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课程论文

公共经济学课程论文

产权效率解释

金融02班陈希 1630216

Introduction:

Property rights are the legal rules that describle what people or firms or governments may do with their property efficiently. When people have property rights to land, for example, they may build on it or sell it and are protected from interferenee by others.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no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 inefficiency(externalities). A sound legal system may also recover the damages people suffer.

Take a tour in this thesis, you are warmly welcomed.

前言：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一批学经济的人士喜欢充当“吹鼓手”的角色，整日对着一些似同游戏的数字，发表像模像样的文章，难到他们对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就熟视无睹了吗？在现实生活中，对类似周其仁的学者，我是尤其尊敬的，因为他们至少仍保留着一份实践自己学说的真挚的心。脚踏实地的实证分析在人们看来是一些用处不大的学问（如美国加尔布雷思以前的制度经济学就遭众人摒弃）对经济学更负责任。作为我，在这篇文章里，将用简单一些的例子来说明一些广为人知的事实，或许受科斯的影响较深，我将沿用其传统，仿亚当.斯密的古风，一篇下来竟无一数理公式，实乃“宁愿大概的对，不想精确的错”之故。

文中试图通过实例加强对产权的认知，同时缩小东西方的产权理解之距离，最终运用于中国实际，提些建议，乃我写作之愿，诚惶诚恐。

关键词:

科斯定理公共品私人品机制失衡

交易费用制度创新社会博弈

一、一个例子

从1859年美国首次发现石油以来，由于严重的资源共有的状况，数量众多的公司争夺油田地下流动的原油，原油生产一直受到责难。众所周知，对于一块储油层上的每个公司而言，多钻油井，进行密集式开采的战略可以使他们掠夺“邻居”的原油。新开发、储量足的油田，地下压力大，足以将油压上地表，而不需用价格不

菲的加压泵，或是不需将水或天然气注入地下，把石油推上来的耗资，开采成本将会降低。但新的问题随即产生，每个公司都有了疯狂开采的动力来增加自己的份额，过多的油井与地表的储油设备出现在油田上，导致石油易着火，挥发与变质，快速的开采又会由于地下压力被释放而增加生产成本，开采者不得不较早引入气泵与注水井。过度的开采还将导致石油再生的降低。面对这样的问题，产生了两种解法方案，一是联合生产，但很难在民间以一种适时的形式完成，其中反映出了对强制联合生产的政治阻力。二是依靠按比例分级，把生产配额分配到每口井上去。然而与联合生产的收益相比，按比例分级好处有限，因而存在更多地钻井的激励。统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到1980年，美国拥有世界上88%的油井，而产量仅占世界的14%，租金分配上的协调失败与石油公司的规模，租约价值和其他要素不同有关，谈判方之间由此产生了分配的冲突，同时也阻碍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游说集团（canvassing group）。本例告诉我们许多问题，产权问题的分析远比想象中的“是否有效率”的分析来的复杂，并非对资源共有造成损失作出快速反应的制度可以更理性的使用资源并推动经济增长，任何新的产权安排都存在内在的分配冲突，即使没有人怀疑它的效率。想要取得制度变化的政治一致，就必须对产权安排的分配含义、参与者的背景、政治协议的历史等做深入的了解。这是我在下面要探讨的话题。

二、定义的争论

马克思对产权的认识是建立在产权是作为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关系的意志表现或法律硬化形式的基础之上的。道理很简单，正如语言不是一个人的产物一样。故而产权并非凝固不变，而是随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样的理论确也能解释一个个历史时期，如部落所有制经过几个不同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进而演变为大工业与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可见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西方学者的看法与之明显不同的是他们将所有制关系看作本源，认为产权是所有权有关的各种权利的总和，也是制约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准则。这是T.安德逊、Y.巴泽尔、P.阿贝尔等经济学家共同的杰作。可对以上观点进行证实的是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产权的定义：“产权是一种通过全社会强制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与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从劳动分工角度看，社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然产生如何协调劳动以及如何分配劳动果实的问题，由此现代产权机制应运而生。产权的得当与否决定了生产组织的刺激力度，进而决定了生

产的效率。著名的科斯定理中使用的《农夫与放牧者的故事》就说明了它。在产权尚未明晰以前，畜牧者可以随意的让自己的牛吃农夫的麦子，结果自然打击了农夫劳动的积极性，生产的效率大打折扣。但界定了农夫对麦地的产权后，无论农夫与牧民就牛吃草的问题商谈的结果如何，两者的自由交易便达到了经济的最佳配置。

经济学家卡尔特认为产权制度的优劣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这显然站在与研究公司理论的科斯稍有不同的角度上，他的这一结论来自保罗?萨缪尔森的一次错误的分析。萨缪尔森曾认为5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将是南美，因为南美的资源丰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事实上战后欧洲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最快，尽管这些国家中多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资源贫乏。可以这样认为，即萨缪尔森对问题的截然相反的误断来自他对产权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无意识。也许，当今日阿根廷经济崩溃、委内瑞拉查韦斯被政变下台在狱中拿起染满尘土的《宪法》来拯救自己的时候，萨缪尔森会更有所悟，其实这也只是我的臆测，来源于我所谈过的萨缪尔森所说的警惕阿根廷式的裙带资本主义（其统治者在瑞士银行存有巨款），同时也要警惕智利为代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皮诺切特大独裁者的出现及政府将大权交给由一批在芝加哥大学受过保守教育的经济学家组成的“芝加哥学派”）。

三、日常所闻

一个例子是住房。在这个例子中，产权的界定使房主的状况得到改善。在住房改革前，我时值孩提，与家父偶尔在邻里串串门，常见到几个新到单位的小青年合住单位分的一套公房。屋内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而厨房与洗手间就更不便提。几年来，福利分房制度已逐步取消，买房进行出租投资的人也日见其多。拿南京的楼市来说，由于赢得十运会的举办权，河西地区房价上涨，大房东将房子租给所认可的人这一态度越发鲜明了，首先日常生活的习惯成了一个考虑因素。再而房主可以采用竞价的方式尽力剥取对方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由此可见取得产权的好处。随着产权的到来，原本的制度下的租价得到了提高，产权中对物品的收入享有权得到了体现，户主装璜的质量也可有一定提升，无论自己买房亦或出去租房，房屋环境的改善彰显，对生活环境的改善可奏奇效，即使如房价飞涨的香港，收入权依然可以体现，因为根据最极端的例子，使用一个床位分三更睡觉，租客每更不同的“租值消散”方法也是可行的。

产权的界定使制鞋的工匠境况更好。因为他自己是独立经营亦或为专营制鞋业的公司所雇佣将完全取决于何者收益更高（交易费用较低），同时，他会将自己在这

个公司得到的收益与和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工匠在其他公司中所获的收益相比，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收益相对较低，他便会中止合同，从而与更有前途的公司签订合同。劳动价值的私有财产权保证了这个工匠自身劳动力的独立的支配权与自由转让权。回想一下使工匠境况更好的方法也并不难理解，只要如同畜牧者与农夫般的产权界定，从而利益界定，社会博弈的各方均从自身利益出发，得到的结果一定是费用较低而收益最大的契约形式。

产权的划分对己可利益最大化，对一国经济则可最有效率的进行资源配置。上例中劳力财产的自由转移将使生产技术的选择性更强，生产费用越低，更多的企业组织方式与资产组合方式无疑将更好的解决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难题。利用产权的划分明确公共品（Public good）与私人品（Private good）的界线，有益于社会全体受益。典型的便是科斯的灯塔。17世纪初英国的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建造了两座灯塔，这个起初由海员组成的公会后来被政府授予权力，成为政府的隶属机构，而其对灯塔的建造动力却不如私人，而在1820年后，公会开始收购私营灯塔，到1842年后，英国就再不见私营的灯塔了。据后来的资料，英政府收购私营灯塔的原因在于认为私人收费太高，且因“搭便车”（Free Ride）的可能性太强而在收费中存在困难，由政府的免费提供将有利于人民的福祉，港运的发展乃至经济之振兴。

电视台的经营是问题的另一面。在美国的私人电视台乃至中国的各地方电视台节目或许更精彩些，但观众也将相应的付出代价。比如地方台、私人台的广告的增加，吸引了更多的眼球买各厂商的产品，为产品打开了销路，但中央台却不能因为这样的代价取消地方台、私人台，因为后者毕竟对消费者的休闲更有利。类似这样的产品的产权交给地方、私人来提供显然更有利。

从社会角度考虑，对于一些无法辨认产权的公有品，政府作为其“代言人”，作为虚拟的利益主体，似同产权的利益协调有时是必须的，对于不能开口说话的自然资源的保护起了关键作用就是一例。如被视为“公共财产的悲剧”的鲸鱼。捕鲸可以赚钱而保护鲸却无经济利益的刺激将导致鲸从海洋中消失，类似的还有美洲野牛的濒于灭绝。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如缩短捕捞季节，对捕捞的相关工具的限制。

这个例子不禁使我想起了武汉地区长江边的采砂行为。中国共有5个地方当局能够钳制对江砂的过度开采，却没有一个能够独立的控制采砂者，后果可以想象，各部门各自为阵，纷纷与采砂者合伙捞好处，长江边的采砂有禁不止。对于砂这一个公共财产，绝不可由私人进行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中央应当出面协调，成立能够独立管辖，且能超然利益之外的机构方为所需之策。

对污染物的排放也是如此，在政府只有很有限的关于污染排放的花费与收益资

料的情况下，边际排放的社会成本（Marginal Social Cost）曲线很陡峭，而减少排放的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 of Abatement）曲线较平坦时，对排放多征费显然不如规

social costs）

Level of Emissions

图1

额外增加ADE,而同样的偏差在决定多征费时导致了社会花费更大的ABC。可见，即使在无法明确界定产权归属时，政府的类似拥有产权的“代言”对于挽救环境资源是急需的。

也并非一味的政府出面可以包打天下。最近温州打火机因为欧盟的CR法案

被拒欧洲市场以外，当温州人在博鳌论坛向朱总理求救时，朱总理风趣的说：“你们尽力去打，可是打不赢也不能怪我啊！”温州人自己行动了，他们的打火机行业协会组团去欧洲谈判。诉求于WTO争端解决机制，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政府与非政府部门间的产权明晰化，是企业的产权就剥离给企业，让企业在产权流动的优胜劣汰中生存，这是浙江民营经济领先于全国的本质因素。

在将产权界定给政府或是非政府（如社区、团体、个人）都不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的情况下，多方的合作就成为必然。教育在许多国家被认为主要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是应该由政府提供的。但对此，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曾作出公共教育部门是“最无效率的公共管理部门”的尖锐评价！基于此，我们应当对教育产权的公有或私有问题有了处理的经验，然而，我国高校的低效率

与低贡献率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以教育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为例，发达国家平均贡献率在1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贡献率在5-6%，而根据纪宝成的测算，在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投资平均贡献率大约在3.12%，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贡献率水平。明显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要求不相适应。在发展中，我们渐渐摸索出了途径，但客观上人才的多元化的需求与低质量与无特色的教育的尖锐矛盾的日益突显，使教育产业成了公有和私有的共同乐园。一方面，国家掌握难以排他的基础教育，另一方面高等学校“自主办学”，不仅要政府松绑，而且要求高校本身具有“法人意识”。回顾我们的阶段性成果，是因为我们正着手完成：

1.打破垄断，构建“三足鼎立”的办学体制, 培养了市场中竞争的因素，缓解了国家的财政投入压力，使国家将教育投入更集中的用到那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教育服务中。

2. 规范政府的管理行为，提高高校“法人”的意识这种机制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社会欢迎的人才，创造出服务于社会的科研成果。

3. 健全、完善高等学校自我约束机制。一些内部机制共同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管理活动、文化建设的决策和评议。让“自主办学、科学办学、民主办学”成为大学自治的风尚。自主办学导致了图2中的W1、W2、W3对于教育支出的意愿的

图2 Education Spending per Pupil

多元化。此时W1、W2、W3分别代表教育支出的意愿，中间人（median voter）的￥1200的偏好被确定为有效的水平，但在多数人决定（majority-rule voting）的场合, 若W2与W3的偏好一致，且都是￥1200，这时有效的水平小于￥1200（因为有效水平是W1、W2、W3加权平均的结果），则实际的公共教育支出过剩，同理，此时

W1、W2的偏好一致，且都是￥1200，则实际的公共教育支出不足。政府的自主办学、多元化办学将使人们教育支出的偏好多元化,从而解决了公共教育支出的资源配置不利。

我相信，将来如果我们做的更好，也是源于对这三点的更进一步贯彻.

四、产权的机制失衡与西方产权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

众所周知，产权的明晰化将带来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的大幅降低。这也是前面若干实例分析的结论。明晰的产权应该伴随有排他排，扩张性与依存性。一方面，根据排他性，产权要保护自身价值形态的完善，另一方面，根据扩张性，产权要追求自身价值形态增值，扩大所占有和支配的财产数量。再一方面，每种产权形式皆离不开其他的产权而独立存在。产权间应能够相互制约、影响与转化。只有发挥这三性，产权体系才能顺利的运转。而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非国有产权的三性被加强，而国有产权恰恰相反，形成非国有产权对国有产权的强对弱局面，导致产权的机制失衡。原因是非国有产权的主体明确，一些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主具有迅速致富的示范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其收益扩张机制。而国有产权代表人“缺位”，弱化了排他性与扩张性。拿企业来说，没人为国有产权负责，职工的收益扩张意识不断强化，而他们做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经营者的主体意识淡薄。多元化的产权体系实际是众强对一弱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后果必然是国有产权遭受侵蚀，越发不能正常运转。

“改到深处是产权“，是众多经济学家的共识，怎么个改法却颇费思量，科斯提出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虽然是维护他们私有制的那一套，但在西方经济学界，对科斯定理仍有不同观点，罗伯特.D.库特指出：“以私有制的基础来建立私人间的协议，并以之来克服外在性，客观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做的便是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进行国有产权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的自我调节，切不可采取前苏联式的外部剧烈冲突的突变方式，常以内部渐变的方式进行。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产权改革不具有革命的性质。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产权的改革方式可分为需求诱导型与供给主导型。后者是由政府借助经济法律、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定阶段后，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已突显。推进改革的政府与非政府主体需参与制度创新的社会博弈，要防止非政府主体或下级政府利用上级政府的授权谋取自身利益而使改革变形。对这一轮的产权改革，我有以下药方：

①进行增量改革，着眼于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新的产权制度的因素。

②试验推广，改革方案先在一定地域试验，取得成果后再加以推广，以尽力减少改革风险。

③秩序改革，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领导资源，有秩序的改，以保证改革中制度的相对稳定，避免大的社会波动与资源浪费。

在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品的分配过程中，利用产权改革的有利结果，扩大信息分布范围、加快信息传递速度、提高信息的可信度、降低信息的成本、提高获得资源的机率，进而降低取得资源的成本，促进经济的增长。可以说，政府正扮演着“超级企业”的角色，其“经济组织“的地位越来越得到证实。难怪诺斯曾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其他的以非政府（主要是企业）为主体的分配过程中，需要国家政府主体的支持，把本属非政府主体的产权从政府主体中剥离出来，使国家出让产权、企业拥有产权，以保企业法人地位的完整，保证所有者权益。这一过程有历史为鉴。在匈牙利过去的中央计划与有调节的市场相结合的模式中，国家把一部分财产的支配权转给企业，但原有产权结构未有从根本上受触动，结果证明了改革的失败。经过若干年后的证明，国家要做到放弃除得到资产收益及其增值以外的所有权力与利益则必须实行国家职能与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从根本上理顺政企关系，将依赖于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依赖于打破产权在原有者手中形成的难以改变的僵局，依赖于对“企业只生不灭”的负效应的根除，让产权能随商品快速流动起来，这一点被张五常的研究证实。他的研究表明土地生产要素边际成本与边际产出的边际成本相等后的非排他性的转让是低效率的。因而，台湾的土地改革并不需要，确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机制，允许土地自由转让，方能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用。

五、结语

本文竭力对产权的世界性与本国性进行解释，进而探讨其对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影响。

其实，任何制度的运用与变迁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也不能独身事外，可以认为，中国的产权制度就是一种交易费用极高的制度，但它只所以能存在，只所以使其改革者将改革定位在对原有制度的保存之上，是因为维护它的费用小于改变它所需要的费用（即搜集有关其他制度的信息资料及迫使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接受新制度的成本）。正如对于一个手中有物品要出售的人，迟迟不能找到买家，在信息经济

学（information economics）中是认为他手中物品的潜在价格低于他获知潜在买者的信息成本，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造就了不对称信息下的市场（market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无奈，信息成本的高昂使我们只有这样的高度。这就交给了我们年轻的经济学学子们这样一个使命，汲取新制度经济学开创以来科斯、阿尔钦、诺斯等前辈的理论成果，同时结合中国的产权状况，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产权革新之路。

六、主要参考文献：

1.《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C.诺斯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产权效率论》立信会计出版社李会明著

3.《国际石油百科全书》

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

5.《产权的经济分析》Y.巴泽尔剑桥大学出版社

6.《社会成本问题》科斯

7.《探求智慧之旅》一书中对Paul A Samuelson的专访

8.《佃农理论》张五常2000年版

9.《卖桔者言》张五常

10.《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市场经济与产权改革》胡永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经济学小品和案例》Stiglit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高度审视发展知识经济》，朱丽兰《求是》1998年第14期。

14.《全球化与道德重建》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柴万国译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版

15.《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政策选择》纪宝成

16.《contracting for property rights》（America）Libecap.G.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Microeconomics》Fifth Edition

by Robert S.Pindyck Daniel L.Rubinf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