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依附性经济结构

印度依附性经济结构

一、英国殖民统治以前的印度经济

英国殖民统治前，印度经济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自给自足的、封闭的村社经济；作为行政中心、宗教中心、商贸与手工业生产聚居地而发展起来的城镇经济。

（一）村社经济

村社是自原始社会就保留下来的一种古老制度。村社大致可分为两类：共有制村社和分有制村社。在共有制村社里，土地为村社共同占有，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结合在村社中耕种封建王公的土地；村社在向封建国家集体缴纳田赋的前提下，对所耕种的土地具有永久的占有权，村社占有的土地一般按人口的平均原则分配给社员耕种，基本不存在租佃剥削关系。在分有制村社里，土地由各农户所占有，分别缴纳田赋，并存在租佃剥削关系，村社的农民可分为拥有土地永久占有权的村社全权农民、失去土地的农民和非村社农民三部分。英国殖民统治前，分有制村社是村社的主要形式

村社里农业和“附助性副业”[1]的手工业牢固结合在一起。村社成员之间有世袭的固定分工，分别从事土地耕种、牲畜饲养、手工业加工等。村社生产的大部分粮食由村民自己消费。村社还自己为各类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如此，村社内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密切结合起来，独立于外部世界自行运转，每个村社即是一个封闭的小国。自然，建基于村社基础上的印度经济便具有了特别的稳定性和保守性。村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多，最主要的联系是向地方王公或包税人缴纳贡赋。

[1] 亚历山大﹒I﹒奇切克乌：《16-18世纪印度经济结构的演变》，马诺哈尔，1998年，第21页。

村社的确是一个封闭隔绝、自给自足的社会单位，但英国殖民统治前夕，随着印度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的较大发展，村社的经济关系开始发生改变。

首先，村社和市场的联系有所加强。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农民或是通过中间商人的收购买卖活动，或是通过在市场上的直接销售与市场加强了联系。同时，一些手中稍有货币的农民，开始购进一些廉价原料，发展起来与市场联系比农业生产更为密切的家庭手工业。印度农民最重要的传统家庭手工业是棉纺织业，此外，还有植物油加工业、动物油脂加工业、蔗糖加工业、棕榈汁加工业、席制业、棕榈纤维编兰业等。[1]无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加强了村社和市场间的联系，当然，也应该看到，当时这些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满足家庭和村社的需要。

[1] 亚历山大﹒I﹒奇切克乌：《16-18世纪印度经济结构的演变》，马诺哈尔，1998年，第25页。

其次，高利贷在村社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村社农民的分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17世纪时，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们为了支付侵略战争和镇压各种起义及反抗运动所需要的各种费用，对货币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越来越广泛地采取包收土地税的办法。包收土地税的通常是商业高利贷资本中最富裕的阶层，即扎吉达尔和柴命达尔。扎吉达尔和柴命达尔在签订包税合同之后，可自己规定征收的土地税率；同时，又因为包税期一般又较短，政府可能在包税到期时交给另外一个出钱更多的人承包。因此，扎吉达尔和柴命达尔为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极尽剥削农民之能事，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把更多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

结果

一方面是农民和市场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村社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一些农民每逢欠收或者天灾人祸便依赖借债，从而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导致了村社的贫富分化。

（二）城镇经济

城镇经济与乡村经济大不相同。城镇有种类繁多的职业和行业，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它们因拓宽市场的需要应运而生。

城镇经济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类是作为朝圣之地或者神圣的宗教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镇经济。“据历史学家哈菲汗记载，在纪念穆斯林圣人和在寺庙附近庆祝节日时，经常有数十万人汇集在那里，买卖各种商品。”[1]这类城镇较为典型的有阿拉哈巴德、贝腊勒斯、加雅、那什克等。

[1]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第二类是作为某王室所在地或者某省省会所发展起来的城镇经济。这类城镇较为典型的有德里、拉合尔、勒克瑙等。拉合尔是旁遮普省的“主要城市，建得很大，人和财富都很多，是全印度主要的商业城市之一。”[1]1581年的拉合尔“不亚于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城市”。不过，这类城镇经济的发展一般不甚稳固，如果城市自身不处于重要商道上的话，一旦失去王室的支持便会迅速衰弱下去。

[1] 拉梅什·钱德拉·马宗达、赫姆钱达·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高级印度史》，麦克米伦印度公司，1978年，第563页。

第三类是位于重要的商道上，作为贸易或商业中心的而发展起来的城镇经济。如米尔浦尔、阿默达巴德、班加罗尔等。据说，阿默达巴德是一个“高度繁荣，气势宏伟的城市”，[1]它陈列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最优质产品，是印度的商贸中心之一。

（三）村社经济和城镇经济发展的结果

1、村社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城镇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印度对外贸易的发展。长期以来，孟加拉就和远东、东南亚、非洲以及中东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14世纪时，孟加拉地区已大量出口部类、丝织品和农产品，同时进口香料、黄金和其它贵金属。16世纪早期，孟加拉与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土耳其、波斯、马六甲、苏门答腊岛、勃固等国家和地区间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

每年大约有四五船棉花、布匹、食糖和姜自孟加拉运往马六甲和爪哇。科罗曼德尔海岸各港口与波斯、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马来西亚群岛、勃固和中国的联系也有所加强。科罗曼德尔海岸各港口向他们出口举世闻名的戈尔康达棉花、棉线、铁、钢和各种农产品，同时又从非洲、勃固和中国进口白银，从阿拉伯半岛进口马匹，从巽他群岛和马鲁古群岛进口香料和贵金属，从中国进口丝绸。[1]

[1] 亚历山大﹒I﹒奇切克乌：《16-18世纪印度经济结构的演变》，马诺哈尔，1998年，第116页。

2、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大发展，自17世纪中期起，印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孟加拉等地出现了不少棉纺织手工工场和制糖工场，这些工场雇工人数不等，从几十人到数百人，多实行计件工资，并有简单的生产协作。这些工场可算作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规模更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是造船业和采矿业，每个矿区的雇佣劳工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

17世纪后半期，高康达钻石矿场的劳动组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有时矿区工人总数高达60,000人。当时，与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并存的另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形式是包买商制度。商人们为了保证能获得足够的产品，普遍采取了提供定购预付款，交付产品时最后结算的做法。马德拉斯地区的大部分家庭手工业都被包买商卡罗·韦兰控制。包买商制度使得：接受预付款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在生产生上形成了对包买商的依赖，成了在包买商指挥下一系列生产过程的加工者。在印度，包买商生产实际上是一种较低级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

印度封建社会母体中资本主义新质要素的出现表明，尽管印度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嫩弱，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并开始成长。不幸的是，印度的统治者没有及时革新除弊，审时度势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随着欧洲殖民的入侵，印度一步步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

二、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印度经济社会

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入侵印度始自1498年。是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借助古吉拉特人的领航，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特。之后，西方殖民者纷踏而至。1600年1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伦敦成立，从伊丽莎白女王手里获得了15年东方贸易的专利权；1602年，荷兰商人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由国家授权独占对东方的贸易，并在整个17世纪事实上保持着对东方香料贸易的垄断；1664年在，在科尔伯的建议下，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并于1668年在苏拉特建立了在印度的第一个商馆。各国东印度公司都以在印度谋求贸易特权、建立设防商馆和殖民据点为目标。当时，鉴于莫卧儿帝国帝国的强大，西方殖民者还不敢也无力对印度提出领土要求。

莫卧儿帝国的瓦解为西方殖民者的征服提供了可乘之机。18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在印度的公司中，实力最雄厚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次之，葡萄牙公司业已衰弱，荷兰公司虽商业势力雄厚，但其他方面较弱。因此，英法公司间的相互竞争势不可免，并由相互竞争演变到了武装冲突。经过三次卡尔那提克战争，法国人战败，仅保留了本地治理等5个不设防的商业据点。这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由成立初期的一个海上贸易公司，转变成了一个拥有军队、领土、宣战权和媾和权的权利机构，即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自此，印度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时代。

18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还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相应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还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统治主要还是服务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剥削采取的是赤裸裸的直接暴力掠夺，如东印度公司从其傀儡米尔·贾法手中一次获得的礼物和赠品高达1,238,575英镑，克莱武的一份就达31,500英镑，此外，克莱武还在孟加拉得到了一大块富饶的地产。1760年，米尔·卡西姆被任命为印度的行政长官时，他获得的献礼总额为200,269镑。[1]以上掠夺无处不体现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掠夺特征。

[1] 罗梅什·琼德尔·达特：《英国统治早期时的印度经济》，伦敦，1950年，第32页。

在各种掠夺手段中，对土地税的掠夺最为突出。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缓和广大群众强烈的反抗情绪，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同时也为了确保对印度农民土地税的搜刮，先后在英属印度各地区实行了三种正规的土地税制。

孟加拉的固定柴明达尔制。179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孟加拉管区建立了固定柴明达尔制。柴明达尔制是以当时的柴明达尔为纳税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柴明达尔多为有钱有势的东印度公司的“经纪人”和高利贷者，而主要不再是原来孟加拉的世袭包税人。孟加拉的土地税税率非常高。1793-1822年间，孟加拉的土地税固定为地租收入的90%。1794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征得的土地税总额为2,680,000镑，而1764年时，孟加拉的穆斯林统治者所征得的土地税只有817,553镑。[1]固定柴明达尔制后来又实行于贝拿勒斯和马德拉斯管区北方部分地区。19世纪初期之后，固定柴明达尔税制因被认为于政府财政有损而不再实行。

[1] 罗梅什·琼德尔·达特：《英国统治早期时的印度经济》，伦敦，1950年，第ix页。

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瓦尔税制。莱特的阿拉伯文意为农民；莱特瓦尔制即指农民租佃制。1820年，莱特瓦尔税制经过在马德拉斯管区南部一些地区的一段时期实行以后，在整个管区普遍实行。1819年，东印度公司兼并了马拉特联盟诸王公的部分领地之后，又将莱特瓦尔税制推行于孟买管区。莱特瓦尔税制下，农民保留了较多的权利，被承认为土地所有者，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比柴明达尔制下的农民更为沉重，农民实际上成了英国殖民者的佃农。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课征的土地税是土地总收入的一半；1817年，东印度公司开

始征服马拉特联盟时，孟买的土地税收入是800,000镑，东印度公司统治后不久，孟买的土地税收入就高达1,500,000镑。[1]

[1] 罗梅什·琼德尔·达特：《英国统治早期时的印度经济》，伦敦，1950年，第ix页。

北印度的马哈尔瓦尔税制。1822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德里、阿格拉和恒河流域地区推行马哈尔瓦尔税制。根据这种税制，耕地归农民占有，由村社统一纳税，税款由原村社头人交纳。在村社头人为纳税人的情况下，税率为地租额的83%，由村社共同纳税的地产，税率为净收入的95%，而且税率是可变动的。

三种土地税制的推行给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如上文数字所示，随着土地税制的推行，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高额稳定的土地税收入。这些收入除用于维持东印度公司殖民政权的行政和军事开支外，“还有相当部分每年以‘输英购货’形式，换成商品运回英国。1793-1812年，用税收节余购货价值达25134672英镑，平均每年1332877英镑。土地税收入转化成商业资本，大大增添了公司的商业利润。”

[1]同时，印度财富迅速流入英格兰。据估计，1757-1780年间，从孟加拉流入英格兰的财富总价值约达3,800万镑。[2]单向财富外流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农业的停止，手工业的颓废，商业的萧条。

[1]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

[2] 拉梅什·钱德拉·马宗达、赫姆钱达·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高级印度史》，麦克米伦印度公司，1978年，第800-801页。

另一方面，土地税制的推行改变了印度农村古老的村社制度，破坏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推动了农村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殖民政权为了榨取更多的财富，继承了已经不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国家最高土地所有权，结果使得封建主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变得残缺不全。

三、东印度公司统治的结束与印度依附经济的形成

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资本主义进入工业资本统治阶段。工业资产阶级虽然也和商业资产阶级一样，需要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但二者目的有所不同。工业资产阶级需要向世界各地输出其工业产品，同时从各地输入工业原料，以便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自然，工业资产阶级必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调整旧殖民主义政策。与之相适应，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政策从原始积累阶段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业资本殖民主义政策阶段。

英国殖民政策的转变是英国国内工业资产阶级与商业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由英国议会以立法手段强制实行。这一转变以1813年的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1833年的特许状法和1853年的特许状法的出台为标志。1813年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除茶叶贸易垄断权之外的其它对印度贸易垄断权，对印贸易向所有英国私商开放；1833年法案进一步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贸易的茶叶垄断权，自此，“公司仅仅作为政权机构而存在，公司股息由印度税收支付”[1]；1853年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任命官员的权利，规定了文官考试选拔制度，把自由竞争原则由贸易领域引入政治领域。“三个法案构成了殖民政策新阶段的宪章。”[2]

[1] 罗梅什·琼德尔·达特：《英国统治早期时的印度经济》，伦敦，1950年，第270页。

[2]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9页。

英国新殖民政策的核心是把印度变成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把印度经济发展成为英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依附性经济。为此，英国通过各种手段，在试图限制并挤跨印度制造商的同时，竭力使英国农业商品化，从而增加原料的出口。

在以先进的近代工业为后盾的英国工业的排挤打击面前，印度的手工纺织业首当其冲。

印度一向是纺品出口国，尽管已经遭受了英国殖民者半个多世纪的摧残，印度的手工纺织业依然存在，其产品不但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能供以出口。这主要是因为：手工纺织工艺简单，织机简陋，只要手工艺人还活着，就能生产出纺织品。因此，英国纺织品要想打开印度市场，就必须首先摧毁印度的手工纺织业。

（1）实行差别关税是英国政府和英国殖民政权挤跨印度纺织业的重要手段。尽管英国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但英国政府却对输入和输出印度的纺织品实行了差别关税。英国政府对印度纺织品进口采取了保护性关税政策，而同时却一再降低输入印度的英国纺织品关税。据罗梅什·琼德尔·达特的统计，1812年和1814年，英国禁止印度丝织品输入；1832年时英国虽然准许印度丝织品输入，但税率高达20%到30%。而英国输入印度的丝织品却只征收3.5%的关税。

对进口的印度棉纺织品，英国同样实行高额的保护性关税，1824年，棉布、细棉布和其它棉织品的从价关税分别为67.5%、37.5%和50%。而大约同一时期，英国却一再降低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纺织品的关税，1836年后，各类棉纺织品的关税仅为2%-3.5%。

英国的保护性关税政策提高了本国纺织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印度纺织品的外销之路被堵死，由纺织品出口国转变成了进口国。1813年，由加尔各答输入伦敦的棉织品总价值还高达200万英镑，而1830年时，加尔各答反而从英国输入了价值为200万镑的棉纺织品。[1]1850年，印度输入的英国棉纺织品约占英国棉纺织品总出口量的1/4。19世纪下半期，英国棉纱已进入英国农村，结果，“廉价英国商品的涌入导致了印度乡村手工业的衰弱”，[2]印度的手工纺织业被英国的大机器纺织业摧毁。

[1] 罗梅什·琼德尔·达特：《英国统治早期时的印度经济》，伦敦，1950年，第293-294页；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1-242页。

[2] R.C.维尔马尼：《印度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德里，2000年，第84页。

除纺织业外，英国政府和英国殖民政权还通过差别关税严重打击了印度的五金业、造船业、玻璃制造业、陶瓷业、制糖业。英国制造品输入加尔各答只征收2.5%的关税，而印度制造品输入英国有时要交纳高达400%的从价关税。结果，英国的铜、铅、铁、玻璃和陶瓷等工业制成品大量涌入印度。

印度加尔各答的造船业在19世纪初叶之前比英国还发达，这引起了英国造船主们的嫉妒。为了防止印度造船业的竞争，英国造船主们利用立法手段，使加尔各答的造船厂停业。到19世纪中期，印度的本土工业差不多全部破产了。“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跨了”。[1]印度成了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5页。（2）新一轮的土地税改革

英国统治者在把印度变为英国工业品销售市场的同时，也开始了把印度变成英国原料供应地的过程。当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工业对棉花、黄麻、甘蔗等工业原料的需求迅速增加，这就要求英国殖民政权进一步打破印度农业的自给自足结构，引诱印度农民发展经济作物，实现印度农业的商品化。

为此，英国殖民政权通过了新一轮的土地税改革。

自1833年起，印度所有未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的地区，逐步实行新的土地税制。

新土地税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降低了土地税率。1833年，印度西北省的土地税率从地租的83%降低到了地租的66%；1856年又进一步降至地租的50%。

其次，延长修订土地税率周期，由5年一修订改为30年一修订，如此，税额能在一个长期内相对稳定。

再次，部分地区的土地税率根据土质分级，税额定到每块土地。

最后，再次明确规定纳税人可以自由支配其土地，包括抵押转卖。

新土地税制极大地刺激了地主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开始种植比粮食作物利润高的多的经济作物。同时，土地的流通激励了熟悉市场的高利贷者和商人们购买土地的热情。马土腊县从1799年到1853年，全县纳税的土地有33%左右过了户；阿利加尔县从1838年到1868年间，有84%的土地过了户；法特普尔县从1840年到1870年间，有72%的土地过了户；坎普尔从1801年到1870年，有62%的土地过了户。这些土地主要种植与市场联系密切的经济作物。结果，印度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并且形成了经济作物种植专业区，商品化农业趋势进一步加强。[1]

[1]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联合省各县地志》，贝拿勒斯，1908-1913年，第2卷之第151页，第4卷之第134页，第19卷之129页，第20卷之第124页（转引自安东诺娃等主编：《印度近代史》，三联书店，1978年，第390-391页）。

随着新一轮土地税改革的进行，印度出口的农产品原料迅速增加。原棉是印度重要的出口产品。1849年，印度出口的原棉总值为177.5万英镑，1858年上升至430.2万英镑；从1859年到1864年间，印度出口到英国的棉花由51万包增加到140万包。印度的原棉出口总值约占总出口值的15%到20%。生丝、糖和黄麻的出口量也很大，1849年和1858年，它们的出口价值分别为71.4万英镑和76.7万英镑、181.4万英镑和117.6万英镑、6.9万英镑和30.3万英镑。

在印度输出的农产品原料中，鸦片作为特殊的出口农产品一直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殖民政权种植罂粟和出口鸦片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鸦片这一特殊商品打开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鸦片产于孟加拉、比哈尔等地，英国占领孟加拉后实行专卖，殖民政权收购罂粟后，加工成鸦片，向中国等地走私。1834年前，在印度出口产品中，鸦片出口居于首位。之后，特别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鸦片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蓝靛取代鸦片成为印度的首要出口品。不过，鸦片战争后不久，鸦片再次成为印度首要的出口品。1850年，印度出口的鸦片的总价值约占出口总价值的35%，而蓝靛只占10%。1858年，印度出口的鸦片总值为910.7万英镑。[1]

[1] 迪特马尔·罗瑟尔蒙德：《印度经济史》，伦敦和纽约，1988年，第26页；罗梅什·琼德尔·达特：《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经济史》，伦敦，1956年，第131-132页；S.S.M.德赛：《印度经济史》，孟买，1980年，第52页。

（3）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英国殖民政权在把印度变为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让他们头痛的问题：印度境内交通不便。在1853年连接孟买和塞恩的铁路修通前，印度境内还没有铁路，且道路年久失修。为了更便捷便宜地把英国的工业品输送到印度内陆，同时把内地的原料运到各口岸，英国殖民政权决定在印度兴筑铁路。另外，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也让英国统治者感受到了修筑铁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英国殖民当局希望能通过铁路迅速集结调动军队，以保护英国人未来的安全。

1849年，东印度铁路公司和大印度半岛铁路公司签订了共同修筑连接加尔各答和孟买间铁路的协议。东印度铁路公司自加尔各答修起，而大印度半岛铁路公司自孟买修起。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和英国国务秘书查尔斯·伍德都积极支持英国在印度的铁路修筑事业，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英国政府保证：东印度铁路公司和大印度半岛铁路公司投资铁路的最低股息为5%。当铁路的净收入少于投资额的5%时，其差额由殖民当局的收入来补足；如果超过5%，其超过部分的半数归殖民当局。当时，英国铁路的净收入大约只是投资额的3%，因此，最低5%的投资收入对铁路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到1869年，印度已修筑铁路4,225英里，共投资890百万卢比。之后，铁路兴筑速度有增无减，到1900年时，印度

共有铁路25,000英里。[1]

[1] 迪特马尔·罗瑟尔蒙德：《印度经济史》，伦敦和纽约，1988年，第31页。

不过，铁路的兴筑并没有带来印度经济的发展。铁路的兴筑急遽扩大了对钢材、机车、煤炭等的需求，但这些都主要从英国输入，对印度的工业经济发展促动不大。虽然早在1865年就已经在孟买建造的第一台铁路机车，但1865至1941年间，由在印度生产的机车总共只有700台，而从英国进口的机车却有12,000台。[1]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英国和印度间的运费进一步降低，孟买的英国煤的价格比加尔各答的孟加拉煤的价格还要低。由此可见铁路兴建所带来的英国商品在印度市场上倾销之一斑。

[1] 迪特马尔·罗瑟尔蒙德：《印度经济史》，伦敦和纽约，1988年，第31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的工业毫无发展。英国作为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印度进行殖民剥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工厂移植到印度。在向印度倾销工业制成品的过程中，一些精明的资本家发现，与其把印度的原材料运到英国加工后再返销印度，不如在印度就地设厂，然后就地倾销或销往其它地方更为划算，这自然促进了印度的工业发展。

1855年，英国人乔治·阿克兰在印度建立了第一个黄麻厂，1873年，加尔各答的黄麻纺织厂已拥有黄麻纺织机1,000台；1854年，印度拜火教企业家C.N.达瓦尔建立了第一个棉纺厂，到1879年时，印度棉纺织厂已雇佣纺织工人100,000人。与一战前黄麻工业几乎完全由英国资本控制不同，棉纺工业的印度资本所占比例较大。和C.N.达瓦尔一起建立印度第一个棉纺厂的其余50名投资者中，只有两名英国商人，另除几名印度教徒外，都是拜火教教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印度资本实力相对弱小，所以发展速度远没有由英国资本控制的黄麻工业快。19世纪最后25年间，棉纺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黄麻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1]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开始大规模向印度输入资本，印度工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到19世纪末，印度已建成194座棉纺厂和36座黄麻厂，煤炭年产量已增加到600万吨以上。[2]

[1] 迪特马尔·罗瑟尔蒙德：《印度经济史》，伦敦和纽约，1988年，第50-58页。[2] 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然而，尽管19世纪末时，印度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迅速提高，并且利用煤、铁资源发展近代工业的基础也业已奠定，但印度事实上却正在逐步沦为一个农业国家，仍然以种植棉花、靛蓝植物、茶、黄麻、稻米等作物为主。而且随着铁路的兴建，印度的原材料外运量大幅度增加。1868年，印度出口产品总价值508百万卢比，1887年时上升至884百万卢比。在出口的原材料中，原棉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871年时，鸦片、蓝靛和原棉的出口总价值占印度出口总价值的60%。后来原棉的出口量有所下降，黄麻的出口迅速增加。1901年时，黄麻和茶叶的出口总价值占印度出口总价值的19%，而1871年时仅占7%。出口构成数据的变动并没有改变印度仍然是原材料出口国这一事实，因为无论是原棉，还是黄麻都是未经加工的原材料，而不是工业制成品。

结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仍然还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国和英国工业品的进口国，是英国的一个农业殖民地。印度的对外贸易由英国商人控制，并且已经被纳入世界市场。印度经济主要是为英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是一种明显的依附性经济。