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教育的形成于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教育的形成于发展

马振兴合肥师范学院

摘要：十九世纪的60——90年代，清政府内部在中央以奕訢为首，在地方以

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为主的洋务派发起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表现为建立新式外国语学校、海军学校、科学技术学校，以及派遣留学生出洋等活动。有人对洋务教育持否定态度，认为洋务教育是造就了出卖国家主权的外交人员、政治和文教领域的买办人才和扩大军事武装势力绞杀革命的刽子手，是为中外反动势力的利益服务的。这种教育兼有封建性和买办性。可说是相当典型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反动教育。或认为洋务教育是失败的。这是由其根本属性决定的。因为洋务教育本质上是封建性的，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将它作为一项提高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进步的战略措施。但我认为，洋务教育是有明显进步意义的，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端。从办学目的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非是为了帮助外国侵略者；从办学实效看，是有成效的，即第一次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开创了新的社会风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专业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所以同封建教育相比，“无疑是进步的”。洋务教育打破了封建教育的一统天下，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科举制度，并为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型学制奠定了基础，还对维新运动起了推进作用，“洋务教育以其显著的进步意义而载入史册。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教育思想新式学堂留学生

一、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

1.1曾国藩“经世致用”

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而在这其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曾国藩行为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是大胆向西方学习的典范，他是传统社会中比较切近实务，了解现实的一个人，他看到中国所处的变局，更感到了在中西交冲中的艰难，因此在众多士人昧于“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时候，他用经世致用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提出向西方学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很有胆识的，这在当时传统的社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随着西学东进拓开门洞，向西方追求真理的道路越走越宽，更为重要的是，他启发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去了解世界，开启了他们近代意识，为后来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当然，作为传统士大夫，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有极大局限性的

曾国藩所倡导的学习西方，是在其主观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学习的。虽然曾国藩主张学习西方，但这不是他要积极地，主动地吸收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他之所以要学习西方，那是因为他受迫于西方人的炮口，是在人家炮口的威逼下做出的极不情愿又溢出常规的反应。这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反应。所以在搬入西方事物时，他还将传统的主观意念赋予之上，曾国藩之所以表现不情愿，正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局限性

所以，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既有时代的进步性，又有历史的局限性

1.2李鸿章“专设一科取士”

基于“自强”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试图推进科举改革，造就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材。

清承明制，取士仍由科举。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其余虽能学贯天人，道侔伊吕者，皆谓异路。”

文科乡会试皆三场，各场试以四书文、五经文、诏、表、判、策、论，三场中以首场为重，而首场尤以四书文为重。乡会试如此，童生院试与生员的岁、科试亦然。四书文亦称八股文，八股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其内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坚持“凭文而取，按格而官”的原则，企图用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用儒家学说“化民成俗”，借以巩固封建统治。随着封建制度的愈趋腐朽，科举制度流弊日深。及至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促使一批忧国之士认识到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为了遴选真才，以适应时势之变迁、挽救清朝统治的危亡，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当时，龚自珍、潘德舆等倡导于下，祁、王茂荫等奏请于上，他们相互呼应，要求改善而不是废除科举制度。他们尽管都是封建制度的“补天”者，但他们讥切时弊，呼吁改善八股取士制度，却使“万马齐喑”的黑暗王国透露出一线光明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犹如强烈地震一样，撼动者清朝封建统治。严重的“内忧外患”，暴露了科举乏才的危害，推动着晚清科举改革的进程。早期维新志土和某些洋务官僚成为推动晚清科举改革的主要力量。

与此相呼应，李鸿章等一批洋务官僚纷纷上疏清廷，企图依靠皇权把变通考选之制的理想付诸实践。据约略统计，从同治三年李鸿章请专设一科取士开始，到光绪十三年陈琇莹请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为止，洋务官僚奏请变通考选之制的，就多达十五、六人次，比鸦片战争前后增加了七、八倍李鸿章早年既业八股以窃科第，又着意通经致用之学，前者使他深知八股之害，后者使他关心“尊主庇民”。他的科举改革思想与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的侧重点在于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而不是否定科举制度本身。因此，他一面力争改功令、兴洋学、废弃小楷试帖，一面采取了一些趋就“科目”的措施。

如果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是从“师夷长技”“练兵练器”开始的话，那么李鸿章推进科举改革的努力则是以创办新式学堂作为突破口的。因为当时科举制度制约着教育制度

1.3张之洞《劝学篇》对“中体西用”的阐述

（1）“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这就不可避免的引出一个如何处理“西学”（“新学”）与“中学”（“旧学”）关系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展开了论争，为了应付守旧派的攻击，洋务派采取的典型方案就是“中体西用”，认为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的前提

下，应该肯定“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器用价值。

实际上，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人用“主辅”、“本末”、“体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达“中学”与“西学”两者应该何为主导，何为从属的观点了。但直到1898年春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中体西用”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并且提倡“中体西用”的也并不都是洋务派任务，但在洋务派运动时期多附从洋务派，为洋务派提供思想理论。“中体西用”是洋务实践活动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洋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2）张之洞与《劝学篇》

张之洞，清末维持封建的重臣，是洋务派的代表任务。

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整顿封建传统教育；二是兴办洋务教育；三是制定和推行新教育制度。1898年，发表《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纲名教。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用偏废。”“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3）“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近代学校教育，改革了传统教育只重儒学的教育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一代新人，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2、阻抑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

3、中体西用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二．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

2.1.兴办外国语学校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极大。同时，《天津条约》规定，以后英法两国送至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文字写，仅在3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如遇文词辩论之处，则以英、法文字作为正义。因此，为了应付这种外交上的迫切需要，清政府批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京师同文馆，不久，以此为样本，洋务派又相继在通商口岸及边关等地，建立中国近代第一批外国语学堂，目的是培养本国的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洋务派认为，通过设立外国语学堂，“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术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失之实用”。因此，他们进一步扩大了外国语学堂的培养目标，不仅要培养翻译人才、外交人才，也要培养掌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并能专精务实，得中国自强之道的人才。正如张之洞所说：“本部堂讲求各国语言文字之意，在于培植志士，察他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以

期共济时艰，并非欲诸生徒供翻译之用。”这样，外国语学堂已非本来意义上的纯粹的外国语学堂，在以学习“西文”为主的同时，也兼习“西艺”，扩大了学“西学”的范围。

外国语学堂对报名学生进行严格筛选，招收年轻聪颖、身世清白、中文功底好、可造就的学生，逐步破除了门第观念，招收不只局限于八旗子弟，凡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这样，既扩大了招生范围，也保证了质量。各外国语学堂在招生名额上没有统一规定，但由于学校规模的限制，学生数量一般不多。

外国语学堂所设课程开始主要为英语、法语、俄语、德语等外国语言文字，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办学目标的扩大，又增设了算学、天文舆地、代数、几何、化学、物理、医学生理、万国公法等。有的学堂在专业上也有所增设。外国语学堂以西文为主课，同时兼习汉文，要求读四书五经，甚至有的还要求学满文。这种课程体系体现了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

外国语学堂制定了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对考试的类型、日期、奖惩等有关事宜都有较详细的规定。例如，上海广方言馆规定，让学生设立读书行事日记2本，平时送交先生考核，月终则综核。学生除了由教习按月考校课程外，逢端午、中秋、年节，由海关道宪、制造局道宪考核。

外国语学堂主要培养翻译人才，因此其毕业生大部分充任翻译人员或从事外交工作，也有一部分担任各省新式学堂教员，服务于教育界。此外，有出国留学的，到交通部、银行任职的，做知县、知府的。具体就各所外国语学堂来说，情况不同。

由此可见，外国语学堂较旧式学堂无论从招生、教育内容、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向近代化迈进了。

洋务运动期间开办的外国语学堂有7所，主要是：

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弈奏请在北京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培养熟谙外语译员的新式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上海同文馆：同治二年（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例，奏设于上海，4年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与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后定名兵工学堂及中学堂。

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年），广州将军瑞麟仿上海同文馆例。奏请设立于广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广州驻防中学堂内。

新疆俄文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新疆巡抚刘襄勤奏请在省城迪化设立，仿京师同文馆章程办理。

台湾西学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巡抚刘铭传奏请仿京师同文馆章程，在台北设立。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接任巡抚邵友濂裁撤。

珲春俄文书院：光绪十四年（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武昌开办，是湖北省最早的一所外国语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普通中学，是为湖北省有普通中学之始

在众多的外国语学堂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京师同文馆。它的产生，是中国教育的一次重要变革，中国教育制度史的一个转折点，拉开了中国新教育的序幕。学习西方教育，从此在中国开始变成现实。

2.2.开办科学技术学堂

洋务派创办的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中，虽然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但主要是以外语或军事为中心而进行的，并非多角度、全方位地学习各种专业科学技术。从

19世纪后期开始，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强大的原因不仅因为他们船坚炮利，还在于他们的国富民强。西方国家已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运用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的本质就是“人才”。正所谓“求才者但供一日之需，储才者可备数世之用”。中国要抵御外侮也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博的人力资源。这也是洋务运动第二发展阶段“求富”的主要内容。所以，洋务派创办了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学堂，以培养通讯、救护、运输等技术人才“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既满足当时的国防需要，又满足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此时期开设的科学技术新式学堂有14所。其中主要有：

福州电报学堂（或称电气学塾）：光绪二年（1876年），丁日昌奏请设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电报学校。

天津电报学堂：光绪六年（7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设立，大约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停办。

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年）设立，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上海电报学校，未及半年又改为上海电报传习所。

湖北算术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设立。

天津医学堂（或称北洋医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开办，是中国近代政府自办的最早的西医学堂。

山海关铁路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津榆铁路公司创办，“为我国铁路学堂之最古者”。

南京铁路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南京陆军学堂附设。

江南储材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创办，是清末培养实政人才的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更名为江南高等学堂。

除此以外，还有金陵同文电学馆（1883年），两广电报学堂（1887年），台湾电报学堂（1890年），湖北矿物局工程学堂（1892年），南京矿物学堂（189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1898年），等等

这些科学技术学堂招生比较严格。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并且实行严格的考试录取制度，同时实行试习淘汰制。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萌芽，它们的建立，在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2.3.开办近代军事学校

洋务运动时期除了开创培养翻译、外交人才的外国语学堂，还创办了培养军事人才（包括能征善战的将才和军事技术人员）的军事学堂。洋务派认识到，要抵御列强的武装侵略，必须培养掌握先进军事技术的人才，建立新式军队，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他们把创办学堂看作是培植人才的根本。

此时期开办的军事学堂，包括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共15所左右。其中主要有：

福州船政学堂：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于福州船政局附设，分前学堂和后学堂两部分。是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海军制造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改前学堂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改后学堂为福州海军学校。

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同治十三年（1874年）设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事工程学堂。

广东实学馆：光绪六年（1880年），粤督张树声奏请在广州黄埔设立，张之

洞到任后改名为博学馆，是一所培养军事科技人员的学校。

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设立，是中国近代一所有重要影响的海军学校。

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奏请设立，学堂全部仿照德国陆军学校办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陆军学校。

广东水陆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由原广东博学馆扩建而成。

江南水师学堂：光绪十六年（1892年），南洋大臣曾国荃奏请设于南京。

湖北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在武昌设立。

除此之外，还有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6年），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1888年），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1889年），北洋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山东烟台海军学堂（1894年），江南陆师学堂（1895年），直隶武备学堂（1896年）等等。

在这期间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制造学校——福州船政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海军制造学校，也是洋务派官僚继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第一批外语类学校之后，创立的最早一所新类型的洋务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大批海军人才，近代造船工业骨干和一批海军教育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对清末其他水师学堂来说，起了先驱示范作用。福州船政学堂还为其他水师学堂输送了管理人才和教习。总而言之，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海军学校的“开山之祖”，为近代海军、近代造船事业以及海军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它又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学校，在课程设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招生制度、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为近代科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技术人才。影响了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同时它们采取的新措施、新方法、新手段也不可避免的冲击了旧军事教育体制，成为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开端

所以，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学校的创办打开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新局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海陆军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先河。

三、派遣留学生

3.1.留学生的状况

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作为一种培养方式，洋务派还有计划的派遣留学生出洋。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帷幕。这些留学生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直接接受西方教育的一个群体，对于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的变革，产生了深渊影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幼童留美

1870年冬，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正式得到清政府批准。从1872年8月起至1875年10月共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先河。幼童到达美国后，大体上按两人一组，分散寄居在美国社会中。这种方式，既使幼童的生活得到照顾，同时也使他们融入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利于语言学习。过了语言关之后，他们便入当地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后，又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学习。由于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他们中不少人进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等著名大学深造。中国留学生的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礼貌谦虚，赢得了美国友好人士的赞誉。然而遗憾的是，幼童们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学业，而于1881年被提前撤回。

留欧学生

在第一批幼童赴美之后，清政府就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至甲午战争前约20年间，先后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共4批，计145人。分别是：1876年，李鸿章奏请派遣王得胜、卞长胜、朱跃彩、杨德明、袁雨春、查连标、刘芳圃等7人赴德国学习“陆军技艺”。这是中国第一批留德学生，也是最早一批陆军留学生。1877年至1896年，以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为主体的船政留欧学生4届共88人。1892年，张之洞奏请准派译员俞忠沅携工匠10人至比利时学习练钢技术。1896年，张之洞又获准选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材学堂的学生40人赴英、法、德3国留学。在上述4批留欧学生中，以船政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组织管理最有成效，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

3.2.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的作用

（1）.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其中最享盛名的是1905年至1909年主持修建京张铁路著名工程师詹天佑

（2）培养了一批企业事业管理人才。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掌握现代管理知识的科技人员，例如邝国华是江南造船厂厂长，黄仲良曾是沪宁线总经理津浦路总经理，唐国安是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

（3）.培养了一批海军人才。他们不少人在反击外国侵略中表现勇敢，为国捐躯，有的成为海军高级军官，例如北洋舰队“镇远号”和“定远号”管带都是两度出洋的林曾带和刘步蟾

（4）.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在留学生中不少人出任驻外公使，领事，代办等外交官，改变了我国在外交上受外国人愚弄的窘况

参考文献和注释

1.高时良、黄仁贤《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年4月

2.武吉庆《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6月

3.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年1月

4.彭小舟《近代留美学生与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0年2月

5.张之洞《戊戌前后的痛与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