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风骨

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中国人若有这两样做人做事的基本特质，必将会有更多的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涌现出来，也必将改变无数国人的生活品质。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一）

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对陈的思想研究和学术评价，余英时之说最见中肯（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版《现代学人与学术》）。陈师平生亲近的友朋不多，有能力追随他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唯周一良、蒋天枢等少数弟子，才觉得听陈师讲课比看一场大戏还要幸福。

陈寅恪识才用人重出身，崇士族。理由是：“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其重要之影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本人即出生官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后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贬斥。寅恪早年受教于私学，同堂者还有茅以升；12岁即负笈东渡，同船者有周树人。此后断续留学15载，研读于欧美多所名校，备受赞誉。只因将学位视为身外之物，竟未得一纸文凭（后辈钱钟书留洋经历亦似陈师）。

被荐入清华时，曹氏校长因陈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欲拒之。梁启超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遂得聘。此后凡有陈寅恪讲课，常有京师各校教授旁听，陈亦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素以狂傲著称，惟奉陈寅恪为“三百年来仅一人”。此说历久至今，无人置疑。

抗战期间，寅恪一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国家光复时他却双目失明。期间任职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一组组长。时联大名教授刘文典扬言：“陈寅恪（月薪）值400大洋，我值40大洋，沈从文只值4块大洋。”解放后中山大学评教授，因陈被评为一级，其他人学问再高也无与比肩，结果均在二级以下。寅恪一生无党无派，却因学问之高，而使各派政治领袖无不仰视，传为美谈。

1949年共军围城，寅恪与胡适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而绝不赴台，亦不从妻愿去香港，执意偏安岭南。后人分析，这既出于家国情怀，及残躯不便，亦有对国民党失望、对新政权观望之意。传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曾询问陈寅恪下落（据传其著作中引用了陈的考证），毛回国方知陈在中大，即令优渥，执政广东的陶铸遂成为陈师的保护伞。60年代初，曾有多位高级领导亲自造访陈家小楼，如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惟后者求访时值寅恪生病而未见，康遂生芥蒂。

尽管陈在文革前一直受当局优待，但从此期诗作看，其心境始终郁郁。学术成就仅限《论再

生缘》、《柳如是别传》两种，且未得出版，选题也不似大家境界。把学术视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当然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待遇，然其出书计划始终不允（其间有康生的指令），遂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据余英时详考，陈渐已觉察到，在革命化的新史学中，自己“平生所治之学已全失其价值”。这对陈而言，必痛莫大焉。故此，方能理解他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实为“述事言情，悲生悯死”之作。正如作者在“稿竟说偈”中所言：

奇女气消，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绝舍（注：此二句似讽学生造反，师道不存）……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二）

最能体现陈寅恪风骨的是1953年他口述给北京的一封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议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分任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所所长。郭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分别致函，盛邀陈迁京就职。双目已盲的陈寅恪口述覆信，提出两个条件：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則，就不谈学术研究。”

在当时政治情势下，敢以不奉马列、不学政治为就任所长的前提，并要求国家领袖书面保证做挡箭牌，且不论陈寅恪是否“愚腐”或托辞不往，都堪称胆大包天。不过细想，此话确与陈的一贯思想相一致。这个“从不对共产党说假话”的人，大事当前，似乎也只能这样回答。此信一出，再无声息，陈也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新史学的赶超对象。郭沫若1958年给北大历史系《关于厚今薄古》的信中宣称：“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如今再看，郭的后期表现已成了文化的笑柄，范的历史研究已经沒有价值，只有陈寅恪至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时代的大动荡中，陈寅恪之所以未随风倒，既在于他学术上的强烈自信，更因为始终一贯地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根寻源，这一思想应形成于上世纪初，张扬于1920年代。当年，陈寅恪与王国维共事清华而成为忘年交，王后来自沉绝世，清华学生向遗体三鞠躬，唯陈寅恪行三拜九叩大礼。对静安之死，当时众说纷纭，陈寅恪对此则有深刻的理解：“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1929年即王国维辞世两年后，在清华大学为之立碑纪念时，陈慨然命笔，写下传颂至今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实证明，寅恪师提出的这一思想，的确被民国时期许多大学作为学术信条坚持着。有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蔡元培发端的北大精神才可能在战乱中历久而不变，西南联大才会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编入教材，共产主义学说才作为一种自由选择而未成为大学的异端。而如今，大学精神的全面退化，大学品格的普遍低下，“独立、自由”的缺失当为本源。想到80年前，陈师是那样信奉这一真理，称之“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料也有暗淡之时。若使发扬光大，仍需后人努力。

晚年陈寅恪，已到“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年为诗欠斫头”境地，仍明知不可而为之，底线绝不改变。1957年，他在给友人刘铭恕的信中说：“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伎，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余英时考，太史公为司马迁，冲虚真人乃列御寇，陈的“游戏试验”仍坚持不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可谓“愚顽”至极。

1958年，中山大学部分师生以“厚古薄今”、“无聊考证”之名向陈师问罪。陈悲愤交集，致书校长：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中大不敢造次，仍留陈住校内。三年后，栖身武汉大学的吴宓来广州探访陈师，相见甚欢。这位老清华的教务长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寅恪之特立独行，政治是非暂且不论，的确体现着学人的操守和完整的人格。余英时遂生慨叹：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

陈寅恪的遗产

关于陈寅恪凄惶的晚年，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已有详述。按中山大学教授梁宗岱的说法，陈是被造反派安在床头的高音喇叭吓死的，或许有些夸张。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若是不被撵出他住了近20年的那座小楼，肯定会多活上几年。寅恪之死，当年在大陆悄无声息。即使后来拨乱反正，陈的价值仍未得到充分肯定，至多被当作一个博学而孤傲的史家，放在“过去式”里给予泛泛的尊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知识界因思想启蒙运动遭遇挫折、渐趋功利化或犬儒化时，已在地下沉寂20多年的陈寅恪才重新被人提起，进而被一些智识者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标。受大陆学界影响，海外学者余英时等也推波助澜，以一系列专论对陈的学术思想深入剖析、不吝张扬。神秘的陈寅恪这才被揭开面纱，恢复其本来面目，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价值。时至今日，当中国的教育进退失据、学术精神渐趋泯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一派浑沌之时，重提陈寅恪，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当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个泯灭文化的时代而开始尊重大师时，却突然发现，在眼下的文化土壤上，再也没有站立着的大师了。

勿庸置疑，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杰出的代表，和值得当代学人仰慕的高峰。陈是

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大博大雅，在他的时代乃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从余英时说，陈寅恪的学术权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一是博通多种古典语文，二是对西方古典文化的亲切了解，三是对与史学有关的辅助学科有充分的了解，四是对中国文献资料的掌握达到惊人的广度和高度（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对此，今日学人只能望其项背。

姜亮夫回忆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经历时曾说：“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陈师常以八九种语言释文讲义，连国学根底不错的姜亮夫能听懂的内容也不过三成；这曾极大地打击了他治学的信心，幸得黄侃先生鼓励才坚持下来。实际上，就连胡适、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陈寅恪也为之提供了许多高见、解决了不少问题。如此“通儒”，史上罕见。

陈寅恪的价值不仅在学术本身。就现实的意义而言，他对学术理想的坚持、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弘扬，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尽管在陈寅恪所处时代，反传统的思潮被不断激化和加强，他仍“始终深信中国文化自具特质，中国的传统到了现代虽已不得不变，但这种改变终不应、也不能完全脱离民族文化的原有轨道。”（余英时语）联系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窃以为，体现在现行体制和经济思想上的“中国特色”相对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还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如何从“中国文化自具的特质”中寻找力量。陈寅恪以他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早就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史学家，他只会用坚实的考据理清历史的脉络，而不会像一些新史家那样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他始终坚持做人的原则，敢做敢言，绝不媚上，更不向权力屈服。在1950年代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适思想时，陈寅恪便不屑地称之为“一犬吠声，十犬吠影”。当他偶然从助手的诵读中发现弹词《再生缘》时，深为所动，大加褒扬：“（此书）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论再生缘》）在洋洋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再次赞赏精神独立、节气高超的女子柳如是：“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而今，面对道德水准的低下，文化精神的苍白，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利益对良知的挑战，我们惊异地发现，陈寅恪80年前鼓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了陌生的字眼，他在惊涛骇浪中绝不扭曲的人格更显得难能可贵。想到清华百年即至，我们用什么来纪念这位国学的导师和学界的精神领袖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空中楼阁，始终少不了普世价值的弘扬，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痛哉陈言！

从文化立场而论，“五四”时期的陈寅恪应属于中间派，后期则趋于保守，这应与他不问政治的秉性和学术研究对象有关。于文化，这或许是幸事；然而，身处轰轰烈烈的时代，不与时俱进则必然“落伍”。陈师晚岁，便亲身感受了王国维当年的痛苦，正如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

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悲哉陈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