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作用对文学翻译中的影响

一、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移情研究

1．译者主体性激发“翻译冲动”。

在创作研究中，人们时常会提到作家的“创作冲动”。作家受到感动、得到启迪，或者在思考某个问题的过程中进入一种境界时，会产生一

种“创作冲动”，这种冲动使得作者想用文字来抒发心中的情感或艺术。翻译过程也一样，译者的翻译动机与原作者的创作动机也存有类

似之处。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调动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深厚的文

学修养、灵感悟性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高超的审美鉴别水平，

从而产生“翻译冲动”。只有在一种“翻译冲动”的驱使下，才能使

译作带有译者的体温。

2．译者主体性激发移情

文学翻译最根本的问题是情感移植问题，文学翻译中情感移植的前提

是“化为我有”。这种“化为我有”要求译者介入丰富的情感去融入

文学作品的理解之中。正是因为主体性的发挥，即译者意识的控制与

思维的参与，才能使译者探索原作的心灵深处，感受其创作的内心世界。通过这种重新体验或重新构造的过程，把握作者的心理状态和思

想意图，进而获得一份同心同理同感的默契与感动———移情。

二、移情过程再现———译者主体的确认

再现原作的美是翻译的灵魂，而移情是审美主体追求的最高境界。

“文学翻译离不开移情，移情也自然须臾离不开译者的主体作用。译

者把自己的感情自不过然地融入到理解与再现过程，这是移情所必需的”。《雨霖铃》是柳永的代表作，这首词写离情别绪，达到了情景

交融的艺术境界。这首词的英译本可谓是“各领风骚”。作者认为在

众多的译本中，朱纯深先生的所译之文，充分释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译者主体性得到了完全的解放，是发自翻译者当下内心的“心声”。

驻留着心声的译作，在延续原作生命的同时，也同其本身的诗意成为

了一个独立的文本———一个由古意生发而成的新文本的诞生。

1．金风玉露一相逢———主体间的遇合。

《雨霖铃》这首词是词人在仕途失意，不得不离开京都(汴京，今河

南开封)时写的，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表现江湖流落感受的词。词的主

要内容是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为衬托来表达和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宦

途的失意和与恋人的离别，两种痛苦交织在一起，使词人更加感到前

途的暗淡和渺茫。朱纯深先生在1987－1988年间翻译了这首词。作者

孤身一人，刚到美国留学。一个中国的南方人碰上了英格兰中部的冬天，那阴多于晴的天气，昏暗多于明亮的日子，街上空荡荡的周末，

一时还适合不过来。即使去小酒馆喝上一杯，也常常觉得“无绪”，

更有种“今宵酒醒何处”的落寞。这时节，偶然重读到这首《雨霖铃》，心有所感，便翻译成英文聊以自遣。

2．移情感怀，词意新生

在这首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重现了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活动因素，

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阅读诗词的“形”，激发“心”，

催发“意”而产生了译文。在翻译这个特定的时空际遇中，让自由的

诗心感受原作诗意的呼唤———而非受所指意义或既有形式的束缚———并捕捉这呼唤同译语所具备的语言资源之间的“金风玉露一相逢”般的巧合，从而使自己诗心所发出的新的言语和新的放歌在新的语境

中获得文本驻留。

(1)移情于形式转换。诗词的形式非常重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

可能移植原诗的形式，但这种移植不应是刻板的一一对应，必须是着

眼于诗词整体与神韵的传达。该词的第一句“寒蝉凄切”，朱先生译

为“Amiserablecicadaistrillinginthecold”。从音效这个角度来说，可谓是绝佳，“trilling”这个词听起来颇似凄切的蝉鸣，给译词增

添了几分悲凉。“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这个句中的

人称译者采用第三人称，译为：“Asentimentalsoulatfarewell，

isalwaysstrickenbydismay．Howcanhestandthetravel．”显然是译

者经过了一番琢磨体会的，第三人称有助于把离别的情绪投射为人性

共有的现象，真正体现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作用，即对源语文

本的主观阐释和对译语文本的积极构建。

(2)移情于文化移植。“寒蝉凄切”一句，寒蝉二字点明节令———

深秋。秋后的蝉是活不了多久的，一番秋雨之后，蝉儿便只剩下几声

若断若续的哀鸣了，命折旦夕。本词开篇就写寒蝉，还未直接描写别离，“凄凄惨惨戚戚”之感就已充塞读者心中，酿造了一种足以触动

离愁别绪的气氛。怎样传递这个意味深长的词也就成了难点，这就需

要译者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发挥其主体性。很多译者都将其译为复数，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更大的可能性是不止一只蝉了。译者在这里

将其译为：“Amiserablecicadaistrillinginthecold．”“译为单数，除了单纯提供事件背景之外，还意在从这背景中撷取一个焦点意象，

作为引发情景交融的一个触点。”作者认为，“Acicada”比起“cicadas”来，更容易渲染悲凉的气氛，孤蝉独鸣，更增添了落寞感。“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组意象足以引发一副相当凄美

的画面。古代诗歌中离情常常与杨柳相关，大概是因为一者

“柳”“留”谐音，有挽留之意，能够传达出情人离别时那种依依不

舍之情。诗人笔下的月常常与悲欢离合的情感相联系。宁静的月夜里，沐浴着清幽柔和的月光，人们很容易产生缠绵而渺远的情思。译者认

为在翻译这个句时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如“柳字通过谐音在中文里的

联想意义这么处理，‘杨’字要不要翻译，怎样不让‘晓风’带上黎

明清晨那种昂扬清新的意蕴，以及确定‘残月’到底是下弦月还是天

边‘落月’”。译者是这样处理这些问题的：“wherewillIfindmyself，soon．Afterthenightdrunkennessisgone?Withsettingmoon，chilledinthebreezeofdawn．Onthebanksweepingwillows，

forlorn．”“我们用weeping修饰wil-lows，这里的weeping不是直接的哭泣，而是下垂状的‘依依’;我们让主人公在晨风中觉得

chilled;我们在天边挂上asettingmoon。

(3)移情于情景交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审美情感体验不如诗人

当时的体验那么直接、生动和自然。此时，译者如果能够从总体上分

析和透彻理解原诗词的整体意境，并能设身处地、细致入微地揣摩、

体会和捕捉诗人寄托在诗词中的真情实感，然后再设法用恰当、贴切

的译语将这种真情实感蓄含起来，移入重新构筑的译语诗篇之中，这

就出现了翻译中的移情于情景交融。《雨霖铃》这首词写离情别绪，

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词的主要内容是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作

为衬托来表达和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通过“寒蝉”、“长亭”、

“骤雨”、“兰舟”、“烟波”、“暮霭”等等这些景物的描写，融

情如景，点染气氛，真正做到了字字写景而字字含情。

“长亭”是陆上送别之所，古代驿站路上约隔十里设一长亭，五里设

一短亭，供游人休息和送别。后来，“长亭”成为送别地的代名词。

李白《菩萨蛮》：“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叔同《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雨霖铃》中有“对长亭晚，骤

雨初歇”。朱纯深是这样翻译“长亭”的：“thewaysidepavilion”。另外，作者还找到了其他两种译法，分别为许渊冲的译文“thepavilion”和徐忠杰的译文“therest-house”。朱纯深的译文

既译出了“长亭”的字面意义，又译出了情感意义。“pavilion”一

词的意思是“凉亭、亭子、阁”。朱纯深的译文“thewaysidepavilion”意为设在路边的亭子，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

到古代驿站的长亭和短亭，无疑堪称佳译。这样的佳译是译者在情感

体验的推动下，加深了对客体对象的审美感受，而产生审美契合。

“留恋处，兰舟催发”这个句有个景象“兰舟”。一叶扁舟，天水茫茫，越发比照出人的渺小。人在旅途，所见多为异乡之物，更易触发

无限的思绪。“孤舟兼微月，独夜仍越乡。”“风鸣两岸叶，月照一

孤舟。”《雨霖铃》中“留恋处，兰舟催发”一句意为此去便是漂泊，便是远离，便是浪迹天涯，便是无穷无尽的思念和悲愁了。“兰舟”

一景朱纯深译为“thede-partingboat”，不但仅把表层意思译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对船的用途性质作了说明，加上了“departing”一词，使

读者一目了然，能细致入微地领会诗人要表达的离愁别绪。这种译法

可见译者充分发挥了主体性，真正做到了主体情感和客观景象的浑然交融。

移情作用对文学翻译中的影响

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2014年06月16日第A9版：文化教育作者：沈望舒来源：学习时报字数：3104 1 翻译，在常规认识中，它只是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一种能力、职业、贡献；但史实表明，它始终是人类文化沟通、交流、融合的桥梁，是特定文化留存、发展、弘扬的要素，是一领域文明摆脱落后、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诱因。翻译，曾经发挥延续文明的决定性作用笔者在古埃及托勒密王国的首都亚历山大市，从当地人讲述已知世界历史上最古老而伟大图书馆的业绩中，了解到不仅埃及文明有过长时间的中断和遗失，而且当代西方文明引以自豪的古希腊文明也曾早早被湮灭。是亚历山大图书馆所藏相关希腊的经典与译作，那些被翻译成拉丁文字的公元前9世纪荷马的诗稿，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公元前27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关于日心说的理论著作，以及有西方医学奠基人之称的希波克拉底、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学者阿基米得、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等种种名著，让欧洲、让西方找回了自己的历史之根。不知名大师们的往返翻译，不仅有文明传播功效，而且形成对一种文明的救赎，这就是史称毁于公元３世纪的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曾经拥有的译著，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体系的独特贡献。从印度佛教圣地瓦那拉斯到经济中心城市孟买的8天访寻，遗憾地了解到：佛教人口在印度总人口中比重跌至2.7％以下；历史灭佛带来的无人信、无人懂状况，衍生出“社会灭佛”恶果——大量千余年前的石制精美佛像被毁，许多今日人工难以雕制的大小佛头散落民间，廉价地摆在旧货市场地上；对佛教经典的诠释者更是踪迹难觅。由此令人不禁回想以唐僧西天取经为代表的“佛学东渐”，它所导致佛教的别样光大——汉传佛教“禅宗文化”的辉煌，中国历史上首次“翻译高峰”：汉至宋中间800余年，来自印度的高僧与中国本土的大德精诚合作，大规模地进行佛经翻译，完成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系统化“经典转移”。它不但重塑了中国文明肌理，还赋予佛教于中国与世界的新生。这是一种由玄奘、鸠摩罗什等翻译家创造和续写的哲学文明。翻译，让世界命运共同体内部互鉴互促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新内涵；2012年十八大报告将其进一步提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重大外交场合频繁倡导“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适应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根本要求，既是各国历史上共存关系的事实，又揭示各民族同处一个地球、同在一个生存环境的深刻哲理，倡导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利益观、安全观。中国历史鼎盛时期，屡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敬互鉴式的吉光。汉唐宋元明清各朝辉煌阶段，京师之地都有内外商贾云集、各国文化交往密切的记载。西亚、阿拉伯、印度、欧美的文化及其载体，在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利马窦、汤

文学翻译报告模板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翻译报告（文学翻译2012秋季）姓名：XXX 学号：XXX 方向：笔译（英语）任课教师：黄际英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Times New Roman，小二号，居中，加粗 The Application of Free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Dawn 空一行 “意译法”在《拂晓》翻译实践中的应用黑体三号，居中，加粗，位于本页上四分之一处姓名：XXX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 translation project. Dawn is an inspirational short novel in America.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most crucial element in our lives, and shows his attitude for life.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opinion about marriage through the conversation of a couple. There is also complicate emotion with a quirky twist due to the pass of wife and the birth of dawn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language of the first chapter is simple but powerful, including lots of philosophical views and implied meanings. The translation of Dawn is meaningful both in education and in language study.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sentence patterns, expressions, and in thinking mod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which leads to in-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sometimes can causes mechanical translation and mistransla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essay mainly talks about in which three circumstances a translator should adopt free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of Dawn, giving a general idea to readers when to adopt free translation. (a) When literal translation is difficult to be understood. (b) When literal translation is unable to express implied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c) When the source language comes down to religion cultures. In this three circumstances, the application of free translation make readers get a comprehension understanding of original novel, which is difficult for readers to reach with literal translation. Key Words : D awn ; Translation project; free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空一行空一行 Times New Roman 小二号，加粗，居中每段开头空4个字母 Times New Roman 小四号空一行 Times New Roman 小四号，加粗 Times New Roman 小四号，中间用分号隔开

文学翻译中加注的必要性

文学翻译中加注的必要性摘要：文学翻译不只是“译味”，还要“译意”，要“味”“意”兼顾。为达到此目的，译者在文学翻译时加注是有必要的。加注不但不会削弱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反而更有利于读者理解作品内容，真正体会到作品的魅力所在。张祥麟先生的《sol—diets’Home》中译本便是个很好的例子。张先生在翻译这部作品时适当对原文加注，使读者豁然开朗，轻轻松松地理解了此短篇小说的震撼力量。这是众多译本中的独到之处。所以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必要时加注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关键词：文学翻译；加注；必要性；《soldiem’Home》翻译界一致认为文学翻译难。作品愈是富于文学性，翻译起来，也就愈是困难。一直以来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把“译意”与“译味”作为区别科技翻泽和文学翻译的准则。可见人们认为“译意”比“译味”容易，或者说“译味”比“译意”难。文学翻译就是要“译味”，科技翻译就是要“译意”。事实上，文学翻译不光要“译味”，还要“译意”。要二者兼顾。为了能译好文学作品，加注有时是非常必要的。张祥麟教授在他的《Soldiers’Home》的中译本中，恰当运用加注的方式使得译文意味兼顾。《soldier8’Hone》是海明威(Hemingway，1899-1961)这位“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的文体大师”于192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中的海明威自传式短篇小说。海明威是“最有影响力的现代美国风格作家”。《Soldiers’Home》描述了主人公退伍兵克莱勃斯(KrebB)返乡后得不到家乡人们和家人的理解与关爱，因而战争的阴影在他心头仍阴魂不散，他仍坚守着“战争情结”，不能及时地调适自己来适应家乡的新生活，倍感生活百无聊赖，所以他终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该小说从而揭示了战争给士兵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治愈的，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关爱是医治战争心理创伤的良药这一主题。短篇小说《soldiers’Home》自出版以来，以独特的魅力，不但在当时的美国文坛引起极大的轰动，还经久不衰地吸引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而且在国内有多种译本，可谓各有千秋。张祥麟教授在他的译本中适当加注，使得他的译文显得更加出色。一、张样麟教授的译本中加注的体现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翻译具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在我国百年前，严复就提出了“信、达、雅”。之后，又有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瞿秋自的“不增不减”，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化”等说法的提出。小说的翻译要求遵循“四化”原则：形象化、通俗化、个性化和风格化。这些标准及原则皆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把握语言剖析的准确性和风格移植的贴切性，才能达到“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也即既译了意，又译了味。在《Soldiers’Home》的中译本中，张祥麟教授在必要之处用到了加注，起到了预料之外的好处。在这里一一举例来分析：

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发表日期：2010年3月26日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2期2009年4月作者：宋学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摘要] 按照译者的国籍来判定译本的国籍，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但承认翻译文学的国籍的双重性，虽摆脱了二元对立，却没有摆脱二元论。翻译文学具有的世界文学意义是它可以自成体系的理论依据；翻译文学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也为其自成体系提供了恰当支持。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者并立，符合当今学术研究的多元态势。 [关键词] 翻译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一翻译文学能够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离不开谢天振对翻译文学地位的大力张扬。早在1989年，谢天振就发表了《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翻译文学不可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并提出“恢复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主张。[1]不久，他又发表了《翻译文学史：挑战与前景》和《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两文，再次指

出“翻译文学在国别（民族）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事实予以叙述，这是值得肯定的”。[2]（p227）同时指出：“在20世纪这个人们公认的翻译的世纪行将结束的时机，也许该是到了我们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出正确的评价并从理论上给予承认的时候了。”[3]尽管在谢天振之前也有几篇关于翻译文学的文章发表①，但或许由于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与翻译的关系不大，或许由于所谈内容的侧重问题或其他客观原因，这些文章在译界影响不大。毫无疑问，正是谢天振的几篇文章，才渐渐引发了译界和比较文学界乃至文学界对翻译文学研究和探讨的热情。当然，谢天振旗帜鲜明的观点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1995年的《书城杂志》曾为两种不同的观点，即认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和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提供了探讨的平台，两种观点进行了两个回合的交锋。 ②由此，翻译文学的归属成为翻译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而总的看来，主张“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或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声音处于强势。几乎同时，有论者也明确提出“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4]。进入21世纪，谢天振继续其一以贯之的主张，在《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年中国最佳翻译文学》之《序》中，再次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把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的“模糊认识”，认为“外国文学实际上只是存在于翻译文学之中的一个虚幻的概念，而翻译文学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_史倩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史倩（周口师范学院外语系河南周口 466001） [摘要]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又有了新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研究。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视野下迥异于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是从跨语言、跨民族的角度，从文学和文化的层面来研究翻译这一实践活动的，对于“文化转向” 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比较文学；译介学；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文学翻译一、引言由于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必由之路，以对具有跨越特征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自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翻译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翻译研究已发展成为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一个自成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分支。然而，随着中外翻译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翻译研究究竟应该自成一派还是被视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争议。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门学科。从宽泛意义上来讲，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在中国，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很多人对比较文学的认识还不清楚，对于把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联系在一起也表示不可理解。很多人至今尚未弄清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有何关系，或者说不明白译介学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何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译介学和翻译研究这两门学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二、何为译介学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谢天振，1999：1）。其意思是指，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其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也可以说，译介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神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999：1）。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语言、文字与文学性相结合的部分，主要指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也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由于原语和译语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各自社会的文化载体，译介学从文化角度入手对翻译研究进行审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译介学也因此越来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的重视，成为比较文学中的热门分支学科之一。三、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与译介学古今中外，传统的翻译研究都普遍认为翻译的实质就是语言间的转换，是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是把一种文字材料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的过程。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研究视任何翻译行为的实质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转换，视对原文语言的对等转换为传统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文化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视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异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勒弗菲尔、巴斯奈特等比较文学学者为翻译研究引入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方法。并且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也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而每种语言都无可避免地带有某一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而作为对另种语言的理解和阐释的活动——翻译以及在此活动中产生的误译，也即对另一种语言的误解与误释，就必然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谢天振，1999：196）因此就要求翻译者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翻译史上，在译介文学作品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晚清时期的林纾，他不懂外语但却成为闻名中外的翻译大家。再如：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出版于1940年，吸引了几代读者，在翻译圈内占据近半个世纪的地位，直到1989年才有另一个新译本问世。谢天振先生认为，尽管现在新译本很多（至少5个），但是新译本是否真能超出旧译本仍有待时间的检验（1999：148）。该译本之所以如此富有生命力，除了傅先生优美的文笔，地道的译文以外——小说中的中国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美国南方的人物与地点都统统“穿上中国服装”，从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南方庄园主的口里可以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中国先哲的名句格言，而且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十足的“牌楼、大地主、营丁”等词语。因此译语读者面对大量的中国化的信息，恐怕会觉得在读一本中国的近代故事，而不觉得在读一本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小说。翻译永远是对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译者只有尽可能接近原作所反映的艺术现实，并在译作中创造性地加以“再现”，才能使译作成为一件堪与原作媲美的艺术品。当然，若译者只精通原作语言而不了解原作所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作品中的人物，不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或者缺少对原作内涵的感悟力就不可能胜任文学翻译工作，则不可能呈现给读者一部与原作具有大致相同价值的译作。因而就要求译者必须对原作进行重新创作，凭自己的创作天赋来再现其艺术魅力。并且，从译介学的研究角度看，文学翻译毫无疑问是再创作，是译者在翻译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再创作的结果就是把外国文学作品变成本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保留其在原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一部译作，如果不能作为艺术品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那它就不会融入并成为译入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果不能保留其原民族作品的地位，它也就不能被称为译作。可以说，文学翻译不仅延长了原作的艺术生命，又赋予它第二个生命。因而，译介学研究的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是把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之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交流的。它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不去研究翻译的标准和不同的翻译方法，而是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强调翻译作品中的形象、情感、印象以及其艺术效果是否与原文有等同性和相同的感染力，翻译作品其影响与效果是否与原作品有一致性还是另有独创性，抑或是没有达到原作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四、结语正如前面所说，译介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它研究的是翻译的结果作为历史事实的译本，而不是翻译的过程。译介学描述分析译本，比较同一个作品的各种译本，但不是如传统翻译研究那样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评论其优劣；不是对翻译过程进行规范，而是从更广阔的背景上 136

文化预设对文学翻译的作用

文化预设对文学翻译的作用Ξ 谢　梦1　涂　靖2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6) 摘　要:文化预设对文学翻译有三大作用,即完整性、有效性和目的性。完整性──目的语读者根据已有文化体验自发补充译作所缺省的文化信息;有效性──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译作,时代背景赋予不同译作以新的生命,使各译作相对原作来说均具可读性;目的性———文化预设使原作作者的创作意图在译作中得以体现,三大作用使源语文化在目的语中得以再现。关键词:文化;文化预设;文学翻译;作用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06)01-0107-03 1　文化与文化预设 1.1　文化的界定不同视域中文化有不同的界定。英国学者泰勒(T yler, 1871:2)给出一经典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辞海》(1979:1533)对文化的定义如下:“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定义有其不同的侧重点,泰勒诠释了文化的微观意义;《辞海》则概括了文化的宏观意义。不管是哪种界定,文化都包容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本文侧重研究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所起的作用。 1.2　文化预设的内涵预设是一种特殊的语用推理,可分为语用预设和语义预设。文化预设是语用预设的一种,是预设在文化视域中的延伸,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很大。因文化差异,译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真正传递源语文化,诠释作品的文化因素。文化在翻译中的作用引起了极大关注。奈达(Nida,1981:14)指出:“文化预设指一定社会中被人们所共识但以潜在假设形式存在的信条和理念。这种潜在形式为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群体所接受与共享。”文化预设可理解为文学作品在孕育、诞生过程中的文化大背景,包含该民族文化特有的审美范式、价值标准和文化取向等。例如:(1)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a)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杨宪益译第一卷第90页) (1b)Man proposes,G od disposes.(霍克斯译第一卷第152页) 两个译本对“天”的不同处理表明杨与霍持不同的宗教文化观,对同一词“天”赋予了不同的文化生命。此例表明,文化预设直接影响译者的思维方式。目的语自身传情达意和遣词造句的方式应能折射源语民族的表层文化信息,而对目的语的组织结构和使用规则的运用应能有助于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民族的价值判断、社会观念等深层文化信息的了解。且看例(2): (2)Mammy emerged from the hall,a huge old w oman with the small,shrewd eyes of an elephant.(G one with the Wind P29) (2a)(傅东华译)嬷嬷从穿堂里出来了。她是一个魁梧的老太婆,一双眼睛却是细巧而又乖巧,很像是象眼。 (2b)(何碧译)黑妈妈从堂屋里走出来,她是个老婆子,身材高大,那双眼睛像大象的一样细小而机敏。 Mammy一词的本义是:Negro w oman in charge of children”,即“照顾小孩的黑人保姆”。上文指郝思嘉的黑人保姆,一位刀子嘴、豆腐心,受到大家尊重的老保姆。从文化价值来说,“嬷嬷”是褒义词,传达源语作者对“Mammy”这位人物的尊敬与喜爱,因而傅译本“嬷嬷”较为恰当。而何碧的译文“黑妈妈”,将“Mammy”与“黑妈妈”等同起来,是对二者文化预设的错误理解,从而导致后面“a huge old w oman”的译文“老婆子”处理不当,影响全句的感情色彩。由倍受尊敬的“嬷嬷”到带有贬义的“黑妈妈”,二者差距甚大。 2　文学翻译的文化因素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包括传统的价值观、世界观或人生观、民族性格、文化习俗等。文化习俗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的人们从实践中探索出来并逐渐形成的生活准则与习惯。它用来规约人们的生活行为、生存方式。文化习俗是文化预设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表现形式,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习俗使译者有时难以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找到平衡点。文化预设留给读者思维想象的空间,因而译者在处理原作时,应站在读者的立场进行思考。读者可体验到的文化习俗通常是原作者认定的文化预设,译者从这一立场出发理解文学作品方能取得较佳效果。如: 第20卷　第1期2006年1月长　沙　大　学　学　报 JOURNA L OF CH ANG SH A UNI VERSITY V ol.20　N o.1 Jan.2006 Ξ收稿日期:2005-11-21 作者简介:谢梦(1981-),女,湖南益阳人,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文学语用学、修辞语用学。涂靖(1963-),男,湖南长沙人,长沙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语用学、比较文学、修辞语用学。

翻译新中国_中国文学_英译中国文学考察_1951_1966_

翻译新中国：《中国文学》英译中国文学考察（1951-1966）倪秀华（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006）摘?要：?1951年创刊的《中国文学》是中国国内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的综合性刊物，但至今学界关注不足。通过分析《中国文学》的创办动机、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其与同时期文学思潮和国家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探讨《中国文学》与冷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新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这一刊物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挥的重要作用。关键词：?《中国文学》；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文学思潮 Abstract: Chinese Literature launched in 1951 is the only journal in China aiming at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English worl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rpose, the choices of translation material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is magazine,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literary poetics and foreign policies during 1951 to 1966, in an attempt to reveal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gazine and the nation-building project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magazine at the time.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material; translation strategy; literary poetics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 （2013）04-0035-06 一、引言中国的汉籍外译自古有之。据马祖毅和任容珍（1997：698-704）考察，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国人从事的对外翻译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此后的中国文学外译活动一直延续并发展至今，尤其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有计划地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然而，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主动把自身文学“送出”（季羡林，2004：1）的种种努力，目前翻译研究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尤其是建国17年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翻译几乎是研究的盲点。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研究的缺失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否定倾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在西方启蒙话语的影响下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是政治的附庸，没有文学价值，同时期出现的中国文学外译随之也一并被否定，而被视为无研究价值；其次，翻译研究，尤其是描写翻译研究大多关注于目标语社会主动发起和/或生成的翻译现象或活动，而对源语社会出现的翻译现象或活动则关注不足；再次，史料等材料的匮乏也进一步阻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探讨。建国17年的中国文学外译活动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生的民族国家主动对外翻译介绍本国文学作品，以响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和召唤，意图在国际社会中实现自我合法形象的塑造。收稿日期：?2013-03-10作者简介：?倪秀华，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中国翻译史 2013年9月Sep.?2013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Journal?of?Tianjin?Foreign?Studies?University 第20卷第5期Vol.?20?No.?5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_苏珊_巴斯奈特访谈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 ——苏珊·巴斯奈特访谈 [英]苏珊·巴斯奈特1黄德先2 （1、英国华威大学2、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广汉 618307；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上海 200083）摘要：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交织，在苏珊·巴斯奈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对这两个学科的看法会引领学科的变动与发展。在她彻底否认这两个学科属性之后，它们该分别走向何方是学界迫切关心的问题。她对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未来的看法，无疑会再次推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关键词：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翻译 Abstract：The interweaving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been best illustrated by Susan Bassnett’s academic research. Her views always determine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disciplines. Where to move next for the two disciplines has become the urgent concern among translation scholars and comparative scholars after her dethrone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e two fields. Her views on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ll undoubtedly push them forwards once again. Key words：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2-0015-8 苏珊·巴斯奈特不论是作为比较文学学者还是翻译研究学者，她的个人观点总是很容易变成这些学科的公共行为，引领这两个学科的变动与发展，这也足见其影响力。自1980年出版《翻译研究》以来，她一直是翻译研究这个学科的旗手，极力推动翻译研究的学科独立。1990年她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8年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些都是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繁荣的标志。1993年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死亡，竭力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之后，她的研究兴趣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直到2006年再次回到比较文学，又彻底否定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学科属性，认为两者都只是研究文学、阅读文学的方法而已。这次彻底的否定到底是

语言与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在长期的语言教学工作中，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他使用英语的国家在文化习俗和语言使用习惯上有很大差异，这直接造成交流，尤其是翻译式交流中的很多障碍。下面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日常用语和习语等方面就英汉语言和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进行比较和探讨。一、语言差异与文化差异 1.翻译是人类语言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国家之间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学习不可缺少的手段。翻译过程中，要准确将语言意思表达出来，就需要理解和认识该语句所产生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所谓译事之难，难就难在处理一些涉及文化意蕴、民族习俗、语言惯用法等的语言差异。例如：汉语中的炕、旗袍、中山装、麻将、二胡等在英语中都属词汇空缺。而英语中的tank、jacket、bus、nicotine等在汉语中都没有准确的对应词，只好按读音将其分别译为坦克、夹克衫、巴士、尼古丁。 2.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最富有弹性的成分，也是最具有文化内涵的成分。词之所以能表名表义，是因为它由词位（外部形式）和义位（内容、意义）两个部分组成。义位又由数个义素组成，其中概念义素构成事物或现象的概念，非

概念义素构成词汇的背景，亦称背景义素。例如：英语的“yellow”和汉语的“黄”同指一种颜色，它们的概念义素完全相同，但背景义素中的民族文化义素却大不一样，在汉语中，黄色在历史上是皇帝的颜色，象征帝王和权力，在当代，黄山、黄河、黄土地、黄皮肤中的“黄”则是中国的国色，寄托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在英语中，黄色的一个象征意义是“背叛”。因此，男士给女士送花或其他礼物时忌讳黄色。我国英语教学专家许国璋从中国英语教学实践出发，划分了三种不同的意义环境和三种词义对应情况：（1）外语文化涵义大于汉语文化涵义的词汇。例如，英语中“modern”这个词，当指历史时代时，区别于“ancient”（古代）“mediaeval”（中古）。它本是包含了中世纪的反叛人文主义精神，非禁欲主义，执著于此生此世幸福的追求，不考虑来生报应；尊重科学，不受缚于中世纪教条等等。这些文化内涵在汉语的“近代”和“现代”中都无法找到对应。（2）汉语文化涵义大于外语文化涵义。例如：人们常常将英语的“metaphysics”等同于汉语的“形而上学”。然而英语文化环境中“metaphysics”是一门研究物质和自然世界之外的东西的学问，是对于万物起源的猜想，也是一种思维和研究方式，这个概念是中性的。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它用来特指同辩证法相对应的思想方法，由于历年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形而上学”带上了一层贬义，意味着脱离实际的玄

文体学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文体学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摘要】文体学，亦被称作“语体学”或“风格学”，研究文本体裁的特征、本质及其规律，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正处于发展、完善的阶段。鉴于运用文体学方面的知识可以有效的解决文学翻译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它在文学翻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论述了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文体学在翻译方法（直译或意译）的选择方面有何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如何运用文体学知识解决诗歌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关键词】文体学；文体分析；源语；译语 0 引文众所周知，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源语）转换或创造成另一种语言（译语），即，用另一种语言对原话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风格、神韵等的进行再现或再表达。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艺术，需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和理论以发展和构建自己的方法。在翻译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忽视其写作风格、审美价值及文章灵魂，还是应该更注重原文的风格及美感，而忽视其语言形式？文体分析可以帮助译者对源语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并找到与原语忠实对等的译语。因此，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文体学方面的知识将有助于促进译者翻译能力的提高。 1 文体学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 “Stylistics stud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linguistic form and literary function.” （文体学研究语言形式和文学功能之间的关系。）[1]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作家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思想，创作出多元化的文学风格。鲁迅先生，既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一位资深的翻译家，他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必须努力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使译文易于读者理解，另一方面，保持作者原有的魅力和风格。本文将阐述如何通过文体分析做到以上两点。 1.1 常用的两种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直译是指按照字面意思直接把源语转化成译语，保持其原始的形式，包括句子结构，词汇意思，及原文中的隐喻等。直译具有不少优点，例如能传达原文意义，体现原文风格等。运用直译时，译者可以尽可能忠实的履行翻译职责，避免越权，把解读留给读者。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局限性，例如译文有时冗长罗唆，晦涩难懂，有时不能正确传达原作意义，有时甚至事与愿违。如果不顾场合条件，不顾中外两种语言的差异，一味追求直译，就必然进入误区，造成误译。例如，将“Every body would not like it.”误译成“每个人都不会喜欢它”，而正确的翻译该是“并不是每上人都会喜欢它”。意译是指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前提下，摆脱原文结构束缚，使译文流利、自然，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_复译_转译_之争

2005年3月第21卷　第2期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ichuan I nternati onal Studies University M ar.,2005 Vol.21　No.2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 “复译”、“转译”之争陈　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　100101) 提　要: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实践和理论证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复译和转译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值得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予公正的评价。在复译与转译过程中,一直存在“抢译”、“胡译”、“乱译”、“滥译”甚至是抄袭现象,应把它们与复译、转译区别开来,以促进外国文学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规范翻译市场。关键词:文学翻译;复译;转译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5)02-0100-05 D eba te on Retran sl a ti on and Tran sl a ti on not fro m the O r i g i n a l Text i n20th Cen tury’s L iterary Tran sl a ti on i n Ch i n a CHEN Yan Abstract:A s cultural phenomena,re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are inevitable and necessary fr om the devel opment of literary translati on in China,which deserves comp licated and syste matic study and objective evaluati on. Re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should be differed fr om random translati on t o i m p r ove the translati on of f oreign literature. Key words:literary translati on;retranslati on;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复译与转译之争是针对文学翻译的不同方式类型而展开的论争。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先后的不同,形成了首译与复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由译本所据原本的不同,形成了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因已有的译本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要,复译是翻译家常有的选择;因翻译家所掌握的语种等因素的限制,转译也常常是译介外国文学的必要途径和方式。在中国翻译史上,复译和转译是相当普遍的译本类型,其中不乏成功的、受到读者欢迎和肯定的译作,也有不少过多背离原文的转译本和重复平庸、乃至滥竽充数的复译本,对于复译和转译的是非功过,翻译界有着见智见仁的不同看法,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争鸣。一、复译之争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复译普遍存在,数量较多。尤其是1930年以降,复译越来越常见。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一多半。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周扬等都参与了名作复译。复译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首先,复译的出现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翻译方法不断更替的一种表现。晚清时期,翻译家普遍采用豪杰译的翻译方法,对原作多有增删、改动。五四以后,主张尊重原文的翻译家,使用逐字译和直译的方法重新翻译就成为必然。其次,复译的出现也是现代汉语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的体现。由于现代汉语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文白夹杂、五四时期的中外杂糅阶段,直到30年代后才逐渐趋于定型,所以30年代以前的译本普遍显得译文老化,不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也就需要复译。这就是30年代前后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形成第一个复译高峰的原因之一。这股潮流对翻译文学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端,如抄译、乱译等不良现象,引起人们对复译的反感、认识上的分歧及学术上的论争。邹韬奋指出,复译不太经济,应该翻译那些有价值的未曾译过的书。(邹韬奋,1920)茅盾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 我们以为如果真要为读者的“经济”打算,则不但批评劣译是必要的手段,而且主张复译是必要的救济。如果劣译出世,一方加以批评,而一方又能以尚有第二译本行将问世的消息告知读者,这倒真正能够免得读者“浪费”了时间精神和金钱的。(茅 001

论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论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课程：中西翻译简史班级：翻译3班姓名：张换英学号：1312081001

摘要：本文从民族语角度分析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一直发展到今天，翻译功不可没。中国文化史上三次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影响深远。换言之，翻译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激活因素。 Brief introduction: This subject talks about the influence translation does to Chinese culture from linguistic parts.Chinese culture succeed thousands of years in which translation plays a important part.Three highlights of translation influence a lot Chinese culture,language, ideology; in other words, translation actives the Chinese culture. 关键词：翻译；中国文化；影响 Key words:translation;Chinese culture;influence 一、佛学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未有过，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法。佛经典籍的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语言；丰富了汉语的音韵、语法和语体；丰富了中国的文学等几个方面。当代也有学者研究指出佛经翻译的五种构词方式：汉词佛意、意译词汇、梵汉合璧词、利用新造汉字组成的词、成语与熟语。当代学者也统计过汉语中的四字成语，其中90%以上源于佛教。以“缘起”为例，佛教中的定义是：“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次灭则必灭”，表示同时的或者异时的互存关系，但在现代汉语中，“缘起”已经成为描述事情起因的日常用语。还有一些佛教创词具有很强的派生能力，与汉语中形成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