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困中扭曲的人性——对鲁迅小说《风波》的再认识

吕日辉

一

《风波》是鲁迅著名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20年9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是鲁迅第一篇展现农民历史命运的杰作，陈独秀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①就是针对这篇小说而言。小说以1917年张勋复辟为背景，以质地老到的笔触描绘了这起政治丑剧在江南水乡引起的一场戏剧性的风波，把一起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投影到千里之外的江南水乡，牢牢把握住事件的两极——北京的张勋复辟进程和江南七斤的命运变化，为读者提供了带有社会整体性的真实，展现了在极度贫困之下的农民扭曲的人性。小说的故事很简单，然而鲁迅通过他一以贯之的刚劲峻峭别具风骨的文笔，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麻木的众生相，表现了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深广的忧愤。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张勋复辟，七斤等人都是作为一群局外人出现的，他们在一切人际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扭曲的人性，正是源于他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贫困。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家庭关系的，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其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这种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道德、倡孝亲敬长的根本。这种人伦关系的实质是对家庭各个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加以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责任，子女对父母有奉养的义务。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人道亲亲”②。然而，《风波》所展现的恰恰是对这种伦理关系的彻底颠覆，祖孙之间、父女之间、母女之间、婆媳之间、夫妻之间那种应该有的亲情关系在小说中荡然无存，替代这种关系的则是彼此间恶毒的诅咒和相互的詈骂。

小说一开始，作者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祥和的乡村图景：“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作者用不无讽刺的笔调写到“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然而，衣食无忧的“文豪”和贫困的农民是隔膜的，在“文豪”眼中的“田家乐”实际上却是令人心酸的贫穷，“九斤老太正在大怒……‘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作为曾孙女的六斤则捏了一把豆“藏在乌桕树后，伸出双丫角的小头，大声说，‘这老不死的！’”，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祖孙之间本该有的那种亲昵关系，一把豆子使得祖孙之间形同水火。六斤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破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作为父亲的七斤直跳起来一巴掌打倒了六斤。作为妻子的七斤嫂在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传来之后“恨到七斤”，这并非是为七斤没有辫子而为七斤生命担忧，而是唯恐“带累了我们”。这是一家饱受奴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他们一无所有，一个吃饭的碗居然打了十八个铜丁，正是因为这种极度的贫困使七斤一家为动物性的生存而扭曲了基本的人性。因此，作为这个家庭中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是彻骨的孤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表现在家庭关系上的扭曲的人性，不是偶然的、稍纵即逝的，而是基于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后动物性的彻底暴露，是对传统伦理关系的彻底颠覆，它一方面反映了物质极度贫困的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在这种经济关系之下传统文化的衰微。鲁迅是彻底的反传统的思想家，他并没有直接揭示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但其忧愤之深广正体现了一个思想巨人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从而在经济状况这一层面表达了对社会变革时期民众命运的深重忧虑。

二

不仅如此，与物质的贫困相伴的是精神的贫困，《风波》所展现的“临河的土场”上的邻里关系同样表现了精神的贫困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凉薄”。死了丈夫独自抚养丈夫的遗腹子的的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对于这样命途多舛的邻里女人，本该给予基本的同情，然而七斤嫂则是“恨棒打人”，“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面对抱着孩子气得发抖的八一嫂，众人是怪她多事，却不去思考八一嫂的说法有无道理。由于赵七爷的忽悠，七斤的辫子似乎关乎七斤的生命和他全家的幸福，这关头八一嫂的“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

句话本该引起他们的思考和庆幸，荒唐的是反而惹了众怒，他们宁可相信赵七爷的胡言乱语也绝不信八一嫂的冷静话语，原因只有一个：八一嫂是个寡妇，她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是最低的。我们固然可以说他们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但更深的原因则是精神上的贫困导致了他们对比自己更弱者的欺凌，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是对别人痛苦的鄙夷、蔑视。八一嫂生为女人，在中国就是不幸、就是弱者，比男人低等，要背负一世重担，而又偏偏死了丈夫，这就更没了活下去的资格，仿佛她活着就是不贞的证明。

对八一嫂的描写体现了鲁迅近乎绝望的呐喊：许多苦恼固然是因为偶然的生存困境，比如八一嫂死去丈夫或者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叼走，但更痛苦的是精神的贫困导致人之人之间没有善良的心来一起感应和担当，甚至由于有了不幸，反遭社会排斥，被人取笑。无论是狼叼了儿子被人“鉴赏”的祥林嫂，还是科考失败穷困潦倒被人取笑的孔乙己，也无论是死了丈夫独守儿子被七斤嫂骂做“偷汉的小寡妇”的八一嫂，还是孤身一人受尽欺凌靠精神胜利法自慰的阿Q，这些人物身上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鲁迅对国民精神贫困的深刻思考：他们的苦难被人排斥、被人漠视，他们身边的人听不见比自己更弱者的痛苦的呻吟，这些人甚至还因为可以欺凌比自己更弱势的人而沾沾自喜，为自己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去指斥更弱者而心满意足。

三

鲁迅在在《灯下漫笔》中尖锐指出：“有贵贱，有大小，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同样，与对八一嫂的凌辱相反的表现就是对赵七爷的谦卑和驯服。赵七爷是村里唯一有“学问”的人，“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其实，赵七爷只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他的酒店曾经被鲁大爷砸烂，这样一个人很难说是一个封建统治的维护者或者是既得利益者，他和其他人的区别仅仅在于：物质上和精神上他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之所以说是相对强势，是因为小说中依然有比他更强势的人——那个没有出场就已经死去的身份不明的鲁大爷。他对所谓仇人的报复方式也是很滑稽的，只是在仇人遭殃时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竹布长衫以示庆贺，用言语去恫吓别人以获得报复的快感，在别人惶惶不可终日时幸灾乐祸，使自己心理上获得一种病态的满足。至于赵七爷的状态——当革命党来的时候，他就把辫子盘上去了，当听说皇帝又坐稳了龙椅的时候，他又把辫子放下来了——这只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观，明哲保身，更多地表现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赵七爷并非是一个有明显劣迹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他在精神上的贫困与七斤相比并无二致。鲁迅塑造这个形象的意义更主要的还是表现了人们的是非之心被私心和愚昧所吞没，在物质和精神极度贫困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善良的沟通愿望，剩下的只是媚强凌弱，一句话，赵七爷这一形象设置的意义依然是为了表现国民的物质与精神的贫困。

小说中，当赵七爷一跨进临河土场这个特定的舞台，人们便纷纷起身，盛情相邀：“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斤们也不敢怠慢，连忙招呼，表现出贫困的农民对乡村富户的恭顺和驯服。鲁迅以他高超的艺术才能，寥寥几笔，便活画出这些农民因为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而造成的浓厚奴性。更可悲的是，由于物质的贫困带来的精神上的贫困，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七斤们也不例外，尤其是七斤嫂，她是一个泼辣凶狠、自私巧滑的农村妇女。她对九斤老太公开顶撞，对丈夫咒骂不休，对八一嫂“恨棒打人”，算得上是那个社会里的一个强悍的角色，但即使这样一个人，当听到赵七爷的威吓时，这个平日精明厉害的女人竟然没有一点思想的能力，只觉得“有学问的赵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听说书上写着没有辫子要杀头时，她更是“完全绝望了”，只好拼命咒骂丈夫。在这样一场戏剧性的冲突中，我们能看出这样一个人物关系：鲁大爷欺压赵七爷，赵七爷欺压七斤们，七斤们欺压八一嫂——强者欺凌弱者，弱者被强者欺凌，强与弱完全取决于他们的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风波》流露出了鲁迅对农民扭曲的人性的绝望的心态，但是，这种绝望恰恰是他思想的出发点。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尽可能地展示国民的缺陷，字里行间充溢着一个思想家重塑民族灵魂的渴望，表现了一个启蒙主义者的悲悯情怀，他告诉我们：农民人性的扭曲源于他们经济上的极度贫困，经济上的极端贫困又造成他们精神上的贫困，正是这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扭曲了他们的人性，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首先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

注释

①《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