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历史时期人口的大迁徙与人口稠密地区的变化

第五章历史时期人口的大迁徙与人口稠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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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历史时期人口的大迁徙与人口稠密地区的变化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很大，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还是不断增加的。关于资料不足，已经不甚了了。尽管晋代学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一书中有从大禹到战国时期的人口数字，但也很难作为那时人口的依据。因为汉代人对先秦时期的人口数字已经不大清楚，晚至晋代的皇甫谧当然就更不知晓了。但是，皇甫谧所推论的西周已有1300多万人，和战国时的人口仍有1000余万，与范文澜先生所估计的战国时代全国人口有2000万的数字比较接近，应视作最早的人口记录。范文澜先生根据战国七雄军队的多少，按5人出1兵计算，楚国当有人口500万，魏国当有人口3、400万，秦、赵两国当有人口5、600万，齐国当有人口3、400万，燕、韩两国当有人口300万，总计约计2000万，这样的估计是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的。

从秦汉起，各个王朝对人口的统计都十分重视，千方百计要弄清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数量。这是因为：○1劳动者是基本的社会生产力，能够创造物质财富，是统治者剥削的主要对象。○2人多兵多，人多服劳役的人也多，统治者就不能不搜刮人口，以充实兵源和掌握更多的役使人口。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资料十分丰富，这为研究历代人口变迁提供了方便。这些人口就是官方所掌握的人口数字。

从另一方面讲：○1人口有税，还要服劳役，劳动人民就不能不隐满人口，以逃避压榨和剥削。○2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不入王朝版籍，户口多少就更无从知晓，因此，尽管各个王朝都有户口统计数字，但并不反映当时人口的真实情况，只能说是一个梗概。

尽管隐匿人口是普遍现象，但是，对各个王朝的人口统计数字进行比较，也能反映历代户口的增减和人口地区分布的一些特点。历史时期影响人口数量的增减和地区分布的因素，除自然增殖、死亡和天灾外，主要就是动乱和战争。每当改朝换代和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往往造成人口锐减和人口分布地区急剧变化。纵观中国历史，西晋、北宋末年两个时期，对我国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对人口稠密地区的转移，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两次人口大迁徙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政治动乱往往引起人口移动，如秦汉之际、两汉之间和东汉末年以至于三国时期等等，都是例证。然而，持续时间之长、迁徙人口之多和规模之大，却莫过于西晋和北宋末年两个时期。这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起的汉族人口的大规模南迁。经过两次人口大迁徙，使我国南北人口的多少和地区分布都有了显著的变化。

一、西晋末年的人口迁徙

1、迁徙的原因

从晋惠帝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的140年间，我国北方地区长期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众纷纷外迁。究其原因，主要是：○1腐朽的西晋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各族人民奋起反抗；○2西晋末年，原来居住在我国北方、西方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氐、羯、羌等已内迁到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匈奴族主要分布在甘、陕、晋、冀等省的北部，尤以山西省最多，从南到北，都有匈奴族的踪迹。鲜卑族主要分布在东起辽东，西至青海的广大地区，而以河北、山西两省为最多。氐、羌两族主要分布在陕、甘两省的渭河流域，连关中平原也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羯人主要分布在山西省的东南部一带。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为了争权夺利和满足自己的贪欲，又进行民族仇杀，相互混战，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相继南迁；○3东晋政府为安置流亡人口，在江淮流域设置了侨州郡县，也吸引了大批人口南迁。

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除南迁者外，还有不少人口向西迁徙到今甘肃西部，以及向东迁徙到今辽宁西部。割据于甘肃西部的前凉政府是汉人建立的，当地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因而“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割据于河西走廊西部、青海东南部的南凉政权，是鲜卑人建立的，但他们却招抚汉族地主以支持他们的统治，因而流入南凉的汉族人口也很多。割据于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

部一带的前燕政权，是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但社会秩序较为安定，距中原地区又近，因而中原人口也大批迁居前燕境内，从而使前燕人口比原来多出10余倍，竟成为“人殷地狭”的地区，无田者占十分之四。

2、南迁人口的徙入和徙出地区

西晋末年的人口大迁徙，虽然迁徙的方向是不固定的，但是根据侨州郡县的所在地，也可以大致看出人口的徙入和徙出的地区。

徙出的地区主要有：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甘肃、四川等九省。

徙入的地区主要有：江苏、安徽、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山东等七省。

从徙出、徙入地区来看，具体地又可分为六个小区：

（1）江苏的大江南北→以山东及本省北部移民为主；

（2）安徽、河南的淮河以南，湖北东部和江西北部→以河南、安徽北部移民为主；

（3）山东的黄河以南→以河北及本省黄河以北移民为主；

（4）湖北的长江上游及湖南北部→以山西移民为主；

（5）四川及陕西南部→以甘肃、陕西秦岭以北移民为主；

（6）河南、湖北二省的汉水流域→以陕西及河南西北部移民为主。

从徙出、徙入的省区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大区，东区主要是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居民向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迁徙；西区主要是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居民向长江上游和汉水流域迁徙。若以太行山向南划一条线，那么太行山以东的北部居民→南部迁徙；太行山以西的北部居民→南部迁徙。从上述的小区来看，（1）、（2）、（3）这三个小区属于东区；（4）、（5）、（6）这三个小区属于西区。

这次南徙的人口，大约有90万左右，约占南朝人口的六分之一。按西晋户籍推算，当时北方8人中就有1人南迁。南迁人口中以侨居江苏省的最多，约有26万人；山东约21万人；安徽约17万人；四川约10万人；湖北约6万人；陕西约5万人；河南约3万人；江西、湖南各约1万人。

南迁人口的构成，以士族及其依附人口居多。原因是：○1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心南移，而作为这一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必然随之南迁；○2举族全迁，长途跋涉，也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力量的支持才能达到目的，否则便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具备这种实力的，只有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3、迁徙方向与交通道路

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是政治动乱所引起的迫不得已的行动，并不是事前经过周密考虑，按照一定的路线迁徙的。当时战争频繁，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往往事出仓促，由此处迁往彼处，以避战乱。不过，既然是一种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就不能不受到水陆交通道路的限制。也就是说，不管是长途跋涉，还是短途移徙，总是要沿着一定的交通道路前进的。从移民徙出和徙入的地区可以看出：○1陕、甘两省的移民由汉水迁入长江中游，或沿着金牛道（从陕西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岭，经朝天驿趋剑门关的大道）迁徙至四川。其中，汉中市、襄樊市曾成为移民的两大集合地；○2邗沟是连接江淮的唯一通道，山东、苏北的移民由此南下，江北的扬州和江南的镇江、常州等地，是他们的集合地。从实际情况来看，淮河及其支流大都源远流长，且呈西北、东南走向，而且多有舟楫之利，因而河南省移民多由水路迁入安徽。从另一方面讲，河南与湖北之间，有桐柏山和大别山的阻隔，所以迁往湖南不如迁往安徽更为方便；○3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形成的几条南北大道，也是北方移民南迁的必由之路：第一，从南阳经江陵到长沙的道路；第二，从徐州经合肥到南昌的道路；第三，从徐州经扬州到杭州的道路。由于通往荆、扬两州的水陆交通比较方便，因而当时荆、扬两州接纳的移民也最多。

二、北宋末年的人口大迁徙

1、迁徙的原因

北宋时期，在我国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辽、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公元1125年金灭辽后，立即和北宋展开了争夺黄河流域的斗争。同年，金军兵分两路南下，宋徽宗急忙让位于宋钦宗，自己逃避镇江去了。金西路军受到太原军民的强烈抵抗，而东路军却进展顺利，包围了开封。但由于河北许多重镇仍控制在宋军手中，金军被迫撤回北方。公元1126年，金军又兵分两路南下，西

路军攻克太原后，乘胜渡河，与东路军会攻开封。金军趁大雪攻城，城破，钦宗投降，北宋灭亡。金兵在开封城内大肆搜括掳掠，先后勒索黄金27万8千两，白银714万两，丝帛104万匹。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尽掳徽、钦二帝和赵氏宗室、后妃，以及各种珍宝、书籍、天文仪器、百工技巧等北归。同年，康王赵构即位，称宋高宗，史称“南宋”。公元1127年10月，宋高宗搬迁扬州，扬州成为临时政治中心，时间达16个月。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攻陷扬州，神经病高宗仓皇南逃，先后在建康（今南京）、越州（今绍兴）、临安（今杭州）等建都，甚至漂泊海上达数10天之久。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南宋开始了与金长期对峙的局面。在宋室南渡与宋金对峙过程中，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徙，其规模之大，超过了两晋南北朝时期。

在这一政治动乱的过程中，北方人口之所以大量南迁，其原因是：○1金人入主中原，对当地居民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并把猛安（意为千夫长）、谋克（意为百无长）制度推行于被征服地区，这种制度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残暴的种族奴隶制的统治。汉族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而且还是一切苛捐杂税、兵役、徭役的沉重负担者；○2女真族以搜刮官田为名，大量圈占土地，使当地居民大部分丧失了田地，不得不背井离乡，逃难它处；○3宋金对峙时期，战争主要在黄河、淮河流域进行，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北方人口不得不向长江流域迁徙。后来，南宋政权为了发展经济，争夺人口，公开诏纳，致使南渡者络绎不绝；○4在北方地区坚持抗金的南宋军队，每当班师还朝，往往也有大批北方人口随着南迁。像岳飞班师朱仙镇，“从而南者如市”；韩世忠从淮阳（今江苏邳PI县西南）引兵南还，“从而归者以百计”；○5蒙宋战争期间，由于主要战场也在黄河、淮河流域，这里的人口也不得不南迁。

2、北方人口南迁的几个主要阶段

在南宋和金元的对峙期间，北方人口的南迁，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黄河流域居民向长江流域迁徙。从时间上看，是从金兵开始南侵（指攻打扬州）到绍兴和约签订（公元1125～1142年）为止，前后历时达17年之久。在这17年期间，经常有大批移民不断向南迁徙，而每次大规模的移徙，又总是同战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例如，金兵包围开封和开封陷落时，不仅达官贵人南逃者甚众，而且“西北州县为之一空”；金兵继续南侵时，渡江者川流不息，黄河流域竟百里不见烟舍；金废掉刘豫，直接统治河南、陕西时，西北移民南归者“相属于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即宋金和约签订后，北方人口南迁受到条约限制，南迁的浪潮才稍稍被抑制。

第二阶段主要是淮河流域居民向长江流域迁徙。从时间上看，是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此年，金主完颜亮兵分四路大举南侵。○1一路从海上直趋临安；○2一路从宿（今安徽宿州市）、亳（今安徽亳州市）攻淮泗；○3一路出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市）攻取襄（湖北省襄樊市）、荆（湖北省荆门市）；○4一路出秦凤（今陕西凤翔）侵四川。由于宋军沿江抵抗，完颜亮渡江未能成功，后被部下所杀，南侵之役宣告结束。由于金国撕毁了和约，沿淮一带南迁的移民昼夜不绝。南宋也公开招抚，凡从两淮南归的商人，免征商税，一般人供给半年伙食。

第三阶段主要是长江流域居民向珠江流域迁徙。从时间上看，是蒙古南侵之役（公元1268～1276年）。其实，从窝阔台开始，蒙古帝国就不断出动大军向南侵袭，主要战场是四川和长江中游地区。1258年，蒙古兵入侵四川，蜀人多奔向东南；江南沦陷，长江流域的人口又向岭南迁徙。忽必烈登上汗位，定都燕京（今北京市）后，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1268年，首先派遣大军进攻襄阳、樊城，然后兵分两路，水陆并进：一路由襄阳入汉水，顺江而下；一路取道扬州，横渡大江，直指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两路大军得手后，又兵分三路：一路沿江入海，攻取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一路攻取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一路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出发，直指独松关（余杭市西北独松岭上）。公元1276年，元军攻克临安，南宋投降。这次南侵的战场，主要地区是在四川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广大人民为逃避战争，大规模地相率南迁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3、南迁人口的分布地区

靖康之难以后，先后经历了宋、金和宋、元两个对立时期，历时150余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三次人口南迁的高潮。从人口的徙入地区来看，宋金时期主要是长江流域。元灭南宋，长江流域也成为战场，徙入岭南的人口也不在少数。从今天的省区而论，徙入浙江、江苏两省的人口最多。其次是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人口徙入的多少，大致以交通道路的远近和难易程度为原则，大体上是西部之北，迁入西部之南；东部之北迁入东部之南；岭南和福建地区交通不便，当长江流域成为战场以后，这里的人口才不得不迁入两广或福建。

当然，由于路途遥远，道路崎岖，许多移民都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移徙方向，并不是沿着一条固定的道路前进。

在南宋偏安的150余年间，由于北方人口的再次大量南迁，使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社会的经济重心已彻底南移，南重北轻的局面已完全定型。

第二节人口稠密地区的转移

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稠密地区也逐渐向南转移。原来人口稠密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慢慢地衰落下去，而原来人口稀少的长江流域却后来居上，终于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一、南北人口比例的升降

若以秦岭、淮水为界，把全国分为南北两半，再根据各个王朝的政区对户口数字略加调整，那么我们大体上就可以粗知各个时期的人口升降情况：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全国有户1235万6470户，有口5767万1401人。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有户数约968万户，有口数约4299万人（徐州按三分之二计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数约266万户，有口数约1460余万人（徐州按三分之一计算）。南北户口比大致是1:3.7；南北人口比大致是1:2.9。

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全国有户数933万6665户，口数4789万2413人。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有户数约534万户，口数约2800万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数约398万户，口数约1989万人。南北户数比是1:1.3；南北人口比是1:1.5。从这两个比例上看，户数和人口数都是比较接近的，但实际上北方人口仍多于南方。原因是：○1两汉之际北方人口大量南迁；○2东汉时期沿边少数民族迁入黄河流域，同时又没有准确的人口数字。

西晋和隋只有户籍统计，没有人口数字。根据南北户数的多少，大致也可以看出南北人口比例的升降。西晋太康初年（公元380年左右），全国有户数294万4125户，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有134万930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181万1188户，南北的户数比比较接近，但北方仍多出南方34万户左右。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有户907万414户，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有户741万4111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165万6303户，南北户数比为1：4.5。这是由于隋代的疆域远比西晋为大，加之经过300年的大分裂以后，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户口出现增长的趋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唐朝是我国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时期，南北人口增长都较快，尤以南方最为显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有户数897万3634户，有口数5097万5543人。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有户数492万2183户，有口数3042万4211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数405万1451户，有口数2055万1532人。南北的户数比是1:1.2，口数比是1:1.4。唐朝的户口数字之比，与隋代相比较，其差距越来越小，说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远比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为快。

宋朝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全国有户数1500万2235户，有口数3325万3989人。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有户数465万5487户，有口数956万4303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数1034万6748户，有口数2369万9686人。南北的户数比是2.2:1，口数比是2.5:1。此时，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户口已超过了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南重北轻的形势已成为定局。

元朝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全国有户数1386万7219户，有口数5951万9727人。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有户数198万3229户，有口数701万3972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数1188万3990户，有口数5250万5755人。南北的户数比是6:1，口数比是7.5:1。南北户口之比，如此悬殊，显然是元朝由北向南进兵，迫使大量人口南迁的结果。另外，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也是造成黄河流域人口锐减的主要因素。

明朝建立后，虽然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不断地向北方地区移民，但直到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时，全国有户数1062万1431户，有口数6071万8856人。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有户数342万1256户，有口数2494万4025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数720万0156户，有口数3574万7831人。南北的户数比是2:1，口数比是1.5:1。这时，统计的口数时间，已距明朝开国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了。这说明元朝所造成的南北人口的差距是很难消除的。

到了清朝末年，全国人口仍然是北少南多。根据宣统年间（公元1912年汇造）的统计，全国有户数7126万8651户，有口数3亿6814万6520人。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有户数2402万6253户，有口数1亿3158万1610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户数4724万2398户，有口数2亿3656万4910人。南北的户数比和口数比，大约都是2:1。

从上述的人口比例升降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起初是北多南少，这是由于我国的祖先发源于黄河流域，并率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结果。但是，由于后来的黄河流域多战乱，而长江流域比较安定，因而促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增加了长江流域人口的比重，并使长江流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成为全国的重要经济区，使得人口稠密，出现了北少南多的状况，直到清末也未改变。

二、南北人口稠密地区的变迁

从西汉末年的人口分布来看，当时的人口稠密地区主要是在华北平原的中部、山东半岛以及泾渭、汾水的下游。这些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人口必然稠密。但就某一地区来说，仍然有它的特殊的原因。关中为都城所在，西汉政府为了强干弱枝，不断向这里迁徙人口，关中当然也就成为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在西汉诸郡国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只有8个郡国，加上关中，一共9个郡国，这9个郡国均位于黄河下游地区。

在这9个郡国中，平均每平方公里达到200人以上的有平原郡（今山东平原县南，416.6人/平方公里）、济阴郡（今河南定陶，223.2人/平方公里）和颖川郡（今河南禹县，206.4人/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达到150人以上的有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县东南，194.5人/平方公里）、东平国（今山东东平县东，193人/平方公里）、广平国（今河北鸡泽市北，165.6人/平方公里）、甾川国（山东昌乐县西北，158.7人/平方公里）、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154.7人/平方公里）和高密国（今山东高密县西，151.7人/平方公里）。

以今天的省区而论，河北省的最南部，山东省的北部、西部，河南省的中部，是西汉时期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上述诸郡国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和山东半岛盛产粮食的地区，交通又很便利，因而人口稠密。颖川郡位于颖水上游，虽然不是平畴沃野，但地区开发很早，地理位置优越，又为交通要冲，是从洛阳径趋淮水中游的捷径，因而人口较多。

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人口分布，仍然以黄河下游为最多。由于两汉之际的战乱和黄河的泛滥，原来的人口稠密地区已经衰落下去，而新的人口稠密地区已向今河北中部、山东中南部和淮河以北转移。如关中的右扶风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3.4人，左冯翊10.2人，京兆尹19人；黄河下游的平原、济阴等郡的人口也都下降到每平方公里不足百人。关中地区人口密度的锐减，显然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和长安失掉了国都地位；而黄河下游地区的人口锐减，是由于黄河泛滥影响。

东汉时平均每平方公里达到150人以上的有安平（今山西翼县，225.9人/平方公里）、任城（今山东济宁东南，184.4人/平方公里）和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东，169人/平方公里）三个郡国。达到100人以上的有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东，146.5人/平方公里）、陈国（今河南淮阳，140.9人/平方公里）、颖川（今河南禹县，129.8人/平方公里）、彭城（今江苏徐州市，111.6人/平方公里）和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105.6人/平方公里）五个郡国。

从这8个郡国的分布地区可以看出，关东（函谷关以东）富饶地区在不断扩大，今河北中部和江苏、安徽两省的最北部也进入这个富饶经济地区之中。陈国位于浪汤渠岸边，交通便利，因而它的人口密度超过了颖川。

西晋虽然没有人口的统计数字，但从每县平均户数的多少，也可以看出人口稠密地区的所在。以太康（280～290年）初年的户数分州统计，司州、冀州和益州各县的平均户数都超过了3000户。这就说明了人口稠密地区是在今河北省的中南部、河南省的中西部、山西省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东南部和四川省的中部一带。司州、冀州各县人口稠密除经济原因外，也同曹魏、西晋先后以邺、许昌和洛阳为国都有密切关系。成都平原平畴沃野，经济发达，因而人口稠密。

经过长期的南北分裂以后，到隋朝，中国又复归统一，出现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使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是经济重心所在，所以人口仍然很稠密。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户数分布来看，平均每县达到万户以上的郡，冀州有16个，豫州有10个，雍州有6个，兖州有6个，青州有4个，徐州2个。从今天的省区来看，上述这些郡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以及今河南、山东两省，安徽省的淮河以北地区，江苏省淮河以北的西半部地区，河北、山西两省的中、南部地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期，无论在南方或北方都形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统计来看，全国15道中，平均每平方公里达到20人以上的就有7个道，大约占总数的一半。这7个道是京畿道、都畿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淮南道和江南东道。其中，前5个道均在黄河中下游经济发达和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区，人口当然稠密。淮南道和江南东道是唐朝时期江淮流域的经济发达区，人口亦相当稠密。在这7个道中，人口密度最大的是都畿道、河北道，平均每平方公里都超过了50人。

北宋时期，人口稠密地区已转移到长江流域，但政治中心仍在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南北仍是人口较多的地区。据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统计，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20人以上的有9个路。其中只有4个路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已达5个路。在这9个路中，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成都府路，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了45人，为诸路之冠，这说明唐宋以来，成都平原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

元朝时期，据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的统计数字（其中缺少岭北、云南、征东行省的户口数），以江浙行省和江西行省的人口最为稠密，前者平均每平方公里达到91.23人，后者达到42.95人，成为全国最稠密的地区。

明初向北方移民以后，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形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根据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和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统计，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20人的有直隶、浙江、江西、山东和山西等5个省。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达，人口自然稠密，而经过明朝的努力，山西、山东两省也成为人口稠密地区。不过，从三个时期比较而言，浙江省的人口密度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到了清朝，根据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6年）、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和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统计，浙江、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5个省的人口较为稠密。从地理位置来看，这5个省连成一片，是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终于成为我国人口最稠密和地区。

复习思考题：

1、先秦时期的人口统计是怎样的为什么要统计人口是否准确，为什么

2、西晋末年的人口大迁徙的原因、状况及迁徙路线。

3、北宋末年的人口大迁徙的原因和阶段。

4、略论人口稠密地区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