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非子》的寓言艺术成就
《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一、《韩非子》中寓言的深层意义
《韩非子》全书共10余万言，这部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内有寓言故事三四百则。其中巧妙地运用寓言故事来说理，取材于社会现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的寓言。这些都是韩非子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这些生动的故事，虽然出自特定的环境，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他的寓言浅近而深刻，幽默而冷峻，他把庄子以寓言说理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多了一些切近现实的因素，而少了几分道家特有的玄奥，堪称先秦诸子文章中的瑰宝。他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复杂纷纭、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大至时代更迭、国家兴亡，小至个人荣辱，历代王侯，愚夫愚妇，均纳于笔下，可谓跨越时空，巨细无疑。其内容之广泛、事件之纷繁，形象之众多，均堪称先秦寓言之最。
二、韩非子的艺术成就
1.《韩非子》的文学艺术特色
《韩非子》的文学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取材的现实性，寓言故事的题材来源主要是引用和加工古代神话、民间故事；加工和改造历史故事；直接创作。这三个来源几乎包括了先秦寓言来源地各种渠道，形成韩非子寓言集先秦寓言之大成的特点。
但是《韩非子》的寓言故事引用神话并不多，仅有五则，其中纯引神话的一则，继承神话传统、以动物为题材的四则。表现在寓言文学上，便是少幻想；其次，受整个大时代的影响。战国末年，长期的争鸣论辩，已经进入总结性的阶段；深刻的理性批判，已经战胜了传统的宗教蒙昧，神的迷信已不再占据人们内心主导，这样使得寓言不再到神话中去寻找寄托。最后，海域韩非的个性、思想等主管因素有关。韩非继承接受了荀子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个务实精神的思想家。
改造加工历史故事：韩非子寓言的题材主要来源对历史故事的加工改造。例如对缘于《左传》的“子罕不受玉”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于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相对于原文进行了压缩改写，叙述、描写不如《左转》细腻。其中原因大概在于韩非是利用此故事打比方，使说理更通俗易懂，所以只需讲明故事的大概。在韩非之前，编年史有春秋、左转；政点与国别史有尚书。国语、战国策；此外，还有一部集合百家的具著《吕氏春秋》、这些史书的出现，为《韩非子》寓言取材于历史故事提供了客观条件。最后，韩非子的贵族身份为他能饱览史籍，韩非子本人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这又为韩非子将大量的历史故事改编为寓言故事提供了主观条件。更何况，韩非著书的目地是为了说服有政治抱负的国君接受法家的思想主张。取材于历史，既切近实际，具有说服力，又易于为君主接受。
直接创造寓言，韩非出了继承转化神话故事，加工改造历史故事之外，还自己虚构创造寓言。他常常将富有的哲理谚语、格言，赋予具体的形象，加以故事化，形成自己的寓言。如“扁鹊见蔡桓公”“皮美为罪”等。
2.语言的艺术特色
（1）文锋犀利。《韩非子》寓言中很有特色：逻辑严密，论述细致，条理清晰；他的思想尖锐，又很自信，所以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犀利峭刻，是《韩非子》总体的文学特色，这在他的寓言中体现得极其鲜明。他借助寓言，赤裸裸地宣传某些观点，毫无假借，一语中的，明确揭示事物本质，语言简洁明快，冷峻严厉。
（2）平实机智。韩非寓言，大多选自历史故事或世俗生活，在平实中见生动，寓言主人
公，善于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作比喻，借此说服对方。文章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重大的道理，可谓深刻明切。韩非寓言中的许多人物，善于采取因小及大，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言，把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融入简单明了的比喻，使说辞具有了极强的说服力。韩非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构建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寓言和谐地组合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是形成韩文深刻峭拔、犀利机智的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
3.内容上的艺术特色
（1）形象众多、旨意明确。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如何才能使人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诸子百家特别关注的事。寓言，作为阐述其政治、哲学的重要论据，势必大量选用历史故事加以改造为其所用。正是如此，韩非寓言中便有了大量的历史人物。称韩非寓言为历史人物画廊亦不为过。不仅如此，他还将视野扩到民间，旁及女性，乃至改造神话，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人物形象。正如陈深在《韩非子评述》中所说的那样“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到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这种纵横古今，人物形象众多的现象，在中国寓言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情节完整、曲折生动。韩非寓言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他的那些文学色彩浓烈的佳作，往往写的曲折起伏、动人心魂、情节完整、首尾相应。无论题材大小，篇幅长短，多能使故事情节层层推进，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4.结构形式上的艺术特色
《韩非子》一书首创了独立的“寓言群”这一结构形式。把内容相关的寓言组织在一起，用来集中论证某一论点。这种具有明确指向的寓言，题旨往往比较单纯明确，即使是较为生动形象化的刻画，也总是着力于形象化的某个侧面的描写，因此，寓言形象化虽鲜明却显得有些单薄，不过，这种单一而又鲜明的形象往往令人过目难忘，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韩非子》使寓言故事群落的结构体制得到了高度的完善，推动了寓言文学的发展。借着寓言群有系统的表达哲学主张，规模庞大，条理井然，是古今中外寓言写作中独一无二的，也是韩非寓言的特色和最大的成就。它们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寓言本身更在于其喻体所揭示的富有哲理的层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价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文如其人。正是如此，政治色彩浓厚的《韩非子》，才在先秦寓言中绽放独特的艺术魅力。
韩非子寓言故事
自相矛盾 矛和盾是古时候两种武器，矛是用来刺人的，盾是用来挡矛的，功用恰恰相反。 楚国有一个兼卖矛和盾的商人。一天，他带着这两样货色到街上叫卖，先举起盾牌向人吹嘘说：“我这盾牌呀，再坚固没有了，无论怎样锋利的矛枪也刺不穿它。”停一会儿，又举起他的矛枪向人夸耀说：“我这矛枪呀，再锋利没有了，无论怎样坚固的盾牌，它都刺得穿。” 旁边的人听了，不禁发笑，就问他说：“照这样说，就用你的矛枪来刺你的盾牌。结果会怎样呢?” 这个商人窘得答不出话来了。 酒酸与恶狗 宋国有位小生意人开了一爿酒家，专门出售陈年佳酿。这爿酒家窗明桌净，买卖公道，还在门前高高竖起一杆青旗，行人在几里地外都能看见酒旗招展。顾客一进门槛，店小二就笑脸相迎，殷勤接待。 按理说，这爿酒家应该是生意兴隆的；可是偏偏相反，常常整天不见一个顾客，十分冷落。一坛坛老酒开了封，卖不出去，都发酸变质了。 店主苦思冥想找不出原因，只好去请教附近一个老头儿。老头儿沉吟了一番，问他：“你看门狗凶不凶?”店老板挺纳闷地说：“凶啊，
可这跟卖酒有什么关系呢?”老头儿拈着胡须笑道：“人家怕你的恶狗。恶狗守在门口，见人就咬；酒再好，还有谁敢来买呢?” 郑人买鞋 有个郑国人，想到市上去买一双鞋子，便先用一根稻草量了量自己的脚，作为尺码。但临走时，却把尺码丢在家里，忘记带去。 他到了市上，走进一家鞋店，看见一双鞋子，觉得很中意，可是一摸口袋，尺码没有带来，忙对店员说： “我忘记了带尺码来，让我赶回去把尺码拿来再买。”说罢，拔脚就跑。 这样一来一往，等他从家里拿了尺码再到市上时，鞋店已关门打烊了，他终于没有买到鞋子。 有人知道了这事，就提醒他：“你为自己买鞋子，可以直接穿上试试大小，还要什么尺码呢 ?” 买鞋的人回答说：“我是宁肯相信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 讳疾忌医 名医扁鹊，有一次去见蔡桓侯。他在旁边立了一会儿对桓侯说：“你有病了，现在病还在皮肤里，若不赶快医治，病情将会加重!”桓侯听
浅谈韩非子思想的非道德倾向阐释.doc
浅谈韩非子思想的非道德倾向阐释- 非道德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怀疑论和某些诡辩论者的伦理思想。经过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及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发挥，使非道德主义成为一种反对道德及其作用的系统理论。但随着一股进口西方哲学某些概念来研究中国哲学的热潮到来，这种被称为反向格义的研究方法变得普遍起来。那么，本文就从非道德主义的视角来反向阐释韩非子，力图洗尽韩非子是非道德主义者的嫌疑，以此证明韩非子具有严重的非道德倾向，而绝非是曾界定的非道德主义者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内核在于法而非道德，因其思想体系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所以在道德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与异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围绕道德本身及其与法的关系展开，有人认为是以法代德，是对道德的彻底否定;有人主张是道德无用论，对道德本身进行否定;另有观点认为，韩非之说仅仅是否定儒家这一特殊道德，而非否定一切道德。这些观点在其思想体系中都有所反映，且是在道德范围内进行的各种尝试。郭沫若认为，韩非子的术毁坏了一切伦理价值。这说明韩非子的道德已经脱离道德本身，被驱逐于道德范式之外。 第一，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新编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显学》，以下仅注篇名)这句话是把韩非子思想定性为非道德主义的突出论点和铁证。持此观点者忽略了这句话的主体和对象，主体是为治者对象是众。韩非子也说过仁、义、礼、智、信皆为乱国之术也，孔墨乃愚诬之学。但韩非子是站在为治者，即称王为君为民主的立场上来用众。用众就是寻求一种外在普遍的规定性一法也;舍寡即是指一种内
在特殊的个体性一圣人孔者，所以不务德而务法。作为君主，应行众者之事，道德修养是寡者圣人之行，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集解显学》)，为王者必须舍德务法。 第二，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韩非子集解外储说右下》)。意思是说君不仁，臣不忠，那么霸王之业可行矣。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道德上的人情关系，而是人性恶而导致的自私自利的冷酷的政治关系。作为王者，要维护自己的霸业与统治，实行非道德的政治策略，这是术的一种体现。这是赤裸裸地揭示君臣之间纯粹的利益算计关系，君尚威尚法尚术，臣等平民皆为其自上而下的对象。尽管站在为治者的角度，君不仁，臣不忠，可以王矣，但作为统治术的一种，并未排除其它多种统治的可能性。反之，若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一开始是没有办法，他要遵守法律，要服从法律的暴力，但在经过暴力的教训或者说是威吓一最初是害怕犯法，长此以往他会意识到法制是为了每一个人能变得更加道德。只不过韩非把他的严刑峻法思想推向极端，导致法术势统治集团的破产，所以韩非子所谓君不仁、臣不忠是在以利益实现为核心的商卖原则基础上的法治范畴内的概念，是特定语境中的特定内涵，这其中既有通权逻辑的利弊权衡，又有维护客观制度公平运作的理性考量，不能简单笼统地将其定性为否定道德价值的非道德主义。 由此可见，韩非子是在特定语境中反对旧道德，具有严重的非道德主义倾向。韩非子把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斥为五蠢的乱国之学，他说: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韩非子集解五蠢》)这说明仁义辩智只是不能持国而已，作为持国者来说，他提倡的是反身外求的人性恶的外在规范，一种形而下的仅仅作为统治的动机法。但他并没有否定特殊个体之间的内在道德，所
《孟子》的艺术成就
《孟子》的艺术成就 （一）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二）“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基于《韩非子》的分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治国要崇尚法治 韩非子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鲜明提出治国要崇尚“法治”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鲜明地提出治国要崇尚法律，以法治国。他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最高明的治国原则在于依靠法术而不依靠个人：“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P763）[1]可见，韩非子强调治国要崇尚“法治”而反对“人治”；（2）治国要崇尚法度而不依靠贤人：“上法而不上贤”（《忠孝》P741）[2]；（3）要把法治作为统治民众的根本：“治民无常，以法为本”（P759《心度》）[3]；（4）君主就应该依靠严守法治原则来建立功业：“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P516外储说右下）[4]；（5）要以法律作为处理政事的唯一准则：“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无二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P612问辩）[5]；（6）按法令办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据法直言，循绳墨，诛杀奸人，所以为上治也”（P649诡使）[6] 2．详细分析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还详细分析了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1）对于治国而言，法治对多数人有效，而德治只对少数人有效：“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P735）（2）法律是统治天下百姓的根本：“法者，王之本也”（P758）（3）依法办事能使国家强大，反之会使它衰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P41《有度》）“治强生于法，若孪生于阿”（P504外储说右下）（4）实行“法治”能有效地管理大臣：“彼明法，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P175《饰邪》） （二）、“法治”之立法 1．原则： （1）遵循自然顺天道 韩非子提出，立法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不逆天道”、“因自然”（P313《大体》）这就是说，立法要顺应天道，遵循自然的法则。“因道全法，君子乐而止大奸”（P314《大体》）这就是说，立法遵循自然的法则就能除暴安良。 （1）因时制宜应时势 韩非子认为，立法也要因时制宜：“论世之事，因为之备”。（P698《五蠹》）这就是说，治国要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P700《五蠹》）这就是说，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措施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政事。“古今易俗，新故异备”。（P704《五蠹》）这就是说，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因此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P759《心度》）这就是说，法律能随着时代而变化，国家就会治理好；治国措施能适应社会情况，就会有功效。 （2）权衡利弊讲实效 韩非子强调，立法也要权衡利弊讲实效：“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P673《八说》）这就是说，法制的设立若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事情能办成，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弱爆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 [1] P763 [2] P741 [3] P759 [4] P516 [5] [6]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1：击鼓戏民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1：击鼓戏民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1：击鼓戏民楚厉王与百姓约定，如果遇到了敌情，就击鼓为号，召集大家前来守城。一天，厉王喝醉了酒，胡里胡涂地拿起鼓槌猛敲。百姓们听到鼓声，都惊慌地跑了过来。楚厉王连忙派人制止，说：'我喝醉了酒，击鼓和身边的人闹着玩。这鼓打错了，请大家回去吧!' 百姓们一听都回去了。过了几个月，敌人真的来入侵了，厉王赶紧击鼓发出警报。但百姓以为厉王又是在跟大家闹着玩儿，因而没有一个前来守城。厉王只好更改了原来的命令，重新申明了报警的信号，老百姓这才相信。 寓意：在事关重大的事情上，千万玩不得儿戏。如果拿原则问题开玩笑，就会失信于民，招致大祸。 原文：楚厉王有警，为鼓以与百姓为戍，饮酒醉，过而击之也，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过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2:鲁人搬迁鲁国有个人擅长打草鞋，妻子很会纺白绸。他想搬到越国去。有人对他说：'你到那里必定会变穷的。' 这个鲁国人问：'为什么呢?' 劝他的人说：'打草鞋是为了给人穿的，但越国人不喜欢穿鞋，习惯于打赤脚走路;织白绸子是用来做帽子的，但越国人不喜欢戴帽子，而喜欢披着长发。你想到用不着你们长处的国家去过日子，要使自己不穷，怎么办
得到呢?' 寓意：要发挥自己的专长，必须找到合适的地方。如果找错了地方，专长就会变成短处。 原文： 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稿，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之也，而截止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3:心不在马赵襄主向王于期学习赶车的技术，学了不久便与王于期进行了一场比赛。在比赛中，他换了三次马，每次都落在了后面。赵襄主埋怨说：'你教我赶车，还留了一手呀!' 王于期回答说：'我已经把技术全部教给您了，是您运用的不对呀!赶车最要紧的，是把马套在车上要套得舒适妥贴，赶车人的注意力要集中在调理马上，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在今天的比赛中，您落在后面的时候，就只想追上我;跑在前面的时候，又生怕被我追上。其实把马引上大道赛跑，不是领先就是落后。可是您无论领先还是落后，注意力都集中我的身上，哪里还顾得上调理马呢?这就是你落后的原因啦!' 寓意：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把精力集中在所要办的事情上。如果分散了精力，就不能成功。 原文： 赵襄主学御于王于期，俄而与于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
简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简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皮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 内容提要：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抨击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以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认为统治者只有制定严酷的律法，掌握好赏罚二柄，才能有效的对国家加以管理并最终达到富国强兵。本文从“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和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两方面，对韩非的“法治”思想进行阐述。 关键词：韩非“法治”思想 “法治”的提出，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在《商君书》中又称“垂法而治”、“缘法而治”。“法治”中的“法”，指的是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规范；“治”指的是以这种规范作为约束来治理国家、统一天下。这种“法治”的理念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1] 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法治”思想。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在吸收了前期法家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突破。韩非的“法治”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另一部分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 一、“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 韩非“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必要的理论基础。一个是“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一个是“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 韩非的历史观基本上继承了前期法家的衣钵，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发展的，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昔。因此，他反对复古和保守。与此同时，他又认为根据时代的变化，国家的治国方法也应当相应变化，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他批评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认为如果在当今之世仍然“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的傻瓜。因此他得出结论：“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子·心度》）韩非提出这种历史观的目的，显然是在为当时法家所推行的法治制造理论根据。因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社会风俗变了，政治制度亦应当变化。所谓“当今争于气力”就是用暴力解决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古代的道德和儒家的仁义说教都已不合时宜，只能以严刑峻法来治理“急世之民”。 韩非的人性论继承了他的老师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并且将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韩非认为“人皆挟自为心”，人的这种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本性根本不可能通过后天人为的教化而改变，即不可能“化性起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一切活动的动机与目的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比较。他以舆人和匠人为例：“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不仅如此，韩非认为即使是亲子之间，也是“以计算之心相待”。从以上的观点出发，韩非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不计厉害关系的仁义道德，也不承认有什么道德特别高尚的“圣人”。在他看来，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动物，这种本性无法改变，因此所有的道德教化对人来说都是软弱无力的。对于统治者而言，为了达到维护统治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应当且只能根据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用严酷的刑法来制止民众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用利益为诱饵，使民众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简言之，就是以赏罚的手段来维护统治。 韩非根据他进化的历史观和“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指出了道德教化的失败和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要求“不务德而务法”，从而比较系统的为“法治”思想提供了一套理论。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我国讽刺文学来源悠久，先秦诸子寓言中，已有讽刺作品。从小说来说，在《西游记》里显露了幽默的讽刺锋芒，后来的《西游补》、《钟馗斩鬼传》等也是讽刺意味较多的长篇小说，但后者词意浅露，艺术上比较粗疏。明代拟话本和清初《聊斋志异》中都有讽刺科举的短篇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成功的讽刺作品。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吴敬梓以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鲜明的爱憎，写出了《儒林外史》，“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这个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仲，庄征君取材于程绵庄等。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观的说明，使读者从客观事物本身得到启发。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为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例如小说十七回写“斗方名士”的一段对话：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见，还是做赵先生的好。”……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倒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可是么？”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尊。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的进士不成？”浦墨卿笑道：“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临监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上，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样看来，儿子的倒底当不得自己的。”……景兰江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这里作者写的是当时儒林中很普遍的事情，显然只是如实地反映出来，却把那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揭露得
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浅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董蕾 （管理科学系行政管理专业学号：091424026 指导教师：郭红娟） 摘要:韩非,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变法历史经验,在批判继承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为秦王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现今探究其思想要义,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 关键词：法治；法；术；势 韩非，世称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在总结变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法治理论适应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要求，为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从其“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法治的基本理论以及推行法治的方法和途径等方面作以研究。 一、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理论的产生必有其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因素,同
时也是思想意识主观因素交流融合的必然。 （二）从经济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221 年)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实行如“初税田”“量入修赋”等经济政策,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布成文法活动开始列入社会变革的日程。 （三）从政治上看,西周时期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开始动摇。各诸候国,各封建领主之间为扩大领土，掠夺财富和建立霸权而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各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已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各国的变法改革和夺权斗争。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法治思想应运而生。 二、韩非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的法治思想由“法”“术”“势”三个部分组成的。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其主要内容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一)“法”的理论 韩非的法治理论中的“法”为新兴者倡法,也就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服务。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法规是由封建君主来颁布,官吏来贯彻法令,人人要遵从,是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法者,事最适者也”(《问辩》)。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之用,也即《八说》所说的“治事”。“治事”的中心是尊公废私。《诡使》说:“夫
《战国策》艺术成就简析
浅谈《战国策》艺术成就 10涉外二班孙亚伟20101004228 摘要：《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首先在于它创造和体现了战国时代特有的散文 风格，其次, 《战国策》的出现, 标志着各种散文文体的日趋成熟。运用各种艺 术手法, 创造出众多各不相同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也是《战国策》的重大 艺术成就之一。《战国策》为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些离言故事, 丰富了我国的语言 宝库, 对我国的文学发展也是有所贡献的。 关键词：《战国策》艺术成就散文风格散文体的逐渐成熟艺术手法 一：《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凡三十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魏、韩、赵、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个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的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二：艺术成就简析 历代封建文人对《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持否定态度, 但对它的写作技巧、艺术成就却是赞扬备至的, 甚至把它作为典范文章进行学习和鉴赏。下面我们浅谈下《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1、创造和体现了战国时代特有的散文风格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首先在于它创造和体现了战国时代特有的散文风格。这种风格当是那些思想活跃、政治经验丰富的士人们在游说活动中, 适应巧设机谋、互相辩难的特殊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是他们精神风貌的体现。这种风格是通过语言的运用而表现出来的,其特点是铺张扬厉、雄辩态肆、刚健雄浑、气势磅礴。它的叙述多能作到简洁明快, 流利酣畅, 它的论述和辩驳更是旁征博引, 条分绒析。其行文或曲折迁回, 婉转含蓄, 或单刀直入, 准确犀利。至于其词汇的丰富性、叙述的条理性、说理的鼓动性、辩论的逻辑性、悄节的曲折性、结构的完整性以及修辞的巧妙性, 都是它前代和同时代的其它作品所不可企及的。 2、标志着各种散文文体的日趋成熟 其次, 《战国策》的出现, 标志着各种散文文体的日趋成熟。《战国策》中既有
韩非的思想
浅析韩非的“法、术、势”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大变革的局面。各个诸侯国为在斗争中取得霸权地位而林立纷争，各国国君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的政治思想学说武装自己，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国富兵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封建经济的极大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文化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思想混乱的局面，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产生并得到发展。这些不同的政治思想团体与当时的政治权势是相对立的，他们从不同的社会集团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阐发各自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各成一家之言，这样，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历史现象。 可以说，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进程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受到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支，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主导文化形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所在。法家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发展和形成于战国时期。在其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中，发家思想因为曾经指导了秦国的极端的政治实践而风靡一时。 韩非是发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批判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将法家的治国思想融会成了以“法、术、势”为基本核心的系统思想体系。他的治国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深刻的哲学基础上的，论证了其治国理念的现实可能性。相对于儒家思想的突出强调相关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的理想主义而言，法家思想则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将政治正义贯彻落实。因此，韩非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 “法、术、势”是韩非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韩非的法律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相成”。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大多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功利色彩的权术阐释。 首先，韩非的“法”是建立在荀子的“性恶论”的基础之上，减少了对人性善的期望而继承了荀子的“以法制之”的思想主张，强调统治者应该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以“法”“术”“势”相结合的“王者之道”来控制被统治者。他认为：“民之故及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并不主张“性”，只是主张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所以，他说：“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禁令则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对人性的剖析直接从经验出发，对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人性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和概括。因此，他的理论容易得到注重实践者的赞同。韩非论证了对各种谋私利的人群施以权术法制的必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由此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他在法律的理论中最为强调的就是“法”的地位。他提出“以法为本”、“以法为教”。他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该注重的，主张“立法于君”，强调法权的集中。此外，韩非还坚持法律的平等性，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制观，提出了“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完整版)韩非子生平简介及故事
韩非子生平简介 韩非子原名韩非，韩非身世显赫，是韩国的贵族，当时六国战乱纷飞，为了躲避霍乱，他们一家只好逃到了驻马店的一个村落中。作为贵族子弟的韩非从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振兴家族，富强韩国，因此，小小年纪就单独一人周游列国，一路上努力的学习各家的思想。 因为韩非特殊的身世以及经历，使得韩非无法继承孔子这样大仁大义的儒家思想，相反的，与以儒家学说继承者自居的荀子的思想中“人性本恶”论不谋而合，所以，拜入荀子门下。 我们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不难发现韩非子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充满利益”这一前提和基础上。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不用讲太多的仁义礼，建立一个国家的秩序要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 韩非的思想与秦王嬴政不谋而合，李斯告诉秦王，韩非子乃是自己昔日同窗，韩国贵公子。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这个人才，出兵攻打韩国，韩王无能无远见，为保残国，交出韩非。然而韩非没有纵横捭阖的口才，无法讨得秦王的开心。李斯害怕秦王终有一天看到韩非的才华而重用他，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的设计陷害了韩非子，又用毒药害死了韩非子。纵观韩非子一生，只能用坎坷一词形容。 不过韩非子的依法治国，虽然不完善，但是却是有一定的依据，其中精华是可借鉴的。 韩非子的思想主张 法家的代表人韩非子主张的思想就是“依法治国”，这也成为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独霸中原的一个关键点，自秦国开始，就已经实行了唯一的君王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如今的民主社会体系，建立了中央集权制。 他认为推广仁义都是在空谈，他的“法治思想”反对着“儒家思想”，君主应该采用手段统一自己的权利，将所有的权利统一起来，治理国家应该制定法律，无规矩不成方圆，但是也因为他的轻罪重罚思想，导致了后来因为滥用权利的暴政，秦始皇在政时非常的重视并且重用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并且推广实施韩非子的政治政策，不幸的是，韩非子在收到重用后，也遭到了同门师兄弟李斯的嫉妒羡慕，李斯与韩非子出师同门，因此密谋毒死了韩非子。 但是也不得不说韩非子的“法治”也成就了现在我们的中国，法家思想成为了法律的起源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国家政权，人口，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他也认为在追求利益的社会中是没有道德可言的，两千年的法治社会也和我们现在追求的法治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刚建立起的法律下还不是很成熟，很难做到人人平等，虽然说法治的思想跟本是“公平公正”。 因此，韩非子的思想主张有利也有弊!法律成为了当时统治国家的一种重要工具，不过秦国虽然因统一六国而强大，也因为了他的暴政走向了改朝换代。 韩非子的著作 韩非子最大的成就就是《韩非子》，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韩非子·说难》、《韩非子·五蠹》、《韩非子·物权》等等。 他的著作多以寓言故事为主，其形象生动的表述了社会人生的道理，有些寓言故事非常的诙谐幽默，但却真实客观。 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末时期，他是当时势力最弱的韩国的贵族，从小口吃，但是天资却非常的聪慧，虽然不善于语言表达，但是他的著作可谓是一个大手笔，非常的有才华，再加上他的见解也十分的深刻;他目睹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入灭亡，于是向韩王说了自己关于治国的意见，但是韩王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韩非子非常的失望，不过却斌没
《庄子》寓言--艺术特色
摘要 《庄子》又称《南华经》，是先秦诸子中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书分内篇、外篇、杂篇，以内篇为核心，《逍遥游》、《大宗师》等作品集中体现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庄子多用“寓言”、“重言”和“卮言”等表现形式写作，尤其擅构寓言。古今人物、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大鹏小雀、白骨骷髅，皆能幻化，敷衍文章。庄子之寓言，想象奇特怪诞、发想无端，文风恣肆汪洋、意出尘外，论述诡谲神秘、瑰丽绝妙，然而它所承载的思想却是朴素深刻，无人能先。特别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几乎已完全具备了现代小说之特点，被黄震先生誉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庄子的寓言是他说理传道的主要工具，通过寓言这种曲折含蓄却又古怪离奇引人入胜的方式，向世人传达他高深莫测的“道”，幸如他所预期的“十言而九见信”，两千年来，庄子的寓言及寓言所包含的道对中国的文学、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庄子》寓言艺术特色浪漫主义刻画手法措辞
目录 引言 0 1.新颖巧妙，意境宏阔，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2 2.嬉笑怒骂，生动活泼，刻画手法精准多样 (4) 3.言简意赅，生动传神，措辞凝炼不失飘逸 (7) 结论 (9) 参考资料 (11)
引言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１]他是我国先秦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继承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道亦无限，自生自灭，世无主宰。万物“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主张齐是非，齐生死，齐物我，齐贵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随遇而安，逍遥自得。 《庄子》成书后，共五十二篇，后散佚，只剩得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一般定为庄子所著，而外、杂篇发展则历经百余年，夹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了更为复杂多变的体系，可能掺杂有庄子门生和后来道家的作品。《庄子》被誉为先秦最具有文采的哲学著作，兼有哲学著作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双重身份，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以寓言的形式去表达深刻的哲学观念。庄子在《寓言》一篇中，自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亦指出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可见寓言是《庄子》最大的特色。 《庄子》想像力丰富，夸张怪诞，极具浪漫主义色彩。通过寓言故事，禅道说理，针砭讽刺，刻画人物，喻世警人。其超常的想象和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构成了庄子特有的奇特的想象世界。刘熙载《艺概·文概》称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２]《庄子》寓言的结构严密巧妙，有时候看似各个寓言之间不相关联，实际上是以同一主题或者规则串联起来的，其精神思想是贯穿全篇，从始而终。寓言的形象是对现实生活中某类典型人物事迹轮廓式的勾勒，代表性极强，加之内在精神的塑造，让人印象深刻。庄子构思的宏大雄壮，结构的严密新颖，想象的奇特丰富，精神的逍遥自由，给人以超凡脱俗的美感与崇高美妙的享受。 《庄子》整部书中共有将近两百则寓言，《庄子》的寓言是他说理传道的主要工具，我们从中能领略到他的思想，同时《庄子》也给后世以莫大的指导和启示，这些寓言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形象表述。 《庄子》寓言是先秦诸子作品中最绚丽多彩，令人瞩目的。其思巧妙脱俗，发想无端，令人咋舌，其驾驭语言的能力亦已登峰造极。《庄子》寓言不但富有哲理，而且想象奇幻，形象生动活泼，流露着充沛的情感。高似孙赞庄子道：“其说意空一尘，倜傥峻拔，无一毫蹈袭沿仍之陋，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演迤，如长江大河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率以荒怪诡诞狂肆虚渺，不近人情之说瞽乱而自呼。”[３] 《庄子》的寓言又是与众不同的。先秦诸子中，孟子、韩非子等人亦可谓善用寓言，但孟子多采用民间传说故事来加强自己的论辩，韩非多利用历史传说与典故以佐证自己的说理。而《庄子》的寓言却大多“皆空语无事实”，通常都是庄子本人虚构而成。正如刘向所云，其“作人姓名使相与语，寄辞于其人”。庄子是第一个自觉地运用虚构手法的文学家。《庄子》寓言的独特还在于它的“多义性”。庄子在创造了如此大量、丰富多彩、变化多姿的艺
韩非子寓言文言加翻译
韩非子寓言文言加翻译 五十五. 兹郑引辇 【原文】兹郑子引辇上高梁而不能支①。兹郑踞辕而歌②，前者止，后者趋，辇乃上。使兹郑无术以致人③，则身虽绝力至死，辇犹不上也。今身不至劳苦而辇以上者，有术以致人之故也。（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注释】①辇（niǎn）：古时用人拉或推的车。高梁：山谷之间的延绵高地。踞：蹲，坐。辕：拉车的把手。③使：假如。致人：调动人，招引人。自注；证明此人会动脑子，会想办法，比一般人聪明，他能借力用力而不是单靠自己，这样的人是能做成别人做不到的事而成为人上人。 五十六. 留有余地 【原文】桓赫曰①：“刻削之道②，鼻莫如大，目莫如小③。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然，为其不可复者也④，则事寡败矣。（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说林下》）【注释】①桓赫：战国时代著名的雕刻家。②道：原则。③莫如：不如。为其：认为。④复：还原，重来。自注；艺术家雕刻要留有余地才能雕出好的东西，许多人在作画，刻写时没有余地而使作品效果很勉强而不自然。做事也要留有余地不然后面就难了，两个人吵翻撕破脸就很难再恢复关系了。 五十七.杨布打狗
【原文】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①，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②，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③，黑而来，子岂能毋怪哉！”（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说林下》）【注释】①杨朱：战国时期魏国（今河南开封市）人，反对儒墨，主张贵生，重己，称为杨朱学派。②衣缁衣：衣，动词‘穿’的意思。缁(zi)衣：黑色的衣服。《说文》：“缁，帛黑色也。” ③曩者（nǎng zhě）：刚才，过去。使女：使，假如。女，即你。自注；杨布做事情就这样将一切错误算在狗身上，其实他自己也有问题。他的所为就像一些人自己摔了一跤，就打桌子，椅子，其实是自己造成的却将所有问题怪在别人身上。这样的人做事情那肯定会出问题，而且是一出再出，因为他不知道最大问题在自己身上。 五十九. 摇木拊本 【原文】摇木者一一摄其叶①，则劳而不徧②；左右拊其本③，而叶徧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本故事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注释】①摄（shè）：本义:牵曳，牵拉。《说文》：摄,引持也。②徧（biàn）：《广韻》周也。同“遍”。③拊其本：拊（fǔ）：拍打，敲击。本：树干。自注；韩非说了一个简便方法就是抓住纲领，从关键处下手而不是全盘拿下，这样可以起到四两拨千金作用。任何事物都有其关键薄弱地方，只要抓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人文经典小论文 读后感 读书笔记 韩非子的社会历史观
韩非子的社会历史观 摘要：社会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在春秋战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历史变革之际，诸子百家分别提出了自身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其中以法家韩非子“因时制宜”的认识最为深刻，从而提出了当时最有助于国家统一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本文首先介绍韩非子历史观产生的背景基础，然后分析韩非子其他主张观点与其的联系，并综合的与其他诸子百家观点进行比较，最后阐明韩非子历史观对当今社会的启发。 关键词：社会历史观；韩非子；因时制宜 社会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一般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体系，是人类对本身相互交往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反思。社会历史观不仅是对以往历史的回顾，更重要的是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总结，以提出解决当下问题的策略或未来发展的设想。一般来说，社会历史观决定了对其他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就会有一套相应的认识并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的哲学，具有纲领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关于社会历史的思维架构和考察方法主要是复古主义和循环论，即习惯于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这在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的社会历史观中均可体现，我们会在后文较为详细地对比介绍。在古代的哲学中，世界本体往往是一种不变的永恒之物，由于本体的宏大无边和静止无感，古代哲学习惯于对世界的静态观察。具体说来，世界万物只能在固定的量的界限内运动，而不能越雷池一步，故而谈不上什么质变和飞跃。而韩非子站在的他的那个正经历着翻天覆地变革的时代的高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因时制宜”
的社会历史观，主张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在国家社会制度方面进行相应的合适的变革。这对中国以后历朝历代的改革产生了深远而又重大的影响，直接为它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甚至对中国今天的改革发展仍有重要的启发。对此，本文将立足韩非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力图对其社会历史观的形成与影响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1.0文献综述 有相当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韩非子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关立新（2009）[1]在现代角度上比较了先秦诸子百家的社会历史观，评价了韩非子的历史哲学对中国历史及现代发展的影响；黄柏成（2013）[2]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对中国当代法律建设和改革的启示； 陈冬（2013）[3]通过深入地分析韩非子反对儒家主张的“礼仪”的观点，以从侧面表现韩非子的社会历史观；宋洪兵（2008）[4]再次对比了儒家与法家的社会历史观，考证了这两派对于“复古”与“应时”的观点，得出了“这两大家均是认同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只是寻求的变革方法不同”这一新的重要结论；林光华（2014）[5]通过分析韩非子《解老》而深刻地对比了韩非子与老子关于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异同。本文将具体分析韩非子社会历史观的产生背景，并阐述其与韩非子其他主要观点的联系，以从整体全局上展现韩非子的历史观，再与其他诸子百家的观点进行综合的比较，最后阐述其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2.0时代背景
艺术成就与影响
艺术成就与影响：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 一，发展了慢词。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 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改委婉含蓄的小令手法为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 三、大量吸收俗语入词，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 四、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 词至柳永一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拓了词的内容题材。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其词大多写享乐与风情，但将视线转向市井青楼中的现实生活与实在人物，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还有描绘繁华的城市风光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的词作，扩大了词的题材。（二）对词体的创制与开拓，“变旧声作新声”。创作了大量慢词。柳永213首词中用了133种调，在宋代880多种词调中，有100多种为他首创或首次使用。100多个词调大多为当时流行的新曲调。 （三）在词作的审美趣味上，尝试变“雅”为“俗”（即以俗语写俗情）。以赋法入词，运用白描手法进行铺叙点染，善于利用时空转换写景抒情，自创独特的结构方式。 （四）大量地使用词体进行自我感情的抒发。 五、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词在当时就受人欢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又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慢词被后人普遍接受；很多人在批评他“俚俗”的同时，也暗受其影响，如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也都经常以俗入雅。而像周邦彦一类的作家更“多从耆卿处夺胎”(周济《宋四家词选》)。 三、枊永词的语言特色 “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 1.善于化用前人诗歌中的语汇、意象，如“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出于谢朓，雅化，而不深涩；《八声甘州》中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被苏轼誉为“不减唐人高处”(赵令峙《侯鲭录》)。 2.善于运用口语、俚句，《昼夜乐》：“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直白浅易。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陈师道说柳词“骫[wěi]骳[bèi]从俗，天下咏之。”俗语多，如恁、争、怎、伊、自家、阿谁、看承、滑得等。 从1127年到116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是宋词发展史上由北宋词向南宋词的过渡期。 从作家队伍来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多是由北宋入南宋的词人，如李清照、陈与义、朱敦儒、李纲、张元干、岳飞、叶梦得、胡铨、赵鼎等。 另一方面，从创作来说，也鲜明地体现了过渡期的特点，即这一时期的词人虽然有一定的个性，但更多的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早期的词一般多是婉约词，和平安定，吟风弄月，这显然承接了北宋后期的特点，而后期的词表现战乱、苦难与个体理想失落的苦闷。这一时期的词则往往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结合在一起，忧伤与愤慨成为最普遍的情绪，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增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苏轼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从而为词向诗风靠拢提供了理论依据，苏轼也因此开拓了词境，确立了词的尊体地位，使词由歌筵酒会的助兴小曲成为士大夫案头的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