈宪奎：《美国市民社会研究》第12页，中国社科出版社

②赵允芳：《解剖“媒体暴力现象”》，《传媒观察》2004年12期

③⑤马小璐、蒲莳、郑少云、陈琦：《媒介暴力问题研究笔谈：关于媒介暴力的界定》，《今传媒》2007年第3期

④贾碧峰、雷黎萍、贾媛、杜向涛：《媒介暴力的表现形式及其类型》，《今传媒》2007年第3期

⑥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廖卫民、陈桂兰：《被美化、淡化的电视暴力》，《新闻记者》2004年第4期

⑧陈力丹2008年9月5日在人民网与网友对话

⑨董天策、刘薇：《积极研究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健康发展——首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综述》，《新闻记者》2008年第2期

⑩樊葵：《论媒介崇拜》，《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